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 文 约 5800 字
从北宋仁宗天圣二年（1024）官交子正式发行算起，到徽宗崇宁四年（1105）改交子为钱引前，80余年间官交子一直在川蜀以及陕西部分地区作为纸币通货流行，但在北宋末年因赵佶和蔡京疯狂滥发而信用崩溃，不堪再用。不得已，北宋朝廷改交子为钱引，在张商英主持下“复行旧法”，抑制通货膨胀，重建纸币信用，从而挽救中国早期纸币，免其早夭。
不过张商英可能没有想到，在接下来20多年中纸币没有遭遇危机，反倒是发行它的朝廷走到尽头——靖康二年（1127），金军攻破汴京，北宋灭亡，赵构于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市）称帝，改同年为建炎元年，南宋建立。
王朝虽然灭亡，但纸币作为通货的历史潮流却已势不可挡。偏安的南宋继承北宋货币政策，继续发行钱引，甚至更有花样翻新：相继推出会子、关子等新型纸币，受两宋影响，北方的金朝也推出自己的纸币交钞，两朝合力为中国纸币发展作出了贡献，更重要的是，为影响深远的元代宝钞奠定了基础。
![]()
当四川钱引陷入危机时，南宋政府曾试图发行“银会”和“四川会子”来挽救崩溃的纸币系统，对照北宋末年朝廷以钱引取代官交子的先例，人们不难猜到，此处的“银会”“会子”同样是一种纸币。“会子”一词出现得很早，熙宁八年（1075），吕惠卿在神宗面前同王安石争论交子，曾表示：“自可依西川法，令民间自纳钱请交子。即是会子，自家有钱便得会子，动无钱，谁肯将钱来取会子？”此处对话中，人们还不大看得出会子到底是什么，不过《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中一条系于元祐五年（1090）的记载说，提点广南东路刑狱程之元揭发蔡确之弟蔡硕收受地方好处，原本价值一千的“照贴”，“止以数百（钱）”买下，后面他又解释此“照贴”就是“韶州思溪、密赛等场铅、锡会子，内有买炉户未纳铅，（蔡硕）作诡名卖纳……获利七千余缗”。从记载中人们大致能看明白，所谓“会子”应为一种早在北宋时就出现的结算凭证，又可名“照贴”，可能取自会计之意俗称“会子”。在程之元的告发中，专业买炉户开采出铅，官府榷买，发给买炉户“会子”作为完纳凭证，蔡硕一毫铅不交拿到卖纳会子转手套利，正说明会子价值。其实，人们在北宋史料中不难发现会子类似用途。《宋会要辑稿》中说抚州盐场用会子结算，民间拿钱从官府手中买会子，再用会子去亭户手中“请盐”，亭户则用会子来抵扣官府“和买”摊派费用。同书中还记载崇宁年间西部边境大规模贸易，也是通过“合同会子”在进行大宗茶、米交易，“西宁、湟、廓州”商人将米运入交给官府，官府颁发“合同会子”，然后去河州茶场清算茶货。以此而言，吕惠卿视交子为会子，便是将其为缴纳钱币凭证，有铜钱自可“便得会子”，没铜钱“谁肯将钱来取会子”，言下之意就是要放开交子与钱币自由贸易，让一切交给“哈耶克之手”去调节罢。显然，像会子这样同高价值矿物或大宗商品紧密联系的凭证，很容易演化成金融产品。按程之元描述，蔡硕花几百文就拿到标价“一千”的会子，显明此时会子面额上标注已非实物，而是折算后的钱。到北宋末年，在延安等地会子已拥有兑换现钱或粮食功能，初现货币化倾向，只是由于靖康之变，它要迟到南宋绍兴三十年（1160）才能正式晋升为法定纸币。前文提及，北宋末年，赵佶和蔡京曾有过将钱引推向全国的尝试，后因靖康之变而中断。南宋建立后，为解决更为严峻的财政问题而旧事重提，试着在更多地区推广纸币。绍兴六年（1136）二月，在都督行府主管才用张澄的建议，朝廷设立行在交子务，先在江淮试行30万贯交子，后又在整个东南地区铺开，是为东南交子，但此次发行很不成功，到五月就停摆。东南交子失败，原因之一是南宋政府虽号称“依四川法”，但却根本没有足够准备金；另一主要因素便是朝廷计划让东南交子锚定铜钱，而非四川交子、钱引那样锚定铁钱，可东南通行铜钱，运输交易远比四川铁钱方便，更何况仿造交子套取铜的金融风险更大，故而不到3个月就被匆匆叫停。虽然东南交子失败，但四川之外其他地区纸币化需求依然存在，而且随着时间推演，原本阻碍东南等地纸币化的主要因素竟然消失——南宋出现铜钱荒。造成南宋铜荒原因甚多，但同北方沦陷倒无甚相关——宋朝绝大多数铜产地、铜监都在南宋境内，后世主流学界认为铜荒原因大致有三：北方沦陷时，富贵人家匆匆逃难，难以大量携带的铜钱要么落入金人之手，要么深埋地下不见天日；另一方面，南宋迫于财政压力而鼓励海外贸易，有不少铜钱流失至朝鲜、日本乃至东南亚等地；此外还有一个最为主要的原因，便是南宋“物料贵踊”，人事虚浮，铸造铜钱成本高昂，居然“费三十五万贯，得二十万贯而已”，合力之下便造成南宋铜荒。铜钱减少，找寻一种锚定铜钱的证券替代就成为人们的自然选择。据李心传说，早在官方正式发布会子之前，临安民间已经“私置便钱会子，豪右主之”，其后会子发展之途便如交子，到绍兴三十年（1160），在知临安府的权户部侍郎钱端礼奏请下，朝廷仿钱引法，“命临安府印造会子，许于城内外与铜钱并行”。会子成为法定货币。由于会子各项制度都仿钱引法，所以其发行准备金、立界、称提都同钱引大体相同，不过从诏令中人们也能清楚地看到会子与交子、钱引不同：首先是会子与铜钱并行，锚定铜钱，所标面额兑换出来的是铜钱，而非交子那般对应铁钱。会子极少数情况下会锚定白银，即四川短暂发行过的“银会”；其次，会子使用范围较局限于川陕钱引要广，朝廷曾下诏说：“新造会子许于淮、浙、湖北、京西路州军行使……其不通水路州军上供等钱许尽用会子解发。沿流诸军州军钱会各半，其诸军起发等钱，并以会子品搭支给。”从中，后人不难看出南宋政府的算盘：他们一开始就计划将会子推广为除四川外全国通用的法定纸币，借以解决国内货币不足的问题，为此特地用法律形式确定可用会子缴纳赋税或是作为军饷支给。不仅是公家财务，为了促使会子民间流通，朝廷还进一步规定：“民间典卖田宅牛畜车船等如之（指可一半用铜钱一半用会子），或全用会子者听。”会子出现后，曾在孝宗乾道初年短暂中断过，原因是孝宗个人对推广全国纸币心存疑虑，甚至多年以后还对臣下表示：“朕以会子十年睡不着”，一度下令用内藏、南库银回收会子。然而形势强过君主意愿，乾道四年（1168）会子正式按界发行，首界1000万贯。记载来看，同官交子、钱引比起来，会子发行较乱，不仅有时会展限，即推迟兑付时间，后期还逐渐多界并行，直到开禧北伐前达到一个高峰：三界并行，总发行乡达1.4亿贯。会子早期购买力相当不错，辛弃疾在《论行用会子疏》中提到，在孝宗乾道八年（1172），民间会子1贯可换铜钱612文。淳熙元年（1174）左右，由于朝廷允许民众用会子缴税（半会半钱），会子价值有所上升，能兑换710到740文铜钱，因而淳熙元年到十年成为会子价值稳定的黄金期。不过到孝宗末年会子就开始逐渐贬值，到宁宗庆元元年（1195）又跌回620文左右，到开禧北伐前朝廷大量超发，会价腰斩，甚至跌倒300到400文。嘉定八年（1215），朝廷曾进行一次大规模“称提”，一度将会价拉回到600到700文，但此时南宋已进入后期，国力不支，朝廷除增发纸币别无良策，会价暴跌，造成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南宋以会子或半会半钱支付士卒军饷，会价十不存一，使得“军中数口之家，寒无衾炭，日炊不给，腹枵衣敝，累累可怜”，就连朝中都有人看出：“以此（会子）买人死命，决是百战百溃。就像钱引取代交子、会子取代钱引一样，当南宋末年会子恶性膨胀运行不下去之际，朝廷又依样画葫芦发明一种新纸币来取代会子。《宋史全文》记载，景定五年（1264）十月，朝廷下旨：“今以见钱关子复中兴旧法……其官吏诸军券请，并以见钱关子全给。”关子形制为“上黑印宛如西字；三红印相连，如目字；其下两旁各一小长黑印，如两脚，宛然一贾字也”。该资料特地提到“贾”字，大约是因为关子是由权臣贾似道主持。在宋元文人笔记中，关子称呼混乱，传说也相当多。同是《宋史全文》，还将关子记载为“钱关子”“金银见钱关子”；《宋史·食货志》称其“见钱关子”，《叶梦鼎传》呼其为“关子”，《吕午传》中又称“（贾）似道故作铜钱关子”；周密在《齐东野语》中提到的是“金银关子”，还说乃是贾似道一意孤行，趁宋理宗病逝前后朝廷混乱浑水摸鱼推行，导致“物价自此腾涌，民生自此憔悴矣”。刘一清在《钱塘遗事》中称关子为“银关”，说票面上有“宝盖幢幡之状，目之为金幢胜……大（元）兵下江南，如入无人之境，人以为谶”。从内容看，诸人所言都是南宋末年贾似道推行的新纸币关子，但名称为何如此混乱，后人已很难弄清具体情况，大致推想起来是因为关子发行后很快贬值，流通时间较短，再加上推行者乃著名奸佞，使用后南宋很快就灭亡等情况，让文人追记时光记得感叹灭国之征，对纸币正式名称却出现记忆偏差。不过，从五花八门的称呼来看，关子大约同铜钱挂钩，也可能在使用过程中曾同金银挂钩，故而也有金银关子的称呼。尽管史料对关子称呼不一，但名称来源却还比较清晰。“关子”大约从北宋官方文书“关”“关牒”“关引”演化而来。翻阅《宋会要辑稿》，人们会发现真宗时代就有关子：景德三年（1006）条“内降出卖匹段……具关子送下杂买出卖”；大中祥符七年（1014）载：“杂买务应下行买物人……得买物关子等……”记载说得很清楚，关子最初是皇宫大内通过专门机构杂买务买卖物品的一种官方凭证文书。随着时间推演，关子涉及的事务和部门都大为拓展。到神宗时，朝廷坊监养马死后处理，需要开具写明匹数和死马内容关子；各县支移官物，仓库开具物品清单、收据和关子转交本县，本县核对无误后将关子发回仓库；河北、京东二路官卖盐，“官给印本空头关子”；蔡州募客户请射官田，要发给客户关子。可以看出，大致在王安石变法时期，关子已经演变为北宋常见凭证，举凡会计、贸易、税收、支领官物乃至开垦土地，都会用到关子。由于关子使用时需签押用印，使其带有官方背书，具备一定信用，从而逐渐深入经济生活。大约在北宋末南宋初，朝廷榷货务使用了一种“兑便盐钱空头关子”，即让商户在一处纳钱后去盐场领盐的“兑便关子”；绍兴元年（1131）解决婺州驻军物资运送不便问题，朝廷又印制一批“见钱关子”，让商人运入物资（“入中”），然后持关子去杭、越领取铜钱或茶、盐及舶来货，成了一种有价证券。不过，由于关子涉及都是大宗买卖，数额巨大，不适用于日常生活，所以没有像会子一样成为广泛使用的纸币，直到南宋末才由贾似道重新翻出发行。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南宋还出现过湖北会子、淮南会子、关外银会子、关外铁钱会子、小钞、四川宣抚司金银会子等纸币，但或行用地区狭小或行用时间短促，影响不大。
就在南宋发行各种纸币之际，同其对峙的金朝也有样学样，开始发行自己的纸钞，而且特别有趣的是，大约是金人一入主中原就接受北宋纸钞文化，因而在货币发行上显得特立独行——他们率先于贞元二年（1154）发行纸币交钞，之后才在正隆三年（1158）铸造铜币。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金国发行交钞更多带有政治因素。一方面是金朝同样面临着铜荒，不得不以交钞来解决缺乏货币问题。但交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便是同宋朝争夺铜钱，防止本国境内铜钱外流。海陵王完颜亮“于汴京置局造官会，谓之交钞……阴收铜钱，悉运而北，过河即用见钱，不用钞”，换言之，金朝的交钞最初只用于黄河以南地区，一有兑换的铜钱便运到黄河以北使用，以防铜钱回流南宋。考虑到此时南宋在两淮禁用铜钱，特地发行淮会的做法，两者可谓半斤八两。同南宋纸币相比，交钞最大的特点就是在中后期不分界，永久使用不限年月，在货币发展史上又向前迈了一步。不过，金人会频繁更换名称以发行新钞，名称多模仿铜钱，诸如“贞元通宝”“兴定宝泉”“元光珍货”“元光重宝”等。据《金史》记载，最初交钞筹备由户部尚书蔡松年主持，在户部下设交钞库、印造钞引库和物料场进行印制。交钞根据面额分大、小钞两种，大钞有一、二、三、五、十五贯5种，小钞则为一百、二百、三百、五百、七百五等。贞祐二年（1214）后通货膨胀，于是又发行二十贯、百贯、二百贯乃至千贯大钞。交钞形制精美，“外为阑，作花纹，其上衡书贯例，左曰：‘某字料。’右曰：‘某字型大小。’料号外篆书曰：‘伪造交钞者斩，告捕者赏钱三百贯。’料号衡阑下曰：‘中都交钞库，准尚书户部符，承都堂札付，户部覆点勘，令史姓名押字。’又曰：‘圣旨印造逐路交钞，于某处库纳钱换钞，更许于某处库纳钞换钱，官私同见钱流转。’”纸张材料、防伪提示、监管盖章、兑换地点都写得清清楚楚，相当实用。按规定，交钞兑换时每贯只收工本费15文，仅为南宋一半，加上发行初期金国国力强盛，钱多钞少，“贵而易行”，甚至一度交钞价值略高于铜钱。然而，同南宋一样，大定二十九年（1189）后，金朝国力衰退，交钞也逐渐走向贬值一途。泰和年间（1201—1208）通货膨胀已颇为明显，到贞祐二年（1214），金宣宗在蒙古进逼下迁都汴京，金廷在各地统治已摇摇欲坠，为筹措军费授权地方驻军印钱，形成所谓“合同交钞”，即中央与地方联合发行，持钞者可在参加合同的各路流通兑换。不过，随着蒙古大军步步进逼，金朝再多花样也挽救不了交钞贬值的命运。贞祐三年，金宣宗改交钞为“贞祐宝券”，但两年后就另发“贞祐通宝”，以“贞祐通宝”一贯当“贞祐宝券”一千贯。货币崩溃至此，金朝政权前途已不问可知，尽管其在灭亡前最后三年中还搞出世界上首个以绫代纸的“元光珍货”，但随着蔡州被攻克，交钞同金朝一起走到尽头，将创造货币史新篇章的重任留给未来纸币——大元宝钞。本文改编自《国家人文历史》2024年6月上，原标题为《交子的继承者们 宋金对峙时代的各种纸币》，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