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 | 长江近代历史资料选辑（全五十册）

发源于“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的世界第三大河——长江，流经青海、西藏、四川、云南、重庆、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和上海等十一省市，全长六千三百余公里，是世界可利用资源与价值最大的河流之一。近代以来，时人愈发认识到长江的价值，日人就曾感叹道：“屈指世界数大河之中，其流域之地质最为丰腴，且包拥多数富于工业实力之住民者，则诚无有出乎其右者也。古人呼为‘大江’，诚不诬哉！”相形之下，北美洲第一大河密西西比河，可通航里程远不及长江，而南美洲的亚马孙河的水流量虽然大于长江，“然其流域之土地，远不及长江之富庶”，所以说“长江之富强甲天下，有可断然无疑者”。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是一条伟大的文明之河。她就像一条主动脉一样，连通了中国东中西部的地理版块、文化版块与经济版块。正如近代日人所言：

扬子江则发源于西而畅流于东，河流之在其南北者，皆与之会同，以朝宗于海。其支流之大者，有若汉水，可溯襄阳而达陕西；有若赣水，出九江，泛鄱阳，而溉江西之沃野；有若潇湘，逾岳州，渡洞庭，而抱衡湘之富庶。以是茫茫九州岛之地，不限南北，不界寒暖，而有无得以相通，缓急得以相济，故即称扬子江为中国全土生命之所系，亦非过言也。

此言更多从水系角度概说了长江对中国的重要性，但长江的意义是全方位的，它与黄河一样，是中华民族的发祥之源，是民族品格的形塑之源，正如时人指出：“我国长江、黄河，其佳胜冠于各国。吾民族生息繁衍于江河流域者，全赖此两大河流，为之回环交错，灌溉其中，使文化日臻向上。尤其是我民族性雄浑坚实，优秀甲寰中，实由兹两大河流孕育所致。”

相对于黄河而言，长江的通航条件及腹地资源更胜一筹，因而其经济价值更大，“长江上下游，为我国家政治、我国民经济活动之枢纽”。尤其是近代以降，长江流域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地位与日俱增，江运与国运密切关联，长江的水道功能、航道价值与“国道”意义不断提升。从晚清到民国，举凡国政要事、革命运动、时局流演、民族兴衰，莫不与长江有关。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一部近代史，半部在长江。

长江是中国历史的见证者，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资源，是中华民族极为重要的文化图腾，正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之际一位诗人所写的：

扬子江，扬子江，扬子江啊！

你是我们中国民族的乳娘！

你创造了古东方的历史，

你流逝了几千年的时光。

……

但你毕竟是个伟大的母亲，

你没有忘记了你的使命，

为了中国民族的存亡，

你永远会供给他们的乳浆。

……

扬子江，扬子江，扬子江啊！

你毕竟是个伟大的母亲！

……

黄河流域是你的胞妹，

万里长城是你的兄长，

昆仑山岳好比你的背骨，

中原五湖如同你的手掌……

一

近代中国的五口通商，标志着列强逐渐打开中国的市场，但若按重要性排名，五口通商亦有先后，其中最重要的其实是上海通商，这是因为上海位于长江的入海口，而长江是中国的大动脉。“西欧人士游其地者，无不张其碧眼，以力注之，而探考之勤，殆无时或怠”。西方人士早期对于长江的窥探，虽然带有多重目的，但其政治与军事企图是显然可见的。

近代中国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之所以叫《南京条约》，是因为它签订在南京的下关江面。但为什么英军打到南京城下清政府就妥协了呢？此前英军从南打到北，直逼京师，也未立即签约议和。主要是因为英军在鸦片战争第二轮进军途中溯江而上，攻陷镇江，直逼南京，而南京是长江的枢纽，长江是清政府的命脉之一。

道光皇帝本来想与英人在长江进行决战，将其驱逐，他在上谕中说道：“该逆闯入长江，势更猖獗，咽喉要地，岂容逆贼逗留？为今之计，非与水战，不能驱出长江”，要求湖广等处官员“必须多备”大船木筏，并多购木料，“买以济军实”，甚至希望清朝军队“乘风纵火，迅扫鲸鲵，懋建殊勋”。

但战事并未朝着道光皇帝预想的方向发展，英国军队溯江而上，大有控制清朝命脉之势，道光皇帝不得不选择妥协，与英人议和。正如他在上谕中所言：“该夷自犯顺以来，命将出师，总未能挫其凶焰，今竟横据长江，直逼金陵，危在旦夕，万一危城莫保，不惟京口梗塞，即安徽、江西、湖北各省会，该夷均可扬帆直达。且传闻该夷有战若不胜，即遣汉奸偷挖高堰之信，祸患尤不可问。与其兵连祸结，流毒愈深，不若姑允所请，以保大局。现已照会该夷，即照所议速为商定。”

此后，长江一直是清政府与列强外交折冲、航业博弈与商务竞争的重要区域。就列强而言，在鸦片战争后强迫清政府开放的长江流域口岸，除上海之外，还有镇江（一八六一）、汉口（一八六一）、九江（一八六一）、宜昌（一八七六）、芜湖（一八七七）、重庆（一八九一）、苏州（一八九六）、沙市（一八九六）、南京（一八九九）、岳州（一八九九）、长沙（一九〇四），基本上囊括了长江流域主要的通商大埠。

设立外国租界的城市大部分也位于长江沿岸，例如上海有英、美、法三国租界，汉口有英、德、俄、法、日租界，九江、芜湖、镇江有英租界，苏州、沙市、重庆有日本租界，长沙有英、美、日租界，在全国三十八处租界中，长江流域占十七处。

列强对于长江通商十分重视，一八五八年（咸丰八年）六月二十六日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许英商船驶入长江，至长江沿岸各口岸经商，有人称“这是长江航权丧失之始”。一八六一年（咸丰十一年）十月九日各国又与清政府签订《长江各口通商暂行章程》和《通商各口通共章程》，规定了各国船只“过镇江口上大江”的具体手续，实际上意味着汉口以下江面对洋轮的完全开放，洋轮进入“长江通航”时期。不过，长江汉口以下虽然对外轮畅通了，但并未实现“无阻”，外轮在长江的航行及贸易有严格的手续。一八六二年（同治元年）清政府又与各国签订《长江收税章程》，进一步规定外国轮船“在长江贸易者，只准在镇江、九江、汉口三处贸易，沿途不准私自起下货物”。一八六三年清政府与荷兰签订《天津条约》虽然规定“汉口、镇江、九江等口，和〔荷〕商亦可一律前往通商”，但又声明“至长江如何防弊之法，任凭中国随时设法办理”。一八六四年十月十日与西班牙签订的《和好贸易条约》以及一八六五年十一月二日、一八六六年十月二十六日、一八六九年九月二日分别与比利时、意大利和奥地利签订的《通商条约》，除汉口、九江、镇江之外，将江宁也列为通商口岸。到一八七六年九月十三日，中英签订《烟台条约》，加开湖北宜昌、安徽芜湖两处长江沿岸城市作为通商口岸，并将沿江之安徽大通、安庆，江西湖口，湖北武穴、陆溪口、沙市等“通融”设置为轮船暂时停泊、上下客货之处。四年以后的一八八〇年三月三十一日，清政府与德国签订《续修条约》，除上述各处之外，又规定将吴淞口作为德国船只的临时停靠点，以便上下客商货物，进一步扩大了长江开放幅度。一八九〇年三月三十一日中英签订《新订烟台条约续增专条》，规定“重庆即准作为通商口岸，与各通商口岸无异。英商自宜昌至重庆往来运货，或雇用华船，或自备华式之船，均听其便”，“凡此等船只自宜昌至重庆往来装载货物，与轮船自上海赴宜昌往来所载之货无异，即照条约税则及长江统共章程一律办理”。到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中日《马关条约》，复规定长江上游的沙市、重庆开作通商口岸，意味着长江重庆以下段完全对外轮开放，“从此长江一路，由上海到重庆四千五百里间都为外人势力所及了”。

到一八九九年四月一日，清政府与各国签订《修改长江通商章程》，声明外国商船可以在镇江、南京、芜湖、九江、汉口、沙市、宜昌、重庆八口“往来贸易”，另准在安徽大通、安庆，江西湖口，湖北陆溪口、武穴等处卸除货物，并准在江苏的江阴、宜兴，湖北之黄子岗、黄州等处上下客。该章程还规定航行长江之商船分为三等：镇江以下可航行“出海大洋船”，长江各口往来之船为“江轮船”，其余则为“划艇、钓船及华式船只”。

长江对晚清政府的重要意义还体现在国防层面。随着列强的触手不断伸入内地，长江的国防意义越来越凸显。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弱点遂大暴露于天下”，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民族危机进一步加大。英国等列强图谋侵占中国长江流域，清政府守护长江的压力进一步增大。一八九八年中德胶州湾交涉期间，英国乘机向清政府提出：“保证不将扬子江沿岸各省租押，或以其他名义让予他国”，美其名曰“以全权保护长江”。清政府答复：“查扬子江沿岸地方均属中国要地，中国断不让予或租给他国。”这一期间，湖广总督张之洞“接奉京师密电，大致谓胶事未了，务须竭力设法保护长江”。张之洞领命之后，视察炮台，整顿江防，以资扼守，俾为未雨绸缪之计。英国提出要求，在沙市、汉口等处为清政府练兵，张之洞“以事关重要，非外人所应越俎代谋，因即坚辞拒絶”。一九〇〇年义和团运动期间，英国兵轮溯江而上，名曰保护长江沿岸的英国人财产安全，实则觊觎长江流域更多权益。除了下游，英国还对长江上游多所窥视，期得更多利益。例如其在对于四川全省的调查报告中指出，“川省即古巴蜀，位在长江上游，西接西藏，南连云贵，北邻陕甘，东南界鄂湘，四周崇山围绕，长江一道直通中原，面积二十一万八千五百方英里，人口六千八百七十余万，地域系所谓赤土层，地质膏腴，所有米、粮、盐、糖、绸缎、棉布等产物冠絶于全国，实为中国之宝库也”。该报告在详细考察了成都、重庆、自贡、雅安、万县、宜宾、打箭炉等川省重要城市之后，强调指出：“川省地僻西边，然自古为险要，地皆沃野，耕耨随时，盐糖各货之饶、市舶之利实足资用。苟善治，川省不但可为长江商务之霸者，且可为中国贸易之霸者。识者不可不注意也。”

除英国之外，日本亦在觊觎长江。近代日本侵华发端于一八七四年的牡丹社事件，就在这一年前后，日本已开始在中国长江流域有所图谋，当时中文媒体《申报》这样报导：

闻上海近有东洋人赴西国各行欲多购买扬子江一带之西式河道图本，此虽一细事，然由小可以见大，此世事之常理也。况长江水道之图，乃西人取用为驾驶轮船之要件，否则河水之浅深、江面之宽狭、河流之曲折，不能一目了然。即不能驾驶西船，此其意存窥伺，夫固可想而之〔知〕也。又据通闻馆新报，则东人己经向万昌公司出价洋银或二十一万六千，或二十五万元，定买火船名“牛约”者，议有成说矣。本馆又探闻东人另行商买火船。观此数事，亦可见东人意向之一端耳。

这说明日本觊觎中国长江权益由来久矣，只是囿于国力尚弱，不能与英、美等国势力竞争。甲午中日战争，日本战胜清朝，攫得大量利益，其军国主义实力大为增强，日本侵华野心进一步膨胀，于是加快了侵略中国、夺取长江权益的步伐。

一份一九〇二年出版的日人的考察报告这样写道：“吾侪若欲于扬子江一带，扶植将来之势力范围，确立政治及工商业之根据，以奠我国基于盘石苞桑之固，上海、汉口固为重要地点，不可不加意筹划，而江流之上游，凡货物之出入、金市之流通，农工之发达，尤不可掉以轻心者，则必以四川省中之重庆港为的也。”

英、日等国在长江中游的争夺也非常激烈，据日人报告：

长沙、湘潭之居民类皆顽迷守旧，不识外情，徒知逞排外之蛮气。西洋人有游历其地者，辄被其投石弄剑，痛加迫害。而我日本人则多因变装混入，使彼无由察知为外人否，故遂得幸免其害。然亦有知之者，则因有同种之感，亦多厚加待遇，决未闻有以待西人之蛮习而相待者，此诚为我日本人之大幸也。

相形之下，日人因形体、肤色与中国人相近，而且文化接近，所以在对华殖民拓展方面占得一些优势，在某种程度上为其窃占长江流域的权益带来一些便利。而日人对于窃取长江中游利权的野心一点也不亚于英国，以长江中游的矿产资源为例，日本情报人员这样写道：

盖中国全地矿苗之旺者，无过于山西，而湖南实居其次。且采掘之权尚未落于外人之手，是固因湖南闭塞之风顽强难破，而亦若天留此无穷之宝藏，以为我日本人将来立业之地也。我国人其能无动念乎？

在争夺长江中游航行权方面，日本轮船公司图谋先占，以便利其以经济手段侵华，其情报人员这样写道：

湖南之产物欲运输于长江，则必以湘水为通道。即两广之货物，自湖南转运于他处者，其假道于湘水亦然。夫如此利源丰富之航路，至今尚未归于西人之手，而湖南人之待日本人又为特优，我其敢厌天之赐而不极意以经营之，可乎？

近代中外轮船在长江中游的竞争非常激烈，但长江与湘江流域的外轮则以日本轮船公司为主，这与日方的有意谋划是分不开的。

日人对于长江中游的汉口、九江的商业与战略地位尤为重视，其情报曾明确写到，九江如果“归吾掌中，则长江沿岸之霸权自不患无操之自我之一日，其关系之大且远也有如是者，吾辈安可忽哉？”

列强在长江流域的竞争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租界建设。日人对比了英、法、德等国在汉口的租界规划与建设进度之后，颇多感慨：

返观我国居在沪汉之商人，其所谓志士者，则言及汉口租界一事，殆无不慷慨叹息，不知所措。然按其实际，则并无一人肯热心奔走于朝野之间，而以必达此目的为己任者，徒空费日月，坐视汉口之商权归落于白人之手，而己亦不欲与之竞争。吁！此我日本之租界，所以不足与英、俄、法、德等量而齐观欤？

以上说明，西方列强对长江流域的航道、城镇的相互争夺不为不烈。即便如此，列强在侵华方面又结成一个巨大的共同体，在重要时刻，往往一起出面，向清政府索取利益，支配甚至影响中国政局。

二

长江是近代中外“商战”的主要战场，首先是航运之战。依恃条约特权与技术优势，美商旗昌轮船公司，英商怡和、太古轮船公司先后进军长江航运。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日本邮船、大阪商船、湖南汽船、大东汽船等轮船公司加入航运之争，为提高竞争能力，四家航运公司又合并成立日清轮船公司。外国轮船公司在长江干支流的横冲直撞，为以轮船招商局为主的中国民族航运企业带来巨大的经营压力与发展难度。中国近代第一家民族航运企业轮船招商局从成立之初，就对于“长江生理，十分留意”。招商局的江轮，主要是长江轮船。诸如“江宽”“江天”“江长”“江靖”“江源”“江汇”“江顺”“江华”“江新”“江永”“江裕”“江大”“新江天”等，无不寄托着对于长江业务的期许。以“江宽”轮船为例，其命名本意，“‘江’者，长江之江；‘宽’者，宽大之宽”，招商局同人“但愿此船长泛于其宽，长守于其利”。

长江流域的“商战”也在客观上促进了沿岸城市的发展。长江沿岸的传统商埠本来就多，近代以降又多被纳入帝国主义的条约体系，从而得到更多的发展机会。但这种发展是畸形的，是充满殖民色彩的。以重庆为例，日人早在十九世纪末就指出：

重庆距扬子江口凡五千二百五十里，位于三峡之上流，与嘉陵江合流之点相对，城垣高耸，九门洞开，商店骈罗，百货辐辏，人口约十五万；其地东通鱼腹，西走僰道，北达汉中，南带夜郎，诚全蜀之锁钥也。与成都相隔凡九百六十里，自千八百七十八年以来，此港虽已为交通市场，然商业尚未发达，税关之收入殊属寥寥。至千八百九十年与英人缔《烟台条约》，遂开为纯全之贸易场。甲午战后，《马关条约》之结局，我日本亦得于该港优享均沾之利益。故近年市面之情况顿异旧观，而日趋繁盛。其物品自西洋输入者以棉布、洋布、毛织物、纺绩丝为大宗，自日本输入者专重海产；他种杂货由汉口、宜昌运往者亦多有之。中国内地制出物品应此地之需用者，棉花、箑扇、团扇而已。其输出物之最重者为鸦片、药材、茧丝、野丝、绸、白蜡、麻、鸟毛、羊毛、糖等。盖四川全省出入之货物，其集散之机关皆主于此处。

在日人看来，重庆开港之后的发展“亦殊可谓繁盛矣”。但这种发展不是孤立的，与长江商埠体系的发展及航运条件的改善有直接的关系。正如日人所分析的：

试略述其交通之情形以证其实况焉。重庆与宜昌交通之线路，自古称为天险，奔流急湍怒吼于崖石之间。舟自重庆而下者，逾白帝城，经赤壁之下，滩流起伏，节节相待，篙师施其迎送趋避之熟技，犹时有应接不暇之虞。故凡出于是途之贾客、舟人，必待驶至宜昌，布帆幸告无恙，而身心始得安泰也。自下游而上溯重庆者，则大抵以数人操舟，数人牵缆，步行岸上而引舟以进，其费时费力尤可想见矣。然闻陆行之困难尤较舟行者为更甚。自重庆由陆西行至云南大理府，计程一千八十一哩，以每日行二十三哩计之，须阅四十七日始能达到。而重庆距上海凡二千百〇二哩，计自重庆至宜昌下水约须十日，上水则约须三十日；由宜昌至汉口约五日，由汉口至上海约四日或五日。要之，自上而下不过二十日，自下而上亦不过四十日也。以此例比较之，则水陆交通之难易、迟速，不判然可见哉！近时英人立得而氏谋于宜昌、重庆之间试行小轮，定期往返。若其计划果行，诚属该港商业一大进步之机也。

宜昌也是一样，该埠在湖北省西南部，位于长江上游与中游的交汇处，处于武陵山脉和秦巴山脉向江汉平原的过渡地带，上控巴蜀，下引荆襄，得长江之便，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据日人观察：

此港原不过一荒寒之村市而已，规模并不甚宏廓，商业亦不甚炽盛，而以其地当楚蜀之要冲，自沙市开港以来，气象顿异，遂一跃而成为有名之都会，人口凡三万四千。近时中外通商之业日益进，而楚蜀间之交通亦日繁。然蜀道之难，非轮船所能飞渡，故必利用上制之毛板船，以为转运之器。而该港遂如天造地设，为木船轮舟汇集交拨之区也。若招商局、怡和洋行、太古洋行及日本大阪商船会社，皆陆续于此地设立分局，以营转运之业，查各局承运出入货物之额皆蒸蒸日上，而昔时萧索之迹，不数年即泯然无有矣。光绪二十四年该埠之贸易总数计外国输入品，值银四十九万〇百八十二两，内地输入品，值银二十八万五千〇十五两，而输出品则值银五十二万〇四百三十二两，合计凡百二十九万五千七百二十九两。例之光绪二十年其总数实加三万一千八百○五两，又光绪二十四年贸易项下之收入总数三十二万四千六百三十一两余。而溯查光绪十六年，此项收入乃不过二十万两，由此观之，即可推见此埠商业之发达，将来更无穷也。

自宜昌顺流而下，一百六十四里即抵沙市，沙市亦借近代长江航运之发展而渐兴。“此地古称沙头，亦位于长江左岸，距荆州府城仅十五里，因缔《马关条约》之后始开为通商港。其先原不过一小市，以地势当湖北之要冲，东有河流与汉水相接，南与湖南之岳州遥遥相望，近时行驶轮舟交通甚为利便，故商业亦骤然振兴”。此埠在清末时期就有人口约四十万，“俗呼为小汉口，良不诬也”。

长江中游的岳州（今岳阳市），“一面当洞庭湖口，一面与长江相接”，地理位置同样十分重要。在水运时代，湖南全省之物产，“大抵必经过此地，始能输出。而自外输入之重要物品亦然”。说明岳州是湖南的门户，是长江中游水系的枢纽。

岳州将长江与洞庭湖及其周边水系相连，进一步扩大了长江的运输功能。尤其是湘江上通两粤，下接洞庭，舟楫便利，更为南北重要通道，堪称“利源丰富之航路”。

而武汉“得水运之便，当九省总汇之通衢，实为腹地无二之商市。其往来聚散重要物品，虽种类繁多，不可胜计”。晚清时期，其大宗商品包括来自湖南，运往江南各处的谷米、煤炭，自四川运出的茶、鸦片、药材，来自北部诸省的茶、兽皮、药材，以及由上海输入的药材、棉布、海味（多由日本输入）、人参、樟脑等。尤其是汉口，是长江中游极为重要的商埠，从上海输入的各类商品，大多“溯长江而集于汉口”。此埠“一年之中，江上风光无时不帆樯如织，而贾客舟人各熙熙穰穰也”。日人在十九世纪末就注意到：

此地商业上之发达日新月盛，将来之进步正未可限量也。查其与外国交易之物品大概如左。输入之物：纺绩丝、洋布、棉花、铜、海味(上三种多自日本输来者)、人参、樟脑及各种药材、洋伞、磁器、漆器、玻璃器、杂货。输出之物：豆、豆滓、麻、蚕丝、红茶、緑茶、白腊。光绪二十五年之贸易金额总计凡五千三百七十七万一千四百四十五两，该地税关之收款，统输入、输出、沿岸交易上三者皆除鸦片税计之。鸦片吨税、长江往来船只过关税、鸦片厘金等税，合而计之，凡二百十九万四千四百十二两。盖中国全部之商场，除上海税关收过六百九十余万两之外，则税源之旺，从无能及汉口者。其各交易品中，利益特厚而量数重多者以茶为最，每年四五月间开场之时，极为繁盛，而市价每日变动，甚至一日之中有升降至二三次者。闻华人与西人巧于相机之流，即每于此间博巨利焉。

长江中下游的重要商埠还有九江、安庆、芜湖、南京、镇江等。其中镇江地处大运河与长江交汇之点，“实为南北交通之锁钥也”，“中国销用最广之淮盐即由此口输出”，其商贸地位在长江流域显而易见。

毫无疑问，长江流域最重要的口岸就是上海，“上海原非商业要地，五十年前中国南部之通商场以广东、宁波二埠为主，其时上海不过一小市而已。英人着意于长江之利源，其手眼最为敏捷。道光二十年鸦片之役，缔结和约时，遂略取香港，并屯兵于扬子江口之舟山岛，以担保偿金之约，乘势逼开上海为通商口岸。上海之地位即从此日重矣”。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大举侵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大量民族工商企业及社会各界人士不得不溯江而上，进行内迁。横贯东西的万里长江成为内迁的重要通道。民族工商企业从上海经南京到武汉，越过宜昌，最后到重庆。长江成为民族工商企业内迁的黄金通道。位于长江上游的卢作孚率领他的民生公司船队，克服重重困难协助大量民族工商企业和文教行政机构撤退到内地，号称中国近代的“敦刻尔克”大撤退。长江下游数百家民族企业克服重重困难，在中国实业史上谱写了独特的篇章。这是中国民族工业的战时大迁徙，是中国经济战时动员的重要写照。据统计，先后从上海等东部省市内迁重庆等地的企业共达六百余家，企业员工数以万计。

内迁企业结合当地经济资源与社会条件，调整工艺与技术流程，改变生产业务，服务当地社会发展，将企业效益、社会效益与国家效益实现了有机融合。有的企业在战时因陋就简，艰苦奋斗，有良好建树。例如永利公司研制成功侯氏制碱法，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下，先后试验数百次，最终取得成功，彻底解决了中国制碱工业的“卡脖子”难题，促进了中国化学工业的长远发展。

长江流域成为抗战时期的重要战场，中国军舰与轮船在长江之上进行了英勇而又悲壮的沉船阻敌，作出了巨大牺牲，时人谓：“抗战军兴，全国动员，奉命凿沉封港，运兵炸毁，被敌掳劫，以及其他为国牺牲的商船，共有三十余万吨，各航商赴义恐后，牺牲确极惨重，只剩余了十多万吨，大都撤退到四川，大家把它们叫做‘避难船’，那时仅有三万多吨左右的小型轮船在川江航行。”据估计，包括长江航船在内，抗战时期，中国“牺牲船舶三十余万吨”。而战时在长江上游，尤其是川江流域行驶的轮船，则是抗战大后方主要的运输力量，为转送战略物资、发展后方经济、提升抗战行动能力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为了切断中国的生命线，侵华日军从上海溯江而上，扩大侵华，先后攻陷南京、武汉，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南京大屠杀。为了保卫中国的生命线，中国军队奋勇抗击，先后在长江流域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战役，诸如淞沪战役、南京保卫战、武汉会战、三次长沙会战、南昌会战、上高战役、宜枣会战、衡阳会战、石牌保卫战等，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中国空军、海军也均在长江流域对日本侵略者进行英勇的反击，表现出顽强的意志与无私的奉献精神。长江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的精神国防线，保卫长江、保卫全中国，是激励中国军民英勇抗战的伟大动力。

日本占据长江中下游之后，将其作为扩大对外侵略的重要基地，首先封锁长江，将之作为日本军舰和轮船专用航道，将英美等国轮船排除在外，侵害了西方列强的在华权益，进一步增加了英美等国的反日情绪；其次，日本将长江作为“抽血的管道”，不断加大对华经济掠夺，将大量物资进一步用于充实和扩大其侵略战争，增加了对中国和相关国家与人民的伤害。

抗战胜利之后，长江成为接受日本投降和进行战后复员的重要场域。大量军用与民用物资、设施，通过长江航运，由西到东运输到东部地区。大量日本战俘也是通过长江进行遣送的。但是，国民党政府很快又将长江的军事用途放大，构筑重要国防工事，运输大批军队，以便与中国共产党进行政治较量。当其败局已定之时，甚至幻想与中共进行“划江而治”。

虽然军事功能得以强化，但长江对于民族经济发展的价值仍旧受到制约。尽管一九四三年中国与英、美等国相继签订新约，中国在收回治外法权的同时，也收回内河及沿海航行权。但战后英、美等国航业资本集团仍不愿退出中国，一方面企图“伪托华商名义，继续操纵我国航权”，或以“合法”名义偷运商货，谋取非法利润，或与国民政府相关机关“合作”，以开展“善后救济”为借口，“往来各港口间载运货物及旅客”；另一方面则借重外交手段，策动国民政府开放南京、汉口、芜湖、九江，遭到民族航运业的强烈反对。

一九四九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完成一系列重大战役之后，先后解放东北与华北大片土地，“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成为军民共同的期盼。四月，百万雄师过大江，占领南京，并相继解放了沿江重要城市安庆、芜湖、九江、武汉、上海、重庆等，取得了解放全中国的决定性胜利。长江的地位、价值与意义发生根本变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建设长江、发展长江，使长江的航运、商贸、文化、生态功能得到更好的发挥。二〇二二年初，为更好地保护长江自然与文化遗产，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启动，标志着长江文化的研究受到高度重视。

三

作为中华民族重要的地理标志、航行信道、经济区域、文化空间与“精神密码”的长江，向来都是人文学科，以及地理、地质、生态、环境、航运、水利等各个学科的关注对象，相关成果也比较丰硕。概括起来，有如下几类。

其一、长江航运史研究。长江是中国的黄金水道，航运价值与意义较大，相关成果也较多。在长江航道方面，主要有徐翰主编的《长江中游航道史》（长江航运史编写委员会，一九八九年），熊树明主编的《长江上游航道史》（武汉出版社，一九九一年），黄义主编的《长江下游航道史》（武汉出版社，一九九一年）。人民交通出版社曾推出一套“中国水运史丛书”，其中关于长江航运的内容包括罗传栋主编的《长江航运史（古代部分）》（一九九一年），周蔚琪、朱家玉主编的《武汉长江轮船公司史》（一九九一年），江天凤主编的《长江航运史（近代部分）》（一九九二年），许可主编的《长江航运史（现代部分）》（一九九三年），王轼刚主编的《长江航道史》（一九九三年），徐志高主编的《重庆长江轮船公司史》（一九九四年），夏国分主编的《上海长江轮船公司史》（一九九五年）。此外，还出版有马志义主编的《长江航运简史》（一九九七年）。除了人民交通出版社出版的系列丛书，其他有关长江航运的成果，有邓少琴编著的《近代川江航运简史》（重庆地方史数据组，一九八二年），《长航史志通讯》编辑部编的《长江航运回顾》及《长江航运回顾：续集》（一九八七、一九八九年），王仕勤主编的《芜湖长江轮船公司史》（长江航运史编写委员会，一九八九年），许仲卿主编的《芜湖长江轮船公司志》（安徽省内河航运史编写委员会，一九九二年），王曾博主编的《长江航政史（江苏部分）》（长江航运史编写委员会，一九九三年），马志义主编的《长江航运史（大事记）》（中国文史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夏国分主编的《上海长江航运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周家华主编的《长江航运五十年》（长江航务管理局党委宣传部，一九九九年），陈俊主编的《当代长江航运通信发展史》（长江出版社，二〇一三年），黄强、唐冠军主编的《当代长江航运发展史》（长江出版社，二〇一三年），沈祥法主编的《当代长江引航发展史》（长江出版社，二〇一四年），鲍学训主编的《当代江苏航运发展史》（长江出版社，二〇一九年）等。

在经济史研究领域，将长江作为一个区域或视域的成果较为多见。例如洪焕椿、罗仑主编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史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九年），项柏林主编的《长江油运史》（武汉出版社，一九九一年），万绳楠等著的《中国长江流域开发史》（黄山书社，一九九七年），林刚的《长江三角洲近代大工业与小农经济》（安徽教育出版社，二〇〇〇年），吴传清的《长江流域商业经济变迁研究：立足于商业文化层面的考察》（中国文史出版社，二〇〇二年），张仲礼等主编的《长江沿江城市与中国近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二年），任放的《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经济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二〇〇三年），隗瀛涛主编的《近代长江上游城乡关系研究》（天地出版社，二〇〇三年），尹玲玲的《明清长江中下游渔业经济研究》（齐鲁书社，二〇〇四年），周军、赵德馨的《长江流域的商业与金融》（湖北教育出版社，二〇〇四年），任桂园的《从远古走向现代：长江三峡地区盐业发展史研究》（巴蜀书社，二〇〇六年），陈锋主编的《明清以来长江流域社会发展史论》（武汉大学出版社，二〇〇六年），陈建勤的《明清旅游活动研究：以长江三角洲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二〇〇八年），陈剑峰的《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发展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二〇〇八年），方高峰的《六朝政权与长江中游农业经济发展》（天津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九年），张建民的《明清长江中游农村社会经济研究》（商务印书馆，二〇一〇年），于新娟的《长江三角洲棉业外贸研究：一九一二—一九三六》（上海人民出版社，二〇一〇年），郑忠的《非条约口岸城市化道路：近代长江三角洲的典型考察》（上海辞书出版社，二〇一三年），彭南生等著《固守与变迁：民国时期长江中下游农村手工业经济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二〇一四年），黄宗智的《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法律出版社，二〇一四年），李义波的《民国时期长江三角洲棉业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二〇一五年），李小波的《长江上游古代盐业开发与城镇景观研究》（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二〇一九年）。戴鞍钢的《港口·城市·腹地：上海与长江流域经济关系的历史考察（一八四三—一九三七）》由复旦大学出版社于一九九八年出版之后，二〇一九年复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再版。王笛的《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一六四四—一九一一）》，由中华书局一九九三年出版（二〇〇一年再版）后，二〇一八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第三版。

关于长江及长江流域文化史的著述也较多，卫家雄、华林甫早年编写的《长江史话》，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于一九九八年出版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〇一一予以再版。此外，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亦于二〇〇九年出版过江一帆的《长江史话》。李学勤、徐吉军主编的《长江文化史》，先由江西教育出版社于一九九五年出版，二〇一一年再版，之后又由长江出版社分别于二〇一九、二〇二一年相继再版。在研究长江流域文化与社会的成果方面，长江出版社二〇一五年推出一套“长江文明之旅丛书”，包括《长江流域的名山奇峡》《长江流域的楼台亭阁》《长江流域的岁时节庆》《长江流域的饮食生活》《长江流域的名城古镇》等数十册；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和重庆博物馆从二〇〇八年起，逐年编辑出版《长江文明》，已出至五十余辑。此外，冯天瑜等著的《长江文明》，由中信出版社于二〇二一年出版。湖北教育出版社于二〇〇四年起推出“长江文化研究文库”丛书，出版有朱汉民等著《长江流域的书院》（二〇〇四年），季羡林、陈昕编选的《长江文化议论集》（二〇〇五年），刘玉堂、张硕著《长江流域服饰文化》（二〇〇五年），利瓦伊武著《长江流域文化与近代中国哲学》（二〇〇五年），邵学海的《长江流域美术史》（二〇〇五年），吴永章、田敏著《苗族瑶族与长江文化》（二〇〇七年）等。其他成果还有朱汝兰著《长江传》（河北大学出版社，二〇〇一年），叶书宗等主编的《长江文明史》（上海教育出版社，二〇〇一年），金敏、周祖文著《儒家大学堂：长江流域的古代书院》（浙江大学出版社，二〇〇五年），王美英著《明清长江中游地区的风俗与社会变迁》（武汉大学出版社，二〇〇七年），罗福惠、许小青、袁咏红合著《长江流域学术文化的近代演进》（武汉出版社，二〇〇七年），杨勇编著《诗景长江——长江的人文历史》（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二〇〇九年），卢世菊著《长江流域道教文化遗产与旅游开发：基于文化线路视角》（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二〇一二年），赵荣光主编的《中国饮食文化史：长江下游地区卷》（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二〇一三年），刘俊男著《长江中游地区文明进程研究》（科学出版社，二〇一四年），徐士友编著《长江流域的兵法战争》（长江出版社，二〇一五年），柳燕、温显贵著《长江流域的寓言典故》（长江出版社，二〇一五年），胡学纯、陈世海编著《长江文化大观》（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二〇一七年），罗传栋著《诗随帆飞：唐代歌吟中的长江航运》（武汉出版社，二〇一八年），肖东发主编的《中华巨龙：长江文明与历史渊源》（现代出版社，二〇一五年）等。此外，黄振亚著《长江大撤退全景实录》（广东人民出版社，二〇一三年）和张立先编著的《民国三峡记忆：扬子江峡谷计划筹备始末》（中国三峡出版社，二〇一七年）则是两本关于近代长江史的著述。对长江文明进行比较研究的著述主要有王振忠等人主编的两本论文集，即《长江与莱茵河：长江与莱茵河历史文化比较研讨会论文集》（中西书局，二〇一九年）和《长江与莱茵河Ⅱ——第二届长江与莱茵河历史文化比较研讨会论文集》（中西书局，二〇二二年）。另有关于长江的地方文化研究著述，如杨邦德等编的《白鹤梁题刻求索集》（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一九年）等。

关于长江地理、生态等科技领域的成果虽然数量有限，也有重要影响，例如湖北省水利厅编的《长江治水的历史性跨越》（湖北人民出版社，二〇〇〇年），陈可畏主编的《长江三峡地区历史地理之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二〇〇二年），蓝勇主编的《长江三峡历史地理》（四川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三年）和《长江三峡历史地图集》（星球地图出版社，二〇一五年），黄强主编的《长江桥梁船闸与通航》（长江出版社，二〇〇五年），王胜利、后德俊的《长江流域的科学技术》（湖北教育出版社，二〇〇七年），张建民的《明清长江流域山区资源开发与环境演变：以秦岭—大巴山区为中心》（武汉大学出版社，二〇〇七年），徐少华主编的《荆楚历史地理与长江中游开发：二〇〇八年中国历史地理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九年），张建民、鲁西奇主编的《历史时期长江中游地区人类活动与环境变迁专题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二〇一一年），王小军的《疾病、社会与国家：二十世纪长江中游地区的血吸虫病灾害与应对》（江西人民出版社，二〇一一年），陈曦的《宋代长江中游的环境与社会研究：以水利、民间信仰、族群为中心》（科学出版社，二〇一六年），刘跃清的《天堑变通途：南京长江大桥纪实》（南京出版社，二〇一九年），刘静的《生态文明的历史借鉴：以长江上游鱼类资源的分布变迁为中心的考察》（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二〇二〇年），程和琴等著《长江中下游河槽物理过程》（科学出版社，二〇二一年），吴俊范等著《长江三角洲海岸带历史地理考察研究》（科学出版社，二〇二二年），蔡永久等著《鄱阳湖区生态空间格局演变图集》（南京大学出版社，二〇二二年），蒋彩虹的《荆江分洪工程史话》（长江出版社，二〇二二年）。此外，还有关于长江流域人口发展与社会变迁的著述，如张国雄的《长江人口发展史论》（湖北教育出版社，二〇〇六年），朱国宏主编的《渐进与巨变：近代以来长江三角洲农村的人口与社会变迁》（复旦大学出版社，二〇一二年），杭州文史研究会、杭州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所编的《十五世纪以来长三角地区社会变迁与转型》（杭州出版社，二〇二二年）等。

关于长江的史料文献整理也续有所出，例如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志》总编室联合该委员会相关职能部门编纂、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于二〇〇〇至二〇〇六年间出版的《长江志》。这是一部大型的长江专志丛书，共分七卷，分别为《流域综述》《水文、勘测》《规划、设计、科研》《治理开发》《水政、人文》和《大事记》，其中《治理开发》分为上、下两卷。《中国水利史典》编委会编、陈雷主编的《中国水利史典》从二〇一五年起，由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分期出版，其中的《长江卷》主要辑录了中国古代和近代长江流域治水、用水的各种文献，如《长江图说》《江源记》《江源考》《蜀水考》《灌江四种》《平滩纪略》《汉水发源考》《楚南诸水源流考》《李渠志》《练湖志》《江西水道考》《导江三议》《湖北汉水图说》《楚北江汉宣防备览》、《荆楚修疏指要》《楚北水利堤防纪要》《荆州万城堤志》《荆州万城堤续志》《湖北安襄郧道水利集案》等。《水志专辑》作为《中国地方志集成》丛书的补编，由上海辞书出版社于二〇二二年出版，共二十六册，其中包括《长江图说》《扬子江流域现势论》《新编长江险要图说》《最新川江图说集成》等多种长江水利文献。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亦曾编纂《长江志》，作为新修《安徽省志》中的一种，由方志出版社于二〇一八年出版。

关于长江水文与水利资源的资料汇编也陆续出版较多，例如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组织编写的“长江河湖大典”分为《长江河流大典》《长江湖泊大典》《长江水库大典》三个系列，总字数超过四百万字，于二〇二二年由长江出版社付梓。此类资料还有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一九七五至一九七六年编印的《长江水利发展史资料选编》、重庆图书馆一九七三至一九七四年编印的《长江流域重庆至巫山段水文地震历史数据提要索引》、交通部上海航道局设计研究所一九八〇年编印的《长江口地区历年水文资料统计汇编》、长江中下游防汛总指挥部办公室一九八〇至一九八二年所编的《长江中下游防汛基本数据》（分为“水情”卷与“工情”卷）、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一九八六所编的《西南诸河水资料评价》、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规划处一九九〇年所编的《长江流域水利经济基本资料汇编：一九八四—一九八九年》，以及《长江三峡库区要览——开发·投资·旅游·地情资料汇编》（重庆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编辑室等编，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关注长三角：长江三角洲研究资料汇编》（浙江省人民政府研究室、浙江图书馆编，二〇〇三年）、《长江中游水患与堤防建设》（《武汉文史资料》一九九八年第二辑，总第七十二辑）、《清代长江流域西南国际河流洪涝档案史料》（水利电力部水管司科技司、水利电力科学研究院编，中华书局，一九九一年）、《再续行水金鉴·长江卷》（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利史研究室编，湖北人民出版社，二〇〇四年）。另有长江水利方面的相关著作，如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长江水利史略》编写组所编的《长江水利史略》（水利电力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姚汉源等选编的《长江水利史论文集》（河海大学出版社，一九九〇年）、钟歆的《扬子江水利考》（山西人民出版社，二〇一四年）、毛振培的《长江水利史》（长江出版社，二〇一九年）、徐照明等编著的《缚龙捉鳖：长江防洪减灾七十年》（长江出版社，二〇一九年）。

在日本东亚同文书院近代对华调查之中，也有大量关于长江的各类报告，诸如一九一七年完成的“长江沿岸各地”系列调查包括《通州棉花》《长江流域的矿山、煤炭与照明》《长江下游厘金与子口税》《铁矿山》；一九二〇年完成的“长江沿岸经济情况”系列调查报告包括《长江流域的制造业》《长江流域的金融》《长江流域的物产》《长江流域商埠的商业机构》《华中交通》《长江贸易》；一九二一年完成的“汉水、嘉陵江流域经济调查”包括《金融篇》《嘉陵江流域的商业》《汉水流域的商业》《陆运篇》《汉水的水运》《汉水、嘉陵江上的民船》；同年完成的“长江上游经济调查”包括《长江上游的交通（汽船业）》《长江上游的贸易》《长江上游的金融》《贵州省的都市》《四川省的制盐业》《四川省的物产》《中国的厘金》；一九二二年完成的“长江沿岸经济调查”包括《长江沿岸毛织物的进口》《长江沿岸的贸易状况》《长江流域的都市》《长江沿岸的商业机构》等；一九二六年完成的“川陕政治经济”调查包括《以嘉陵江为中心的四川东部农业及农民的生活状态》《长江上游航道、嘉陵江流域之交通》等。日人对于长江的调查成果还有《长江流域的米与杂粮》（一九二四）、《长江下游地区的寿险业》（一九二四）、《扬子江下游沿岸的电力与电话事业》（一九二四年）、《黄河、长江沿岸的物产》（一九二三）、《长江沿岸的排日及排日货之状况》（一九二〇年）。

此外，东亚同文书院还出版了多部日人研究长江的论著，包括福冈英明的《长江沿岸贸易》（一九二九年）、江口涉的《长江干流交通》（一九二九年）、林田诚一的《长江沿岸各城市糕点供需状况》（一九二九年）、镰田龙男的《长江流域各省农村经济与农民运动》（一九三〇年）、下川贤的《日本在长江流域的经济地位》（一九三〇年）、竹冈彦次郎的《长江流域都市金融调查》（一九三〇年）、三吉泷雄的《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流域菜籽概况》（一九三〇年）、今村一郎的《安徽省长江流域日本工商业人士的活动情况》（一九三九年）、森博民的《长江流域的麻》（一九四〇年），这些论著在今天看来，都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检视目前关于长江历史的既有成果不难看出，学术界与长江历史相关的著述成果已经非常丰硕，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民族、地理、环境等各个方面，但系统的长江历史数据编纂工作还相当滞后，仅有的一些成果多为水利部门编纂的防洪减灾数据。即使在长江水利治理方面，也并未就近代长江的相关数据进行专门编纂。事实上，关于长江近代转型与近代化发展有相当丰富的文献，单以长江治理而言，就留下了大量资料。

关于民国长江治理机构的变迁，时人有过这样的评述：

长江之整治工作，开始于民国十一年之扬子江水道讨论委员会，嗣改为扬子江水道整理委员会，但均以航运为主。至民国二十四年改为扬子江水利委员会，自此长江流域之各项水利事业，始统一掌理，而兴利防患工作，遂逐渐开展。无如抗战事起，播迁巴渝，工作重心只限于后方水道之整理及上游水文之测验，七八年来，尚著成效。胜利还都，全国水利工作亟待恢宏。此次政府改组，已正式成立水利部，各流域水利机构一律改为工程总局，从此责权专一，其有利于事业之发扬者自非浅鲜。

从扬子江水道讨论委员会、扬子江水道整理委员会、扬子江水利委员会，到长江水利工程总局等专门的长江治理机构，形成了大量的调研与考察报告、历年工作报告，还出版了《扬子江水道整理委员会月刊》《扬子江水道整理委员会季刊》《行政院水利委员会季刊》《长江水利季刊》等刊物，这些都是研究近代长江形态与功能变化的重要素材。本辑丛书作为《近代长江史料选辑》的第一辑，除主要选录上述相关文献之外，还包括一些时人关于长江的相关研究成果，以及长江流域不同省份出版的水利期刊和报告，俾能为学界了解近代长江的整体状况及其变化提供一些基本的素材。此外，近代日人对于长江流域的许多调查报告多已收录在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二〇一六至二〇一七年出版的《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手稿丛刊》及《续编》之中，亦可供参考。

李玉

二〇二四年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