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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进京赶考的考生没我们想象的那么多。
咱们熟悉的科举制度是从隋唐时期才开始的，让一般的寒门学子也有机会通过考试实现阶级跃升。
而在科举制度创立之前，实行的是“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就是说得靠朝中官员“内推”，你有品德有名气就能被推荐。
看起来不用考试好像更轻松，其实考核标准很模糊，在实行过程中都被那些士族豪门操控了，根本没寒门子弟什么事儿。
即使科举制度实行后，一般的老百姓家庭很多也供不起一个学生，例如，明清时期一个学生读私塾的费用一般为每年80斤到120斤小麦，这个数量大约是半亩地的产出，对于一个中等自耕农家庭而言，约占全家年收入的十分之一。
当然也有不收学费的官学，但要求很高，你得学习非常好才行。
要不古代的文盲特别多呢，过去在街边摆个摊帮人代写书信和文稿都能生意红火。
读书人本来就不多，能有机会进京赶考的，那更少了。
古代学子要想中进士可不容易，要经过童试、乡试、会试、殿试四道门槛。
就算是当个“平平无奇”的秀才，也不是轻而易举的，都得经历县试、府试、院试三个阶段。
通过县试和府试之后，会获得童生的身份，再去通过院试后，才能被称为生员，也就是俗称“秀才”。
童试是在老家举行的，而乡试一般在各省省城举行，考中者为“举人”，第一名称为“解元”。
只有当上举人，才有资格进京赶考，也就是去京城参加“会试”。
在清朝260多年的统治时间里，正科和恩科加在一起共举行了112科乡试，平均下来，每科大约有1300余名举人产生。
也就是说，每次进京赶考的举人全国总共也就1000来名，土匪想抢都不一定能遇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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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真遇上了进京考生，土匪敢抢吗？一般也不敢。因为上京赶考的考生都是潜力股，土匪可不愿惹麻烦。
读过《儒林外史》的都知道，范进只是个秀才的时候，身边人都瞧不起他，可一旦中举，全都跑来拍马屁，甚至送钱巴结。
可见举人在一般老百姓心目中地位多高，为什么会这样呢？
一方面，只要中举就有可能通过会试、殿试一步登天，成为“潜在”的朝廷大员；
另一方面，即便会试没考上，举人也享有特权，可以免劳役田税，也可以通过担任幕僚等途径进入官场。
这些道理盗贼们也懂，抢了一个上京的举人，可能引起官府严查，也可能得罪一个未来的大官，将来被报复，这都是得不偿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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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以上说的，土匪盗贼很少去抢考生，最重要的还是因为考生腰上绑了一个特殊的牌子。
古代皇帝对上京考生很重视，因为这些都是他将来要倚重来治理国家的人。
所以，会试名义上是皇帝亲自举办的考试，进入殿试后，皇帝还要亲自监考录取，因此被录取的进士便被称为“天子门生”。
要怎么凸显重视呢？
首先，进京考生都会发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奉旨会试”。
这个牌子表明了他们的身份，即他们是奉皇帝旨意参加会试的举人。
有了这个牌子，沿途土匪见了会避让，减少举子们旅途中遇到的风险。
在古代，关卡水闸都是按时间节点开闸的，一般情况下，船只都要等到开闸的节点了，才会放行。
但举人的船只要挑出“奉旨会试”的旗子，到了水闸也可以随叫随开，不必等待。
而且，在有些朝代，官府干脆直接给举子发钱，让他们乘坐车船，即公车费。这笔费用由知县代请，藩库支出。
我们都听过“公车上书”，什么是公车呢？
清代初年，官府就对进京赶考的举人发放赶考路费补贴，并提供“火牌”，考生凭这个火牌可以在沿途的驿站领取一辆马车，这种马车被称为“公车”。
所以，后来人们就用“公车”作为举人入京应试的代称。
其实，古代的土匪们不光一般不打考生的主意，他们还讲究“七不抢八不夺”，包括考生、邮差、喜丧车、僧人、尼姑等也是可以放过的对象。
不抢邮差，主要因为邮差身上没有油水，同时抢劫邮差可能会遭受朝廷的严厉惩罚，甚至危及生命；
不抢喜丧车，是怕沾惹晦气，图吉利；
不抢僧侣，是尊重出家人……
“行有行规”，不遵守规矩不光自身会引起民愤，遭受报复和厄运，也会被同行鄙视，甚至被赶出这个行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