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 | 弱宋竟是中国古代市场经济的巅峰期？

刘光临 著

李春圆 译

2024年7月出版/128.00元

ISBN 978-7-5228-3291-3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

基于实证量化研究的创新之作

挑战关于中国市场经济的常识

马克垚、德怀特·珀金斯、彭慕兰等重磅推荐

节选自前言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在市场扩张和经济增长方面屡创佳绩，有望在未来二十年内成为全球最大的市场经济体。对于社会科学家来说，这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成功发展案例。但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的经济发展早在千年前就达到世界领先水平，现在只是重拾了往日辉煌。中国独特的市场经济发展曲线，使所有以线性增长为基础的理论面临挑战。1000~1500年中国市场经济的跌宕兴衰史将成为世界史上一个重要的篇章。

750年后，随着市场的不断扩张，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1世纪末，朝廷通过在自己掌控的关键领域发挥市场的作用，使商业水平和收入增长均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元朝统一中国（1206~1279年）的战争以及明初（1368~1450年）管制体系的兴起使中国的市场经济严重受挫，低迷态势一直持续到15世纪中期。据估算，1080~1400年，在曾经繁华的长江下游地区，人均生活水平至少下滑了50%。

因领土广袤，人口众多，帝制时期的中国经济体系比较复杂。虽然宋朝的领土面积是过去两千年来所有统一王朝中最小的，但以欧洲标准衡量，当时的宋朝依然是一个巨大的政治经济体。据估算，北宋领土面积约为264万平方千米，几乎是当今西欧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法国本土面积的5倍。12世纪初，宋朝的人口达到1亿。以工业文明时期形成的现代标准来看，中国传统经济在手工业技术、农业商品化和经济融合等方面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尽管如此，当时的人们并不完全是自给自足的，人与人之间也不是孤立存在的。到了11世纪，中国社会人口流动性增大，经济一体化程度提高，其积极因素主要有：木版印刷促进了知识和技术的传播；铜钱供应充足，经济货币化程度大幅提升；运河的修建和造船新技术的应用促进了水路运输的发展。市场也随之迅速扩大。当代读者可能很难想象一千年前中国市场经济的繁荣景象。为了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中国古代市场，先带领大家一起领略一座古城的风采，它是当时的城市中心。

北宋交子

我们首先要看的历史场景来自宋代画家张择端（1085~1145年）的全景画《清明上河图》。这是一幅在中国广为人知的传世名画，在世界上也具有标志性意义。虽然《清明上河图》被誉为“中国的蒙娜丽莎”，但它呈现的不是单人画像，而是一座城中众多普通百姓的形象。画卷共描绘了814个人物、28艘船、60头牲畜、30座建筑、20辆车、9顶轿子和170棵树。这814个人物形象涵盖了当时社会各行各业的从业者：小商贩、杂耍艺人、优伶、乞丐、游僧、算命先生、店小二、郎中、客栈老板、账房先生、当铺老板、磨坊主、金属工匠、木匠、泥瓦匠、教书先生、书生和一些官吏。

这幅巨作充分展现了工业化以前中国城市生活的原始面貌：有背上驮着炭块在街上结队行走的驴和骡子，这些炭块是城中100多万人过冬的必需品；有餐馆、酒馆和各式各样的客栈；还有马车和轿子。在城门的拐角处，一名税收官把守着院子的入口，还有一名官吏手里拿着一张物品清单，与旁边的商家核对装好的货物。画卷的中心焦点是一座横跨河道的拱桥：一艘大船正在向拱桥驶近，桅杆却还没有完全收起来，似乎要撞到桥上。桥上和河边的人纷纷向大船喊着、比画着，桥的最高处有人把一根绳子放到下面船员伸出的手中……

《清明上河图》描绘了宋代商业和城市文化空前繁荣的景象。这幅画的主题是在一个看似平凡的春日里，无数人来观看这些船只逆流而上，驶向都城城门。作者选择这一主题是很自然的。因为画中的城市原型——开封在1127年之前一直是宋朝的都城，也是全国内河运输的最大枢纽。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清明上河图》是11世纪中国市场扩张时期城市商业和长途贸易的微型百科全书。画中的汴渠是宋朝皇家乃至整个京城的经济命脉。据估计，当时开封的人口有120万至140万，占全国总人口的1%~2%，这种城市化程度在前工业化时代是非常了不起的。为满足城内居民的粮食需求，每年从4条水路运往开封的粮食在600万石以上，其中沿汴渠运输的粮食约有400万石。

汴渠促进了商业的发展，也充实了国库。宋朝对所有货物征收2%的“过税”和3%的“住税”。1077年，汴渠和泗水沿岸的17个港口城镇共缴纳商业税约70万贯，其中东京都商税院缴纳235612贯，再加上开封府诸县镇的商税，则京城地区缴纳商税合计达388314贯，约占全国所征商税868万贯的4.5%。随着市场的不断扩张，国库也凭借税收日益充盈，当时大部分税收来自商业税。《清明上河图》的作者对当时的税收官员及其日常工作进行了生动形象的描绘。

我们可以通过另一组数据来了解贸易和商业税的重要作用。研究人员表示，画中的大多数人都是按日赚取薪酬，生活贫困。以画中一名士卒为例，他是驻守京城的一名普通禁军士兵，年俸为50~70贯钱：按365个工作日计算，每天约为170文；按300个工作日计算，每天是200文左右。而驻扎于地方州府的厢军士兵每年的俸禄大约为40贯：按300个工作日计算，每天约为130文。因此，开封每年征收的235612贯赋税可供养约4000名禁军或约6000名地方厢军。运输部门雇用的体力劳动者的薪酬也差不多是这个水平。然而城中很多贫民的收入甚至比士卒还要低。画中的普通人，如走街串巷的小贩、杂耍艺人、工匠、店小二等，每天的收入只有100文甚至更少。当时，开封共有30万至70万军事相关人口（士兵及其家庭成员）和70万名居民，他们大多属于低收入家庭。因此，尽管在11世纪中国市场扩张迅速，但是生活在这座当时世界上最大城市中的人大多谋生不易。上文提到，宋朝经济的发展可能是由于市场扩张，但本书在分析这一前工业化发展的特殊案例时，也将研究这种贫富分化的问题。

我们要说的下一个场景是由明朝郑和（1371~1433，宦官、航海家）和他统率的宏伟舰队谱写的。1405~1433年郑和七下西洋，充分展现了明朝初期的军事实力和以北京为中心的朝廷政治雄心。1405~1407年，郑和率2.7万人和317艘船进行了第一次航海，这是近代早期全球远洋探险中规模最大的一次。虽然李露晔（Louise Levathes）在《当中国称霸海上》（When China Ruled the Sea）一书中痛惜道，郑和舰队突然撤离，使中国失去了在近海和印度洋地区的势力——这也是学术界关于郑和下西洋的主流说法，但她也发现为了安排郑和远航，永乐帝和宣德帝调动全国沿江沿海半数地区的人力、物力。在建造这些航海船只时，朝廷征召民工和工匠到长江下游和东南沿海的官府船坞。远航船只装载的瓷器和丝织品等都是官窑和官营纺织作坊无偿生产的。1433年，郑和开始第七次远航的三年后，朝廷从宦官掌管的景德镇官窑调发了443500件瓷器，这个窑厂同时负责向郑和的船队提供瓷器。全国共有29个纺织作坊，主要分布在长江中下游的各府县城中，是明朝初期官营产业中规模最大的一个部门。南京的内织染局是当时最大的纺织作坊，由宦官直接管理。这些纺织作坊每年的定额产量为35436匹，其中仅南京的内织染局就生产45000匹。郑和舰队中的众多船员包括船医，都是从卫所中选拔出来的。根据同时代文献的记载，第四次航海共有28568人参与，其中26800人是卫所士兵，另有338人是军官。郑和七下西洋从各方面来看都是建立在劳役制度基础上的。

值得注意的是，货币在这项宏大的计划中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明朝初期，朝廷发行了大量的“宝钞”作为支撑帝国指挥体系运转的费用，尤其是为士兵和官员发放军饷和俸禄。如后文所述，“宝钞”不是真正的货币，而是取代硬通货和调节价格的一种强制性支付手段。郑和船队返回长江下游港口后，朝廷奖励全体船员纸币“宝钞”，共计约4万贯。在对外贸易中，船队多以瓷器、纺织品、金属制品和其他手工艺品换取犀牛角、象牙、宝石、珊瑚、玳瑁壳、苏木、胡椒和丁香等物品。换取的所有物品都是进献给皇上的贡品。当某种物品如苏木的供应量远远超过朝廷所需时，朝廷会将多余的部分作为月饷发放给士兵和军队指挥官，而不是向市场出售。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朝廷会通过“宝钞”调控交换比率。

大明宝钞

从《清明上河图》到郑和下西洋，我们不禁要问，在前工业化时期的中国，市场的作用为何发生了如此根本性的变化。笔者认为，正是这一巨变使中国从宋朝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向了明朝头一个世纪（1368~1450年）盛行的管制经济体制（a command economic system）。通过郑和七下西洋可以看出，管制经济是明代的基础政策之一。熟悉中国历史的学者应该知道，明朝初期正是开疆拓土的关键时期，其领土范围远远超出宋朝君臣的想象。虽然1393年明朝的人口只有12世纪20年代宋朝人口的一半多一点，但明朝初期的领土几乎是12世纪初宋朝的2倍。明廷推出了一系列举措：先后建造了南京、凤阳和北京三个都城；修建大运河；征伐蒙古草原和越南。所有这些都体现出朝廷调动人力和物力的巨大能力。然而，这些措施大多依赖劳役制度运作，以牺牲民众的自由和幸福为代价。

郑和下西洋前后，明朝皇帝曾多次颁布禁令，严禁民间商人进行海外贸易。这并不会触及统治者的利益，反而可以体现出朝廷垄断对外交往的能力。然而，禁止海上贸易的政策给沿海民众的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后果。澉浦是浙江的一个乡镇，在宋朝就是重要的海上贸易港口，镇上居民多达5000户。1236年，当地监镇税兼烟火公事张思齐在石碑上欣然题词：“户口日繁，民与军而相安，商与贾而共悦，俱曰：澉川当由此而益盛矣！”而到了16世纪中叶，编写新志的作者哀叹，由于两个多世纪以来的海禁政策，“利源既绝”，澉浦的经济每况愈下：人情事变与前代大异，盖自禁海筑城，官兵守御，利源既绝，往迹俱非，不见异物，亦无外慕，男惟力穑渔樵，女则井臼而已。迄于成弘之末，百五十年，虽以贫见摈于诸方，实以拙自成于乐土。这段话简要说明了明初管制政策对沿海地区经济的持续影响。地方民众不仅被剥夺了从事贸易的机会，还被迫靠农耕养活自己，军事动员与守备体制也与市场脱节。明初有2240名士兵驻守澉浦，防御海盗。其中，有112名士兵负责耕种土地。但军队主要还是依靠附近农民缴纳的税粮为生。明初的军事制度，尤其是军屯，推动了经济的去货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