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论史 | 史睿：敦煌写本书籍史研究路径的探索

文摘 2024-11-23 12:14 安徽

内容摘要：书籍史以书籍为研究对象，研究书籍的形态、体式、生命史，研究人类的阅读与习得、作者与读者的关系，是研究书籍所体现的人与书、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总体史。书籍史研究是从传统学术领域中孕育出来的，前辈学者利用敦煌文献在文字学、语言学、文献学和历史学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这些成就都是书籍史研究的基础。结合笔者的研究经历，从写本书籍史的物质文化史基础，写本学方法的视角，学术史的脉络，社会史的观照等方面探索书籍史的研究路径，希望由此再现写本书籍时代的学术史、文化史、社会史和思想史，乃至中古时代的总体史，为敦煌文献的研究追寻更为广阔的学术前景。

关键词：写本文献学书籍史总体史

导言：写本书籍史研究的范畴

文献研究自古有之，但文献学则是现代学术体系中的一个分支。拙见以为文献学是以研究文本在不同载体上如何生产、使用、管理、流变为主要内容，兼及文本与载体之间在时间、地域、组织、权利、学术等几个维度之间的张力及其变化的通用学科；文献学会帮助我们厘清有关人类记录信息、知识、经验、智慧的基本类型与方法，研究跨载体文本转移与人类文化、文明延续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延伸到文献的文化史意义和文明史意义。如果说研究文本与载体关系及其规律的学科是文献学，而以文献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书籍为研究对象，研究书籍的形态、体式、生命史，研究人类的阅读与习得、作者与读者的关系，即通过书籍研究人与书、人与人、人与社会各种关系的学问，则属于书籍史。两者局部交叉，互相支撑，但是研究方法和目标各有不同。

书籍史是一门新兴的学科，是法国新文化史中的重要主题。台湾大学历史学系秦曼仪曾在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历史与文明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对于法国书籍史研究的理路做过非常精彩的分析。她指出，书籍史或书写文化史的研究与人文学术的很多学科都有密切的关联，例如社会学、文学批评、哲学等。书籍史和思想史、宗教史、社会史、经济史的交叉研究，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的目标是总体史体系之下书籍反映的心态史，亨利-让·马丁（Henri-Jean Martin）的研究旨趣是提供书籍与社会关系的总体性诠释，罗杰·夏蒂埃（Roger Chartier）和丹尼尔·罗什（Daniel Roche）的书籍史研究采取社会经济史的路径，以探求认识社会普遍的、集体的心态观念和文化史。

书籍史深深根植于文献学，从研究对象上看，它的核心资料是书籍本身以及关于书籍的文献记录，最新研究开始关注非书文献和电子文献；从内容上看，是研究书籍的生产、发行和接受，以及由此映射出的作者、编者、印制发行者、读者之间的关系；从学理上看，是文献学与历史学的紧密结合，其最终关怀是较长时段的人类社会的变迁。落实到中国古代书籍史研究，则必须基于传统的文献研究、社会研究和历史研究，而且应当结合多种研究维度，突破静态的、平面的、单维度的文献研究，进入活的书籍史研究。既要研究书籍体式变迁与知识分类体系、学术流变、社会需求之间的复杂关系，也要像关注个体生命一样研究书籍的生命史，包括全体书籍生成直至消亡的一般历史，也包括社会变迁中经典书籍的复杂面相及其兴衰的历史，还要关注作为书籍主体的“人”的尺度——从利用书籍的文字习得、文化习得到文化生产的全周期，以及不同社会阶层、文化阶层和不同时代的变迁曲线。总而言之，书籍史是研究书籍所体现的人与书、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总体史。

正如前辈学者所说，敦煌研究从二十世纪发现之初的挖宝式研究，到战后勃然兴起的分类辑录的精细研究，再到当下的整体总和研究，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学术条件和学术趣向。为了能够走出狭义敦煌学的范围，发掘敦煌文献作为一般史料的价值，必须将敦煌文献与传世文献更为紧密地结合，用于解决普遍的历史问题；而利用敦煌文献研究写本书籍史则是其中一个重要的领域。如果认为出土文献未见要书，即使有重要典籍的片段或遗文，也是未经经典化的畸零之物而不加重视，就未免浪费了这些千年后“失而复得”的宝物。足够数量的敦煌吐鲁番写本书籍的出土，已为我们准备了通过研究写本书籍实物，广泛结合传世史料，再现写本书籍时代的学术史、文化史、社会史、思想史乃至中古时代总体史的文献基础，具有非常广阔而光明的学术前景。

一、从传统学术出发的书籍史

书籍史研究是从传统学术领域中孕育出来的，前辈学者利用敦煌文献在文字学、语言学、文献学和历史学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这些成就都是书籍史研究的基础。中国古代史的史学研究，尤其是中古时期的政治史、地域史、学术史、文化史、社会史、教育史、书法史、中外交通史等领域的成果是构建敦煌写本书籍史的重要基石。

敦煌文字学、语言学方面，从罗王向伯希和索求敦煌出土写本韵书照片开始，经罗常培、姜亮夫、蒋礼鸿、郭在贻、项楚、董志翘、张涌泉、黄征、张金泉、许建平、张小艳、郜同麟等数代学者的努力，已经呈现出非常清晰的学术体系，其中尤以张涌泉《敦煌俗字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二版）、张涌泉主编《敦煌经部文献合集》（中华书局，2008年）、黄征《敦煌俗字典》（上海教育出版社，2019年，第二版）、张涌泉等主编《敦煌文献语言大词典》（四川辞书出版社，2022年）最为重要。这些成果不仅是敦煌文字和语词研究，也是中古文字和语言研究的重要里程碑，同时也为书籍史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郑阿财云，“不同时期的写本，使用俗字既有继承沿用，又有创新与罢用，是写本俗字每具有其时代特色”，可据以确定写本年代及真伪；又云：“不同性质的文献，来源不同的写本，其抄写时使用文字，‘正、俗、通、讹’的严谨、宽松程度亦有所不同。换句话说，写本俗字的使用，有其阶层性与正式性的差别，且与文献内容性质息息相关。”蔡忠霖的《敦煌汉文写卷俗字及其现象》（文津出版社，2002年）已经开始着手研究俗字的写本学问题。今天我们已有数字人文的知识图谱方法，如果以传世的正字学著作和敦煌出土的俗字字书为基本样本，以《敦煌俗字典》《吐鲁番俗字典》等字典建立起来的俗字与对应写本关系为基础知识图谱，则能自动分析全部写本中出现的俗字，且将写本的俗字与其年代、内容、性质、功能、文化位阶相关联，实现郑阿财提出的“俗字写本学”研究目标。同理，词汇与写本内容、性质、功能等要素亦有密切关联，如果将《敦煌文献语言大词典》与其所出文献关联起来，也可以研究相关的写本书籍史问题。

传统四部典籍研究始于沙畹、伯希和、罗振玉、刘师培、董康、王国维、内藤湖南等学者，日本学者的《讲座敦煌》书系、中国学者的《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敦煌学大辞典》与重要敦煌典籍的整理，以及《敦煌讲座书系》的出版大幅度推进了文献研究。张弓带领中国社会科学院团队完成的《敦煌典籍与唐五代历史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在文献研究基础上凸显社会史和学术史视角，已经具有敦煌写本书籍史的基本特征，非常重要。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中华书局，2000年），尤其是此书前言《身临其境的诗坛——关于敦煌诗歌写本特征、内容及整理方式的考察》，是敦煌写本书籍史开山之作，提出新范式与新路径，影响远及海外汉学界，田晓菲、倪健的研究都受其启发。佛教书籍史的资源和问题最为丰富，敦煌典籍当中佛教内容比例最高，从佛教典籍翻译、抄写、典藏到撰著、传播、注释等各个环节都极为完整，也有重要研究成果可资凭借。中日学者关于写本佛教大藏经的研究成果卓著，上山大峻《增补敦煌佛教的研究》（法藏馆，2012年）尤其具有书籍史眼光，对敦煌高僧法成的著述、翻译、集成及其弟子听课笔记作了群体传记、佛教史、地域史、文本学的研究，尤其是多件法成弟子听课笔记的排比研究，堪称佛教写本书籍史的典范。郑阿财（《郑阿财敦煌佛教文献与文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朱凤玉（《朱凤玉敦煌俗文学与俗文化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有关佛教写本与文学关联的研究重视写本书籍的特质，琳琅满目，胜意迭出。林世田、杨学勇、刘波《敦煌佛典的流通与改造》（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年），加入佛教典籍写本流通、改造、修复等视角，从写本物质文化史、写本内容与功能相关联的角度着手，丰富了佛经写本书籍史的研究维度。池丽梅、定源针对日本古写本所作的佛教写本书籍史研究，开发新材料，深掘双方学界的模糊地带，推进中日双方写本书籍史互证，成果焕然一新，启人耳目。

新近青年学者，尤其是以历史文献学、古典文献学的学者为主，纷纷深入写本时代书籍史的领域，童岭《六朝隋唐汉籍旧钞本研究》（中华书局，2017年）、聂溦萌《中古官修史体制的运作与演进》（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曲柄睿《整齐世传——前四史人物列传编纂研究》（中华书局，2022年）都是优秀成果，南京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丛书系列中于溯的《中古时期的历史文献与知识传播》（南京大学出版社，待出版）特别值得期待。陈志远、苏芃、李成晴、蔡丹君、曲柄睿、于溯、石静、张宗品、田卫卫、武绍卫等青年学者的书籍史论文也展现了写本书籍史研究的前景，格外令人振奋。

未来学者们如能继续沉潜于写本实物与文献相结合的研究，尤其是推进文化史与社会史的研究，必将再上层楼。

二、物质文化史为基础的写本书籍史

与写本书籍有关的物质文化史研究包括书籍生产、流传与消费相关的物质文化研究，即书写载体与工具，书写、装帧、保存、流传的工艺过程，以及屋宇形式、家具陈设、采光条件等环境因素，涉及毛笔、纸张等文具、书籍配补、装帧、装具、典藏、起居环境等方面，关切的是书籍物质条件与书籍形态、内容密切关联的部分。其研究主旨是通过对写本书籍的物质载体和留存痕迹的分析，研究书籍生成的物质材料、工艺过程及其背后的文化因素，从而更深入地了解写本书籍的生成年代与地域、经济成本、社会属性、文化位阶、学术价值和社会功能。

欧洲学者从写本学角度考察敦煌写本书籍的物质文化史，成绩卓著。高罗佩（Robert H. Van Gulik）《中国书画鉴赏：以卷轴装裱为基础的传统绘画研究》（万笑石译，湖南美术出版社，2020年），虽然关注的是书画文献，实际上已经开写本物质文化史研究的先声。戴仁（Jean-pierre Drège）为主的法国学者系统关注敦煌写本的物质属性，而且将物质材料、工艺过程与写本的年代、地域、性质等相关问题结合，切实推动了写本书籍的物质文化史研究。方广锠、李际宁、林世田对于敦煌出土佛教写经装帧和古代修复的研究为写本物质文化史重要成果，于溯有关写本书籍形态与人体工程学结合的最新研究令人耳目一新。现有各类注记目录已经开始关注写本的物质属性，但相关著录还需要大数据检验，例如经过缀合的检验，同一写本不同残片的书法著录和年代著录的误差就显而易见。对于写本物质特征的研究还有进一步丰富的必要，例如写本所用纸张的材料和制成加工工艺，从写本痕迹推考写本用笔的类型，墨的成分与制备工艺，文具材质、工艺与组合使用方法对于写本书籍制作的影响，装潢技术对于写本内容与顺序的关联，等等。

毛笔制作工艺对书体演变的影响，是此前书法史研究中被忽视的重要因素。战国至西汉的毛笔，将笔毛插入木质或竹质笔管，工艺至为简单，聚锋效果差，笔毫腰力弱，书写者的力量不容易传达到笔尖，造型功能不足；东汉使用捆扎笔头的毛笔，使得毛笔腰力增强，聚锋效果明显；缠纸笔的出现，笔者以为可以提前至汉魏时期。东汉末曹魏初韦诞《笔墨方》述及制笔工艺过程，已有多种笔毫分层缠束的特征；稍晚的王羲之（传）《笔经》有“以麻纸裹柱根”，即麻纸缠裹笔柱的明确记载。此外，东汉蔡邕《笔赋》云“加漆系之缠束”，与西晋傅玄《笔赋》“缠以素枲，纳以玄漆”及西晋成公绥《笔赋》“加胶漆之绸缪，结三束而五重”意义相近，均有缠束这一工艺，疑其所指即缠束笔头。甘肃武威松树乡下畦村旱滩坡十九号前凉（317—376）墓出土狼毫笔即用上述缠束工艺，不过只是一种笔毫，用丝线缠束于外，并非韦诞《笔墨方》或传王羲之《笔经》所记的缠纸笔。今天所见缠纸笔实物，最早为江苏省江宁县下坊村东晋晚期砖室墓出土的束帛笔头。东晋、南北朝是非缠纸笔与缠纸笔交替的时期，隋唐时代则普遍使用缠纸笔，实物在新疆多有发现。书写工具从非缠纸笔到缠纸笔的变化与隶书向楷书过渡基本同期，除了书写方便、动作简化的原因之外，我们必须关注书写工具和书法形态之间的密切关联。至唐代中期，逐渐根据书写和字体需求分化出不同的笔形。唐德宗贞元二十年（804）至宪宗元和元年（806）入唐求法的日本僧人空海曾将当时流行的唐笔及其制作工艺带回日本，据此制成狸毛笔，并进奉给嵯峨天皇。我们可以从空海《奉献狸毛笔表》中看到笔分为四种类型，即真书笔、行书笔、草书笔和写书笔，另外还有八分笔、小书笔、书笔、临书笔四种，尚未仿制。空海记载以上多种毛笔类型，尤其是将不同笔形与不同书体对应起来，表明唐代书家和笔工都已对笔形与书体之间的关系有了深入认知。此外，写书笔（即用于抄写典籍之笔）、小书笔（即用于抄写细字写本之笔）在诸体书法笔之外，更说明写书（包括写经）之笔与一般临创之笔不同。这种分类表明笔的形态、锋颖的强弱、缠裹层次的多寡等因素都与法书形态密切相关。

西晋是纸的生产使用新阶段，此时已经有大量洁白平滑方正耐折的纸，成为占支配地位的书写载体，而简牍则很少使用。西川宁对于楼兰、吐鲁番出土魏晋墨迹的定量分析指出，在西北地区，从西晋怀帝永嘉年间（307—312）开始，纸已经在书写材料中占有压倒优势。潘吉星的研究同样支持这个结论，他还做过敦煌吐鲁番出土写本纸张的科学检测和分析，推测施胶技术至迟起源于魏晋之际，今存年代最早的施胶纸是黄文弼所得后秦白雀元年（384）《衣物疏》。施胶工艺使得纸面光洁不洇墨，从此纸上墨迹的边缘较之无施胶工艺的纸张更为清晰。此后捶打、施胶、涂布、入潢、砑光等工艺逐渐普及，纸变得更为光滑适用，故笔毫的任何细微动作都能原样保留在纸上。新疆楼兰出土西晋纸质文书中往往有洇墨现象，迨至吐鲁番出土高昌郡时期（327—460）的写本，则不见洇墨现象，可知当时书写用纸已经普遍使用上述加工工艺了。

写本书籍物质文化史综合研究的实例之一为朱墨兼书写本，这是一种特殊的书写样式，主要应用于经传注疏、音义、韵书、字书、本草等类书籍。常见的朱墨兼书书籍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朱色字迹浓厚清晰，但朱字与墨字之间留有字数不等的空格，另一种是朱色字迹暗淡，而朱墨文字之间有固定的空格或紧密相连。从这两类写本的特征来分析，我们大致可以推断，第一种朱色字迹清晰的写本是分两步书写而成，先写全部墨字，留下与朱字字数相等的空白，再于预留空白处写朱字；而第二种朱色暗淡的写本则显然是朱墨连续书写而成。要了解出现这样两种书写工艺的原因，必须综合考察中古时期的毛笔、砚石、墨、笔架等书写工具的物质形态、制作工艺和使用方法。首先，朱砂是较为珍贵的书写材料，制作过程和工艺较之一般墨块更为复杂，不是一般民众能购买使用的，多为官府书手、寺院写经机构、富裕人家所用。另外，朱墨硬度比一般碳墨更高，唐代常见普通石砚、陶砚都无法研墨朱砂，必须使用高硬度的瓷砚或端砚中的白端，这样的砚台多见于皇室、高官的墓葬，如昭陵陪葬墓长乐公主墓出土的白瓷辟雍砚，也非一般之家可以拥有。以上两个条件决定了朱墨兼书必定是高级写本，出自官府、寺院或富裕人家。此外，如上所述，中古时期毛笔主要为缠纸笔，少则一层纸张缠束笔毫，多则至四五重缠束，这样的毛笔在使用时存在一个重要缺陷，就是不易清洗，墨在缠束的纸张和笔毫上长期附着，其中的胶质容易造成笔毫的粘结，再次使用则极为不便，为了延续毛笔的使用寿命，必须经常长时间浸泡、深入清洗笔毫。与此密切相关，无论普通书写墨还是朱砂墨，其中必须加入动物胶才能保证色粉在纸张上的附着力，尤其是经过捶打、砑光、上蜡、涂胶处理的光洁纸张。同时，中古时期，能够保证笔毫保持湿润的笔帽还不常用，即使高端缠纸笔，为了不伤笔毫，所用的笔帽也是镂空的，并不具备保湿功能。在书写之时，如果临时搁笔，宋代以来常见的笔山也是极少的，唐代常见笔架，如吐鲁番唐墓出土笔架，唐代真子飞霜镜图案中所见笔架，都是如兵器架一般的样式，毛笔插入时笔毫在上，笔跗在下。偶见出土唐砚留有插笔之孔，也是如此使用。这样最容易造成含有胶质的墨汁在缠纸笔的笔柱部分凝结，难以清洗，不易再用。总之，墨中含有胶质与缠纸笔毫清洗不便这组矛盾经常困扰着中古时代的书手。我们看到的朱墨兼书之所以采取分步书写的方式，多是由以上物质形态和条件综合造成的。书手先研磨碳墨，书写墨字，为朱字部分预留空格，待墨字写完，浸泡清洗墨笔，放置留待下次使用，再用高级石砚或瓷砚研磨朱墨，另换毛笔书写朱字。这样能够有效避免书写中途换笔造成墨胶在笔毫上凝结，无法书写的弊端。如果想连续书写朱墨两种颜色，则往往不是研磨朱墨，而是用水调制朱砂，由于这样的朱砂不含胶质，没有凝结笔毫的问题，书手自然不必再分两步书写，但带来的问题是不含胶质的朱砂在光洁纸张上附着力很低，时间一久朱色字迹就自然暗淡了。

唐昭陵陪葬墓长乐公主墓出土白瓷辟雍砚

书写工具之外，书写技能也特具研究的意义，譬如章草书体章疏之于宗教书籍史的意义。章草出现于汉代，是隶书的草体，在二十世纪以来出土的简牍上常常可见，儿童习字的《急就章》也有用章草书写的，西域出土的十六国简纸文书中也偶有所见。至唐代，隶书早已不再是常用书体，故作为隶书草体的章草书体也少有人用，仅有书家用以临摹或创作。最为著名的传世隋唐章草作品有托名索靖的《出师颂》（大约是隋唐间摹本，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唐人月仪帖》（又名《十二月友朋相闻书》，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以及唐孙过庭《书谱》（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唐人摹本索靖《月仪帖》（Дх.5748、Дх.4760、Дх.6009、Дх.6025、Дх.6048，今藏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其特征是每字各自草写，而字与字之间并无连属，与牵连书写的今草不同。这种书体在日本被称为“独草”，倒也名副其实。王家葵指出，唯识宗的章疏多用章草书体（或是章草书体发展而来的速记字体），如玄奘弟子窥基《法华玄赞》（P.2176）、净眼《因明入正理论后疏》《因明入正理论略抄》（P.2063）、昙旷《大乘起信论略述》（P.2141）、法成《瑜伽论手记》（P.2037），甚至形成唯识宗经疏的一个文本特征。笔者可以补充的是，在译场中，玄奘常常向协助翻译的诸弟子传授印度所闻的经义教理，诸弟子记录口义，再编纂成注疏。《宋高僧传·普光传》云：“躬得〔《俱舍论》〕梵本，再译真文，乃密授光，多是记忆西印萨婆多师口义。光因著疏解判。”故知最初普光所撰《俱舍论疏》就是在译场中记录玄奘法师口述经义而成，而唐代初期最适用于速记的书体正是章草。又法盈注贾曾《俱舍论颂疏论本序》云：“‘亲承密诲’者，三藏西方大乘诸师立破口授基法师，小乘义授光法师。”从中可以看出玄奘在译场中口授大小乘佛典经义，再由窥基、普光等人笔录为经论注疏，乃是普遍情形，并非仅在《俱舍论》译场方有此事。经过十余年译场的记录，唯识宗诸弟子及再传弟子逐渐形成用章草书写本宗经论注疏的传统，并传之后世，播之四裔。抄写唯识宗章疏的写经生，同样需要具有识读和书写章草的能力。日本正仓院保存的经师书样中有一组经师练习或考试的写本，各类特殊书体均备，其中就有一段连续书写的章草字体，旁注楷书。这表明为日本皇室和东大寺写经的经生需要熟练掌握识读和书写章草的技能，以备抄写唯识宗章疏之用。东大寺经师的地位大致与长安慈恩寺、西明寺等大寺经生相似，大致可以推测长安大寺的经生也需具备同样的技能。章草书体记录口传文献的个案，还为有关口传系统到书写系统转化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孙过庭《书谱》

三、写本学：写本书籍史不可或缺的视角

写本（manuscript），顾名思义，由手写而非印刷制成。我们熟悉的简牍帛书、敦煌写本，以及埃及的莎草纸手稿、欧洲中世纪的手抄书籍等，都可被称为写本。作为一种历史遗存，写本受到历史学、文学、文献学、语言学等领域学者的重视，是许多人文学科的研究材料。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写本的研究并非新现象。而“写本研究”（manuscript studies）这个领域，目前学界对其范围有不同的界定。宽泛地说，写本研究涵盖了对写本文本、内容、书迹、形态等各方面的研究。与过去以文本考证、内容分析为主体的研究不同的是，这个领域更关注写本的非文本因素，更关注写本的物质形态及生产与使用，更注重对于写本的整体理解。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系统论述“敦煌写本学”，郝春文师继加论证，伏俊琏对于敦煌文学写本学研究有系列成果，并主编集刊《写本学研究》伏俊琏主编之《写本学研究》。此外，林聪明的《敦煌文书学》（新文丰出版公司，1991年）、张涌泉《敦煌写本文献学》（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年）都有部分内容与敦煌写本学内涵重合。张涌泉团队在写本缀合方面的实践获得了重要进展。高奕睿的系列写本学和比较写本学研究令我们开阔眼界。近年来国际学界有关东亚写本学的会议亦不少见。

写本的格式与版面布局是写本学研究的重要领域，通过研究书写格式可以透视书手的书写技能，分析其身份，进一步确定写本的生成年代、地点和文化层级。官方写经、写书多有译场列位、写经列位或编纂列位题记，这类题记的书写样式与官方籍帐相同，原因在于写经和制作籍帐的书手都出自官府，他们受过官文书书写的严格训练，能够在规定版面高度内按照籍帐样式整齐书写，字数少者拉开字距，字数多者缩小字径且密集书写，能使不同字数的题名都写在一行之内，而且各行高度相同。未经训练的书手则难以做到，或者各行高度不齐，或者字数多的题名要分作多行书写。若将这类看似大略整齐的题记与标准的官府写本对比，不难发现有着明显的差别。据此差别，可以明确区分官府原写本和民间的转抄本。转抄本的纪年虽与原本一致，但必然晚于原写本，这对于我们确切断定写本纪年有着重要意义。以有纪年写经为基准，将无纪年写经与有纪年者相比较，如果书法样式相似，则断定无纪年写经的抄写年代与之相近。这是写经书法断代的基本方法，而且从近代以来已经成为写经书法断代的理论共识。但是当写经纪年并非抄写年代，则其作为断代基准的意义不复存在。前辈学者当中，池田温重视写本题记，所编《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90年）一书已经搜集了传世文献所载写本题记、中国出土写本和日本古写本所见的题记，为写本题记研究奠定了基础。池田温重视题记行款，对于原卷单行书写和多行书写的题记作了标注，可惜此书分栏排版，没能如《中国古代籍帐研究》（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79年）那样完全保持写本的行款。笔者以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传世的国诠书《善见律》卷十二、国家图书馆藏BD14560《大菩萨藏经》卷三、法国国家图书馆藏P.3709《佛地经》题记为案例，考察有纪年写经当中纪年与实际抄写年代不同的现象，尝试总结出通例。最初的玄奘新译佛典的官方抄本皆有译场列位，其后或有译经题记，如《佛地经》《大菩萨藏经》或《大毗婆沙论》；若为某个事项发愿写经的官方写经，则仅有写经列位和愿文，不会同时保存译场列位；民间以官方写经为底本所写的愿经，也包括日本的官方愿经，则原原本本依照所据底本抄写，底本若有译场列位或写经列位，亦依样书写，不过因为不懂其样式的意义，或者书写技术上难以仿制相同的样式，往往出现格式上的差异，主要是文字较短者占格较少，文字较长者占格较多，以致题记参差不齐，甚至文字特多者需转行书写。凡是有以上一种特征的写经，我们就能判断是官方写经的转抄本。至如上举法藏P.3709《佛地经》题记，则同时存有写经列位和译场列位，而且写经列位在前，译场列位在后，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组合，已知写经并无此种形式，笔者推测这是写手根据至少两种分别带有译场列位和写经列位的官方写经题记拼凑而成，其所据底本可能已经是官方写经转抄本，故其题记样式也与官方写经不同。如果分析不误，那么这件写经既非如其题记所云为郗元爽所书，亦非贞观二十二年所书，其时间应晚于贞观二十二年，或至高宗初年。因其书法带有明显的北朝特征，其书者或为河西地区学习旧法的经生，虽然新样在前，仍然不改旧法。这种地区差异实际上是时代差异的表现。总之，现存写经题记所写纪年与实际抄写年代的关系较为复杂，必须根据相同年代的官方写经及民间愿经的题记样式、组合关系加以比较分析，方能作出准确的定年。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P.3709《佛地经》题记

四、学术史脉络中的写本书籍史

中古时期学术史的总体形态与书籍样式之间的关系需要深入研究，追问学术的新旧更替、南北差异如何呈现在写本书籍上，讲学形式与书籍样式之间有何关系，不同学术门类之间共用怎样的写本抄写、写本编纂和知识管理的技术，从写本时代到印本时代书籍体式发生了何种变化。写本时代的书籍义例与体式，分类与学术流变，与传统文献研究的同类研究无缝对接，在原有成果上充分考虑到写本要素，则进阶于写本书籍史之境。牟润孙、饶宗颐、易平从学术史角度，尤其是从写本时代书籍义例和体式角度作了深入的研究，堪称典范。雷德侯《万物：中国艺术中的模件化和规模化生产》（张总等译，党晟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二版）提出中国人善于利用模件化思路创造艺术品，受此启发，笔者认为中国古代书籍也同样具有模件化特征。

中古学术风尚、士族社会生活与吉凶书仪的相关研究，前辈学者已取得许多非常卓越的成就。唐长孺《读抱朴子推论南北学风的异同》一文建立了中古学术史研究的标尺，笔者借以对地域文化史的基本方法有了初步了解。周一良《书仪源流考》《敦煌写本书仪中所见的唐代婚丧礼俗》等系列论述是敦煌书仪研究中难以逾越的里程碑，在方法论上启示我们：对书仪的研究必须突破思想史、学术史和社会史的界限，必须联系敦煌文书和传世文献；《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华书局，1985年）、《颜氏家训札记》等着力于语词的文化史解释，兼顾文献与文书，使笔者受益匪浅。王利器为《颜氏家训》所作详明的笺注为笔者追寻书仪渊源提供了许多启示。赵和平对敦煌写本书仪系统而完整的释录和整理是笔者展开相关论题的基础，对书仪的概观和个案研究则是笔者学习的范例。姜伯勤《唐礼与敦煌发现的书仪——〈大唐开元礼〉与开元间书仪》对敦煌书仪历史文化因素的分析引人入胜。那波利贞《唐代社会文化史研究》（创文社，1974年）相关章节激发笔者思考中古礼学的文化性格和历史价值。

敦煌所出唐代书仪无疑是魏晋南北朝以来士大夫家族礼法积累和发展的结果，但它对南北方礼法、风俗的继承并不是均衡的，这与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地域文化发展的社会机制、路向和水平相关。首先，敦煌吉凶书仪的渊源深植于东晋南朝士族的家法门风之中，由无形的礼教发展为成文的家礼、家训，由家族内部的礼法规范转化为社会的共同知识和道德准则，它与南朝礼学相伴而生，是其表现形式之一。其次，敦煌书仪对亲属称谓轻重的严格区分是东晋南朝礼学新趋向的具体表现，衡量得失也以东晋南朝礼学大家为准的，“旧仪”亲友称谓适用的场合和亲等范围亦与东晋南朝吻合。复次，书仪所定的名物制度之数和揖让周旋之节亦可与东晋南朝仪制一一勘合。经过以上具体的分析和比较，我们发现敦煌吉凶书仪继承了东晋南朝礼学和书仪、家训发展的成果。

五、社会史观照下的写本书籍史

六朝隋唐士族居于重要的社会地位，在政治、经济方面享有特权。文化是塑造士族的重要因素，同时又是士族身份的标志。士族具有共同的文化传统和素养，而共同的文化素养来自于相同的学习内容和过程，阅读、背诵相同的典籍，遵循相同的行为规范，有着相近的价值观和文化观，同时又以编纂诗文集、家传、碑志、谱牒、家训、书仪等形式表达共同的文化，强化士族群体内部的文化认同。总之，士族有一套文化符号以彰显士庶之别，而其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就是代表士族文化的典籍，大致有如下类别：

①言语，与之相关的书籍是韵书、音义、字书；

②礼仪，与之相关的书籍是家仪、书仪、祭仪、家训；

③门第，与之相关的书籍是记载祖先功烈与官爵的书籍，包括谱牒、邈真赞、史传、图经；

④人身，与之相关的书籍是文集、书目；

⑤婚姻，与之相关的书籍是谱牒、史传、郡望表。

魏晋南北朝时期，语音作为士族的外在标志，十分重要，陈寅恪、缪钺均有精要论述。魏晋已降，士族中形成以洛阳语音为基础语音的雅言。永嘉之乱以后，洛阳语音随士族南渡。东晋、南朝定都建康，士族仍以洛阳语音为雅言，但稍稍掺杂江南方音，形成金陵之音。在没有士族雅音（即洛阳旧音）的南方社会语言环境中，南渡士族非常注重保持自己独特的雅言传统，并将其作为士族文化身份的重要标志。士族家庭的语音教育十分严格，颜之推曰：“吾家儿女，虽在孩稚，便渐督正之；一言讹替，以为己罪矣。”同时，江南士族也要努力学习雅言，放弃吴语，以认同士族身份。如果语音不正，掺有傒语、楚音之类，则不能与士族联姻，更无从获得士族身份。南齐傒人胡谐之受齐武帝任用，武帝欲使谐之与士族联姻，但谐之家人操傒语，语音不正，于是武帝派四五宫人到谐之家中教其子女改正语音，孰知两年之后，胡谐之家人非但没有学会正音，反而令雅言宫人改操傒语，联姻士族之事只得作罢。相反，北方士族的雅言与当地方言较为相似，反而较少坚守洛阳旧音的文化意识。与颜之推同时的杨愔每每称叹河东裴让之、诹之、谳之兄弟，云“河东士族，京官不少，唯此家兄弟，全无乡音”，故知河东士族任职京师（邺城）者，除裴氏兄弟之外，往往杂有乡音，不够纯正。又经过多年的战乱和反复的胡语入侵，前朝典籍久经散佚，耆宿亦已物故，洛阳旧音难以保存。陈寅恪于此早有确论：

江左二百余年来，乃侨人统治之世局，当初侨人以操洛阳正音标异于南人，洛生咏遂得见重于江表；此后北语吴语成为士庶阶级之表征，洛阳旧音之保守自必因此而愈固矣。若中原旧壤，则迭经大乱，永嘉纷扰，伊洛丘墟。贵戚重臣，骈颈受戮于胡羯；文儒名士，接踵寄命于江东。衣冠礼乐，流散既多，太学音辞，保存匪易。迨北魏孝文帝迁洛，禁断胡语，一从正音，然其时洛阳之音辞，经二百年自然之嬗蜕讹变，当已非永嘉时之旧矣。况六镇乱后，洛阳又为秀容契胡所摧残，复受北镇鲜卑之统治乎？是知颜黄门（颜之推）以南方士族之语音更胜于北方朝野者，乃以洛阳旧音为标准而比较言之也。明乎此，然后于陆法言《切韵》之语音系统，始可得一正确之了解。

职此之故，语音在士族文化认同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其标准仍以洛阳旧音为定。相较而言，南方士族反而在洛阳旧音方面有其优势。但就本地的文化环境而言，北方士族的语音问题并不凸显，但是在南北士族交往之中，语音是否雅正，就变得十分重要。当时南北交聘皆以士族出使，旨在展现各自政权的文化软实力。使者的言谈举止都是社会关注的焦点，所有精彩对话或者错漏都会广泛流传。史云：“既南北通好，务以俊乂相矜，衔命接客，必尽一时之选，无才地者不得与焉。梁使每入，邺下为之倾动，贵胜子弟盛饰聚观，礼赠优渥，馆门成市。宴日，齐文襄使左右觇之，宾司一言制胜，文襄为之拊掌。魏使至梁，亦如梁使至魏，梁武亲与谈说，甚相爱重。”因此派遣聘使首重语音，南朝士族保持洛阳旧音，全无顾虑，而北朝士族若非讲求音切之族，必然杂有方言，难以胜任。查考曾任聘使的北朝士族，笔者发现他们大多出自颜之推所言语音切正之家，不妨称之为正音士族。颜之推在邺下所见有清河崔氏、顿丘李氏、赵郡李氏等家族，与之类似且有密切交往的家族还有巨鹿魏氏、范阳卢氏、河东薛氏、河东裴氏、陇西辛氏、河南陆氏。他们学养丰厚，颇重言辞，并有音韵著作，不仅共享音韵典籍，而且往往以南朝士人为音韵之师，考究洛阳正音，传江南音韵。至隋代开皇之初，南北士族聚集长安，共编《切韵》，而其中北朝学士亦多出自上述正音士族，且多有出任聘使的经历。由此可见，南北交聘对于北朝学士重新恢复洛阳旧音具有重要影响，推动南北音韵典籍和音韵之学的交流，也为当时北朝士族的文化认同提出新的标准，从中反映出南北朝士族文化的一个重要侧面。

读书语音的问题，是中国古代书籍史的重要研究领域。中国古人尤其重视书籍的朗读和背诵，这既是国人文化习得的必经之途，也是显示文化修养的重要形式：学童自幼借由诵读经典学习文字的正音、基本的文句和文法，乃至深刻的义理；文人学士则以诵读典籍或自己的作品标榜风雅，显示经典文化内化的功力，以至求得文化身分的认同。此问题虽然重要，但要研究中古时代的读书音及其文化史却往往苦无资料。传世文献对于读书音的概况有所描述，但主要限于某些规则和个案，而敦煌吐鲁番写本和日本所藏唐写本中所见各类读书音的痕迹恰好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案例和细节，如果将两者结合考察，则中古读书及其文化分层问题的研究或可有所推进。

经笔者初步观察，敦煌写本书籍中保存了四种文化层级的读书音。首先，最为高级的是读者不凭借任何写本上的注解或符号，即可达到“知音真赏”水平，发出完全符合诗文声律的读音。这必然是由熟知诗文音韵规则的士人之间达成的默契，他们全力追求文学的声韵之美，故能自如地驾驭诗文最美妙和谐的读法。其次，则是在文本的异读文字上加朱点标志读音，这种方法也须对南朝以来各种异读凡例了如指掌方能运用。朱笔标音之法，创自南朝，在唐代高级写本中普遍应用，在文献记载和出土写本中均有其痕迹。主要应用于经籍写本，以及六朝以来形成的《汉书》学和《文选》学写本，较之不需标注的“知音真赏”略逊一筹，但也需要具备丰富的音读、训解和校勘知识方可运用。再次，则为直接标注反切的音义书（亦可称为书音），陆德明明确指出此类注音书籍的功能是为了某部具体的典籍而作，方便童蒙诵读此部经典时能够正确发音。这种简便易用的注音方法不需读者有丰厚的知识储备，只需掌握反切规则即可使用。较之朱笔注音，这种方法使用的范围更为广泛，主要是庶民教养所读的各类典籍，其边界可由历代书目中著录的或文献中引用的音义书所规定。最为低级的一层，是不顾及正音的读书法，这种方法当然不需任何的注解和符号，任由读者按照自己的方言诵读典籍。这类方法往往普遍存在于各地百姓的日常阅读之中，他们不像士族文士那样追求文学作品的声韵之美，或严守洛阳咏为基础发音的雅言读音，不需要以正读的雅言作为自己身份认同或文化内化的外在标识。这种读书音在文本中以方言借字的形式留下痕迹，今天学者通过汉语与外族语言的对音关系，可以推导出唐五代时期西北方音的特征，从而确定敦煌吐鲁番出土典籍中方音借字的规律；可以借由这种规律，发现一批以方音诵读的典籍，既包括通常意义的正经正典，也有通俗文学作品、宗教劝导作品等类。

六、写本书籍史：新史学的交响曲

欧美学者从事中国书籍史的研究，以物质史、写本学、社会史的角度为主，总是将书籍视为物的研究；而中国学者应该继承本国传统，发挥自身专长，在以上研究取径之外，关注书籍史与知识史、学术史、文化史、思想史的结合。从书籍史入手研究学术史、文化史、思想史的方法，与中国传统学术中以研究目录、版本实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思路非常相似。

书籍史与文学批评的结合，中古中国也有丰富的材料可资利用，从南朝梁代刘勰《文心雕龙》，到唐代刘知几《史通》，分别从不同角度提供了模仿、删节、摘选、评论等要素在书籍编纂和阅读中存在的证据。这个时代的类书和总集、选集的编纂，实乃同时作为作者和读者操作同一文献的具体案例，非常适合作为书籍史与文学批评相结合的研究课题。

书籍史研究同样重视物质性与文本性的结合，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在传统研究维度上叠加社会史、经济史、思想史维度，会使研究成果的价值激增。例如书籍版式、插图、副文本的研究，尤其是出版商的策略，是中国学术界较少涉及的领域。以写本书籍而言，现藏东京国立博物馆的最早经注疏合一的《毛诗传笺及正义》（原卷书名已残，此系程苏东拟名）产生于唐代，最早使用分栏方式，在不同区域以不同字径、不同颜色的文字书写经文、传笺、正义和音义。这个时代，同类的版式，在书仪、历日等写本中同样存在，文本的构成与阅读的顺序及其意义权重显得格外分明。直到明清时期，各种批点评注印本书籍仍然延续了分栏、分区、分字号、分颜色的版式，为阅读者提供了重要提示和最大便利。

在写本背面书写注音、注释文字的音隐、义隐类书籍，自藏经洞写本出土以来，有了实物证据，对于此类写本的研究如果加上阅读史的维度，局面会大为不同。书籍的副文本是显露在文本表现层上的框架因素或者附加的个性文本，如标题、分节符号、作者名、题词、注解、校记等，对正文的接受起重要作用。在简帛时代、写本时代，副文本是书籍不同副本间的差异所在，刻本时代则是书籍不同品种间的差异所在。当写本时代过渡到刻本时代，正文底本共性的延续，副文本差别的增加，为文本变形提供了丰富的可能，探究这些丰富性也是书籍史的全新领域。如果加入身体史的维度，我们还能发现困扰白居易读书的飞蚊症是如何糟糕，而中亚传入治疗白内障的金篦术又是如何造福唐代读者。当夜间照明是一种经济负担时，自然光时段的书写和阅读时光也变得十分宝贵；用雅正洛生咏或金陵音诵读经典所产生的力量能令乱臣贼子敛手，而域外僧人用本族语言记录的音译中古汉字佛经，俨然就是一位敦煌地区小沙弥所说的河西方言。以上案例说明，如果借鉴西方书籍史的取径，回顾中国的书籍史，我们可以发掘出很多重要而有趣的话题。

计算文献学是新兴的文献学路径，使用统计与建模的方法整理文献，迫使我们回答文献学的本质和基础问题，也让我们以新鲜的角度重新审视我们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理论和学科意义。这也是一面非常重要的镜子。过去我们往往将传统文献研究与计算文献学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但是最近的人工智能研究发现，仅仅建立在统计基础上的信息管理是难于突破的，而基于人类认识基本规则的人工智能才是重要方向。这提醒我们传统文献学方法和理论能为计算文献学的突破提供支撑，计算文献学不向传统文献学求教，则无前途。在今天，最古老的文献学方法和理论恰好与最前沿的计算文献合辙同轨。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王军、北京大学智能科学院袁晓如、浙江大学文学院徐永明、中南民族大学王兆鹏、清华大学刘石及其团队都有重要的计算文献学研究成果，尤其是可视化的项目。郝雪丽的博士论文《敦煌诗歌写本群研究》，是以徐俊《敦煌写本诗集残卷》为基础对敦煌诗歌写本文献群的计量研究和关系研究，充分利用可视化软件，发现了隐藏在写本群中的书籍史规律。计算文献学将来能为敦煌写本书籍史带来新的希望。

新史学的范围，既包括各种新的史学领域，也包括各种新的史学方法。未来敦煌写本书籍史研究的路径，必将与新史学的各种新领域相结合，广泛吸收新方法（也包括计算文献学方法），突破原有限于单一文本研究或外观研究的思路，突破静态的、平面的、单维度的文献研究，进入活的写本书籍史研究，并进一步将写本书籍尽量还原到它生成、流传、阅读、再生的历史原境。从写本物质文化史、知识社会史、宗教社会史、学术文化史、政治史等角度综合研究敦煌写本，既能解决书籍内容、形式与社会功能的关联问题，也是理解这个时代的重要路径，有助于实现从写本书籍史这一专门史的角度出发，包含与各种新史学路径的交叉，进而研究总体史的目标。

作者简介：史睿，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隋唐史、敦煌吐鲁番学、书画鉴藏史。

本文发表于《文献》2024年第6期，为省篇幅删去注释，如需引用请参考原文。

内容来源：国家古籍保护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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