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政治文化的传统，表面上未必会在当时直接改变历史走向，不过，它就像基因一样，终究会潜移默化地渗透到历史之中，给后来试图改变现状的人很多暗示，甚至直接影响了历史的选择。
《形似神异：什么是中日传统政治文化的结构性差异》从三个角度讨论中日传统政治文化的结构性差异：上篇《皇权与革命》从历史上中国不断“改朝换代”与日本所谓“万世一系”，来分析传统中日政治权力合法性来源与政治权力结构上的差异；中篇《郡县与封建》指出传统中国与日本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的差异；下篇《王权与神佛》讨论了中日两国在政教关系上的不同。
引言
“同中求异”：寻找中日传统政治文化的差异及其影响
2020年春天，我在东京和日本政治思想史学者、日本学士院院士渡边浩（わたなべ ひろし，1946~）教授有几次交谈。他有一个说法相当有趣，他说，人们都熟悉日本明治维新初期两个重要的举措，一个是“大政奉还”（1867年，又，1868年“王政复古”，即重新确立天皇权力，强化统一国家的中央集权），一个是“废藩置县”（1871年，1869年有“版籍奉还”，即从封建制转向郡县制）。表面上，日本似乎是在追求“近代/西方化”；实际上，也是日本在走向“古代/中国化”。他认为，虽然在目标上是实现“近代/西方化”，但在路径上，却是把日本传统的帝国体制和社会结构，往古代中国的方向转。
这个说法半是比喻，半是玩笑，但我觉得很有深意。为什么？因为这个说法提醒我们三点：第一，明治以前（至少镰仓、室町和德川时代）的传统日本政治文化和传统中国不一样，所以，走向近代的日本才要“尊王攘夷”和“废藩置县”，把原来日本的“天皇与幕府”双重体制和“天皇-幕府-大名”的重层结构，往传统中国高度集中的皇权和中央直接控制的郡县制上靠。第二，如果这是日本“走向近（现）代”的制度基础，那么我们就要追问，为什么日本回向类似传统中国的制度，明治维新后走向了现代化（当然也走向了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而古代中国本来就有这种制度，却不能在晚清顺利完成现代转型？第三，如果这说明所谓“一衣带水”“同文同种”的日本，在传统政治文化上和中国并不一样，那么，究竟在什么地方两国有差异，为什么会有差异而且是“结构性的”差异？在这部小书里，我想探讨的就是这些问题。
关于传统中日之间政治文化的比较，很长时间以来被“一衣带水”“同文同种”这些感觉带到沟里，也因为所谓“儒家文化圈”“汉字文化圈”这类概念产生很多误解，总觉得中国人和日本人都是“黄皮肤、黑头发”的东方人，而且认为古代日本文化大半来自中国，甚至日本人种都来自中国。所以，很多中国人习惯说，“咱们的”东亚文化。至于说到传统中日政治文化，很多人马上会想到的，可能是古代日本从隋唐中国学到的，如《宪法十七条》建构的“律令制国家”，如“官阶十二等”仿效隋唐的职官和服色，如《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中所见遣隋使和遣唐使带回去的各种书籍。可是，如果你往深处看，就像丸山真男（まるやままさお，1914~1996）那个著名比喻中说的，其实，传统中国和古代日本各有各的“执拗的持续低音”，在修饰并且改变着这些宏大的“主旋律”，这使得中日之间传统政治文化（当然也包括制度、宗教和观念）的差异，未必就比东西之间（如中美、中法、中英、中德、中俄）的差异来得小。
学术研究，尤其是比较政治史、思想史和文化史的研究，如果你总是想“异中求同”，像钱锺书先生说的寻求“东海西海，心同理同”，也不是不可以，那往往是哲学家和文学家的事情，因为它的指向是寻找人类共同的价值、感情和道理，这当然是高尚的。但是作为历史学者，可能更需要的是“同中求异”，也就是顺着历史，找到各个国家与族群的差异，说明它的渊源、流变和走向。然后解释清楚在一个看似同一的文明区域，为什么有不同的政治文化和不同的族群认同，而且这种种不同，最终又怎样影响了走向近代的不同路径。
有关中日传统政治文化的结构性差异及其影响，我打算从三个角度来分析和讨论。在上篇“皇权与革命：政治权力的合法性”中，我会讨论传统中日政治权力合法性来源与政治权力结构的差异，政治伦理绝对性与相对性的不同，以及政治变化的路径究竟只能依赖改朝换代的“革命”还是可以依赖“维新”；中篇“郡县与封建：国家形态与社会结构”将要分析传统中国与日本国家与地方的关系，以及在走向近代的过程中，这两种国家形态的命运差异；在下篇“王权与神佛：意识形态与宗教信仰”中，我想借用宗教史资料，讨论传统中国与日本在政教关系上的差异，因为这涉及走向近代过程中，这种有差异的政教关系，如何影响日本、中国以及欧洲的各自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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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似神异：什么是中日传统政治文化的结构性差异
葛兆光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4年8月出版/定价49.80元
ISBN 978-7-5228-3331-6
作者简介
葛兆光，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与历史系特聘资深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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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张思莹
编辑：张思莹
审校：柳 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