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SCI集刊 | 《中山大学法律评论》总第40辑要目

作者：胡晓，华东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领域为诉讼法史、比较法律史。

摘要：学界对中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发生史语焉不详，本文依据学界鲜有关注的史料提出，该制度发端于1906年12月草成、1907年3月颁行的《天津府属试办审判厅章程》第99条。该章程的起草者、时任直隶州试用知州王仁铎在《天津府属试办审判厅章程理由书》中详述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设立理由。作为日本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第二班的毕业生，王仁铎引入该制度的理论来源是其留日时刑事诉讼法教员板仓松太郎的授课内容。《天津府属试办审判厅章程》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引入，是清末诉讼制度改革方向由英美法系转向大陆法系的标志之一，此后中国历次刑事诉讼法的编纂，均设有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关键词：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公诉附带私诉；王仁铎；《天津府属试办审判厅章程》；清末修律

作者：张兴美，吉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为民事诉讼法学。

摘要：目前我国民事诉讼程序存在“普通程序简易化”、“简易程序普通化”和“小额诉讼程序低频化”等同质化现象。由民事诉讼程序机理观之，完整的普通程序应当由结果型和过程型两类诉讼程序要素构成，其功能在于提供慎重而正确裁判的程序保障。民事诉讼程序简易化可以分别依托过程型和结果型两类诉讼程序要素简化实现，以发挥迅速而经济的裁判和简便而灵活的诉权保障等多元机能。为了规范诉讼程序繁简建设，有必要从主体导向、建设方向和适用对象等方面矫正我国繁简分流改革思路，进而使系统内的诉讼程序既各有面向，又彼此协调，分层次、多类别地服务于“繁案精审”和“简案快审”等当事人主体需求。

关键词：繁简分流；普通程序；普通程序简化审；简易程序；小额诉讼程序

作者：南茜·彭宁顿（Nancy Pennington）、瑞德·黑斯蒂（Reid Hastie）。［译者注：瑞德·黑斯蒂教授，1973年获得耶鲁大学心理学博士学位，曾任教于哈佛大学、西北大学及科罗拉多大学且担任科罗拉多大学研究与判断决策中心（the Center for Research and Judgment Policy）主任，并于2001年加入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现任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的行为科学凯勒杰出教授（Ralph and Dorothy Keller Distinguished Service Professor of Behavioral Science）。］

译者：刘妍，中山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领域为诉讼法学；王瑞聪，中山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领域为诉讼法学。

摘要：以贝叶斯概率等代数模型描述陪审员的思维过程，是揭示陪审员司法决策研究的主流方法，但其较难在法学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并相对缺乏经验研究支持，对此心理学也缺乏普遍且统一的讨论。为从心理学视角描述陪审员决策的认知过程，本文构建“故事模式”以及覆盖率、融贯性、独特性和拟合度等四项确定性原则，其中“故事模式”包含构建故事、学习决策以及达成决策等三部分，并结合模拟案例“马萨诸塞州联邦诉约翰逊案”进行释明。最后，通过访谈及识别测试等实证研究证实，陪审员构建故事可以对证据进行解释性的组织和加工，对决策信念起到重要的中介作用，“故事模式”能够较好解释和预测刑事案件中陪审员的决策。

关键词：陪审员决策；故事模式；确定性原则；融贯性；情节图式

作者：张生，西安交通大学法学院教授，研究领域为国际投资法；李捷，西安交通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领域为国际投资法。

摘要：在全球经济衰退、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加剧的背景下，《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生效体现出以东盟为主导的“东盟10+5国”对于发展区域经济的决心。从投资规则角度看，相较于既有的RCEP成员国间的投资协定，RCEP投资规则顺应国际投资治理的发展趋势，在投资便利化、东道国规制权、可持续性发展、ISDS和投资规则的灵活性适用等方面作出了彰显发展中国家参与当前国际投资治理的贡献。为深度融入全球投资治理，中国作为RCEP的主要推动者，应当继续推进投资便利化的实施，积极促成RCEP下ISDS机制的谈判，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国际投资治理的能力，并着力构建一个公平合理的多边投资协定。

关键词：RCEP；投资便利化；ISDS改革；国际投资治理

作者：许克明，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领域为外国法律史、中外法律交流史。

摘要：美国自独立伊始便积极自主开拓对外贸易和外交。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的原则性规定，奠定了美国在东亚推行治外法权的条约基础。这不仅对英国在远东治外法权模式进行了较大突破，也一度成为欧美各国在亚太地区推行法律帝国主义之蓝本。美国在东亚的具体实践虽将通用于若干国家的几部国会立法法案作为实施细则，但在中日两国施行治外法权的过程中呈现出鲜明的区域差异。通过对条约规定、司法机构设置、裁判法源等进行比较分析均可印证。探析背后的成因，恰好可以从主导签约的传教士与领事群体之差别对待、《中国丛报》对中日两国法律形象认知差异、美国在东亚利益需求程度等因素中发现端倪。这些共同展现了19世纪美国法律帝国主义在东亚实践的叙事，即通过建构法律东方主义话语和签订条约来推进本国法的域外适用，维护霸权并扩张国家利益，为最终成长为殖民帝国而蓄力。

关键词：友好通商条约；治外法权；刑事管辖豁免；领事法庭；传教士

作者：黄竹鋆，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领域为法律经济学。

摘要：群体性违法是一种常见但又独特的违法现象，其有着不同于其他违法现象的特殊博弈结构。可以将群体性违法现象中博弈的一般结构刻画为各方行为人之间为了争夺某种有价值的资源而展开的鹰—鸽—权变者博弈。群体性是该博弈中的一种不对称性，正是群体性导致的不对称性传递了一种有关资源竞争结果的信号，使得行为人在位于群体一方时选择强硬，而在不位于群体一方时选择妥协是一种演化稳定策略。这种行为人策略选择的状态具有稳定性，因此群体性违法往往禁而不止。试图禁绝群体性违法既不可能也不应该。规制群体性违法应从弱化博弈的不对称性和减少不对称的博弈着手，从而实现对群体性违法的有效治理。

关键词：群体性违法；不对称性；鹰—鸽—权变者博弈；演化稳定策略

作者：高宇，福建农林大学公共管理与法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为法理学、法哲学。

摘要：规范性是法律的本质属性，法律规范性问题是法哲学的基本问题，对该问题的探究不仅是当代英美法理学的理论焦点，亦向传统法理学提出了新的挑战。这些探究依次涉及法律规范性的概念问题、存在问题、强度问题以及独特性问题。特别是，围绕独特性问题形成了实证主义与道德主义之争的基本理论架构，二者分别诉诸基础规范与普遍道德来确立法律规范性，产生了更为复杂的哲学争论与理论谱系。这些争论不仅扩充了规范性哲学研究的整体版图，也开拓了法哲学研究的新视野。

关键词：法律规范性；法律义务；行动理由；法律实证主义；自然法

作者：陈城伟，北京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领域为数字法学。

摘要：当今社会已步入平台时代，平台治理需要平台企业、政府和用户的共同参与。裁量权的分享是合作治理的重要特征，平台权力的合法性源于公权力的默许和用户权利的让渡，这彰显出平台治理的合作样态，也表明平台由于技术和资源优势而对用户享有的支配力得到了现有法律话语的确认。在“政府—平台”合作中，用户被置于规制对象地位，成为平台合规压力的最终承受主体，其合法权益面临被平台权力侵犯的风险；在“用户—平台”合作中，用户作用被虚化，其治理参与日渐式微。文章认为，需合理设置平台责任，并适度引入公法理念以约束平台行为，从而规范平台与政府间合作关系；应强化平台对用户的责任面向，并通过程序设计来保障用户的治理参与，以此激活平台与用户的合作；在“举报/投诉—回应”机制运行、公民意识塑造和信任维持方面强化用户与政府合作，最终形成治理合力，塑造良好的平台生态。

关键词：数字平台；合作治理；平台用户；主体性；平台责任

作者：尹航，东南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东南大学反腐败法治研究中心研究人员，研究领域为刑法学；陈禹衡，东南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领域为刑法学。

摘要：为了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滥伐林木罪的保护法益需要生态化转型并优化司法适用。分析2012～2021年滥伐林木罪的裁判数据可知，受到《森林法》修订与生态法益论兴起的影响，案件数量已经在2020年出现下降。但在司法实践中，滥伐林木罪依旧存在保护法益选择争议，导致刑法规制范围不清、规制砍伐枯死树木存疑以及行刑衔接障碍，而生态法益的损失计算方式模糊也影响后续的生态修复。滥伐林木罪由秩序法益论、财产法益论演进至生态法益论，本质上是采用生态学的人类中心法益论，满足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需求，直接保护林木资源的实质法益，并基于一体化理念完善保护范围。在司法实践中，采用生态法益论区分滥伐林木罪和盗伐林木罪的界限，在前置法定性与刑事法定量相统一的原理下围绕生态法益来明确规制范围，砍伐枯死树木因为没有侵害生态法益而实质出罪，并在行刑衔接上确保刑法与前置法就保护生态法益达成一致。滥伐林木罪造成的生态法益损失包括对自然环境的直接损失以及对人类社会的间接损失，应该在相关技术指南的指引下，借鉴环境经济学对环境资源总经济价值的评估模式来计算生态法益损失，生态修复属于非刑罚措施，可以通过科学设计来弥补生态法益损失，要求各项生态指标都恢复至林木的初始状态，进而影响量刑结果。

关键词：滥伐林木罪；生态法益；生态修复；法益计算；行刑衔接

作者：崔玮，郑州大学法学院讲师，郑州大学检察公益诉讼研究院研究员，郑州大学中国司法案例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领域为诉讼法、司法制度；杨言军，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研究领域为诉讼法。

摘要：检察听证制度是党中央对检察工作的制度性要求。制度创设的初衷是将检察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通过群众参与提升检察监督履责能力，实质性化解人民群众纠纷。通过实证分析，在获知我国检察听证会的召开机关、案件类型、参会主体和程序性特征等整体现状的同时，发现检察听证制度的局部运行效果停留于形式层面，一些地方出现了“表演型听证”“任务完成型听证”现象，悖离了制度设计目的。具体表现为听证会召开必要性缺失、当事人的程序性权利保障乏力、听证员功能发挥受限。检察机关内部的考核要求、听证员任职资格条件弱化法律素养要求、参会听证员人选的固定化等因素是背后成因。可行的完善措施是：坚守听证会召开必要性的底线，杜绝“凑数”听证现象；给予当事人必要的权利关照，保障当事人申请召开听证会和获得有效律师帮助；完善听证员选任、管理规范，增强听证员履职尽责能力；并辅之以设置“中立性”听证问题、“实质化”展示证据等配套措施。

关键词：检察听证；听证必要性；听证员选任；程序性权利保障

作者：赵艳红，安徽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讲师，研究领域为刑事证据法。

摘要：由于我国的刑事诉讼证明偏重客观化，司法机关对何谓“疑罪”存在一些不当理解，同时防范冤假错案给法官造成较大的责任性压力，所以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疑罪的机械认定现象，即通过合理的证据推理本可认定被告人有罪，法官却依疑罪从无原则宣告被告人无罪，存在放纵犯罪的可能性。为避免这种矫枉过正，防止不当认定疑罪导致错放有罪，应当在证据法理上确定所能接受的错判无罪与错判有罪的风险分配，使我国的诉讼证明重返主客观统一的本质属性，对“排除合理怀疑”进行正确的理解和适用，在努力实现“不枉”的同时也尽量做到“不纵”。

关键词：疑罪从无；认定疑罪；放纵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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