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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题材的小说和影视剧中，动不动就出现尚方宝剑、免死金牌的身影，说它们“一个是阆苑仙葩，一个是美玉无瑕”一点都不为过。《包青天》里的尚方宝剑威风赫赫，《水浒传》里的免死金牌也帮柴进刷足了存在感。既然二者都声名远扬，今天我们不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看看究竟是尚方宝剑削铁如泥，还是免死金牌保护力拉满？
要研究尚方宝剑到底是不是“上斩昏君，下斩谗臣”，就得先弄清楚它的来历。它的诞生与中国古人佩剑的传统息息相关，早在先秦时期，屈原就曾在自己的诗歌中写道：“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这一传统代代沿袭。
而“尚方宝剑”的来历则与一个机构有关。从战国时期开始，“尚方”就是管理国家最高统治者及其亲属御用刀剑等器物的机构，“尚方宝剑”也因此得名。大名鼎鼎的蔡伦就曾做过这一机构的长官“尚方令”，在此期间，他曾说过：“御用之器，臣庶不得私用。”
既然是最高统治者的佩刀，其工艺之精良自然可想而知。据说此剑出鞘，可以立毙马匹性命，因此又被汉人称为“尚方斩马剑”。在《汉书》中就记载，大臣朱云认为汉成帝的老师、丞相张禹鱼肉百姓，横行乡里，就上书皇帝：“臣愿赐尚方斩马剑，断佞臣一人以厉其余。”这是打算杀一儆百。可惜汉成帝并不买账，还觉得讨要尚方宝剑是僭越之举，打算当场砍了朱云的脑袋，好在一旁的辛庆忌说了两句好话，才保住了他的性命。
皇帝真正赐剑专杀在北宋已有，宋人所作《武经总要》有明确记录：“本朝之制，大将每出讨，皆给御剑自随，有犯令者，听其专杀。”赵匡胤在赐予曹彬剑的时候说：“副将以下，不用命者得专戮之。”不仅仅在宋的统治下，在同时期的辽、金境内，及此后的元也都有赐剑专杀的例子。比如《辽史》记载：“遣东京留守耶律抹只以大军继进，赐剑专杀。”《元史·张弘范传》记载：“帝出武库剑甲，听其自择，且谕之曰：‘剑，汝之副也，不用令者，以此处之。’”由此可见，辽、金、元“尚方宝剑”的使用和宋并没有很大不同，基本都是军事用途。
到了明代，尚方宝剑则有了更高的权威，此时，在发放尚方宝剑之前，已经需要一项重大的仪式——“代行授钺礼”。而到了明后期，尚方宝剑更是成为将领必备的器物，《明史》记载：“（启睿）总督陕西三边军务，赐剑、敕、印如嗣昌。”而郑成功有一次向日本借兵，书信的开头也写道：“赐蟒玉尚方剑便宜行事。”这说明持有尚方宝剑的人通过皇权，获得了先斩后奏、灵活处理事务的特权。除了军事将领之外，有资格得到尚方宝剑的也大多是皇帝的心腹大臣，或是代表皇权的巡按御史，刘伯温曾说：“先封尚方剑，按法诛奸赃。”
然而在明中后期，如此重要的尚方宝剑变得越来越“不值钱”。“万历三大征”时，皇帝接连赐予总督陕甘三边军务魏学曾、甘肃巡抚叶梦熊尚方剑，果然获得战役胜利。这之后，御赐尚方宝剑变得越来越频繁。
崇祯元年（1628），袁崇焕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得到御赐的尚方宝剑，但设镇皮岛的毛文龙也手持尚方宝剑，不愿意受到袁崇焕的节制，于是袁崇焕借阅兵的机会，细数毛文龙十二大罪状，“取尚方剑斩之帐前”。用尚方宝剑斩杀另一个拥有尚方宝剑的大臣，很显然不在其权限之内，然而明王朝正值用人之际，崇祯皇帝只好宣告毛文龙的罪状，没有治袁崇焕的罪。
到了崇祯九年（1636），兵部尚书杨嗣昌上书朝廷，希望派遣熊文灿镇压农民起义，并要求授予其尚方宝剑。但熊文灿实在是无能之辈，虽然有了尚方宝剑的专断权力，但没本事搞定李自成和张献忠，最终被朝廷处死。三年后，杨嗣昌本人手持尚方宝剑出征，但经常是“虽屡檄，令不行”，更何况他还“军行必自裁进止，千里待报，坐失机宜”，最终只能在兵败如山倒中绝食而死。
由此可见，在乱世之中，朝廷力量薄弱，即便赐予大臣尚方宝剑，但兵力不足，行使权力自然也是空谈。明王朝的颓势绝非一两把尚方宝剑就能解决，无论是清军的铁蹄，还是星火燎原的农民起义，都无情地摧毁着尚方宝剑无坚不摧的传说，曾经辉煌的“尚方斩马剑”此时已落满历史的尘埃。
有攻就有防，如果说尚方宝剑是“最强的矛”，那免死金牌就可称“最强的盾”。它在历史上还有一个名字——丹书铁券。“铁券”由两部分组成，形状如同板瓦，受到该奖赏的臣子和朝廷分别持有其中一部分，上面用丹砂写明誓词，所以合称“丹书铁券”，又因为它可以世代相传，所以也被称为“世券”。
皇帝为臣子发放丹书铁券的制度在汉朝已有。汉高祖刘邦建立汉朝后，为巩固其统治、笼络人心，就“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之宗庙。”也就是说用铁做成契约的底材，用丹砂在上面书写契约的内容，装进金匮藏在宗庙之中，充分显示了“丹书铁券”的重要价值。对此，王安石就曾评价道：“汉家分土建忠良，铁券丹书信誓长。”
当然了，西汉初年的铁券还没有免罪和免死等许诺，仅作为一种功绩和荣华富贵的凭证，即便收到了丹书铁券，也有可能因为各种原因而获罪并被处死，韩信就是其中代表。
如此看来，丹书铁券的前身，与古人“剖符作誓”的行为息息相关。这里所说的“符”即“符节”，是古代的一种凭证，无论分封诸侯还是结盟，都要用符节作为信物。符节一般铸造成虎、马、牛、竹等形状，并从中一分为二，双方各持一半，在使用时核验以辨别真伪。
而“誓”则是古代的盟誓制度，它的历史悠久，可追溯至原始氏族社会时代。在较低的生产力水平之下，人们对大自然、祖先有较为强烈的崇拜，因此在遇到需要订立合约的时候，会向所崇拜的事物赌咒、祷告，发誓遵守合约，《诗经》里就有“信誓旦旦，不思其反”的诗句。《春秋左传集解》中记载，发誓的双方要把誓词写下来，一式两份，一份作为存档的副本收藏保存，以后若有纠纷，可以作为凭据，另一份埋于地下或沉于河中。
时至东汉，“丹书铁契”被更名为“丹书铁券”，并一直被沿用下来。北魏时，孝文帝经常为宗亲、近臣颁授铁券，甚至还出现了大臣向皇帝乞求铁券当护身符的现象。隋唐时，帝王颁授丹书铁券已成惯制，其范围涉及开国功勋、中兴大臣、民族首领，甚至有的宠臣、内宦也有机会得到这种荣誉。宋太祖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从后周柴家手中谋得皇位，为了安抚民心，他下令厚待柴氏子孙，赐予柴氏丹书铁券，即使柴氏后人犯罪也不得加刑。正是因此，《水浒传》中的柴进才有可能对宋江说：
“兄长放心，遮莫做下十恶大罪，既到敝庄，但不用忧心。不是柴进夸口，任他捕盗官军，不敢正眼儿觑着小庄。”
到了明代，朱元璋创造性地颁布了历史上最完善的丹书铁券制度。他通过法律规定了铁券的制作、颁发、定级、功能等环节。比如在颁发对象方面，仅限于立有军功，被封为公、侯、伯的勋臣。朱棣登临大宝后，就曾为邱福等26位“靖难”功臣颁授铁券。到了明中后期，仍不时有功臣及其后裔获赐铁券；明末，崇祯皇帝还曾给魏忠贤的侄子魏良卿颁发铁券。
那么，丹书铁券到底有什么用呢？
唐代之前，铁券上的文字比较随意，写什么的都有；从唐代开始，则出现了明显的套路，即要说明接收人、日期、功勋、特权内容等等。
丹书铁券刚出现的时候，它的作用更多在于表彰受券之人的功绩，彰显皇家天恩浩荡，并不具备免死功能。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在铁券上开始出现免死的内容，有的铁券甚至写明免死的次数。最开始大多是免死一到三次，随着时代变迁，免死次数变得越来越多，到了唐代，有的铁券甚至能免死十次之多。后来朱元璋定下法律，限制铁券的颁发使用，功臣的免死次数被控制住，就连魏国公徐达也只有三次。
无论是丹书铁券还是尚方宝剑，它们的效力完全来自皇权。丹书铁券号称“免死金牌”，它成为人们建功立业的象征物，也昭示着皇族的权威，在维护统治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但值得玩味的是，丹书铁券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免除死罪，这就允许持有者在一定范围内可以无视法律、拥有特权，这又与维护统治背道而驰。因此在很多情况下，铁券的免死作用只流于形式，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皇帝并不会兑现铁券的免罪功能，拥有铁券的臣子被诛杀的事件在古代屡见不鲜。
再说尚方宝剑，它彰显的是临时决断、便宜行事的权力，让大臣拥有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可能，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统治者的权威。因此我们会时常发现，尚方宝剑的运用经常受到掣肘，比如上文提到北宋的尚方宝剑仅可用于副将以下；明代崇祯帝一方面在大量发放尚方宝剑的同时，另一方面又不断限制其适用范围。
归根结底，不论手提尚方宝剑也好，手握丹书铁券也罢，在封建社会，一切封赏和权力的最终解释权都归皇帝所有。如果真有人想要用尚方宝剑攻击丹书铁券，那么承认其中哪一者的效力，就要看皇帝心情和器物所有者的身份了。
参考文献：
《汉书》《后汉书》《辽史》《元史》《明史》
柏桦：《明代赐尚方剑制度》
周月峰：《“尚方剑”考》
洪海安：《论“丹书铁券”的渊源与形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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