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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理意义上，西安其实并不属于“西北地区”。纵观中国地图，地处国家地理几何中心的西安，似乎更应该是一个“中原”城市。不过，在历史发展与行政区划变迁的影响下，西安成功融入“西北”，并成为西北地区的重要城市之一。
作为地域名词，“西北”最早在春秋时期的星占学中就已经出现。不过，早期的“西北”含义相对模糊，并没有形成明确的地理区域概念。即使到明代，在兴修水利与防范边患的奏疏中，“西北”仍旧是与“东南”相对的方位名词。直到19世纪末期，在保卫边疆的“海防”与“塞防”争论中，“西北”开始被用来代指内陆边疆地区。几十年后，“西北”一词开始成为地区名称。1908年，在一篇呼吁陕西、甘肃、新疆三省合作推进西兰铁路建设的文章中，作者如此提到：
“……欲保东南，必先保西北，实为一定不移之铁案。彼秦陇者，岂非西北之堂奥，而新疆者，又非秦陇之藩篱乎。”（《西兰铁路绪言》，《夏声》第1期）
此外，为反对时任陕甘总督升允的暴政，《神州日报》曾悲呼：“天乎！天乎！吾西北何日去此害也！”（引自朱凯《于右任传》）“吾西北”无疑显示了彼时作者们对“西北”的地域认同。
这一时期，作为中国国土的一部分，“西北”大致指代陕西、甘肃、新疆三省（此时的甘肃包括今日的宁夏与青海）。此后，不少来自西北地区的作者，都在文章中将“西北”看作自己的乡土，并不断强调西北地区民众需要共同建设乡土。
1949年10月至1954年6月，中共中央以大行政区制度来加强管理，以期尽快实现恢复生产、发展经济。1950年1月19日，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此时，“西北”成为一个行政区划，且划分了明确的管辖范围，包括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五省，而其首府就在西安。也正因此，西安奠定了在西北地区的重要政治地位。
虽然大区制早已取消，西安也不再是西北五省的首府所在，但这一建制给西安带来的地位提升，影响深远。1998年11月至2023年8月，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机构设置中，总行之下的分支机构内，北京和重庆设立营业管理部，并在9个中心城市设立大区分行。其中，西安大区就分管新疆、甘肃、青海、宁夏与陕西五省支行业务。可以说，在西北城市中，西安至今仍具有一定的“超群地位”。所以，出现那句“西安是西北人的精神省会”的俗语，倒也在情理之中了。
当然，西安也并非仅有行政地位上的优势，其深厚的历史文化遗产、恰到好处的地理方位以及科教经济等方面的强大吸引力，都是不可忽视的。
西安地处关中平原，正位于农耕区与游牧区的交汇地带，土地肥沃、气候温润、物群丰富，既能满足早期人类的采集与游牧需求，又适宜农业耕作，为人们提供稳定的食物来源。加上其西控陇坻，东据潼关，四塞屏障的地理形势，不仅交通便利，军事防御上的优势也极为明显。（参考自《形志：场所精神下的西安明城形态》）这些优势，恰好符合英国地理学家柯尼希（V. Cornish）提出的“自然仓库”“交通枢纽”与“要塞城市”的建都三要素。（参考自张晓虹：《匠人营国：中国历史上的古都》）正因此，在3100多年的建城史中，西安就累计有1100多年的建都史，并成为闻名世界的古都。
西安附近的大型城市营建始于西周。周文王在沣水西岸建丰京，周武王则在东岸建立镐京，二城并称“丰镐”。到西汉初期，刘邦命萧何建造未央宫，并迁都至此。因地处长安乡，又被称为长安城。“长安”二字，也自此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大汉盛世之时，长安城空前繁华。在《西都赋》中，班固曾如此描绘长安：
“街衢洞达，闾阎且千。九市开场，货别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
汉长安城有9个市区，160条里巷，鼎盛之时有30多万人生活于此。享有“东长安，西罗马”的美名。在这座都城里，“都人士女，殊异乎五方。游士拟于公侯，列肆侈于姬姜”，分列成行的商铺、熙熙攘攘的人流、琳琅满目的货品，让人眼花缭乱。空前繁荣的经济也带动了平民娱乐生活的活跃，千姿百态的杂技表演在此上演：既有“熊虎升而挐攫，猿狖超而高援”的动物表演，也有“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的幻术，令人目不暇接。
随着东汉衰败，长安陷入战乱，一副“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的惨况。直到隋代统一中国，国都再定长安，经隋唐两代营造，长安新城以84平方千米的面积，一举成为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都城。此时，美洲尚未被欧洲人发现；欧洲处于黑暗的中世纪，城市破败，田园荒芜。唯有中国这块土地，呈现繁荣、兴旺的景象。（引自《唐朝：世界文化史上光辉的一章》，《光明日报》2022年6月16日）
“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长安城万国来朝的盛世气象，在王维的诗中成为永恒。寒冷寂静的深夜，久居边关的王翰辗转反侧，思乡之情油然而生，吟出“夜听胡笳折杨柳，教人意气忆长安”的诗句。“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韩愈笔下的长安初春美景，今日读来，也仍叫人心向往之。四十六岁才在长安登科的孟郊，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在此高歌“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而屡试不第的黄巢，则愤怒地写下“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安史之乱后，大唐从巅峰坠落。五代之后，长安更是失去国家中枢的地位，但它却仍承载着无数人心中对美好盛世的想象。直到民国时期，在城市游记指南中，作为“周秦汉唐之故都”的西安，“其名胜古迹，犹憧憬于人心”，而其“一邱一壑一瓦一石之留遗”，也“足资缅思”。显然，作为世界古都之一的西安，早已在中国人心中产生出深厚的文化认同。
当时的路线东端就起自长安城，经陇西或固原西行至金城（今兰州），然后通过河西走廊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出玉门关或阳关，穿过白龙堆到罗布泊地区的楼兰，而后分南北两路，均到达疏勒（今喀什），再西行到安息（今伊朗），以至大秦（罗马帝国东部）。显然，如今西北五省的不少城市，都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站点。
作为古丝绸之路的策源地、起点和东方文化中心，汉长安城吸纳了各国商货和商旅，毛皮店里有来自域外的“狐貂裘干皮，羔羊皮干石”，布匹店中有“榻布皮革千石”。不少西域商人定居长安，在东汉光武帝逝世时，长安城内的西域商人就曾设帷帐以祭奠。到唐代，胡食也征服了长安人的味蕾，酒肆之中既有“面脆油香新出炉”的胡麻饼，也有“初鲙鱼、正烹羊”的玉盘金鼎。这种跨国文化互动与交融，造就了以长安为中心的国际大都市气魄。
此外，经由长安，大批汉人进入西域，汉文化也在西域传播开来。高昌麴氏政权时期，“国人言语与中国略同”，有“《五经》、历代史、诸子集”，而高昌王也曾在“坐室画鲁哀公问政于孔子之像”。（参考自张安福：《文化认同与唐代西域治理》）经由丝绸之路这一交通要道，儒家文化日渐成为西域民众日常行为的规范，他们“服改毡裘，语兼中夏，明习汉法”。直到安史之乱后，西域各民众对中原的向心力、对长安的政治认同仍然不减。（参考自刘子凡：《唐朝经营西域的文化影响至深至远》）
宋元以降，由于国家政治经济中心东移，西安在国家交通网络布局中的地位逐渐下降。但在民国中后期，随着陇海铁路灵宝到天水四段相继建成，西安的交通环境大为改善，并再次成为沟通东西部的重要枢纽城市。此时，陕西外输的主要农产品，均以西安作为商品运销地。兴平土布、凤翔烟草、宝鸡木料与药材，以及铜川煤矿，也都通过铁路运到西安，除在当地销售外，均由陇海铁路东运。而从中原、华北与华中地区运进的货物，也开始直接运送至西安，再向西北各地分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西安的交通优势再度彰显。1952年秋，陇海铁路天水到兰州段完工，陇海铁路全线贯通，西安与兰州的交通往来日益密切。一五计划后，随着兰青铁路开通，东部地区可经由西安出入甘肃、青海各省。至此，西安成为各地物资、人员进出西北的重要一站。
时至今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的《中长期铁路网规划》中，西安仍旧是中国铁路运输“八横八纵”主通道中的重要节点城市。由于西安的交通线四通八达，使得西北人无论是回乡还是奔赴外地，或多或少都会途经此地。而作为西北地区最东部的大城市，出入西安，也就被赋予了出入西北地区的重要意义。在此背景下，无怪乎不少网友戏称，西安是“西北人的山海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西安地区的科技发展近乎空白，科研机构寥寥。在“一五”计划期间，西安被列为国家重点建设城市。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中，有17项在西安布点，由此奠定了西安的工业基础，也推动了西安科技事业的发展。
1955年，交通大学从上海内迁至西安，创造了宝贵的“西迁精神”。“三线建设”时期，上海、东北等地的大批院校、研究院所和企业迁入西安，实现了西安科教资源的跨越式发展。截至2024年6月，西安共有63所高等院校，双一流高校7所。在全国各大城市中，西安的双一流院校数量位居第四，与广州、武汉、成都齐头并进，仅次于北京、上海、南京。这一傲人的成绩，不仅远超西北其他城市，也将天津、杭州、青岛、苏州等东部城市甩在身后。
对于广大西北地区与晋西南的学子而言，西安临近家乡，且拥有数量众多的知名学府，能来此求学显然是最优解之一。在7所西安双一流高校的2025届毕业生生源信息中，来自西北五省的学生就有21258人，占比36%，足以显示出西安对西北五省学子的吸引力。
此外，西安的人才培养与产业建设较为契合。根据西安市政府2020年印发的《西安市现代产业布局规划》来看，西安市的主要支柱产业布局在电子信息制造、汽车制造、航空航天、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和生物医药。而纵观西安的知名高校，无论是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还是西北电子科技大学，都是以理工科见长的学府。而在“文化兴市”大旗的推动下，西北大学与陕西师范大学等文科强校的人文学科，同样能为西安文旅建设贡献青春人才。可以说，西安的重点产业发展，急需本地高校应届生的留存，不少学子也能在当地找到较为心仪的工作，两方颇为“情投意合”。
当然，西安不可避免地存在所有新一线城市的通病。虽然有不少产业基础较为坚实，但仍旧存在着结构不够多元的问题。这也意味着，由于依赖特定的行业或产业，导致就业机会相对集中，行业间的就业选择较少。另一方面，虽然西安生活成本相对较低，但对于不少年轻人来说，薪资水平和职业发展前景仍然是重要的考量因素。较低的薪资水平仍有可能导致人才回流至薪资更高、机会更多的一线城市。（参考自《西安，留住年轻人不只靠大唐不夜城》）不过，相较其他西北城市，西安仍具有不小的吸引力。
参考文献
1、张晓虹：《匠人营国：中国历史上的古都》，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
2、李昊、贾杨、吴珊珊：《形志：场所精神下的西安明城形态》，中国城市出版社2021年版。
3、张安福：《文化认同与唐代西域治理》，《光明日报》2010年7月6日。
4、胡勇、琚婕：《论陇海铁路对西安城市发展的影响（1934-1949）》，《史学月刊》2013年第5期。
5、吉泽诚一郎：《明清以来“西北”概念的变迁》，《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
6、席会东：《丝路西安：延续千年的交通起点》，《地图》2015年第6期。
7、路其首：《明代“西北”的不同含义》，《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1年第3期
8、刘子凡：《唐朝经营西域的文化影响至深至远》，《历史评论》2021年第5期。
9、王培瑄、马雪：《“一带一路”视域下西北经济发展的问题及对策探析》，《可持续发展》2023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