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云彬(1897-1979)
注释，作为历次《鲁迅全集》编辑的关键，因所折射的思想观念更迭，人物评价升降，时代风云变幻，不仅专家学者态度慎之又慎，连普通读者也会以自己的方式参与热议，使之成为现象级的文学事件。稍显遗憾的是，提到宋云彬，大家熟知的是他文史学者、出版家、民主人士的身份，对他的首倡之功，迄今却无人提及，笔者特撰小文略作梳理。
1949年10月19日，宋云彬在《光明日报》刊发《纪念鲁迅的一个建议》，率先提出为鲁迅作品做注。摘录如下：
纪念鲁迅，要学习鲁迅。学习鲁迅，总得从读鲁迅的作品入手。
鲁迅的作品可真多，单是小说、杂文，细细读一遍，读到每篇都能够了解，能够体会，怕要化上一年半载的时间吧？
而且要读到每篇都能够了解，能够体会，又是谈何容易。这并不是说鲁迅的文章不容易读。鲁迅的文章很接受口语，没有什么语法上的错误，读起来并不难。只是现在的青年大都不甚了解过去的中国社会的情况，读鲁迅的小说就很难真切了解，更不用说深深的体会了。……时代变了，教青年人怎样能够一看就了解并且体会鲁迅的作品呢？至于鲁迅的杂文，都是所谓“攻击时弊”的，不知道当时实际情况的人，现在怎么能够看得懂。我敢武断的说，现在的青年朋友都知道鲁迅先生的伟大，都会说学习鲁迅，可是真有兴趣读鲁迅作品的人就不多，真能懂得鲁迅作品的人更不多。
然而鲁迅的作品现在的青年朋友确乎应该认真读一读的。读懂了鲁迅的小说和杂文，要比读一部中国现代史之类受用得多，因为鲁迅的全部的小说和杂文就是一部最生动的现代史。至于读了鲁迅的作品，可以使你懂得怎样认识敌和友，分别爱和憎，怎样努力不懈，奋斗到底，那更不用细说了。
根据上面所说的种种理由，我在纪念鲁迅的今天提出这样一个建议：
“请研究鲁迅的专家们，把鲁迅的小说和杂文，每篇加以详细的注释和讲解。”
这些注释和讲解可以另印专册，每篇但标篇名，不载原文。这样，可以避免侵害版权的嫌疑，而青年们有了这一本书在手头，就容易读懂鲁迅的作品了。
翌年10月7日，出版总署召开座谈会，许广平表示由于经营困难，愿意结束鲁迅出版社工作，将著作版权无偿捐献国家。9日，中宣部为此致函华东局宣传部和上海市委宣传部，提出为改善鲁迅著作发行工作，由出版总署接手鲁迅出版社工作，成立鲁迅著作编辑部，还特别说明“鲁迅著作的编校注释工作由冯雪峰专任其事，并调集王士菁（上海）、林辰（重庆）、杨霁云（常州）、孙用（杭州）四人协助”，希望两部门配合开展工作。
宋云彬正任职于出版总署，对其间经过自然有所了解，他就此写了《从注释鲁迅作品说起》，刊发于1950年10月19日的《光明日报》。文章起首就与读者分享了此消息：“最近得到一个很好的消息：鲁迅先生的小说和杂文已经推定专人负责，进行注释的工作，陆续出版注释本。”除了再次申说鲁迅作品需做注外，他还提出要加强《野草》研究和编撰年谱，“像《野草》那样的作品，我以为必须有‘野草研究’或‘怎样读鲁迅的野草’之类的专书，供青年们参考。这类书不妨由几个人合写，最好事先经过详细的讨论，然后写成文字。除注释鲁迅先生的作品以外，有一桩工作也非立刻动手做不可，那就是编《鲁迅年谱》”。现在看来，这两项提议同样体现了他极高的文学素养与史学眼光。可以说，正是宋云彬在新中国成立初发出的“把鲁迅的小说和杂文，每篇加以详细的注释和讲解”呼吁，引起了各方注意，奠定了鲁迅作品需要注释出版的基调。
宋云彬 一九三八年八月摄于武汉
有意思的是，宋云彬与鲁迅的相识却始于一场笔仗。1927年初鲁迅离开厦门到达广州，在一段时间的冷眼观察后认为所谓的革命中心并无特别之处。而此时的宋云彬正担任《黄埔日刊》编辑，年轻气盛的他发表了《鲁迅先生往那里躲》：
噫嘻！异哉！鲁迅先生竟跑出了现社会躲向牛角尖里去了。旧社会死的苦痛，新社会生出的苦痛，多多少少放在他眼前，他竟熟视无睹！他把人生的镜子藏起来了，他把自己回复到过去时代去了。噫嘻！奇哉！鲁迅先生躲避了。
他在结尾高呼：
鲁迅先生！广州没有什么“纸冠”给你戴，只希望你不愿做“旁观者”，继续“呐喊”，喊破了沉寂的广州青年界的空气。这也许便是你的使命。如此社会，如此环境，你不负担起你的使命来，你将往那里去躲？
对宋云彬的疑问，鲁迅没有立即回答，反而是许广平写了《鲁迅先生往那些地方躲》代为说明：“他是要找寻敌人的，他是要看见压迫的降临的，他是要抚摩创口的血痕的。”年底，鲁迅发表了《在钟楼上》正式回应，他表示理解宋云彬的出发点：“这是对于我的好意的希望和怂恿，并非恶意的笑骂的文章。这是我很明白的，记得看见时颇为感动”，并解释自己在广州放弃写作的缘由，是因为深知“凡有革命以前的幻想或理想的革命诗人，很可有碰死在自己所讴歌希望的现实上的运命；而现实的革命倘不粉碎了这类诗人的幻想或理想，则这革命也还是布告上的空谈”。
大革命失败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宋云彬入职开明书店担任编辑。从后来鲁迅托开明老板章锡琛分送的五本皮脊精装《海上述林》，其中就有宋云彬一本的情况来看，两人未因笔仗交恶，关系不错。
1936年10月鲁迅病逝，宋云彬应约撰写纪念文章《鲁迅》。他以阶级论的视野从运动变迁和队伍分化的高度综述了作家一生的思想历程，文章在《中学生》刊发后，获得了巨大反响，宋云彬自此开始了对鲁迅的推广。他接连发表《鲁迅的战斗精神及其战略》《怎样读鲁迅遗著》《从学术方面看鲁迅》等数十篇文章；抗战期间宋云彬在文协桂林分会主办的文艺讲习班专门讲授《鲁迅杂文研究》，这是全国最早的鲁迅杂文教学专题课；他为文化供应社编辑的《鲁迅语录》发行量高达两万余册；1940年他还与夏衍、聂绀弩等一道合作创办《野草》，培养出一大批鲁迅风杂文作者。除此以外，宋云彬还身体力行写作杂文，他的文章出文入史，笔底藏锋，聂绀弩点评“常常是用心平和、不动声色、轻描淡写，有的甚至是与世无涉的外衣裹着，里面却是火与刺”。
1949年后，除大力提倡注释本外，宋云彬还撰写了《怎么样读鲁迅的著作》《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我们要向鲁迅先生学些什么》《从思想发展看鲁迅》《鲁迅作品给我的启发》《回忆鲁迅在广州》等文章，一以贯之地推介鲁迅。中华书局徐俊先生曾评价宋云彬是“点校本‘二十四史’责任编辑第一人”，我相信，在推动鲁迅经典化方面，宋云彬应获相似赞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