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之幕”下的图像教学——证史·疑史·释史 | 陈德运、黄柳

教育   2024-10-13 09:38   江苏  


“时间之幕”下的图像教学:
证史·疑史·释史


【摘  要】:图像日益成为历史课程的重要教学资源。作为历史证据的图像可与纸上遗文互为释证,这促使历史研究、历史教育教学研究领域兴起了“图像证史”的热潮。然而,图像问世的时间与其所反映历史事实的时间之间存在着“时间之幕”,可能使“图像证史”沦为“图像疑史”。若借助“时间之幕”视角来评估、审查图像,亦可让“图像疑史”转向“以图释史”,即学生可以探究、解释这些事后创作的图像能否作为研究该事件的可靠史料。

【关键词】:时间之幕;图像证史;图像疑史;图像释史

一、“时间之幕”让图像证史沦为图像疑史

随着研究视角的不断深入及现代多媒体技术的发展,图像日益成为史学研究中的一种重要资源,也似乎成为史学研究的一个灵药妙方。作为历史证据之一的图像,又具有与纸上遗文互为释证的意义,这促使“图像证史”的研究风生水起。在基础教育的历史教学中,从上位的历史课程标准文本到下位的历史教学设计,从课堂中使用的历史教科书到课外用以能力检测的高考试题,皆有“图像证史”踪迹。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在“图像史料研读”部分,要求学生“知道绘画、雕刻、照片等图像是重要的史料,选择有代表性的图像史料进行研读;认识图像史料的价值”[1]38。初中历史课程标准则要求充分开发地图、图表等课程资源,“尝试阅读古代的文献材料、图像材料”,“开展‘图说历史’的活动”[2]。此外,中学历史教学设计中使用图像证史更是流行,高考试题、历史教科书等图文并茂,放眼望去“以图证史”已是“王谢堂前燕,飞入百姓家”了。
不论是历史学界还是历史教育教学界,“以图证史”“图像证史”的旨趣均着眼于用图像作历史证据。然而,在历史教学中常常选用图像史料,希冀培养学生的“史料实证”核心素养,体现了“以图证史”的初衷,但某些教学案例在设计层面却存在不少瑕疵,即所配置的图像未标注来源、出处——缺乏史料证据意识[3]。于是乎,图像未必能做到“证史”,也能“疑史”。在历史教育教学过程中,“以图证史”变“以图疑史”的案例并不鲜见。围绕教学中一幅明朝不知名作者所创作的《孔子讲学图》能否证明春秋时代孔子讲学情形而产生的史证意识争议,即是“以图疑史”的典型案例。再如,学生对教学设计中祖冲之、杜甫等画像的质疑:在照相机技术没有问世情况下,它们是什么时候画的?是当时,还是后世所画?若是后世所画,是何人所画呢 ?画家又是依据什么而画 ?为什么把他们画成这个样子而不是其他样子?凭什么说这是他们的画像 ?等等。又如,朱元璋这一历史人物,在不同教学设计中所呈现出来的人物画像,简直判若两人。有的选用那幅脸长、下巴像一个钩子且向外突出、奇丑无比的画像;有的配置一幅五官端正、仪态端庄、慈眉善目、表情温和、胡须花白的画像。都是在刻画同一个历史人物朱元璋,但其相貌天壤之别,实际上历史老师在选用朱元璋画像时甚是为难,到底选哪一幅才能更接近朱元璋真实的相貌?也让学生疑惑,究竟哪一个才是朱元璋?哪一个可信?或者都不可信?为什么这些画像差异如此大呢?它们是当时的写实画像还是后人想象而画?更有学生玩笑说朱元璋整过容。还如,讲“两宋的政治和军事”时,有教师选用了一幅《雪夜访谱图》,用以“说明宋太祖与谋士赵普筹划统一方略的场景。”同时,从该图左下角的款识——“锦衣都指挥刘俊写”,可初步窥知创作者的身份信息,即明朝锦衣都指挥刘俊。如果深入思考、探究创作者的身份和所处时代会发现:该画创作者是明朝人刘俊,据学者考证刘俊具体身份为明朝宫廷画师,以其担任的职务判定该图绘制时间大致在成化二十年至二十三年[4]。而问题由此产生:北宋初的历史人物和史实,却用明朝宫廷画师创作的画作来诠释,能否完全达到“以图证史”的目的呢?
严格以历史学视角审视,孔子、祖冲之、杜甫等人的画像及《雪夜访普图》等图像,虽然蕴含了过去的事实,但它首先表达的却是其创作的时空,而不是它所描述的时空。如《孔子讲学图》首先代表了明朝时期的人对春秋时代孔子讲学的认识,蕴含了明朝人的理解痕迹,显然不能完全表达春秋时孔子讲学的情形;《雪夜访普图》虽然诠释的是宋代的人物和史实,但也隐藏着明代人对宋朝的一些看法及时人的政治思想、意图。总而言之,图片是创作时代的史料,但未必是图片所描述时代的史料。

可见,图像有“证史”之用,亦有“疑史”之熵。就“以图证史”转为“以图疑史”分析,其原因众多,其中创作图像的时间与图像诠释的史实或人物所处时间存在着历史距离,两个时间不同步、不相匹配———“时间之幕”(time gap),是一个较为明显的质疑理由。何为“时间之幕”?简单来说,就是图像问世的时间与其所反映的历史事实的时间这二者之间存在一个时间间隔。从这个角度论之,“时间之幕”使得“图像证史”转为“图像疑史”。若是完全恪守“以图证史”观念,默认为教学所选用的图片都真实可靠,而不加评估、审查,不仅不能落实学生实证意识的培养,核心素养也必将落空,毕竟“史料实证是诸要素得以达成的必要途径”[1]4

二、“时间之幕”让图像疑史回到图像证史
时下有“有图有真相”的时髦说法,但这绝不意味着只要有了图像就有历史真相,至少从史料价值角度来说,二手的图像材料恐怕不足以还原真相。譬如,教学中所选用的一些皇帝画像一般出自唐代画家阎立本所创作的《历代帝王图》。但阎立本所绘帝王图,有的距阎立本时代已有数百年之久,所绘制图像的“时间之幕”致使阎立本笔下的这些帝王图不可能完全反映出帝王的真实相貌。就史料性质而言,这些帝王图像已是二手史料,它们是“某种意识支配或观念影响下的形象加工,故而注定带有想象甚至虚构的成分”。再者,即便以当时亲历者所见的图景、场面为素材所创作的图像材料,也不能就认定它达到了“写实传真”的功效,“未必一律原模原样地反映历史的真实状貌,其中不乏有意的雕琢或无稽的渲染”,并非对史事的单纯记录,“而是一种经由思想回路的形象创作”。一言蔽之,图像材料对历史人物的刻画、时代景观的描绘、历史事件的勾勒等,都属“真事、实景、原物的传真与拷贝,不少图像属于有意或无意加工而成、虚实糅合的形象作品”[5]
用“真材料”可勾勒出一个“假事实”,用“真图像”亦可反映出一个“假事实”,难道图像就没有可信之处了吗 ?这意味着陷入没有真实性可言的历史虚无主义了吗?并非如此极端。论及图像所反映的历史真实性,大体可分“相对客观”“局部客观”等层面。比如,汉代画像石、画像砖中的房屋建筑、车马工具等就属于“相对客观”的记录性材料。而一些图像材料往往带有虚构和想象成分,虽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本身,亦不能全面客观地反映历史真相,但在一定程度上能提供某些局部的真实。
当然,论及图像材料反映的“真实”,既有图像材料本身所反映的具体内容的真实,也涵盖“艺术家在图画中对描绘对象真实的艺术反映”,也就是说图像创作者也有真实的艺术反映。这为理解当时作者心态、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等方面提供了证据[6]。换个角度看,这也是一种“图像证史”做法——只不过主题稍微偏移,得到释证的并非图像中的历史事实——而是转向图像材料的创作者,他们往往因为没有声音而被人们忽视。有时候理解创作者的“真实性”并不比它所直接反映的历史事实“真实性”的意义小——其“象征意义远过于写实”。《孔子讲学图》的人物情境是以创作者所处的明朝为基础,以明朝人物形象而想象出春秋时代的孔子形象。以“时间之幕”审查,首先会“以图疑史”,即作为二手材料,它在写实层面反映孔子春秋时讲学情形是值得怀疑的。但换个角度再次利用“时间之幕”视角审视,亦可帮助我们在象征意义层面理解明朝人心目中的孔子形象以及讲学情形。换句话说,“时间之幕”让我们在研究春秋时代孔子“失真”的过程中更加接近明朝人心目中“真实”的孔子形象。而以“时间之幕”审视《雪夜访普图》,也会发现:这幅图反映着明代宫廷对赵匡胤、赵普二人君臣相交的和谐氛围及君上雪夜问计于臣下的这种信任及礼遇态度的认同和称赞,隐晦反映着宫廷画师刘俊所处时期君主对君臣和气的期望。

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图像语言和表现手法,这必定影响甚至改变原本发生的历史事实的形态。若是忽视这些因素而简单“以图证史”,则“会失之毫厘、差之千里”[7]。“过去如果发现一个图像不真实,大家可能就避而不用了,现在完全可以寻找一下后面的玄机”,寻找玄机的背后就是理解、解释为何失真。研究失真则可以分析失真缘由,“是出于完美主义的需要,还是权力意志的表现,抑或是其他原因导致对真实的消解和颠覆”,这样则可以在“研究‘失真’的过程中接近另外的‘真实’”[8]。可见,失真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而历史教师在相关的教学过程中,及时引导学生探寻“为何失真”的过程,不失为培养学生实证意识、发展学生历史思维能力的好时机。再回到《孔子讲学图》,由于它不是在春秋时期创作的,不能算作研究春秋孔子讲学的一手史料,只是作为一幅反映该时期的图画材料,因而不能提供任何关于该时代的可靠信息。然而,它可作为明朝的一手史料,因为它是依据明朝的背景制作的。一幅明朝制作的图画虽不能告诉我们全部关于孔子时代的可信历史信息,但它肯定能告诉我们明朝人心中的孔子形象。借助该图及相关史料论证明朝人心中的孔子形象,将是个很好的一手史料,从这个角度而言,“时间之幕”既可“图像疑史”,亦能“图像证史”。

三、“时间之幕”让图像疑史转向以图释史
南朝谢赫《古画品录》曾有“千载寂寥,披图可鉴”之言。此话既能理解成图像直观性有助于理解历史,亦能说明图像犹如文献材料一般“陷阱”重重,需“鉴别”后方能实现“图像史证”。故而,在反映历史真相方面,图像并不天然具有免于审查的殊遇,需对其“实与虚”“真与幻”等进行谨慎甄别、多方审查。否则,于图像而言,所证之事,断不能信之;所疑之事,更不能释之。
古代史内容的图片很多是复原、想象而产生,我们既不能完全相信它们都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历史事实,当然也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这样势必只停滞于“以图疑史”,甚至使教学选用的图片成为摆设与装饰,且使重文字、轻图像的现象和做法愈演愈烈,而那些理应由图像来呈现的诸多重要历史信息终归沉寂。
“图像疑史”的提出绝不是为了否定“图像证史”的意义,“以图释史”才是我们的最终追求。表面上说图像充满着陷阱与复杂性,实际上说明,“究竟是什么因素在阻碍图像材料成为有用而可靠的证据”才是我们需要探究的。前面所论“时间之幕”,即事实发生之时与图像(反映该事实)创作之时的时间间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子。所以,再次重申本文旨趣不在于否定事后创作图像的真实性,而是期冀借助“时间之幕”,以此为视角来评估、审查史料,让“以图疑史”变“以图释史”。所谓“以图释史”,即探究解释如下诸多问题:这些事后创作的图像能否作为研究该事件的可靠史料?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作为研究该事件的可靠史料?从哪些视角可以解释图像能否作为研究该事件的可靠史料?
例如,有教师在教学中依据J.L.G.Fer-ris1932年创作的油画《1621年第一次感恩节》提问:“1621年第一次感恩节这幅画能帮助史学家理解瓦姆帕诺阿印第安人和1621年朝圣定居者之间的关系,你同意还是不同意,理应是什么?[9]要回答这个问题,学生必须要注意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1621年)和油画创作的时间(1932年)之间存在很长的间隔问题;需要明白“时间之幕”对于试图了解第一个感恩节的历史学家来说是一个不太有用的材料;还要解释为什么“时间之幕”限制了该史料的可靠性。有的学生从“准确性”视角回答不同意,认为:该画是实际事件发生311年后创作,不能作为完全准确可靠的证据,因为不知道艺术家在画这幅油画之前是否做过研究,或者他只是画了一幅老套的朝圣者和印度安人的画。有的学生从“关键日期”视角回答不同意:不论肖像的准确性如何,也不能就以此认定瓦姆帕诺阿是最早庆祝感恩节的部落;对历史学家来说,用20世纪30年代创作的油画来研究17世纪的历史是荒谬的。也有学生从“其他史料”视角回答不同意:因为该画非一手材料,它最初创作于1932年,大约在“第一次感恩节”后三百多年,它不应该是用来了解第一个感恩节或两者关系的可靠史料。在这段历史时间里,更为可信的史料应该是清教徒的信件。学生思考的视角都基于图像与文献(或史实)之间是否匹配,图像能否为历史事件提供有效信息等问题,所以找到图像的来源是首要任务。也就是说,使用图像前须有一个必要的“求源”、审核、评估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教师提出一系列问题,如该材料是谁创作的?什么时候创作的?图像与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是否完全同步?图像能否证实历史事实?这些问题都是从“时间之幕”视角出发,不断进行追问,可以进一步探究:图像是否为可靠的证据,是否为证实历史事实提供了重要线索。
又如,有教师利用19世纪和20世纪所创作的有关“塔中王子”的四幅画作[10],引导学生探究15世纪“爱德华五世及其弟失踪案”。在探究过程中,教师提出了以下问题:你觉得为什么他们在消失(死亡)这么久之后才被创作出来?这些画对王子们的描绘一致吗?这告诉了我们哪些关于塔内王子们的秘密呢?要解决以上问题,从“时间之幕”视角去分析、探究是必要环节。学生在已知这些王子画像都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创作的前提下,进一步明确史料价值,思考、解决提出的问题,其实也经历着利用“时间之幕”视角,去审视、评估史料,提取史料信息的过程。

因此,基于“时间之幕”去追求“以图释史”,有助于我们在“图像证史”浪潮下,既扩充了史料范围,又能开辟出一条史料观察、研习的新路径,即从“时间之幕”等方面来评估、审查史料。

四、从“以图证史”到“以图释史”的启发
图像材料可作为历史证据这已成为人们的基本共识。但要使图像材料成为可靠、有用的证据,还需要有一套评估、审查、考证、解读图像的技巧和方法,这个思路类似于文献材料的考据。以“时间之幕”来探寻图像材料的可靠性,为培养学生的史料实证素养指明了一条可行路径。
“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同的人对同一图像的信息提取和内涵理解也不尽一致。加之图像并不都是非常完美地能证实所记载的历史内容,有的与其记载历史内容并不匹配(增加、减少某些内容),甚至扭曲了某些内容。也就是说,并非一幅图像只表达一个意思,它可能容纳千言万语,尤其是我们熟悉的“画外音”;不同的人对图像的认知、联想也存在差异,不可避免地产生理解上的分歧。因此,以图像的“时间之幕”为着眼点,从高(精通)、中(掌握)、低(了解)三个层次来了解学生掌握程度是比较科学的。学生看待问题如果视角与理解思路不同,那么其对问题(譬如图像是否可靠?在多大程度上可靠?如何可靠?怎样证明其可靠的成分?)的解释就会存在差异:有的着眼于图像“关键日期”,有的侧重于“史料性质”,有的挖掘“艺术家的动机”,有的分析历史背景知识,有的仅仅看到图像的美学价值、艺术价值。虽然学生的思维层次、理解水平各有差异,但是这个史料教学探究活动却着眼于有思考力、有判断力,最后作用于行动力的未来公民能力、素养的培养。从这个意义上讲,“以图释史”的教育意义,远远超出单纯去追求所谓的真相。当今世界许多国家或地区将关键能力(21世纪技能或核心素养)纳入基础教育,世界基础教育正转向以关键能力为核心的教育改革。以“时间之幕”培养“求源”能力就是核心素养的表征之一。
虽然“时间之幕”有如此效用,但是使用过程中,也要注意不能过度解释图像或者偏执相信图片的真实,最后穿凿附会,将移情的理解变成了矫情的附会解释。参照一般常识、逻辑、理论来帮助理解史料、解释图像,是移情、同情之了解。但是“强行带着自己的前理解,做自作多情的解释”,以附会历史就是矫情的解释了。例如,学生看到“北京人复原图”画像疑问:为何有现代人的“眼袋”。老师引导学生思考北京人所生活的恶劣环境,会受到其他凶猛动物的袭击,所以晚上睡不好,加之会使用火,为保其不灭,故而长期遭受烟火之熏,这就使得北京人有了“眼袋”。这个“以图释史”表面看行云流水,符合今人的生活常识。但事实上是矫情解释,即“带着自身立场和知识背景造成故作高深的解释”以迎合学生的“兴趣”。北京人头像是依据头盖骨复原出的一个塑像,作为一个现代人创造的“二手史料”能否直接证明北京人的生活状态?甚至是否反映有无“眼袋”问题?回答这个问题绝对不能这么轻率。毕竟北京人还不是“现代人”而是“猿人”。

总而言之,不论是解读文献材料还是图像材料,都要“有一个具体的历史背景和知识、思想、信仰的语境”,否则就会犯“见到莲花、大象,就说是佛教;看到凤凰、嘉禾就说是祥瑞”的矫情解释[11]。同时,也切忌纯用现在的观点揣度过去,犯以今视昔、穿凿附会、主观臆想等错误,妄解图像。教师在进行图像教学的过程中,一定要抓住利用“时间之幕”视角引导学生探究历史真相的最佳时机,以发展学生历史思维能力,助力学生学科核心素养的落地。

注释: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年版[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8.
[2]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2022年版[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16.
[3]陈德运,严中润.浅谈中学历史教学中史证意识的缺失——以历史教科书插图为例[J].基础教育研究,2012(4):44-45.
[4]赵晶.明代画院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247.
[5]刘恒武.图像观识与海上丝绸之路史[J].学术月刊,2017(12):44-48.
[6]张长虹.亦真亦幻:图像与文献的交错[J].学术月刊,2017,49(12):33-38.
[7]孟彦弘.以图证史:艺术与真实——凭几而写抑或持简而书?[J].学术月刊,2017,49(12):38-41.
[8]于颖.图像:从更多元角度接近历史[N].文汇报,2016-08-05(W03).
[9] 1621年第一次感恩节[EB/OL].https://sheg.stanford.edu/history-assessments/
first-thanksgiving.
[10]What happened to the princes in the tower ? A History mystery![EB/OL]http://www.teachithistory.co.uk
[11]孙英刚.移情与矫情:反思图像文献在中古史研究中的使用[J].学术月刊,2017,49(12):41-43.

原文载于《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2年第3期,作者:陈德运黄  柳。转载仅作分享,不代表平台观点。

陈德运:历史教育学博士;

黄  柳: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20级学科教学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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