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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天宝十载（751），唐朝安西都护府的军队与阿拉伯帝国的军队在怛罗斯（今哈萨克斯坦之江布尔州塔拉兹市）一带发生激战，史称“怛逻斯之战”。这是中原王朝第一次在中亚与真正意义上的外国军队进行大规模的正面军事交锋。
战场之上，唐朝将领高仙芝指挥安西都护府精锐两万正面“硬刚”阿拉伯人的弯刀骑兵，唐军素以机动力闻名当世，人皆配两马，在战场上或持劲弩攒射敌军于怛逻斯河畔，或以陌刀断敌骑于城下，又有弓矛具备的轻骑兵来回游弋策应，数倍于唐军的阿拉伯人竟一时无法前进半步，双方相持于怛逻斯城下五日之久。然正在两军僵持之际，负责担任唐军侧翼警戒任务的葛逻禄骑兵忽然背刺倒戈：
“与大食夹攻唐军，仙芝大败，士卒死亡略尽，所馀才数千人。”
经此一役，安西唐军主力受到极大削弱，基本上丧失了对葱岭以西中亚地区的控制权。自此以后近千年，中原王朝再也没有机会将领土拓展到中亚一带。今人多为唐军此役挫败而噫吁长叹，认为如果这场战争中没有葛逻逯人的反叛，唐朝或许就能在此战中获得旷古绝今的伟大胜利，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从七世纪中叶开始，唐朝与阿拉伯人就开始从东西两个方向对中亚两河流域（锡尔河与阿姆河）施加军事影响力，并对当地的粟特人城邦（中国历史称之为“昭武九姓”）与游牧民族（西突厥部落）进行招抚与册封，力图将这一区域纳入其势力范围。
唐高宗李治时期，唐朝军事力量就已进入中亚。显庆二年（657）闰正月，唐高宗提升苏定方为伊丽道行军大总管，率领燕然都护任雅相、副都护萧嗣业、左骁卫大将军瀚海都督回纥婆闰等穷讨阿史那贺鲁；又诏令早已归唐的右屯卫大将军阿史那弥射、左屯卫大将军阿史那步真为流沙道安抚大使，分头出金山（今阿尔泰山）道。这次战争前，唐王朝已经将整个塔里木盆地与北疆东部纳入军政管辖，此战目的便是彻底扫除盘踞在北疆伊犁河一带的西突厥叛军。
史载此战唐军冒北疆大雪昼夜前进：
“定方兵纵破其牙，俘数万人，获鼓纛器械，贺鲁跳度伊丽水（伊犁河）………追贺鲁至碎叶水（哈萨克斯坦境内楚河），尽夺其众。”
最终阿史那贺鲁（西突厥的可汗）逃至石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城），被当地官员俘获，阿史那弥射之子元爽与萧嗣业率唐军追击至此，将阿史那贺鲁带回长安。这是自当年汉朝陈汤矫诏击杀北匈奴郅支单于后，中原王朝军队第一次明确进入今中亚地区的记载。
此战之后，自显庆三年（658）至龙朔元年（661）间，虽然唐朝从未向葱岭以西派出一兵一卒，但河中粟特诸国及以吐火罗为首的乌浒水（今阿姆河）域诸国却不约而同地纷纷主动将自身国土并入唐朝安西大都护府治下的羁縻州、府，甚至连昔日大国萨珊波斯王子卑路支在波斯边境建立的流亡政权也成为唐朝的波斯都督府（位于波斯疾陵城，今伊朗扎博勒一带）。这也是我们今天看到唐朝地图中西部广袤疆域的由来。
不过中亚地区的诸多城邦国家在被唐朝列置为羁縻州府之后，仅仅承认唐朝的政治主权，对唐称都督、刺史，对内仍然称国王；唐朝也并未在其境内进行驻军或派驻官员，这也就让这片广大的领地显得名不符实。
在唐朝对中亚进行了大范围册封以后，阿拉伯人也开始了所谓“河外扩张”，即以大呼罗珊地区为基地（伊朗东北部与土库曼斯坦东部）向中亚武装开拓。咸亨四年（673），大食呼罗珊总督乌拜都拉进逼安国王都捕喝城（今天乌兹别克斯坦的名城布哈拉），三年之后（676）此人再犯河中，俘虏了康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名城撒马尔罕）三万俘虏而归，而这一时期的唐朝军队正忙于在河西走廊与吐蕃拉锯，无暇西顾，致使阿拉伯军队肆虐中亚核心区域。683年，大食取得了在安国都城捕喝的驻军权，建立了河中第一个大食军事据点，景云二年（711），大食又在康国都城飒秣犍城驻军，这也标志着阿拉伯帝国在中亚拥有了实质性的军事影响力，而与唐朝的羁縻统治形成了鲜明对比。
到前八世纪中叶高仙芝到任之时，唐与大食两大帝国之间的中亚对峙形势显然发生了重大变化，两国间的边界原本是乌浒水（阿姆河），至今已内缩至药杀水（锡尔河），药杀水和乌浒河流域的国家基本上全部成了阿拉伯人实际控制的附庸。高仙芝所能做的，其实也仅仅是尽力维持现有的局势，尽量稳住锡尔河以北的属国与属部。
对于唐朝而言，对中亚进行政治军事控制的难点在于地理距离带来的兵源与后勤压力，唐王朝能够在安西都护府保持两到三万的常备兵力都已经近乎极限，军械粮草从陇右道穿越绵长的河西走廊已属不易，还需走过连玄奘法师都直呼惊惧的莫贺延碛大沙漠与帕米尔高原，这对处在古代农业国家时期的唐王朝而言无疑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所以唐王朝在安西与北庭地区奉行的一直是以西州（新疆吐鲁番）与庭州（新疆吉木萨尔）两大汉人屯垦直属州为腹心，以安西四镇镇守使军队为躯干，以各守捉屯田驻军为手足的精兵戍守政策。尽管唐王朝在西域兵力有限，但均属编制装备齐整的精锐力量，一旦战事紧急，安西四镇节度使一方面可以调集汉军精锐快速反应机动，另一方面可以依靠唐朝的政治威望调动周边少数民族军队助战，此举不仅可以增强军队实力，也可以减少后方的戍守隐患。
突厥汗国曾经在七世纪中叶以前长期统领玉门关以西的广大西域地区（包括今天中亚乃至于南俄草原一带），所以在西域各个游牧部族之间有着极大的政治威信。因此从唐王朝经营西域伊始，就十分注意扶立西突厥贵族以统领整合西突厥游牧部落的军事力量，平定西突厥阿史那贺鲁叛乱之后，唐朝在当地设置了昆陵、蒙池两个都护府，以阿史那步真为濛池都护、继往绝可汗兼右卫大将军，统辖弩失毕五部，另外以阿史那弥射为左卫大将军、昆陵都护、兴昔亡可汗，统辖咄陆五部，两者相合就是传统意义上西突厥核心“十姓部落”。
然而唐王朝在利用突厥力量时，时常存在两大心理：一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猜疑心理，二是不符合实际的“突厥正统思维”。前者导致了唐王朝在处理突厥事务时，无法站在总战略布局上正确对待突厥各部的力量；后者则导致唐王朝扶立突厥领袖时的用人失当。举例来说，唐王朝始终认为阿史那姓的正统蓝突厥贵族在突厥各部之中威望最高，因此历次征伐都以阿史那氏的后代作为号召突厥各部的旗帜，这在高宗与武则天时期还能收获一定成效，但是随着异姓突厥力量的崛起，诸如处月、处密、车鼻部、葛逻禄与突骑施部落等非阿史那族系开始自立门户，突厥正统的号召力也就逐渐衰弱。八世纪初，异姓突骑施部落建立的突骑施汗国已经彻底占据了西突厥故地，标志着唐朝“正统突厥”路线的基本失败。
在高仙芝执掌西域之前，阿拉伯人已经开始向药杀水以北地区进军，此时（719）的唐玄宗一度改变惯性思维，审时度势，让出已置为安西四镇之一的战略要塞碎叶（今天吉尔吉斯斯坦伊赛克湖畔）为突骑施牙帐，改以轮台为北道商税收取关卡，拜苏禄为突骑施忠顺可汗、金方道经略大使（“金方”即西方），也就意味着将对大食阿拉伯人的战争全权授权给这位突厥可汗。这一符合形势的战略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从开元八年（719）始，突骑施苏禄汗连续取得了对阿拉伯帝国的大胜，不仅将阿拉伯大将穆斯棱·本·赛义德·艾尔的军队赶过药杀水，又率领重组的十四姓突厥部落（传统十姓部落外加咽面、车鼻等）重新杀入河中，在著名的渴水日之战大败阿拉伯联军于费尔干纳盆地，而后又攻克捕喝（布哈拉），一度渡过阿姆河，与阿富汗一带的波斯复国军汇合，声震中亚。西突厥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始终牢牢控制着两河流域的战争主动权，将阿拉伯人的兵威压制在阿姆河以南，并促使一大批河中地区（乌浒河与药杀水之间地带）的小国重投大唐。
然而，此时唐朝廷的猜疑心理又开始作祟，对突骑施汗国这一异族政权始终缺乏足够的信任。而这种猜疑心理一旦遇到风吹草动便会撬动双方关系的根基，大食国呼罗珊军将哈巴斯率众抵制阿拉伯帝国的税收政策，遭到镇压，逃到突骑施为苏禄收容。这一分化敌人的举动在唐廷眼里却成了图谋不轨的证据。
不久后，突骑施汗国终于被逼反，唐朝甚至选择与大食一同剿灭所谓的突厥叛逆，造就了亲者痛仇者快的悲情故事。突骑施汗国灭亡后，唐玄宗竟然又搬出了“突厥正统”的旗帜，让阿史那步真的孙子阿史那昕来收拾乱局，结局自然是身死军灭，为天下所笑。
除了西突厥部落以外，在两河流域的土著居民昭武九姓粟特人，也是决定谁能够稳固占领中亚的决定性因素。这些以绿洲农业与经商贸易为主的国家对唐朝的丝绸贸易具有极大的依赖性，且更倾向于唐朝包容性较强的羁縻统治模式——这本来是唐王朝手中一张极好的牌。
然而可惜的是，在八世纪初阿拉伯帝国向中亚全力进军的当口，唐军无法提供实质上的军事援助，自身深陷于武周末年的内斗以及与北方后突厥的战斗中，只能坐观阿拉伯帝国对康国、安国在内的中亚粟特城邦进行政教布施，并最终让两河流域彻底阿拉伯化，以至于连占据名城撒马尔罕的康国国王乌勒伽也自称穆斯林。到高仙芝到任之时，甚至连药杀水以北的最后一个粟特国家——石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也被大食扶植的傀儡特勤所控制，唐朝在中亚的所有粟特盟邦已然全部消失。
747年白衣大食（倭马亚王朝）崩溃，河中地区局势混乱，这是一次唐朝趁势收复中亚的良机。750年，阿拉伯中亚驻军哗变，唐朝军队兵分三路，一路走南道，打通与吐火罗地区反大食势力的联系，另一路北庭节度使王正见也进攻碎叶，俘获了占据那里的黑姓突骑施可汗。而高仙芝则选择了位居药杀水域门户的石国作为反攻的第一突破口，以亲大食的石国王车鼻施特勤“无藩臣礼”，乃兵围石国，石王穷蹙求降。高仙芝佯许：
“乃将兵袭破之，杀其老弱，虏其丁壮，取金宝、瑟瑟、驼、马等，国人号哭。因掠石国王，东献之于阙下。”
唐军此次的反击行动虽然亮眼，但是却如回光返照一般将自身推向了深渊，一方面再次羞辱了作为曾经盟友的突骑施人，让所有突厥系游牧部族心寒，另一方面将那些有心归附唐朝的中亚粟特小国彻底推向了大食一边：
“高仙芝之虏石国王也，石国王子逃诣诸胡，具告仙芝欺诱贪暴之状。诸胡皆怒，潜引大食欲共攻四镇。”
因此，怛罗斯之战虽未开打，唐朝与阿拉伯帝国的地缘外交优劣之势已然分晓。
怛罗斯之战是大唐帝国在中亚的终结一战，此战在阿拉伯王朝发生更迭的军事契机中开始，但是唐朝军队在战前就基本丧失了大部分可以协同作战的战略伙伴，以至追随唐军参加怛逻斯之战的只余葛逻禄与东拔汗那两属国了，其他突厥系部落与中亚城邦已然全面倒向阿拉伯人或对唐廷丧失了信心。
而对仅有的葛逻禄部这一盟友的选择同样是未加审慎决断且草率的，根据《唐会要》记载：
“葛逻禄在北庭之北，金山之西。显庆二年。置阴山大漠元池三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三族当东西两突厥之间，常视其兴衰，附叛不常……与回鹘拔悉密等攻杀后突厥鸟苏米施可汗 ……又与回鹘同击破拔悉密部落……至德后，部众渐盛，与回鹘为敌国，仍移居十姓可汗之故地，今碎叶怛逻斯尽为所踞。”
由此可见，葛逻禄部素来无信义，曾经在两大突厥政权之间来回摇摆，后又多次攻杀盟友部族，是一个背刺他人国族的惯犯。对这样的盟友竟然毫无防备，不得不说是唐军无奈而无能的表现。
再反观唐王朝的对手大食，其后勤补给可谓毫无压力，其可以从呼罗珊所在的伊朗高原东北部平推而下，直抵中亚两河流域，其补给线长度基本相当于唐朝军队的十分之一，且没有高山沙漠拦阻，又可以就地因粮征税于中亚诸国。
军队方面，当时的大食王朝已经经略了包括两河流域、波斯高原与小亚细亚乃至埃及在内的广大区域，其军队部署不仅有骁勇的阿拉伯弯刀骑兵，更有希腊式的圆盾重步兵，同样也有来自波斯的重甲骑兵，其重装兵种多着锁子甲，攻防兼备。史载大食军队“战则五军并出，号五肢阵，最善阵战。”
751年的怛逻斯河畔，白衣大食（阿拔斯王朝）数万阿拉伯骑兵呼啸而来，二万安西唐军的身后仅有一支忠心耿耿的拔汗那军队，而对面则是汇集了波斯人、阿拉伯人、粟特人与突厥人的联合战队，怛逻斯之战的号角还未吹响，胜败的天平就已经倾斜向敌人。
退一万步讲，即使高仙芝打赢了怛罗斯之战，那么后来安史之乱的爆发也注定西域之地的全面放弃，葱岭之内的天山南北尚不可求，更何况大食盘踞多时的中亚呢？
参考文献
1.薛宗正：《怛逻斯之战历史溯源———唐与大食百年政治关系述略（651—751）》，《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0年第10卷。
2.韩云云：《怛罗斯之战对唐影响探析》，《鄂州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
3.兰松林：《唐积极向中亚地区进取的意义——怛逻斯之战对唐朝在中亚地区的影响》，《黑河学刊》，2013年第10期。
4.李方：《怛逻斯之战与唐朝西域政策》，《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3期。
5.薛宗正：《论高仙芝伐石国与怛逻斯之战》，《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