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看点】
1.一部完整的两晋政治史读物，葛剑雄、马勇、仇鹿鸣一致推荐。
2.全面揭示晋朝的兴衰与得失。书中围绕两晋治理的合法性与有效性、混合周制与秦制的实践、士族政治的偶然与必然、死结现象之于晋朝意味着什么等问题，全面揭示了两晋兴衰背后的深层次治理逻辑与历史因果链。
3.多角度透视晋王朝的困境。从政治制度、社会结构、文化环境等多方面出发，结合人物个案和家族研究，如司马氏篡魏、八王之乱、桓温北伐等政治事件，剖析究竟是哪些死结导致了晋王朝的衰败。
4.视野宽广，指出晋朝承前启后的作用。本书动态地观察了从东汉以来，贯穿两晋，延续到隋唐兴起的长时段的死结现象，并指出晋朝在中国历史上具有两次绝无仅有的意义。
5.适合大众阅读的晋朝历史，兼具学术性与通俗性。作者笔触客观，不偏不倚，叙事细腻，从洛阳的光复和桓温的勃然大怒说起，以简明晓畅的文字勾勒出两晋历史演变的线索，为普通读者了解这段历史提供了入门指要。
6.穷尽史料，立足史实，论证有理有据。本书立足《晋书》《资治通鉴》《世说新语》等原典，并广泛引用了中外学者最新的研究成果，提出了诸如晋武帝是少有的仁君、桓温并无篡位安排、孝武帝死于突发疾病等禁得起考究的历史研究结论。
7.正文后附录《晋大事年表》《十六国一览》，有助于快速了解晋朝的政治演变与社会动态。公元 356 年，晋穆帝永和十二年七月。江陵城外汉江上，晋临贺郡公、荆州刺史、征讨大都督桓温大步登上战船，晋军官兵早已整装待发。随着桓温一声令下，舰队高挂起船帆启航，一时旌旗招展、鼓角齐鸣。舟师沿汉江支流淯水北上，一路未受任何阻击，直奔宛、洛等中原故地。与此同时，东线谯梁水道打通，另一支徐州、豫州所辖晋军，经淮水、泗水进入黄河，迅速向洛阳逼近。这时，距离晋元帝司马睿在建康重建中央政权，已经过去近四十年。公元 311 年，晋怀帝永嘉五年六月，成千上万的匈奴兵士、流民攻入洛阳。晋怀帝司马炽仓皇奔出华林园，准备逃往长安，在路上被擒获。来自北境及底层的占领者们，根本无意经营洛阳，大肆劫掠宫庙、官府和巨室，随后又挖掘司马氏陵墓，把金银财宝、年轻妇女作为战利品。太子宗王、士族官僚及百姓民众三万余人，在大屠杀中遇难。继东汉末年董卓火烧洛阳之后，这座魏晋时代重建的巍峨都城，再度笼罩在熊熊的烈焰中。早前两个月左右，以督师讨贼名义领军的东海王司马越在项城去世，十余万军民护送其灵柩向东海国转进。匈奴汉国羯族大将石勒率骑兵将其团团围住，无数带火的弓箭疯狂地射向“猎物”。晋军完全丧失抵抗意志，血肉模糊的尸体、伤者混杂堆积，猎手们一面纵火焚杀，一面津津有味地用餐。太尉、士族领袖王衍尽管向石勒乞降，最终仍与大批宗王、公卿和名士一起，被石勒下令推倒土墙埋杀。随后，石勒伏击从洛阳东逃的司马越亲属部将、数十位宗王及众多朝廷官僚，悉数予以杀害。公元 316 年十月，匈奴汉国首席大将刘曜率部众再度攻陷长安。被拥立为帝的晋愍帝司马邺自缚其身，抬棺下跪出降。晋怀帝、晋愍帝在匈奴军中受尽屈辱，最后依然不免被杀的命运。洛阳陷落前后，晋惠帝皇后羊献容被刘曜纳为妾室，司马越夫人裴妃等遭到抢掠贱卖。四十年弹指一挥间，南北形势发生了巨变。匈奴汉赵政权早被石勒武力取代，石勒及其养子石虎死后，一度强行征服北方大部分地区的后赵政权分崩离析。汉人大将冉闵下达“杀胡令”，造成羯人在内的二十余万各族民众非正常死亡。东晋政权反而在建康站稳脚跟，桓温西攻川蜀，灭亡割据了四十余年的成汉政权，东晋疆域超过三国时期东吴、蜀汉政权的总和。
除了盘踞辽东的鲜卑前燕南下河北、氐人集团西进关中建立前秦，黄河以南地区大小军阀纷纷向建康称臣，东晋政权至少名义上短暂恢复了洛阳等中原旧地。公元 356 年，姚襄羌人集团降晋又叛晋，北归攻击控制洛阳的叛将周成，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桓温决定兴师北伐。舰船在河道上平缓前行。长辈回忆、书籍记载中的昔日繁华之地，早已尘封为千里荒野。望着两岸陌生的故土，桓温思绪万千，几乎夜不能寐。次日，桓温带领众僚属登上舰船的平乘楼，眺望中原。《晋书·桓温传》记录，桓温慨然曰：“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王夷甫是王衍的字，桓温认为，西晋的沦亡，王衍等士族名士要负主要的责任。虽然桓温多年来担任军事统帅，但骨子里不失名士本色。桓温军府中聚集了多位士族子弟、文人名士，桓温平时与僚属们保持着随和、平等的交流。桓温话音未落，担任记室的文史名士袁宏立即答道：“国家兴亡自有天命，不一定是他人之过。”令所有人没想到的是，桓温闻后居然勃然大怒，严厉地驳斥道：“昔日刘表有一头千斤大牛，吃的食物是普通牛的十倍，其负重致远，不如一头病弱的母牛。曹操进入荆州后，立即把它杀了分给军士们享用。”举座皆失色。桓温出于对崇尚务虚清谈的士族名士的强烈否定，以只会吃食而不会干活的大牛为喻，直指占有资源而无所事事者之流。桓温击溃姚襄羌人集团迫其西逃后，洛阳城中周成率众投降。桓温下令整顿军容，晋军官兵意气风发昂首入城。邙山巍巍，洛水悠悠，尽管洛阳城已不复盛世的神采，但是，这座华夏民族的千年故都，可能永远是南渡士族子弟心目中的精神家园。对于晋室而言，这里静卧着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及晋武帝司马炎、晋惠帝司马衷四代五位皇帝的陵寝，其意义不言而喻。晋武帝完成魏晋禅代后，追尊晋王朝实际奠基人司马懿、司马师和司马昭为帝。追尊祖父司马懿为高祖宣皇帝，伯父司马师为世宗景皇帝，父亲司马昭为太祖文皇帝。桓温屯军于太极殿旧址前，随后又迁移至金墉城。“谒先帝诸陵，陵被侵毁者皆缮复之，兼置陵令。”（《晋东·恒温传》）东晋朝廷接到洛阳光复的军报，14 岁的晋穆帝司马聃立即穿上细麻布衣，率领文武群臣，至建康太极殿谒拜三日。同时正式派出大臣赴洛阳谒陵，修整五位先帝的皇陵。不过，朝廷始终没有选出合适的统帅镇守洛阳。不久，桓温班师南归，仅留下数千将士驻扎。洛阳光复前后，桓温多次建议把京师从建康迁回洛阳，一直未获朝廷采纳。无论在当时的晋室朝廷上，还是在后世的历史评论中，桓温经常被认为是假北伐中原之名，行夺位自立之实。九年之后，洛阳再度易手，为前燕鲜卑军人占领。作为大一统政权崩溃的标志性事件，西晋时期“永嘉之祸”的惨烈程度，远胜过北宋末年的“靖康之耻”；而以正统自居的东晋偏安政权，不仅收复过洛阳故都等中原故土，而且还曾有效管辖多年，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这一切究竟是怎样发生的？桓温本人是一代士族门阀，为什么他内心对于士族名士的某些特质极其反感？晋王朝何以兴起又何以衰亡？从洛阳到建康，两晋皇权、士族兴衰的背后，代表了深层次的治理逻辑与历史因果链条。在中国历史上九个大一统王朝中，晋朝的存在感相对最低。民间对于三家归晋之后的进程知之甚少，反而对于分裂的三国时代津津乐道，江山如画、英雄辈出，一时多少豪杰。曹操、刘备、诸葛亮和孙权等人的名字，在社会上几乎妇孺皆知。这和《三国演义》的充分传播有着直接关系。晋王朝的实际开创者司马懿，小说中是作为诸葛亮的对立面而被描述，所谓死诸葛吓走生仲达，尽管是笑到最后的人，还是被诸葛亮深深压下一头。千年来流传的“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一语，则是对司马氏家族易代革命持否定态度的明证。稍有历史知识的人群，对于晋王朝的观感大多较负面。比较常见的评价，即认为晋代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最屈辱和最不幸的时期之一。两晋被认为是一个最为黑暗的时代，实际上出于晋朝得国不正的认知。司马氏父子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大量屠杀反对改朝换代的曹魏大臣、名士，皇帝曹髦被当街刺死。司马懿生性残忍，平定辽东公孙渊割据政权时即大开杀戒。《晋书·宣帝传》记载，“诛曹爽之际，支党皆夷及三族，男女无少长，姑姊妹女子之适人者皆杀之，既而竟迁魏鼎云”。将晋朝称作最为屈辱的朝代，主要是因为当时是北方族群第一次大规模逐鹿中原，北方地区一度仇杀严重。白骨沃野、血流成河，“千里无烟爨之气，华夏无冠带之人”，发生了把汉族妇女作为“两脚羊”进行残害的极端恶例，造成包括汉人在内的各族民众大量非正常死亡。晋室被迫东迁建康，国家发生持续的内战和动乱。至少对于崇尚奋斗的群体而言，晋朝可能是一个最为不幸的时代。这一阶段出现了阶级固化和士族专政，整个社会人才的上升通道受到堵塞。一个人地位和身份的提高，主要看他背后的门第名望。国家通过九品中正制等选官制度安排，首先保证士族子弟被品评为上品，直接授予其高级官职。元人刘秉忠有词云，“晋朝人物，王谢风流，冠盖照神州”。东晋时期琅邪王氏、陈郡谢氏等士族门阀，其家族成员遍布朝野、占据要职，其实将国家组织体制高层的治理人才，局限在相当狭窄的范围之内。其他低级士族以及寒门子弟等，仅能成为组织体制中较为次等的角色。得国不正、国家分裂和士族专政，这些确实部分反映了两晋时期国家治理的现实，但是，这些认识至少并不全面和深入。司马懿、司马师和司马昭父子固然存在残忍好杀的一面，但在改朝换代十六年的准备期中，更多地采取了笼络和收买的方式。开国皇帝晋武帝司马炎，实际上是帝制时期少有的一位仁君。他高调推崇周制，倡导儒道互补、以孝治国，既向士族名士妥协让步，又积极减轻一般平民的负担；既善待功臣、武将等外朝官僚，又重用宗室、外戚等亲属势力。两晋立国一百五十余年，共产生十余位帝王，他们大多善良、懦弱和短寿。晋朝失去天下，也许和这些帝王无能、控制不了政局有关。暴政肯定不是主要原因之一。东晋政权偏安江左后，晋明帝司马绍听到王导关于先辈创业时，杀害诸多名士及魏帝曹髦的介绍，不禁掩面，长叹晋祚怎么可能长久。简文帝司马昱善于清谈，临终前口述遗诏，差点将国家私授给权臣桓温，认为晋室只是因为好运而得天下。这些都透露出司马懿的后代们尚未失去天下，先已失去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底气。晋室东迁后，北方一度处于混乱的状态，固然反映了大一统国家治理的严重挫败，但这并不等于东晋政权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桓温率军灭亡西蜀的成汉，东晋政权实际控制区域超越了前东吴、蜀汉区域总和。晋军多年在黄河以南作战，先后四次恢复旧都洛阳。前秦天王苻坚亲率百万之众南征，谢安以其侄谢玄统领的流民组成的北府兵迎敌，东晋军队不仅在淝水大战中获得大胜，收复大片国土，还北上作战一度攻入河北。刘裕发起的北伐规模为东晋历次之最。首先刘裕攻灭山东境内的鲜卑族南燕政权，斩杀王公以下数千人，国主慕容超被送到建康处决。他又派军灭亡西蜀的谯蜀政权，之后刘裕指挥大军攻入长安，羌族后秦政权灭亡。刘裕下令杀尽被俘的后秦王公大臣，将后秦国主姚泓押至建康斩首。这一时期东晋政权控制的领土，大致与后世北宋政权接近，创造了大分裂年代南方政权疆域最为辽阔的高光时刻。两晋时期，士族名士毫无疑问在国家政治运营体系中占据主导的地位，但是，低级士族、寒族子弟并不是说完全没有用武之地。高门士族脱儒入玄，沉溺于务虚空谈，对于实际工作反而不屑一顾，他们更加看重礼仪性、学术性的高位，愿意享受荣誉和清望，这些位置在两晋南朝时期被称为“清官”。反之，一些处理日常繁忙公务、较具风险性的岗位，特别是以军功晋级的武职，在当时被称为“浊官”，多由低级士族、寒族子弟担任。西晋时期的寒族人士中，大将军邓艾、王濬，分别在攻灭蜀汉、东吴的战役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大臣张华辅佐惠帝司马衷、皇后贾南风夫妻，至少稳定了六七年的政局；东晋时期世家大族的统治日益制度化，仍然有寒族出身的荆州刺史陶侃，平定了“苏峻之乱”；生为低等士族的大将刘裕，最后成为晋朝帝室的终结者。沈刚兄写了一本《晋朝的死结》，嘱我写序。20世纪八80年代中期，沈刚和我同在复旦大学的校园里读书。他毕业于新闻系的编辑专业，我是历史系的研究生。沈刚兄当年是得过萌芽文学奖的才子，毕业后他当了近十年的编辑，后来辞职创办企业，颇有成就。不过，沈刚的底色还是读书人，工作之余手不释卷。只是他将对文学的兴趣，转向了非虚构的中国历史。2022年6月，沈刚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史评专著《兴亡：中国两千年治理得失》，从大环境、价值观、方法论、组织和资源等五个维度，全面分析了秦以后中国皇权治理体系的独特闭环，从一个特别的框架出发，给出较为新颖且易引起共情的解释，读来令人颇受启发。这本《晋朝的死结》，其实是一部完整的两晋政治史读物。西晋是中国历史上九个大一统政权之一，东晋又是第一个偏安南方的原中原王朝，晋朝一百五十五年，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承前启后的朝代，连接着秦汉与隋唐。就是这么一个重要的王朝，可能由于西晋迅速崩溃、东晋君权暗弱等，长期得不到后来研究者的重视。而且，西晋、东晋往往被分割探讨，大量负面评价也未必都是客观、切中要害的。沈刚在其书名中即提到的晋朝治理的死结，指的是统治者倡导的主流意识形态与现实政治的实际操作层面之间的对立与冲突，这可能是他思考两晋政治演变的出发点，也是贯穿于全书的最主要的线索。沈刚在《兴亡》一书中多次提到，皇权运营系统是否稳定，其价值观与方法论是否一致是重要的观察指标。在本书中，沈刚继续了这一思考的逻辑。具体到两晋及其前后数百年的历史背景，他把治理的死结分为四个阶段，这些读者朋友们可以通过阅读，找寻到各自的兴趣所在。作为历史学者，我对于沈刚兄大作的兴趣点，集中在他对晋朝兴衰的时代背景的考察。包括东汉晚期以来魏晋禅代的小背景，以及周秦之变、秦汉换代的大背景。小背景的部分，东汉以来儒家思想及汉室天命所系的观念融为一体，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但是，“党锢之祸”“黄巾之乱”后，秩序失控，部分大族、军阀割据，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打着拥汉的旗帜篡汉，五十年内两次改朝换代，这就造成国家意识形态崩溃，信仰体系出现严重危机。司马氏倡导以儒家文化的孝道重建核心价值，反而加剧了清流士族先家后国的倾向，以至于道玄之风兴起，晋朝的立国先天不足。从大背景而言，周秦之变、秦汉换代，儒家、法家和道家思潮交汇，周制与秦制互补。儒家思想当然是主张恢复周制的，但是，在秦国统一天下的过程中，法家思想才是决定性的因素。秦统一全国十五年就亡国了，这似乎证明法家的治理模式存在着极大的缺陷。所以，汉承秦制的同时，一定程度上又融入了分封、德治的周制模式，黄老思想、儒家思想先后成为国家主流的意识形态。尤其是西汉后期开始，包括王莽代汉乃至刘秀复汉之后，礼治被抬高到相当的程度。这可能是司马氏统治者恢复分封、优容士族的很大一部分原因。读沈刚兄的这本书，给我一个重要启发就是思考中国古代政治架构，是否有那么简洁清晰的、整齐划一的周制与秦制的区分。周制、秦制，确实都是中国历史上发挥过影响的重要体制，但是周秦之外就没有其他的尝试了吗？读这本书，就可以解除一部分困惑。在天下私有状态下，统治的有效性是体制选择的前提条件，不存在预设的优越制度构想，也不存在教条主义坚持，统治者比谁都清楚，统治的合法性建立在社会发展进步基础上，因而再糊涂的统治者也知道霸王道杂之，而不是用醇儒，或纯法。沈刚的这本书，虽然不是探讨政治思想史演变以及周秦政治制度比较的专门著作，但他在这方面显然有些自己的思考。沈刚注意到，晋室的大臣、博士经常把周朝作为晋朝的参照，他认为西晋皇帝主导的宗族、士族共治，类似西周的模式；东晋门阀主导的君主、士族的共治更接近东周早期的模式。而且，在中国古代政治的演变中，不止于周秦两种制度的碰撞，在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渔猎民族的互动中，胡制的引入应该也是因素之一。西晋大一统政权的崩溃，可能正是胡制影响中原政权的重要时期。沈刚还把政治学上治理系统合法性与有效性的概念，引入了晋朝历史的研究。他认为，两晋从未达到合法性与有效性“双高”型治理，西晋的前期，系统徘徊于合法性低、有效性高的“低高”型状态，东晋成立之后，系统又呈现合法性高、有效性低的“高低”型特征，并且分别坠入合法性与有效性“双低型”崩溃的边缘。这些都是他宏观上的一家之言。我注意到，沈刚兄在认真钻研《晋书》《资治通鉴》等古籍的同时，还大量阅读、引用中外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包括断代史、学术论著甚至博士论文，等等。对关注魏晋南北朝历史的广大读者而言，阅读本书，其实可以一下子掌握不少颇有价值的信息。当然，沈刚在充分展现名家、前人研究成果的同时，也有一些自己的微观研究结论。比如对于晋武帝司马炎的评价问题。传统的观点对司马炎的评价较为负面，特别是他大规模恢复宗室分封，多被认为是导致八王之乱及西晋崩溃的主因。沈刚在本书中却数次提到，晋武帝其实是帝制时期少有的仁君。晋武帝进行混合周制、秦制的政治实践，分封宗室、优容士族，这些符合当时社会思想潮流的趋势，对提升晋室的天命合法性都是正面的，太康之治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西晋的最后崩溃，主要还是晋武帝在选择接班人以及辅政大臣问题上的失误，也许存在着一定的偶然性。又比如桓温拥立简文帝是否意味着篡位的过渡。《晋书》《资治通鉴》的编撰者，都以为桓温希望简文帝司马昱禅位于自己。沈刚认为，至少在拥立之初，桓温不可能有此考虑。桓温比司马昱年长8岁，他无法预料到司马昱先自己而逝。如果桓温以一废一立作为篡位的准备，似应拥立更年少的皇帝以便于控制。桓温选立的简文帝比废帝司马奕更年长、更富有斗争的经验，在改朝问题上给桓温造成的阻碍，显然要超过废帝司马奕。简文帝去世前后，桓温除了要求加九锡并无其他动作。历史上无论是王莽代汉，还是曹丕、司马炎的易代活动，都是发动者精心策划的结果。桓温作为饱经沧桑的政治老手，怎么可能幼稚到被动地等待黄袍加身?再比如孝武帝司马曜之死的历史真相。公元 396 年，孝武帝在睡梦中暴毙。《晋书·孝武帝纪》中说，孝武帝和宠妃张贵人开玩笑，说以张贵人的这个年纪应该可以废黜了，当晚孝武帝在醉酒中暴崩。《资治通鉴》综合了《晋书》中《五行志》《天文志》，以及北朝《魏书·僭晋传》中的相关记载，判断是张贵人支开太监，将孝武帝闷死。吕思勉先生在《两晋南北朝史》中，认为存在其他宫廷阴谋的可能。沈刚兄仔细阅读史料，综合当时及之后的情势发展分析，认为最大的可能还是孝武帝死于晚间突发的疾病，戏言、暴崩两者之间至多只是巧合。有兴趣的读者可以阅读第七章第一节中的相关内容。总之，《晋朝的死结》这本书，可让读者朋友们了解两晋政治的来龙去脉，史实叙述部分是清晰可信的，学界不少最新研究成果得到呈现，作者本人的观点也是言之有据，值得大家继续深入探讨。请读者朋友们阅读后，作出自己的判断吧。是为序。2024年6月15日
【内容简介】
两晋是黑暗、屈辱、不幸的朝代？晋朝如何突破二世而亡的历史瓶颈期？皇室与士族共治秩序的产生，是历史的偶然还是必然？
这是一本完整的两晋政治史读物，全面揭示了两晋兴衰背后的深层次治理逻辑与历史因果，多角度透视了晋王朝的困境。书中从政治制度、社会结构、文化环境等多方面出发，结合人物个案和家族研究，剖析了导致晋王朝衰败的死结现象，并关联东汉与三国时代的历史经验，指出北朝、隋唐兴起背后的机理，揭示晋朝在中国历史上两次绝无仅有的价值。本书以简明晓畅的文字勾勒出两晋历史演变的线索，为普通读者了解这段历史提供了入门指要。
【名家推荐】
一部尽心之作，有特色。作者穷尽史料，查阅了几乎所有的研究成果，包括新出版的博士学位论文，希望向尽可能多的读者讲述晋朝的历史。本书从千丝万缕、纷纭复杂的乱麻中找出了一个贯穿始终的死结。历史的死结自然无法由后人解开，但如果梳理和揭示出了死结，至少能让当下的我们更接近历史的真相。——葛剑雄（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中央文史馆馆员）
读沈刚兄的这本书，给我一个重要启发就是思考中国古代政治架构，是否有那么简洁清晰、整齐划一的周制与秦制的区分。周制、秦制，确实都是中国历史上发挥过重要影响的体制，但是周秦之外就没有其他的尝试了吗？读这本书，就可以解除一部分困惑。本书宏观上不乏新颖的见解，微观上亦有研究成果，值得一读！——马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在秦、西晋、隋三个短命的统一王朝中，西晋相对受关注最少。事实上，西晋政权崩溃后的长期战乱与分裂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而东晋作为第一个定鼎南方的王朝，开启了中国政治地理从“东西”向“南北”的转型。本书融汇前人研究成果，以简明晓畅的文字勾勒出两晋历史演变的线索，为普通读者了解这段历史提供了入门指要。——仇鹿鸣（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作者简介】
沈刚，作家，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编辑专业，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EMBA）。历任上海《萌芽》杂志社编辑、上海《解放日报》编辑，之后创办企业至今。大学时代即发表小说、报告文学作品。小说《别了，十八岁》获“萌芽”文学奖。出版小说集《别了，十八岁》，出版史评著作《兴亡：中国两千年治理得失》。酷爱中国历史的阅读和研究，致力于跨界大历史写作。
【目录】
绪 章 晋王朝何至于此？
第一章 司马懿父子的代魏接力
第一节 系统的死结是怎样形成的？
第二节 司马懿：双面人革命
第三节 司马师、司马昭兄弟的两手策略
第四节 当儒学遭遇玄学
第二章 晋武帝，儒家理想社会的布局
第一节 恢复周制的政治实践
第二节 天下重现大一统
第三节 共治结构的平衡安排
第三章 大一统时代的终结
第一节 杨、贾外戚势力出局
第二节 宗室诸王的混战
第三节 统治集团外部的挑战
第四节 宗室、士族大败局
第四章 建康，共治的新起点
第一节 王马共治与东周模式
第二节 皇权与当权士族的冲突
第三节 共治实践的游戏规则
第四节 渡江名士的选择
第五章 桓温独大的时代
第一节 恢复神州的价值付诸实践
第二节 桓温主导共治的开始
第三节 桓温的两难困局
第四节 江左名士：隐逸或出仕
第六章 苻坚与谢安的解决方案
第一节 混合秦周胡三制的前秦政权
第二节 谢安主导士族联合专政
第三节 淝水之战的胜负与天命所在
第七章 刘裕引领百年变局
第一节 武人势力挑战士族政治
第二节 晋室的实际统治是怎样被终结的？第三节 刘裕重建集权专制的统治
第四节 首开禅代杀害前朝君主的恶例
余论 历史为何选择北朝？
后记 我写晋朝那些事
参考文献
附录：晋大事年表十六国一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