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传播》论文| 粉丝文化研究的前沿问题与方法思考—— 亨利·詹金斯教授学术访谈
文摘
文化
2025-01-15 17:57
福建
周小溪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传播学博士在读
迷文化研究自亨利·詹金斯教授的著作《文本盗猎者》问世以来，日益成为传播学的热点议题。研究者与詹金斯教授展开访谈，探讨粉丝文化研究中的核心概念“参与式文化”、近年来备受关注的偶像粉丝文化现象，以及研究立场与方法论的相关思考。
关键词：亨利·詹金斯 粉丝文化 参与式文化
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教授，美国南加州大学安纳伯格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其代表作《文本盗猎者：电视粉丝与参与式文化》《融合文化：新媒体和旧媒体的冲突地带》是粉丝文化研究领域的经典文献，并产生了全球性的学术与产业影响力。2023年笔者参加了美国南加州大学-上海大学联合主办的国际课程《粉丝文化研究导论》，课后对他进行访谈，并通过后续邮件交流进一步完善访谈内容。（访问者：周小溪，简称“周”；被访者：亨利·詹金斯，简称“詹金斯”）
周： 您在著作《文本盗猎者》中使用了德·塞托的“盗猎”（poach）一词，并提出一个极具解释性的概念 —— “参与式文化”（participatory culture），它很快成为粉丝文化研究的关键概念。不仅如此，这一概念的影响力早已越出了粉丝文化研究领域，向我们展示一个好的概念是如何有益于学术共同体的对话。若要建构一个像“参与式文化”这样好的概念，您有什么建议？詹金斯： 传播得最广的概念是那些足够模糊和有弹性的概念，这让它们能适应各种不同的语境。举个例子，在今天的文化讨论中，似乎一切都可以被称之为“拟像”（simulacra）或“圆形监狱”（panopticon），这是两个被过度使用的例子。德·塞托诗意的写作需要我们像阅读诗歌一样去阅读他的作品，我把“盗猎”这一词汇应用到一个非常不同的领域，但仍然忠于他的精神，旧的概念于是焕发出新的生机。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的并不是创造一个新概念。在既有概念中，往往存在宝贵的、但长期被忽略的东西，例如雷蒙德·威廉斯提出的“感觉结构”（structures of feeling），它给了我极大的启发。在早期的粉丝文化研究中，研究者试图为这一群体的非理性形象正名，于是倾向于强调粉丝群体在意义诠释上的创造力，而不是把关注点放在感觉、情感之上。当然，我们也没有找到一个很合适的词汇来谈论情感。但“感觉结构”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框架来挖掘粉丝的情感面向。它让我们思考这些问题：围绕媒介内容，粉丝会产生什么样的感觉？人们如何感受到彼此之间的联系？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常常把焦点放在“感觉”上，而忽略了“结构”。如果能仔细思考“结构”，就会提出以下问题：是什么构成了人们的感觉？这些感觉是流行文化产业自上而下地建构，还是粉丝社群自下而上形成的规范？答案当然是兼而有之。这样的概念能给我们极大的启发，通过提出这些问题，得以全面描绘粉丝的情感空间。周： “参与式文化”是粉丝文化的关键特征，您认为“参与式文化”的核心是文化还是媒介技术？詹金斯： 参与是一种文化实践，它当然与媒介技术关系紧密，但我们参与的方式是由文化因素决定的。以电影为例，大多数电影都是为了观看而设计的，既没有互动性，也没有参与性，但像《洛基恐怖秀》（The Rocky Horror Picture Show）这样的电影却是一种参与性体验，因为观众的积极参与是这种体验的核心，所以相对于媒介技术，文化是更根本的。周： 作为一种“参与性文化”，粉丝文化为人们扩大自己的交往范围提供了一个绝佳机会。在中国的许多城市里，来自五湖四海的粉丝们，在一种共同趣味的吸引下相遇。您认为粉丝文化是否起到了重新联结原子化个人的作用？詹金斯： 我想是的，就像在美国历史上，移民群体需要报刊这个媒介在新大陆重建故乡一样。在快速变迁的城市环境中，人们需要在新世界寻找旧的社群感。它像是一个在异质城市里建立的“村庄”，一个人们可以寻求帮助的地方，这个村庄甚至可以仅仅存在于线上。礼物经济（gift economy）就是使得村庄运转下去的制度之一，它是粉丝社群非常强有力的支柱。今天，互联网造就了全球性的粉丝社群，这意味着人们带着自身的文化印记在全球化的粉丝社群里穿梭。不同的文化传统也会使得“村庄”对人们有特别的吸引力。在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价值观非常重视家庭，我想或许独生子女一代心中渴望拥有年龄相仿的家人，粉丝社群提供了这种可能，在那里能够结识没有血缘的兄弟姐妹们，能找到一种特别的共同体。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对于共同体有非常精彩的论述，正如他所说，报纸让国民成为一体，每天读报的行为像某种仪式，使得人们能够想象远方的他人与自己同属某个共同体，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粉丝社群。在这里，我们在玩一种名为“想象的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imagined community）的游戏。霍格沃茨学院这个共同体本身就是一个想象的产物，粉丝们在此基础上继续想象，想象自己是这个“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的一员，这比安德森更进一步。对于安德森而言，报纸使我们与从未谋面，也永远不会谋面的人们产生一种连接感。但在粉丝圈里，我们总有发生交往的可能，连接不仅是一种感觉，而是真的会发生。周： 是的，互联网创造了全球性（global）的粉丝社群，让跨越地理空间的相遇得以可能，但粉丝紧密联结的社区也可能是倚重地方（local）的。在地方的维度上，粉丝们的文化实践常常结合具体的地方语境。以上海为例，这里的咖啡馆数量惊人，许多粉丝社群选择在此讨论、聚会。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詹金斯： 一个文化群体在咖啡馆里讨论与聚会，这让我想到哈贝马斯。在哈贝马斯的叙述里，曾经有一个时期，咖啡馆在文化交流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人们在这里展开交往与讨论。不同的咖啡馆有各自细分的兴趣领域，例如一个咖啡馆可能是有关戏剧的，另一个咖啡馆可能热衷于小说。通过参与者的实践，这些咖啡馆变成了某种文化公共空间，同样的事情在今天的粉丝社群里重演。我想这种基于地方的公共空间不是一个大的整体，而是由很多小的公共空间构成，其中一些比另一些更具有可见性，这取决于他们究竟在讨论些什么，以及各方力量的角逐。说到这儿，不得不提到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她在哈贝马斯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拓展了我们对这一现象的理解。让我们从咖啡馆走出来，去厨房看看，女性通过在厨房里聊天、八卦，建构了属于她们的公共空间。八卦同样是一种公共话语（public discourse），通过八卦、闲聊，在女性之间形成一种特别的共同体。在名人粉丝社群里，女性粉丝们能够聚在一起公开表达对明星的喜爱和欲望，这些行为蕴含着自由的女性主义意味。要知道在许多文化里，女性公开表达欲望是羞耻的，但在粉丝社群这个文化空间里没有被批评的风险，她们可以大胆地表达而不被谴责。
周： 近年来，偶像粉丝（idol fan）群体格外引人关注，这一类型的粉丝似乎与您主要关注的媒介粉丝（media fan）是两种不同类型的群体。您认为是否应当在二者之间做一些区分？詹金斯： 在美国，有些人是体育粉丝，有些是同人群体，还有一些喜爱流行音乐、娱乐明星。在学术界也遵循同样的模式，大家有各自关注的粉丝群体。我一直更关注同人圈子，我从来都不是体育迷，也并非乐迷，但试图将他们也纳入粉丝文化的对话中。回到你的问题，偶像粉丝是否可以单独作为一个类别？这取决于这样的区分是否能够为研究带来推进。目前看来，偶像粉丝与名人粉丝有许多相似之处，我不认为需要新列出一个分类来处理他们。周： “偶像”这类特殊的媒介人物，与日韩的偶像文化产业有关，今天的偶像文化在东亚构成了流行文化的一支重要力量，不少音乐偶像组合的成员非常国际化，他们的粉丝也是国际化的，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詹金斯： 韩国流行音乐的粉丝群体展现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种族多样性，有亚裔、白人、黑人和大量的拉丁裔。在墨西哥，一些最受欢迎的广播电台以播放韩国流行音乐为主。我在美国看过韩国流行音乐组合（G）I-DLE的演唱会，她们的歌曲在韩语和英语之间切换得非常自然。在演出现场，她们将情感强烈的视觉形象和剪辑风格附加到表演中，这进一步放大了演出的情感力量。观众常常模仿她们的歌唱、舞蹈动作，这些行为打破了表演者和观众之间的界线，塑造了一种非常特别的观演风格。如你所说，流行音乐偶像组合的成员和粉丝群体常常是国际化的。我对亚洲主要媒体生产国之间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关系非常感兴趣。除了你提到的那些国家，可能还包括印度和泰国。在东亚国家之间，有关流行文化的交流尤其密切。我观察到，上海的许多商场里遍布来自国外的流行文化符号；与此同时，我也在各处发现中国文化的复兴。当你看到以白雪公主为灵感的汉服时，你会马上辨认出这些风格和元素，这些服装激活了亚洲的传统文化符号。如果我们想要了解中国新一代的头脑和心灵，就需要努力理解这些文化交流。周： 在粉丝文化现象中，相对于其他的“盗猎”行为，针对偶像的二次创作似乎总是面临更多争议，您怎么看待这一现象？詹金斯： 是的，在明星粉丝圈里经常有这样的倾向，粉丝们难以容忍批评的声音，更不用说一些恶搞倾向的二次创作了。但有非常多同人小说是围绕明星展开的，而且明星粉丝圈里也有同人小说社群的一席之地。在明星粉丝、同人小说粉丝之间存在张力，这些群体之间的“战争”近些年似乎在中国非常普遍，我收到了不少与此相关的媒体访谈邀约。在相关案例中，展现着明星粉丝、同人小说粉丝、经纪公司各方力量，以及政府对粉丝草根运动失控的担忧等，这些因素交织到一起，使得情况变得复杂又有趣。
周： 您视粉丝为“文本盗猎者”，他们积极挪用流行文本构建属于自己的社群文化。然而，粉丝圈中也有不少“潜水者”，他们很少加入社区。您怎么看待这类粉丝？詹金斯： 我特别关心粉丝群体内部的文化动态，人们对流行文本的迷恋深受所在群体的影响。但也有学者重点研究作为个体的粉丝，从康奈尔·桑德沃斯（Cornell Sandvoss）、马特·希尔斯（Matt Hills），到威尔·布鲁克（Will Brooker），这一批来自英国的学者更关注粉丝个体而非群体。在粉丝文化研究领域，我们各自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我想强调的是，粉丝社群中各种类型的粉丝都有，“潜水者”们同样很重要，他们属于阐释社区的一部分，但并非一个积极的、可见的参与者。周： 您在研究中大量采用焦点小组访谈法，较少采用一对一的访谈方法，是否这也与您更多关注“作为群体的粉丝”而非“作为个体的粉丝”有关呢？詹金斯： 我想探究粉丝社群是如何创造意义和找到乐趣的。在这个过程中个人当然也非常重要，但我感兴趣的是如何从个人的解释、特定的痴迷演变成更一致的、社群普遍认可的叙事版本，所以你会看到我经常使用焦点小组访谈法。其实观察这一过程的最好方法可能是长期观察一个论坛，在没有任何研究者干预的情况下观察，就像我在《融合文化》（Convergence Culture：Where Old and New Media Collide）一书中分析《幸存者》粉丝的那个章节中所做的那样。周： 在今天的粉丝文化研究者中，“学者粉”（aca-fan）几乎已经成为主流，作为“局内人”他们非常熟悉粉丝社群的“内部知识”。但是，对于并非粉丝的学者来说，研究过程就像人类学家试图理解一种新文化那样充满挑战。您对非粉丝学者有什么建议吗？詹金斯： 没错，“非粉丝学者”（non-fan scholar）的确很像人类学家，人类学家的工作总是需要漫长的时间去熟悉当地的习俗、传统与文化，这可不是容易的事。即使是最优秀的人类学家也常常遇到这样的批评：他们带着殖民者的眼光歪曲原住民的文化生活。然而，“学者粉”的身份也并不能保证研究的过程毫无阻碍，我们都无法摆脱出身、性别、阶级给我们的烙印。在《文本盗猎者》中我研究的许多案例都是女性粉丝为主的社群，作为一名白人男性，我也遇到了进入不同文化群体的困难。一开始，当我和她们谈论欲望、情感时，我的身份常常让这些对话显得尴尬。一段时间之后，她们谈论剧中人的性魅力等话题时，可以完全忽略我的在场。再后来，和我直接谈论这些话题也变得非常自然了。这就像拍摄纪录片一样，需要拍摄对象对摄影机脱敏。总的来说，“学者粉”是粉丝社群的一员，他们非常了解其中的文化特点，有时候撰写研究就像是描述他们的生活一样自如。然而，“学者粉”并非一成不变的身份，以我为例，虽然几十年来我一直在研究粉丝文化，但来到中国，我就是一个不了解当地文化的“局外人”。我需要和中国学生聊天、对话、阅读他们的作业，透过各种各样的方式竭尽全力地探索本地粉丝文化的特色，我想这就是“非粉丝学者”要做的。“学者粉”是水中的鱼，“非粉丝学者”则要潜入水中观察，他们要学习潜水的本领，这需要花更多的功夫。作为局外人，他们必须努力获取“内部知识”，例如观看粉丝喜爱的节目，与他们交谈、对话，尽力获得他们的信任。局外人的身份意味着他们往往能看到局内人看不到的，这无疑会带来新的洞见。当然，我们需要将局内人和局外人理解为一个连续统一体，而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很多研究者既在局内，又在局外。对于“非粉丝学者”，最理想的情况是在更广泛的共同体中展开讨论，我建议他们向一些关键被访者传阅文稿寻求反馈。周： 给粉丝看稿件是一个很好的建议，我之前也尝试这样做。但面对同一份稿件，一部分粉丝认为我的理解是准确的，而另一群粉丝却认为其中存在误解，这种情况该如何处理呢？詹金斯： 手稿拿给粉丝们看，你一定会遇到这样的情况。粉丝的意见并不统一，他们喜欢辩论那些不同的观点，而共同的审美趣味、感觉结构往往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培养的。今天的粉丝圈可能比过去更加两极分化，对异见者也不那么宽容，你一定观察到其中存在大量的争论、分歧，甚至是骂战。交战双方可能都是粉丝，他们沉迷的对象是一致的，但至于如何理解、诠释这些流行文本，不同的小群体可能各有主张。当我在写《文本盗猎者》中《美女与野兽》这一章时，我遇到了类似的情况。我想描述的是当一部大受欢迎的电视剧出现了改编，一部分粉丝失望而去的经历。经典IP的改编不可能取悦所有人，有些人喜欢这些改编，有些人非常抗拒。我在写作这一章时反复思考该如何处理这些针锋相对的观点，后来我选择增添一节内容，来解释为什么我要把这一章的重点放在粉丝们对一部电视剧失去爱的过程上。我经常寻找在粉丝社群中出现的争端，不是因为我对冲突本身感兴趣，而是因为当粉丝社群解决冲突时，他们必须遵循最重要的原则，他们共享的根基在此显明，这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所以回到你的问题中来，把手稿交给粉丝看，如果他们的意见不一致，那可能是你抓到了重点。沿着这条裂缝往下深挖，一定会获得对他们更为深入的了解。![]()
参考文献：
1.德·赛托.日常生活实践：实践的艺术[M].方琳琳，黄春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
2.亨利·詹金斯.文本盗猎者：电视粉丝与参与式文化[M].郑熙青，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
3.亨利·詹金斯.融合文化：新媒体和旧媒体的冲突地带[M].杜永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4.陆新蕾，琚慧琴.从跨国追剧到饭圈“骂战”：粉丝民族主义的日常操演[J].国际新闻界，2021，43（10）：29-49.
5.杨玲.中国明星粉都研究的问题与路径[J].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2（01）：138-147+160.
6.尤尔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7.战洋.女性公共领域是否可能 —— 以弗雷泽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概念批判为例[J].天津社会科学，2006（06）：107-110.
8.郑熙青.学术粉丝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来自粉丝文化研究的启发和挑战[J].百色学院学报，2020，33（03）：24-30.
来源：东南传播，2024年第11期，总第243期
【责任编辑：肖玉平】
版权声明：本公众号原创稿件需要转载请与我们联系。
END
编辑/文慧芳
审核/刘君荣 黄雪敏
点击下方“阅读原文”查看文章
《东南传播》
每本定价20元，全年定价240元
可随时破月征订，欢迎订阅！
dncbtougao@163.com
国内统一刊号：CN 35-1274/J
国际标准刊号：ISSN 1672-95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