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高中历史教材“必选2”第7课《古代的商业贸易》第1子目“商业贸易的起源与发展”中说：“元、明、清时期，随着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扩大和手工业的发展，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的商品化程度不断加深，形成全国范围的商业贸易网络，地域性的商人群体——商帮兴盛。”
子目两幅插图的说明文字分别称：“晋商是明清时期重要的地域性商帮之一……”“徽商俗称‘徽帮’，形成于宋代，兴盛于明清，民间有‘无徽不成镇’的俗语……”
前后两套教材分歧如此之大，无形中添加了备课的焦虑。而更为焦虑的，还有两点：
一是与必修教材《纲要（上）》第14课《明至清中叶的经济与文化》第1子目“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局限”所言不一致。该子目正文称：“自明朝后期起，商品经济进入新的繁荣期。……一些地方的人以经商闻名，形成实力雄厚的商人群体，如安徽南部的徽商和山西的晋商。”
这里很明确说“徽商”形成于“明朝后期”。同一套教材“必选2”第7课为什么说“徽商形成于宋代”呢？这也相差太大了，到底形成于何时呢？
二是配套的“教参”也不与该教材相配合，在自说自话。云：“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全国各地兴起了一批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乡亲相助为宗旨的，一种既亲密又有松散，且是自发形成的商人群体。尤其以徽商和晋商最为有名。”（第79页）
这里很明确地说徽商等商帮形成于“明清时期”，既不是新教材可能的“元、明、清时期”，也不是新教材明确的“宋代”。配套的“教参”如此不顾新教材的“新说”，把新教材的说法“凉”在一边，也够奇葩的。
综上，前后教材说法不一致是可以理解的，一个师傅一个法嘛。但同一套教材中，“选必”教材的说法与“必修”教材不一致就有点不可理解了，而配套“教参”的说法又与对应教材不一致，就无论如何都不好理解了。
其实，以上的不一致，都源于学术界的歧见。商帮形成于何时，具体到徽商形成于何时，学术界的看法不尽一致。如关于徽商形成的时间，《辞海》第七版缩印本认为是“宋代”（第957页），《中国历史大辞典（音序本》（郑天挺等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8月第1版，2023年4月第10次印刷）认为是“明中叶”。
对同一个历史问题存在不同的看法，这是史学研究中的正常现象。但最好不要把史学研究的分歧直裸裸地呈现在中学历史教材之中，这会让中学师生有些不适。从查阅的资料看，关于商帮历史的表述，笔者认为，专题史必修教材2、新编必修教材《纲要（上）》和“必选2”配套“教参”的说法是比较稳妥的——因为它是学术界的主流观点。
有关研究表明，直接将地域商人集团称为“商帮”的似乎是20世纪初的日本人，直到清末，中文文献中才有“商帮”字样（范金民：《商帮探源述流》，《浙江学刊》2006年第2期）。何谓“商帮”？《辞海》第七版缩印本、《中国历史大辞典（音序本》中都没有收入“商帮”词条。1993年，安徽师范大学校长、徽学研究的奠基人张海鹏先生给“商帮”下了一个定义：“商帮，是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相亲相助’为宗旨，以会馆、公所为其在异乡联络、计议之所的一种既‘亲密’而又松散的自发形成的商人群体。”论者认为，这也是迄今最精辟且为绝大多数学者所接受的“商帮”概念界定（李琳琦、张萍：《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国内商帮史研究鸟瞰与寻思》，《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商帮”形成于何时？范金民先生的多篇论文回答了这个问题（范金民：《明代地域商帮的兴起》，《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3期；《明代地域商帮兴起的社会背景》，《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等），认为是“明代中叶起，陆续兴起”，具体而言，徽州商帮形成于成化、弘治之际，宁国商帮形成于嘉靖、万历时期，山西商帮正式形成在明代中期，陕西商人到明代中期或者说成化、弘治之际已然形成了商帮，广东商帮逐步形成于嘉靖年间，泉州商帮、漳州商帮、福州商帮形成于正德、嘉靖之际，江西商帮形成于成化、弘治时，等等。“商帮”形成于明朝中后期，这一说法成了学术界的主流观点，所以被专题史必修教材2、新编必修教材《纲要（上）》和“必选2”配套“教参”所采纳。
“必选2”教材认为“徽商形成于宋代”，《辞海》第七版缩印本也持此观点。那么专门研究徽商的学者是如何看待这个观点的呢？《徽商研究》一书说：
“徽商形成于何时，学者们的说法不一，其中有持东晋说，有持唐宋说，也有持明中叶说。我们认为，徽人经商的历史固然可以追溯到很早的年代，但是徽商的历史则应该是从明中叶开始的。因为这里所说的徽商应该是指以乡族关系为纽带所结成的徽州商人群体，而不是泛指个别的零散的徽州籍商人。徽商应与晋商、陕商、闽商一样，是一个商帮的称号。如果把个别的零散的徽州籍商人视为徽商，那么第三次社会大分工以后，徽州地区必定也出现了商人，讨论徽商始于何时的问题还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徽商始于何时的问题，实质上只能是徽州商帮何时形成的问题。徽州商帮的形成必须有两个基本条件：其一，是有一大批手握巨资的徽州富商构成商帮的中坚力量；其二，是商业竞争日趋剧烈，徽州商人为了战胜竞争对手，有结成商帮的必要。而这两个条件只有到明朝中叶才能具备。”（张海鹏、王廷元主编：《徽商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次印刷，第1-2页）
这里阐释的学理已经非常清晰、有力了，毋庸赘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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