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读书与写文章

今天我和中文系七七级同学座谈，感到很亲切。首先祝大家今后取得远远超过我们这一代人的成就。

你们年轻一代人都走过一段自己的不平凡的道路。在过去的若干年中，你们耽误了不少时间，受到很大损失，付出了很大代价。但是，可以把付出的代价变为巨大的财富，把你们所体会的人生，变成人文—社会科学的新成就。要珍惜自己过去的经历，因为它能更好地帮助你们思考问题。你们这一代在自然科学方面要取得很大成就恐怕很难了，恐怕要靠更年轻的一代。但是，我希望你们在文学艺术创作方面、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以及在未来的行政领导工作方面发挥力量。有些同学刚才跟我说，感到知识太贫乏。我觉得，知识不够，不是太大的问题。其实，一年时间就可以读很多的书。文科和理工科不同，不搞实验，主要靠大量看书。因此我以为有三个条件：一、要有时间，要尽量争取更多的自由的时间读书；二、要有书籍，要依赖图书馆，个人买书藏书毕竟有限；三、要讲究方法。我不认为导师是必要条件。有没有导师并不重要。连自然科学家像爱因斯坦都可以没有什么导师，文科便更如此。当然有导师也很好。不过我上大学的时候，就不愿意做研究生，觉得有导师反而容易受束缚。这看法不知对不对。不过，我觉得重要的是应尽早尽快培养自己独立研究和工作的能力。

学习，有两个方面。除了学习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能力。知识不过是材料。培养能力比积累知识更重要。我讲的能力，包括判断的能力，例如：一本书，一个观点，判断它正确与否，有无价值，以定取舍；选择的能力，例如，一大堆书，选出哪些是你最需要的，哪些大致翻翻就可以了。培根的《论读书》讲得很好，有的书尝尝味就可以了，有的要细细嚼，有的要快读，有的要慢慢消化。有的书不必从头到尾地读，有的书则甚至要读十几遍。读书的方法很重要。读书也不能单凭兴趣，有些书没兴趣也得硬着头皮读。我说要争取最多的时间，不仅是指时间量上的多，而且更是指要善于最大限度地利用时间，提高单位时间的效果。有些书不值得读而去读就是浪费时间。比如看小说，我从小就喜欢看小说，但后来限制只看那些值得看的小说。读书最好是系统地读、有目的地读。比如看俄国小说，从普希金到高尔基，读那些名著，读完了，再读一两本《俄国文学史》，具体材料和史的线索结合起来就组织起你对俄国文学的知识结构。这就是说要善于把知识组织起来，纳入你的结构之内。读书的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要善于总结自己的读书方法和学习经验，在总结中不断改进自己的方法，改进、丰富自己的知识结构，这也就算“自我意识”吧。培养快读习惯，提高阅读速度，也属于争取更多时间之内。古人说“一目十行”，我看可以做到，未尝不好，对某些书，便不必逐字逐句弄懂弄通，而是尽快抓住书里的主要东西，获得总体印象。看别人的论文也可以这样。

文科学生不要单靠教科书和课堂，教科书和课堂给我们的知识是很有限的，恐怕只能占5％到10％。我在大学里基本上没怎么上课，就是上了两年联共（布）党史课，因为你不去不行，他点名。我坐在课堂里没办法，只好自己看书，或者写信，别人还以为我在做笔记。（众笑）其实，我的笔记全是自己的读书笔记。我上大学时，好多课都没有开，中国哲学史没有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则是我没有去听。那时候，苏联专家来讲课，选派一些学生去，我没有被选上，当时我自己暗暗高兴，谢天谢地。当时苏联专家名声高，号称马列，其实水平不高。他们经常把黑格尔骂一通，又讲不出多少道理，我当时想，这和马克思列宁讲的并不一致。当时翻译了不少苏联人写的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但是我翻读了几本之后就不再看了。现在看起来，我在大学占便宜的是学习了马列的原著，不是读别人转述的材料。所以还是读第一手材料，读原著好。我在解放前，偷偷读过几本马克思写的书，那时是当做禁书来读的，比如《路易·波拿巴政变记》等。我从这些书里看到一种新的研究社会历史的方法，一种新的理论，十分受启发。我们读了第一手材料以后就可以做比较判断，不必先看转述的东西。总之，我是主张依靠图书馆，依靠自己，依靠读原始材料。

下面谈谈“博”的问题。这个问题历来存在，也不容易解决好。我以为，知识博一些，知识领域宽泛一些比较好。在上大学的时候，我对文史哲三个系的弱点有个判断。我以为哲学系的缺点是“空”，不联系具体问题，抽象概念比较多，好处是站得比较高；历史系的弱点是“狭”，好处是钻得比较深，往往对某一点搞得很深，但对其他方面却总以为和自己无关，而不感兴趣，不大关心；中文系的缺点是“浅”，缺乏深度，但好处是读书比较博杂，兴趣广泛。说到贵系，大家可不要见怪呀。（众笑）我当时在哲学系，文史哲三方面的书全看。上午读柏拉图，下午读别林斯基，别人认为没有任何联系，我不管它。所以我从来不按照老师布置的参考书去看，我有自己的读书计划。其中读历史书是很重要的，我至今以为，学习历史是文科的基础，研究某一个问题，最好先读一两本历史书。历史揭示出一个事物的存在的前因后果，从而帮助你分析它的现在和将来。马克思当年是学法律的，但是他最爱哲学和历史。现在一些搞文学史的人，为什么总是跳不出作家作品的圈子？就是因为对历史的研究不够。一般搞哲学史的人不深不透，原因大半也如此。你们的前任校长侯外庐先生的思想史研究，之所以较有深度，就因为他对中国历史比较重视。研究社会现象，有一种历史的眼光，可以使你看得更深，找出规律性的东西。规律是在时间中展示的。你有历史的感受，你看到的就不只是表面的东西，而是规律性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点就是历史唯物论。对于一个事物，应该抓住它的最基本的东西，确定它的历史地位，这样也就了解了它。读历史书也是扩展知识面的一个方面。现在科学发展，一方面是分工越来越细，不再可能出现亚里士多德那样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另一方面，又是各个学科的互相融合，出现了很多边缘科学。比如说控制论，是几个学科凑起来搞，这是从五十年代以来的科学发展的特点。做学生时知识领域面宽一些，将来可以触类旁通。学习上不要搞狭隘的功利主义。学习，要从提高整个知识结构、整个文化素养去考虑。如果自己的知识面太狭窄，分析、综合、选择、判断各种能力必然受影响受限制。

再来谈谈“专”的方面。这里只就写文章来说。读书要博、广、多，写文章我却主张先要专、细、深，从前者说是“以大观小”，这可说是“以小见大”、“由小而大”。你们现在搞毕业论文，我看题目越小越好。不要一开始就搞很大的题目。就我接触到的说，青年人的通病是开头就想搞很大的题目，比如说，“论艺术”、建立“新的美学体系”，等等，但一般很难弄好。你们也许会说，你一开始不也是搞体系，什么“研究题纲”之类的吗？其实那不是我的第一篇文章。我在大学里先搞的题目是近代思想史方面的一些很小的题目。着手研究，先搞大而空的题目，你无法驾驭材料，无法结构文章，往往事倍功半。开始搞的研究题目可以具体一点、小一点，取得经验再逐步扩大。所以，虽然有好些热心的同志建议，我现在仍不打算写建立哲学体系的专著。不是不能写，如果现在写出来，在目前思想界也可以出点风头，但是我觉得靠不住，我想以后更成熟时才能写吧。康德的哲学体系建立至今整整二百年了，今年在西德纪念他的主要著作出版二百周年。康德当时写书的时候，思想界充塞了多少著作啊，而唯有康德的书给予人类思想史以如此长远的影响。所以我们要立志写出有价值的书，写出的东西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才好。写出的东西一定要对人类有所贡献，必须有这样的远大抱负。总之，如果读书多、广，又善于用这些较广泛渊博的知识，处理一个小问题，那当然成功率就高了。所以可以有一个大计划，但先搞一个点或者从一个点开始比较好。此外，选择研究题目也很重要，我以为题目不应由别人出。我有某种观点、见解，才去选择题目。写文章和作诗一样，都要有感而发。有的人找不到研究题目，要别人代出题目，自己不知道搞什么，这就搞不好。应该在自己的广泛阅读中，发现问题，找到前人没有解决的问题或空白点，自己又有某些知识和看法，就可以从这个地方着手研究。选择题目，要想想这个题目有多大意义，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要尽量减少盲目性，不能盲目选择目标。就好像石油钻井，要确实估计这个地方有油，才去打井。如果毫无估计，盲目地打，没有油，又随便挪一个地方，挪来挪去，人寿几何？

学术文章有三个因素，前人早已说过。一是“义理”，用我们的话说，就是新观点、新见解。二是“考据”，也就是材料，或者是新鲜的材料，或者是丰富的材料，或者是旧材料有了新的使用和新的解释。三是“词章”，就是文章的逻辑性强，有文采。你每写一篇文章，也应该估计一下可以在哪个方面做得比较突出，有自己的特色。总之，写文章要有新意，没有新意，最好不要写文章。

学术研究与各人的气质也有关系。有的人分析能力强，可以搞细致的精深的问题。现在国外的许多研究细极了，一个作家一部作品的细枝末节考证得十分清楚详细，这也是很有用的。不过就我个人来说，不习惯这样，不习惯一辈子只研究某一个人，考证某一件事、钻某个细节。我也是个人，他也是个人，为什么我就得陪他一辈子呢？划不来。（众笑）但是只要有人有兴致，也可以一辈子只研究一个作家、一本书，一个小问题。这也可以做出很有价值的贡献，现在似乎更应该提倡一下这种细致的专题研究。总之，研究题目、途径、方法可以百花齐放，不拘一格。既不能认为只有考据才算学问，其他都是狗屁、空谈（这其实是二流以下的学者偏见）；也不能认为考据毫无用处，一律取消，这是左的观点。

当有的同学反映目前高校教育同李先生读书时的情况没有多大差别，大家普遍感到不大适宜有创造性的人才的培养时，李说：——

你们现在的情况比我那时要好一些。那时候思想更僵化，全是苏联的那一套。这几十年来，我受到的挫折也是很多的。但是要自己掌握人生的价值，树立自己内在的人格价值观念，毁誉无动于衷，荣辱可以不计。

有的同学谈到学术研究上的困难时，李说：——

学术研究要讲究多谋善断，一个小问题可能越钻越小，以至于钻进牛角尖，出不来了。一个小问题也可能越想越大，大到无边，这样一来，也无法搞了。所以要善断。研究问题要一步步地来，否则“剪不断，理还乱”，永无穷尽。要求把一切都搞懂了以得到绝对真理似的研究结果，这是不可能的。

学术研究要善于比较，在比较中发现特点。比较可以见出现象上的规律，但是不等于见出本质规律。研究和学习都要善于扬长补短，要发现自己的能力，发展自己的特长。

本文是1979年夏作者在西北大学中文系座谈会上发言记录稿

（原载《书林》1981年第5期）

李泽厚，男，1930年6月生，湖南长沙人。1945年湖南宁乡靳江中学，1948年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任小学教师一年。1954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1955年分配至哲学研究所工作至今。履历异常简单，生活极为平淡。虽亦有悲欢曲折，境遇坎坷，但较之同辈中备遭劫难之右派生涯，或下辈知青历经苦辛之艰难道路，此不过茶杯中之风浪而已，何足道哉。然虽鲁迅亦有命交华盖之嗟，我又岂无世路险巇之叹。况少即蒙“不合群”之讥，长复有“不肯暴露思想”、“群众关系不好”之责，虽温良恭俭，以让为先，兢兢业业，半生谨慎，仍不克见谅于人。于是乎，“文革”前四度下放，“文革”中名被××。1960年则险被一马列主义老太太所整死。但亦由是而索性横下心来，我行我素，既知人事难酬，玲珑不易；不如关起门来，自成一统。富贵非吾愿，声名不可期，只有“坚守自己的信念，沉默而顽强地走自己认为应该走的路。毁誉无动于衷，荣辱在所不计”（1979年告学生语，见《读书与写文章》），如此而已而已。关键确在于“沉默而顽强”，盖非“沉默”无足以保身全生，非“顽强”不可以韧性持久。是以黄卷青灯，敢辞辛苦？任人责骂，我自怡然。我继续走我自己的路。

1989年9月15日于皂君庙东里12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