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新史学2022”,选自[日] 森部丰《何谓唐代》,浙江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旨在知识分享,如有侵权,敬请联系小编删除。
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多次“叛乱”,“安史之乱”可以说是最著名的事件之一。玄宗皇帝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以悲剧收场,罪魁祸首就是安禄山。白乐天咏叹这一事件的《长恨歌》早在平安时代就已经被日本知识阶层熟知,近代以后的历史学家也以此作为分水岭,着眼于中国社会结构与当时整个东欧亚“国际关系”的演变。
据说安禄山是“营州柳城杂种胡人”(《旧唐书·安禄山传》),有人因此主张安禄山是营州出身,但这是不对的。当时的汉人往往自称本籍地和姓氏,由此展示自己的认同。安禄山虽然不是汉人,但在唐朝活动后效仿这一习俗,将与自己相关的营州假托为本籍地。实际上,安禄山生于阿波干时代的突厥第二帝国,出生地恐怕在蒙古高原南部。
安禄山的母亲是突厥名族阿史德氏族出身,也是一名萨满女巫。阿史德氏族是可敦辈出的权贵氏族,与阿史那氏族共同构成突厥的核心。如第二章中所说,突厥第二帝国形成以前,突厥人发动过三次独立运动,这些可以说都是由阿史德氏族主导的。也就是说,阿史德氏族的力量在突厥第二帝国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作为游牧民的突厥人信仰萨满教,安禄山是萨满女巫之子,可以说继承了母亲的宗教性权威。换言之,作为阿史德后裔的安禄山在突厥中是兼具“俗”权力和“圣”权威的特殊存在。这一点在他日后纠集突厥遗民、对唐朝发起“独立运动”时,发挥了很大作用。
安禄山十四岁时从突厥亡命唐朝,可能是卷入了阿波干可汗死后围绕汗位的突厥内部纷争。亡命后的二十年间他做了什么,这一点并不清楚,可能到过河西一带。他还精通“六蕃语”或“九蕃语”,在外国商人和唐朝商人间充当中介(互市牙郎)。这和安禄山继承了粟特人的血统有很大关系。安禄山的父亲是粟特人康某(名字不详),安这个姓氏来自母亲的再婚对象,他们都是突厥第二帝国中的粟特系突厥人。正因为继承了粟特人的血统,拥有语言和商业上的才干,安禄山得以作为互市牙郎而活跃。
开元年间(713-741)后期,安禄山在营州作为军人开始崭露头角,此后他的经历才逐渐清晰起来。安禄山投奔幽州节度使张守珪,作为平卢军(营州军镇)军人在讨伐契丹和奚时立下战功。除了军功之外,安禄山还把朝廷的动向纳入视野从中周旋。
比如天子的使者前来营州视察,安禄山殷勤招待,送出巨额的贿赂。使者回到长安后,对安禄山赞不绝口,玄宗也开始注意到安禄山。这样的周旋终于起到效果,安禄山被任命为平卢节度使,掌握了唐朝东北地区的军政(742年)。当时年号刚改为天宝,安禄山四十岁。
成为平卢节度使第二年,安禄山入朝谒见玄宗,两年后又兼任范阳节度使。在起兵之前,安禄山曾多次入朝觐见,借机取悦玄宗。
有一次,玄宗见安禄山的肚子一直垂到膝盖上,于是问道:“你的肚子为什么这么大?”玄宗或许是怀疑安禄山“肚子里有二心”,结果安禄山回答道:“唯有一颗对陛下的忠心。”玄宗疑心顿消,这是反映安禄山头脑灵活的故事。安禄山的体重达到300斤(约198千克)或330斤(约218千克),但他却擅长名为“胡旋舞”的粟特舞蹈。这种舞蹈需要单脚站在很小的垫子上,以飞快的速度从右向左旋转。
安禄山也掌握后宫的情报,开始接近玄宗宠爱的杨贵妃。他利用玄宗对自己的宠信,提出想当杨贵妃的养子。得到允许后,安禄山在谒见之时就撇开玄宗,直接拜见杨贵妃。面对玄宗的质疑,安禄山回答道:“蕃人都是先拜见母亲,再拜见父亲的。”带有这样诙谐一面的安禄山越发得到玄宗的宠信,凭借这样的宠信维持着自己的地位。
玄宗的宠信越是深厚,安禄山一旦失宠就会丧失全部的地位。朝廷中支持安禄山的宰相李林甫去世后,杨国忠就任宰相,形势变得越发不利起来。杨国忠非常厌恶安禄山,利用一切机会向玄宗进谗,说安禄山迟早都会谋反。安禄山担心被剥夺节度使的地位,决心自己成为皇帝,于是发动了叛乱。这就是一直以来的观点。
将“安史之乱”事件称为“叛乱”,这是站在胜利者唐朝的立场上。为了不让读者受到胜利者价值观的影响,本书加上了引号。那么从安禄山的角度来看,这又是怎样的事件呢?我认为,该事件的本质之一就是安禄山和他周边的各种集团都试图从唐朝独立出来。
安禄山以包括幽州在内的河北地区作为据点,在南北朝时代到唐代的中国史中,这里都是特别的地区。唐朝建国约八十年前,北魏分裂成东魏和西魏时,河北属于东魏,后来在北齐的统治之下。随后的历史是北周灭亡北齐,然后北周变成隋,隋又变成了唐。换言之,河北是被北周、隋、唐这些兴起于关中的势力统治和歧视的地区。
因此,河北地区有时会出现大规模的反关中运动。比如隋末的窦建德在河北南部建立独立王国,武则天依靠山东(包括河北)势力完成革命。安禄山也利用了河北民众的反关中情绪,进而发动叛乱。关于这一点,有观点认为是河北民众利用安禄山引导了“叛乱”,但是“安史之乱”中河北也有抵抗安禄山军的集团,所以这种观点不能说完全正确。
也有学者从种族和文化对立来理解河北与关中的地域对立。8世纪前期有众多非汉民族移居河北,东汉以来作为中国古典文化中心地区之一的河北逐渐“胡化(非中国化)”。相反,一直处于中国古典文化圈边缘的关中长安,逐渐成了传统中国汉字、儒家文化的中心地。在这样情况下发生的“安史之乱”,实际是“胡”和“汉”之间种族和文化的对立。
安禄山的军队确实包含了许多游牧系和狩猎系的民族集团,但如果把他们统称为“胡”的话,就会忽视安禄山军队的多样性。聚集在安禄山周围的人们,既有来自中亚的粟特系和突厥系佣兵,被回鹘灭亡后的突厥王族、将军和部族民,也有粟特系的突厥武将,奚和契丹的首领及其部族民,还有粟特商人。
这些出身各异的人群都聚集到东欧亚东端的幽州,这与8世纪中期的国际形势有着深刻关联。伊斯兰势力进入中亚,促使粟特人向东方移动;蒙古高原上突厥第二帝国灭亡,大量突厥遗民流入唐朝的北方。不仅如此,突厥统治下蒙古高原东部的奚和契丹也是流动性的,投奔幽州安禄山者不在少数。
但是,他们不是漫无目的地聚集在安禄山周围的。以粟特商人为例,具体包括居住在幽州的商人和为了交易远道而来的商人,他们也许是想要摆脱唐朝的统制自由贸易,并把这样的希望寄托在了同为粟特后裔的安禄山身上。
突厥的王族和将军矢志复兴被回鹘灭亡的故国,于是投靠了具有实力又是阿史德后人的安禄山。长期处在唐朝统治下的奚和契丹首领,与安禄山结成婚姻关系或养父子关系,把这看作希望彻底脱离唐朝的统治,恐怕不是过度想象吧?总之,安禄山发动的“叛乱”是一场“独立运动”,这不单是他个人的想法,与周边的环境也有着深刻的关联。以上观点在探索动乱本质时是一种重要的视角。
安禄山通过长安的进奏院这一派出机关获得情报,他感到自己与杨国忠的对立日益尖锐。终于,安禄山以讨伐杨国忠为名,在幽州起兵了(755年)。
安禄山一口气南下河北平原,攻陷了洛阳。他在此自称皇帝,改元圣武。这就是“大燕帝国”的诞生。唐朝起用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出战,但没有取得战果,接着河西、陇右节度使哥舒翰进入长安以东的潼关。哥舒翰麾下的突厥系蕃兵也被动员起来,意图阻挡安禄山军前进,然而安禄山军势不可挡,很快就攻下了潼关(图九)。
两天后,军报传来,长安陷入混乱,朝廷百官只剩下十之一二。玄宗下达亲征的旨意,但是谁也不相信。事实上,玄宗和杨贵妃早已逃离长安。然而,离开都城守卫玄宗一行的禁军士兵们忍饥挨饿、疲惫不堪,不满的情绪也在不断积累。到达长安以西的马嵬驿(今陕西兴平)时,不满终于爆发了。他们先杀死杨国忠,继而把矛头指向杨贵妃。玄宗想要安抚士兵的情绪,但又束手无策,只能把一切交托给高力士。高力士把杨贵妃骗到附近的佛堂,在那里将她缢死。杨贵妃当年三十八岁,尸体被埋葬在马嵬驿西侧的驿道边。玄宗在悲伤之中逃到了四川。
另一方面,皇太子(李绍,改名为李亨)与玄宗分别后赶往灵武[灵州的郡名,玄宗天宝元年(742)改州为郡,肃宗乾元元年(758)又重新改回],在此建立了朔方节度使,交由名将郭子仪指挥。因为职务关系,皇太子曾经和他有过一些交集。接着,皇太子未经玄宗许可在当地即位称帝,遥尊玄宗为上皇天帝,改元至德(756-758),根据庙号称为肃宗(756-762年在位)。于是,唐朝开始着手镇压“叛乱”军。
当时,安禄山起兵的消息也很快传到国外。8世纪中期,粟特人在东欧亚织起了一张情报网络。通过这张网,各种信息以现代人难以想象的速度迅速传播着。第二年八月,获得这一情报的吐蕃帝国和回鹘帝国陆续向唐朝派出使者,申请参与救援。顺带一提,安禄山起兵的消息传入日本是在“叛乱”爆发的三年以后,也就是遣渤海使和渤海使者一同回国的时候。
肃宗认为,仅凭唐朝能够动员的军队很难镇压“叛乱”,但吐蕃帝国从玄宗时代就多次想要染指唐朝的领地,因而不可相信。于是,他选择向回鹘帝国寻求援助,派遣皇族的敦煌王李承宷(高宗曾孙,章怀太子李贤之孙)和突厥系武将仆固怀恩作为使者。同时,肃宗还呼吁西域方面加入唐军。唐朝军队中加入回鹘和“南蛮”“大食”的士兵,形成号称蕃汉十五万乃至二十万的势力。肃宗任命长子广平王李俶(后来的代宗)为讨伐军总司令员(天下兵马大元帅),与郭子仪一起开始反击。
参加者中还有代表阿拉伯的“大食”,这点意味深长。这一时期阿拔斯王朝已经形成,乍看之下似乎是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送来了援军。如果是这样,尽管曾在怛罗斯河畔的战斗中兵戎相见,但当东方大帝国面临危机的时候,西方大帝国还是会伸出援手,这真是世界史上值得记录的事件。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里的“大食”是指呼罗珊(今伊朗东北部到阿富汗西北部)的阿拉伯士兵。这些阿拉伯士兵是被称为古拉特(过激派)的反阿拔斯势力,遭到阿拔斯王朝的镇压,从呼罗珊进入到索格底亚那。这支势力响应唐肃宗的呼吁,向东翻越帕米尔高原前来加入唐朝军队。
不只是阿拉伯士兵,中亚的粟特人和吐火罗人也参加了唐朝军。其中还有西利亚教会(此前称为聂斯托利派)的基督教信徒,其数量不在少数。肃宗在灵武等五个郡建立大秦寺(基督教会),也是为了讨好基督教士兵。郭子仪的麾下有一位朔方节度副使名叫伊斯(Yazdbozid),他也是基督徒。后来在德宗时代,长安的大秦寺内建立起“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781年),伊斯就是大施主。
借助不空的密教教团网络,以肃宗为首的唐朝朝廷得知了安禄山军占领长安的情报。如前文所说,不空的密教是结合唐朝国情进行过加工的,其中之一就是强调咒术的力量。不空与皇太子时代的肃宗有过交往,“安史之乱”中唐朝皇室逃出长安后,不空一直待在都城,通过咒术祈祷镇护国家。不空派遣他的弟子跟随肃宗前往灵武,从事镇护祈祷,自己则从长安传递出安禄山军的情报。事件平息后,密教得以兴盛,其背景中还有这样的故事。
正当唐朝做好反击的态势时,“大燕帝国”中安禄山被他的儿子安庆绪暗杀了。以此为契机,安禄山的盟友、在建立“大燕帝国”时做出重要贡献的史思明脱离安庆绪独立。史思明也是继承粟特人和突厥人血脉的粟特系突厥,但他的来历比安禄山更加模糊。
“叛乱”军并非铁板一块,这对于唐朝非常有利。唐朝与回鹘援军一起击败安庆绪军夺回长安,又一鼓作气成功收复了洛阳(757年)。当时,唐朝除了给回鹘赠送礼品外,还约定每年提供两万匹(一匹长11.792米、宽0.53米,两万匹就是长235.84千米)丝绢。第二年,肃宗在回鹘的请求下,将亲生女儿作为宁国公主,嫁给回鹘帝国第二代的磨延啜可汗。肃宗将女儿送到长安北郊,宁国公主哭着说:“国家之事重大,女儿虽死无怨。”肃宗也闻之落泪。
这个故事还有后续:公主下嫁的第二年磨延啜可汗就去世了,宁国公主被逼殉葬。但她以唐朝没有这样的风俗为由拒绝,用剺面(骑马游牧民的风俗,以划破面容来表示伤痛)的方式对可汗去世表示悲痛。另一种说法认为,她号称是作为幼女嫁到回鹘的,但其实在唐朝已经两次结婚、两次离婚,嫁过去时可能是成人了,而且性情非常刚烈。
言归正传,唐朝和回鹘联军击败安庆绪后,史思明一度归顺唐朝。现在,北京法源寺中还留有史思明供奉的“无垢净光宝塔颂(悯忠寺宝塔颂)”石碑,碑上镌刻着“至德二载(757)”这个肃宗的年号,反映出史思明曾经归顺唐朝的事实。
长安和洛阳收复,史思明前来归顺,肃宗的喜悦之情可想而知。他把年号改为乾元(758~760),免除了农民的租和庸。然而就在须臾之间,史思明又向唐朝摆出决战的态势。史思明帮助安庆绪驱逐唐朝军队后,反手杀害安庆绪,自称“大燕皇帝”,继承了安禄山的“大燕帝国”(759年)。史思明经过与唐朝军队的反复攻防,再次成功占领洛阳。
史思明看似东山再起,但因为继承人问题风向再度改变。史思明的长子史朝义是继承人,但晚年的史思明更喜欢小儿子史朝清,想把他立为继承人。史朝义知道后杀害了史思明,以及身在范阳(幽州,今北京)的史朝清及其同党(761年)。由于安禄山时期以来的武将都与史朝义划清界线,其势力迅速衰弱。唐朝方面,成为太上皇的玄宗在一年后去世,享年七十八岁;十一天后,肃宗也驾崩了,享年五十二岁。
史朝义得知玄宗和肃宗去世后,向回鹘派去使者说道:“如今唐朝皇室的太上皇和皇帝相继去世,国乱无主,不如一起出兵占领唐朝的府库(放置财物的国库)。”当时的回鹘帝国正是第三代牟羽可汗(移地健)的时代,他在史朝义的邀约下出兵南进。
另一方面,唐朝也向回鹘派遣使者,请求协助攻打史朝义。使者正好遇到南下的回鹘军,结果劝说失败。但幸运的是,此前嫁给移地健的是仆固怀恩的女儿,此时作为可敦与丈夫牟羽可汗一起出行。她请求利用这次机会见父母一面,于是唐朝派遣仆固怀恩前往回鹘,成功说服牟羽可汗。就这样,回鹘又重新站到了唐朝一边。
仆固怀恩与回鹘军夺回洛阳,史朝义逃往幽州。最终,史朝义的主要将领陆续向唐朝投降,史朝义自杀后传首长安,前后延续八年的“安史之乱”至此终于落幕(76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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