《东南传播》论文| “话语正当”看“隐性规训”：福柯规训权力理论视域下网文平台改革策略研究—— 以晋江文学城反同质化新规为例

文摘文化 2025-01-13 17:50 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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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诗雨

浙江传媒学院文化创意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张雷

通讯作者，浙江传媒学院文化创意与管理学院研究生导师，教授，院长

摘要

网络文学的繁荣促使大量创作者投身于数字化劳动领域，专注于文本创作。然而，这一过程中，网文平台与创作者之间关系的深化也引发了新的剥削现象。在规训权力理论的视域下，本文详细探讨了平台如何通过新规的隐蔽性、话语正当性的重新构建以及情感诱导等手段，结合高管对话、公开讨论等策略，悄无声息地推动改革进程。这一改革过程中，网络文学创作者在内容创作方面的权力被逐渐削弱，呈现出独有的特征，如改革话语下的立场游移、自我规训的强化以及情感劳动的增加。这些隐性规训方式不仅掩盖了创作者潜在的抵抗情绪，还进一步巩固了平台对创作流程的控制力。此现象揭示了数字化劳动中的新问题，即平台如何巧妙地影响和控制创作者，进而加深剥削。因此，对网文平台改革策略的深入剖析，对于保障创作者权益、促进创作自由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数字劳工平台作者规训权力理论数字资本主义

NO.1

问题的提出

早在2020年5月，网络文学领域便爆发过一场名为“五五断更节”的跨平台和多作者参与的抵抗平台压迫的事件。事件起因与阅文集团试图变更作者签约条款事项相关，平台希望将原有的VIP收费模式，转向为全平台免费的运营方式，并且强制要求作者重新签订条款。 [1] 条约内容一出便引起了众多作者的反对与抵抗，甚至非阅文旗下的平台作者，也自发在5月5日这一天，采取断更的形式，声援阅文作者，由于作者的抵抗激烈，引发了巨大的舆论风波，阅文集团随后也组织了座谈会，对合同内容重新商讨修改。

而在2023年10月，在晋江文学城的作者论坛内，编辑发布了名为“关于文章名高频词、文章名在榜展示、完结和限免频道标签分类榜展示调整通知”的网站公告，随后，晋江文学城总裁冰心在论坛中发表一篇名为“我们为什么要改革？”的文章，阐述其改革的心理路程，该文发布后，引起了作者内部的广泛讨论，具体的问题在于，网站所说的因同质化问题从而限制作者的文章的权重的条款，势必影响作者的曝光与收益，而除去国家规定的内容题材的限制外，网站对于作者内容取名的自主限制是否合理。

在数字时代背景下，网络文学平台及其作者 —— 即数字劳工，正经历着深刻的变革。学者姚建华深入探讨了数字劳工在零工经济中所面临的多重困境，包括劳动力过剩、就业不稳定、工作碎片化以及精神焦虑等问题 [2] 。这些问题对于网络文学创作者来说已成沉疴难医的弊病，但尚未提出较好的解决措施。进一步地，有学者揭示了数字平台如何通过免费雇佣、延展数字劳工的身体机能等手段来获得收益，同时将劳动隐藏在记录生活或娱乐的借口之下 [3] 。平台通过各种激励机制和规则来引导作者创作，但这些规则可能并不总是符合作者的创作初衷或最佳利益。学者林青认为，马克思和福柯对于权力的理解存在差异。福柯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展示的权力形态，是一种肯定性的权力，服务于资本主义经济活动，而非传统的否定性司法权力 [4] ，为理解网络文学平台的权力运作提供了新的维度，即平台可能通过肯定性的激励和规训机制来塑造作者的行为和创作方向。资本权力通过规训技术来驯顺作者的肉体和精神，追求劳动力供给的持续与稳定 [5] 网络文学平台的改革中可能体现为平台对作者创作活动的规范化和系统化管理。数字劳工在享受技术便利的同时，也遭受着数字资本的剥削和异化 [6] 。这种异化不仅体现在经济层面，还表现在社会交往和精神情感上。目前学界对于福柯权力理论的使用的大量集中于文学作品内在意涵分析领域。在社会现象分析领域，已有研究者借助福柯的权力理论，对网络休闲中的“被规训”现象进行了剖析，指出网络平台利用算法和大数据对用户进行精准推送，实质上是一种规训行为 [7] 。这种规训通过设置标准、划分对象、规范行为和内化标准等环节，影响着用户的休闲选择和体验。目前尚且缺失用福柯权力理论分析网文平台的论文。而实质上福柯的规训权力理论为探讨网络文学平台改革及其背后的动机和影响提供了独特视角，原因在于该理论深刻揭示了权力如何在微观层面上运作，以及它是如何通过各种机制被内化和实施的。

相比于“五五断更节”所引发的强烈的社会反响，晋江文学城的新规同样也是使作者权力进一步让渡，但却实施得极为顺利，即便公告发布之初同样也遭受了抵制，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部分作者甚至选择和平台站在统一战线，因此，本文提出研究问题：网文平台是如何进行改革的，其背后的根本动机是什么？在推进的过程中，平台通常采用什么方式减小实施阻力？而这种话语上的正当性，是否是对从事网络文学活动的数字劳工的隐形规训？

NO.2

研究方法

福柯的规训权力理论强调权力如何通过细微的、日常的、看似无害的方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实现对个体的规训与控制。这一理论视角促使我们关注网文平台改革过程中那些不易察觉的权力运作机制，包括话语构建、情感动员、规则制定等。因此，本研究选择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作为主要研究方法，以捕捉这些微妙而重要的权力动态。

在深度访谈部分，本研究选取十位来自晋江文学城的作者作为访谈对象，单独每人为了确保访谈对象的代表性和研究的有效性，本研究设定了明确的资格标准。首先，访谈对象必须是晋江文学城的签约作者；其次，他们的从业时间需达到或超过两年，以确保对平台改革有较为全面和深入的了解；最后，这些作者需对平台改革有发表过自己的看法，无论是通过论坛讨论、社交媒体还是其他公开渠道。每位被访者均单独接受访谈，单次访谈时间不少于六十分钟，采用半结构化访谈大纲，围绕网文平台的改革措施、作者感受、改革动机、实施过程中的挑战与应对策略等核心议题展开。访谈通过微信语音或腾讯会议的形式进行，记录并转录访谈内容以供后续分析。同时，研究者成为晋江文学城的签约作者，并进入仅签约作者可见的碧水论坛进行长期参与式观察。这一平台作为内部交流的重要空间，能够提供丰富的非正式交流信息和平台内部文化的直观感受，重点关注平台改革政策在作者群体中的反应、讨论、执行情况及潜在问题。记录论坛中的讨论帖子、作者反馈、管理层的回应等，分析话语背后的权力关系和规训机制。在研究过程中，严格遵守学术伦理原则，确保访谈对象的知情同意，保护其隐私和匿名性。在参与式观察中，保持研究者的中立性和客观性，避免对观察环境造成不必要的干扰。

NO.3

权力的源起：网文平台改革的动机与需求

网文平台不会无缘无故地进行改革与规则调整，在研究网文平台的剥削动机方面的研究很多都基于马克思的“劳动控制”理论，布雷弗曼指出，劳动控制实质上是资本家为了降低生产的不确定性，利用技术控制、组织控制等方式，获取更多剩余价值。 [8] 虽然核心是为了剥削作者，但平台推出新规则的具体动机和需求可归为以下几种：

消费层面：优化用户体验

随着用户对内容质量的要求不断提高，平台需要采取措施来提升内容的质量和多样性。推出新规则可以打击低质量的内容，鼓励创作者创作出更高质量、更具有个性化的作品，从而提升用户的阅读体验。同时，也能够吸引更多的优质创作者加入平台，增加平台的内容供给。以晋江文学城为例，整个网站共分成四个大的组别，分别为言情组、古代组、衍生组、纯爱组。每个组别下分别有四个责任编辑，日常负责挖掘具有文学潜力的新人作者并与其签约，每个月过签（指通过编辑审核获得与平台签约的资格）人数约为200人左右。即便有源源不断的新作者加入进来，由于大部分签约作者都是以兼职的方式进行创作，日常还需兼顾自身现实生活，不少读者在微博或者其他社交平台上的反馈依然是最近平台缺少好的作品。小说爆款打造往往可遇不可求，出于优化用户体验的需求，新规有利于持续性激励作者进行创新。

供给层面：保护作者权益

平台需要保障创作者的权益，包括稿酬、版权等方面。推出新规则可以加强对创作者的保护，提高创作者的收益水平，同时打击盗版和抄袭等侵权行为，保护创作者的创意成果，也是维护平台权益，保持平台的可持续发展，防止供应方流失。在发布公告的同时，平台也在作者后台优化了举报盗版链接的功能，作者只需下载授权协议书并且签字上传，便可以直达浏览器平台（如百度、夸克）的反馈页面，进行打击盗版的操作。同时，晋江的法务部也持续起诉盗版网站，如笔趣阁。平台以作者收入为依据，将其分成空星到五星六个级别，而起诉为少部分三星级别以上的作者争取到了相应补偿。在供给层面，保护作者权益也是改革的原因之一。

竞品层面：适应市场潮流

随着网络文学市场的竞争加剧，平台需要采取措施来应对市场竞争。以短文出圈的知乎平台快速夺取市场份额，推出加设短文频道等规则可以增加平台的竞争优势，吸引更多的用户和创作者加入平台，提高平台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而晋江的短文频道在之前并不受重视，只能从网页版极小的部分窥见进入渠道。但是随着短视频对观众注意力的争夺，不少读者不再愿意花大量时间阅读长篇，更倾向于剧情跌宕反转，且能快速地阅读完毕的短文。平台也意识到短文或许是不可避免地大趋势和未来潮流，新规的推出一方面弥补了过去的不足，同时，也能够提升平台的品牌价值，增强用户的忠诚度和粘性。

外部因素：政府监管要求

随着政府对网络文学的监管加强，平台需要加强内容审核和管理，确保内容符合相关法规和政策。 [9] 自2020年以来，晋江身为头部网文平台，已经数次因违规以及涉黄内容被处罚及约谈，为了回应政府监管要求，虽未有公开的明文规定，但是编辑在签约作者群中的公告指出，任何涉及脖子以下的内容都不可描写。推出新规则可以加强平台的自我监管能力，减少违规内容的出现，从而降低平台的法律风险和运营成本。

NO.4

权力的基础：网文平台改革的逻辑与策略

渠道私密：部分公开规则下公众不可见性

相比于阅文平台修改合约最开始是在公开的社交平台上发酵，晋江的新规发布便选择在只有签约作者能够进入的论坛“三千佳丽”下现代组、古代组、纯爱组和衍生组当中，大部分的作者和读者所活跃的论坛是“碧水江汀”，由于各组的内容基本都被编辑所发写作技巧和其他事项所占据，该部分的论坛几乎没有人会经常进入和发表讨论，所以在规则发布后，没有立马引起广泛作者的关注，即便后来相关内容被搬运至“碧水江汀”，但并非所有的作者都会关注论坛，在新规发布后台也并未进行站内的短信通知，部分作者一直并不知晓站内改变。几轮下来消耗了作者的精力与情绪，在部分公开的规则下，改革并没引起非常大的公众关注，无法形成声量。因此，研究者成为晋江文学城的签约作者，参与观察新规发出后网文创作者的反应。通过检索，新规发出后，从2023年10月起，论坛与新规相关的讨论持续到了2024年2月，多篇帖子成为热帖。

晋江通过限制信息发布渠道至签约作者专属论坛，实现了信息的精准传递，但同时也牺牲了信息的广泛曝光，导致公众对新规的即时反应受限。信息发布渠道的选择与论坛活跃度的不匹配，加之缺乏有效的通知机制，共同导致了新规在发布初期未能获得广泛的公众关注，影响了信息的传播效果。

情感打动：吊桥效应下的危机共同体意识

作者所重视的首先便是因为文章名字的重复而降低榜单位置的权重的方案是否合理公平，对于作者来说，榜单位置影响着文章曝光，文章权重导致曝光不足直接关联到文章的收益，而文名的设计只要符合国家规定，作者是否需要违反同质化的规定买单，作者被迫要根据提示修改文章名，对于自身的创作又带上了新“镣铐”，并且规定当中所说的降低权重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后台计算规则，依赖算法则存在着“算法黑箱”的可能性，对于依靠榜单曝光收益排榜的作者来说，公平性尚且存疑。

情感劳动是指一种在工作场所中展现出的情感表达和展示，旨在满足客户需求或实现特定目标。 [6] 在现代社会，随着数字化和自动化技术的快速发展，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技术开始应用于小说领域，晋江总裁冰心在碧水论坛发表文章“为什么我们要改革？”冰心通过生成式AI给作者带来了一种共同的危机意识，吊桥效应是指当一个人处于危险或紧张的状态下，会产生强烈的生理和心理反应，这种反应可以引发另一个人产生相似的生理和心理反应。在冰心的多个反问中，她通过引发作者的危机感和对未来的担忧，使得作者更容易产生对平台的认同和依赖。这种认同和依赖使得作者更容易接受平台的新规，推动规则的实施，从而将作者和平台拉到统一战线上。支持改革的被访者无一不提及对职业未来的担忧。如被访者S2提道：“冰心之前也劝说过作者不要轻易全职，因为吃写小说这碗饭并非轻松又简单，以前我会反驳她，干什么工作不是干，都挺累的，但是自从知道番茄平台很多作者用AI生成小说赚钱后，我就觉得这行看不到未来了，冰心确实是在为作者考虑的。”生成式AI所带来的职业困境，激发了作者的危机感和对未来的担忧。高层情感劳动的运用，激发了群体性的吊桥效应，使得作者更容易接受和认同平台的新规，推动了规则的实施。

文章名字重复与榜单权重调整的关联，虽意在促进内容多样性，但实则对作者创作自由构成了一定限制，且透明度不足的计算规则削弱了规则的公平性，而恰在此时，情感劳动在推动平台新规接受度方面展现了其独特的力量，通过激发作者的危机感和认同感，有效促进了作者与平台之间的统一战线，但也需警惕情感操纵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话语正义：沉疴难医结构性矛盾重新归因

理解平台的剥削逻辑首先需要理解网络文学平台的运作机制。 [10] 平台通过提供创作空间、推广资源等手段，吸引创作者生产优质内容，从而吸引更多读者。 [11] 在这个过程中，平台利用自身的市场地位和资源优势，对创作者进行一定程度的控制和剥削。这种控制和剥削主要体现在对内容的筛选、推广和分发等方面。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平台与作者之间的矛盾逐渐凸显。一方面，平台希望创作者能够持续生产符合市场需求的内容，以保持平台的竞争力； [12] 另一方面，创作者在创作过程中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却往往难以获得相应的回报。这种矛盾的根源在于平台与作者之间的利益分配不均。为了解决这种矛盾，晋江文学城推出了反同质化新规。该规制的目的是通过限制同质化内容的产生，提高平台内容的品质和独特性。然而，这种规制也存在一定的问题。首先，同质化是市场选择的结果之一，限制同质化可能会影响市场的自由竞争。其次，该规制将平台的固有矛盾转移到了作者身上，将原本属于平台的问题归咎于作者。通过限制创作者的创作自由和收益，平台试图将更多的利益集中在自己手中，不仅加剧了平台与作者之间的矛盾，也影响了创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网络文学平台的运作机制隐含着对创作者的剥削，根源于平台对资源的垄断和对市场的操控。平台与创作者之间的矛盾，实质上是利益分配不公的反映，反同质化新规虽意在提升平台内容质量，但其执行方式却加剧了平台与创作者之间的矛盾，未能从根本上解决结构性问题。

NO.5

隐性剥削：被话语再驯化的数字劳工

平台改革的“话语合理性”让规则的制定和改变的出发点更为正义，作者对文本的创作权力反而被解构，忽略了获得和过去相同的曝光需要付出更多的创意思维的劳动成本。 [13] 作者在平台上的生产数据行为并非正向的劳动付出，而是受到平台话语驯化，被剥削的新形式。

立场摇摆：以平台利益为发声出发点

随着网络文学的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创作者投身于这一领域。 [14]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仅成为内容的生产者，也成了数字劳工的一部分。然而，当平台推出新规，如晋江文学城的反同质化新规时，这些创作者的立场开始出现摇摆。

平台为了自身的利益，往往会采取一系列的策略和措施来加强其控制和影响。其中，推出新规是一种常见的手法。这些新规的出台，往往是以平台的利益为出发点的。在这种背景下，一些创作者开始受到影响，他们的立场开始偏向于平台的利益。他们认为自己和平台是一体的，因此在考虑问题时，更多地从平台利益出发，而背叛了原有的劳工视角。高管冰心的话语对于这些创作者来说，具有强大的推动作用。她通过自己的言论和行动，让一些创作者意识到他们与平台之间的紧密关系，并促使他们更加倾向于维护平台的利益。这样一来，这些创作者的立场就发生了摇摆，他们开始更多地从平台利益出发，而不是从劳工权益的角度来看待问题。

这种立场摇摆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数字劳工在数字经济中的地位和挑战。数字劳工在创作内容的同时，也受到了来自平台的控制和影响。他们需要在维护自身权益和服从平台规则之间进行权衡，而这种权衡往往不是那么容易做出的。一些创作者可能会选择站在平台的立场上，认为平台的利益就是自己的利益，从而忽视了自身作为劳工的权益。 [15]

焦点转移：劳工间的矛盾进一步升级

随着平台新规的推出，劳工间的矛盾进一步升级。原本的关注点在于平台是否需要进行改革，但随着新规的推出，这个焦点逐渐转移到了具体的规则和利益分配上。例如，在晋江推出新规后，关于“霸王票榜单”的争议成为劳工间的主要矛盾点。

“霸王票榜单”是指在24小时内，作者收到读者的打赏前20名可以上到首页榜单。这个规则的初衷是激励创作者提供更好的内容，并通过打赏机制给予他们一定的回报。然而，这个榜单引发了一些争议。一些作者认为，这种机制可能导致一些人通过花钱来获得更好的排名，这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内容的公平竞争性。被访者S4表示：“我对这个榜单持保留意见。首先我承认我确实挺嫉妒那些能够被真实读者投上榜单的作者，这是人之常情嘛，但是看到和自己数据差不多的作者，因为家里有钱，瞬间就拉开了曝光，假设碰到这种同期（指同时段有上榜需求的作者），我就觉得好倒霉，本来有的好榜单说不定就被挤掉了，真挺不公平的。”问题的出现，进一步加剧了劳工间的矛盾。原本可能存在的合作关系或共同利益诉求现在变得复杂化。被访者S9表示：“我不知道大家为什么要关注霸王票榜单，明明和这件事没什么关系，这个榜单都存在了这么久，怎么可能取消掉？原本大家可能还在为共同的利益诉求而努力，但现在却因为规则的不同理解和利益分配的不均而产生了分歧和冲突。不仅搞得论坛乌烟瘴气，也削弱了我们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但一些作者可能支持这种榜单机制，认为它为他们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这种立场的不同，导致了劳工间的矛盾进一步升级。原本可能存在的合作关系或共同利益诉求现在变得复杂化，不同的创作者开始有了不同的立场和利益诉求。

赶工游戏：集体维权处境困难加剧

布若威提出“赶工游戏”，指的是通过将劳动过程“游戏化”的处理，营造出一种工人积极主动、努力工作的和谐氛围。 [16] 资本主义采用了一种策略来掩盖其剩余价值的本质，并巧妙地获得了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同意”。这一策略的具体实施是：资本家通过建立激励性的薪酬体系，赋予工人在单调乏味的工作中一种虚幻的成就感与自由感。 [17] 这种做法不仅导致工人之间产生了相互竞争与冲突的关系，而且还成功地将原本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阶级对立，转变为工人之间的内部竞争。 [18] 这样，工人们往往不会去思考或质疑背后的资本主义生产规则，从而有效地发挥了意识形态的遮蔽功能。 [19] 随着数字平台的崛起和壮大，创作者们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和问题。其中，关于创作权力的争议是一个核心问题。 [20] 许多作者清楚地认识到，平台新规是对他们创作权力的侵害，但由于内部不够团结、发声困难等原因，集体维权的处境愈发困难。如被访者S3提到：“我认为集体维权是必要的，也是有效的。但是，目前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内部不够团结和发声困难，最好是有些头部作者能够站出来，但是和平台利益捆绑太深了，过去解约离开的作者，哪有什么好下场。”

平台的规则制定往往倾向于维护自身的利益。 [21] 为了实现商业目标和增加收益，平台对创作者的权益和创作自由造成了限制。 [22] 而创作者们面临着内部不够团结的问题。在数字文学领域，创作者之间的竞争和差异导致了他们难以形成一致的立场和行动。由于个人利益诉求、创作风格等方面的差异，一些创作者可能会选择妥协或默许平台的规则，从而削弱了集体维权的动力和影响力。此外，发声困难也是集体维权处境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相对于平台而言，创作者在话语权和影响力方面处于劣势地位。当创作者意识到自身权益受到侵害时，他们往往难以通过有效渠道表达自己的诉求和抗议。这种话语权的缺失使得创作者难以引起社会公众和相关机构的关注和支持。

NO.6

结语

在深入探讨了网文平台改革策略及其对数字劳工的影响后，本研究以晋江文学城反同质化新规为例，揭示了话语正当性背后的隐性规训。通过研究，我们发现平台利用新规的隐秘性、重塑话语正当性、情感助推性等特点，采用高管对话、发布讨论等行为作为改革的逻辑与策略。这不仅揭示了网文平台如何通过改革来加强其控制和影响，同时也突显了数字劳工在其中的位置和困境。

未来的研究可以在本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网文平台改革的影响因素、机制和效果，以及数字劳工如何应对和反抗隐性规训等方面的问题。此外，还可以结合更多的实际案例，对比不同平台之间的改革策略和效果，为深化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更多的实证依据。

基金项目：论文系 2024年度浙江省青少年和青少年工作研究课题（立项号ZQ2024039）成果。

注释：

[1]汪金汉，“劳动”如何成为传播？——从“受众商品”到“数字劳工”的范式转变与理论逻辑[J].新闻界，2018（10）：56-64.

[2]姚建华.传播政治经济学视域中的数字游民研究[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24，61（02）：126-129.

[3]倪小帆，刘勇.“劳工分层”：快手平台乡村主播的数字劳动研究[J].传媒观察，2023（11）：32-38.

[4]林青.基于《资本论》的权力形态分析：马克思与福柯[J].哲学研究，2023（11）：24-32+128.

[5]吴奕乐，陈嘉明.资本如何驯服劳动力？——马克思《资本论》的福柯式权力主义解读[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54（05）：18-28.

[6]梁芳，汪怀君.数字劳工新形态的本质、异化与发展——以马克思人学理论为视角[J].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38（04）：42-50.

[7]何志玉，陆永胜.“猜你喜欢”：福柯规训权力理论视域下的网络休闲[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45（05）：137-144.

[8]夏冰青.数字劳工的概念、学派与主体性问题——西方数字劳工理论发展述评[J].新闻记者，2020（08）：87-96.

[9]孟飞，程榕，如何理解数字劳动、数字剥削、数字资本？——当代数字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J].教学与研究，2021（01）：67-80.

[10]李彩霞，李霞飞.从“用户”到“数字劳工”：社交媒体用户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J].（null），2019（02）：51-55.

[11]吕鹏，葛孝.一个超级网红的消亡史：网络主播的数字劳动、身份认同及治理——基于MC天佑的媒介生命史研究[J].国际新闻界，2023（08）：155-176.

[12]吴鼎铭，徐丙飞.去技能化、自我剥削与写作游戏化：新媒体时代网文写手实证研究[J].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04）：2-9.

[13]林怡.“数字劳工”理论视域下社交媒体对用户的劳动引导——以微博为例[J].科技传播，2021（11）：154-156.

[14]刘国强，闫方洁.平台经济时代数字灵工的劳动隐化及其逻辑探究[J].理论月刊，2023（06）：97-105.

[15]姚建华，徐偲骕 .传播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的数字劳动研究[J].新闻与写作，2021（02）：5-13.

[16]戴颖洁，吕梓剑.数字劳工的主体性及其发展走向——基于品牌带货主播异化劳动的研究[J].新闻与传播评论，2022（05）：72-85.

[17]韩传喜，郭晨.嵌入、联结、驯化：基于可供性视角的网络文学媒介化转向考察[J].学习与探索，2022（08）：168-176+2.

[18]刘懿璇，何建平.从“数字劳工”到“情感劳动”：网络直播粉丝受众的劳动逻辑探究[J].前沿，2021（03）：104-115.

[19]叶晨阳.一种肯定的权力理论的形成：基于福柯与康吉莱姆关系的考察[J].社会，2023，43（04）：129-153.

[20]蒋晓丽，杨钊.“可见即收益”：网络文学平台化生产的可见性研究[J].编辑之友，2023（02）：46-52.

[21]林磊，冯应谦.自由、自主与抵抗：作为创意劳动的网文创作[J].新闻记者，2022（10）：72-84.

[22]马辰龙.“社会工厂”境遇中数字资本权力的时间规训：困境及其克服[J].社会主义研究，2024（02）：108-115.

来源：东南传播，2024年第10期，总第242期

【责任编辑：刘君荣】

END

编辑/文慧芳

审核/刘君荣黄雪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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