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荐丨《唐宋城市史论集》

《唐宋城市史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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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中世纪城市革命论”，

回应“唐宋变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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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论、综述结合专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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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史与社会史双重视角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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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涛 著

ISBN：978-7-100-23984-4

开本：16开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时间：2024年10月

定价：80.00元

内容简介

纵观古今中外的历史，城市变革始终是社会变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唐宋时代正是中国古代一个关键的社会转型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诸多领域都呈现出与之前不同的面貌。如何认识这些变化，学界展开了多方面的探讨，本书即以宏观的视角从学术史层面对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唐宋城市史研究中的若干新趋向加以总结，对百余年来的唐宋城市史研究进行省思和展望；又以微观视角从城市建置、社会阶层、城乡经济、城市交通、城市景观、城市文化等方面具体分析了相应的变化、特点和影响。

作者简介

陈涛，男，宁夏中卫人，历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副主任，中国商业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经济史学会理事、中国民族史学会理事、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隋唐史、中国古代经济史、城市史、中华民族史等。主持国家及省部级科研项目多项，已出版学术专著两部，参编著作多部，发表学术论文七十余篇。

唐代后期江南的乡村经济

及其商品化

（节 选）

唐宋时期是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加速南移并最终完成的重要阶段，前辈学者在人口分布、农田水利、蚕丝纺织、自然生产力和城市分布等诸多方面取得的研究成果表明，自唐代中期以后，南方经济尤其是江南经济取得了很大发展。

苏州，作为唐代江南地区的重要城市，其商品经济自中唐以后得到很大发展。前辈学者如郑学檬、李伯重、冻国栋、张剑光、刘玉峰等人已从不同角度对苏州经济的商品化倾向有所论及。然而，有关苏州乡村的商品经济，甚至是唐代乡村经济的商品化问题，学界至今仍无专文系统探讨。有鉴于此，本文拟以唐代后期苏州甫里为例，考察当时乡村经济的商品化及其特点，希冀有助于全面认识太湖地区乃至江南地区经济发展的程度，深化对唐宋时期经济重心南移的理解。

一、甫里的地理位置与自然资源

（一）甫里的地理位置

甫里（今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甪直镇），因唐代后期陆龟蒙隐居于此而闻名。据《新唐书》记载：“陆龟蒙字鲁望，元方七世孙也。父宾虞，以文历侍御史。龟蒙少高放，通六经大义，尤明《春秋》。举进士，一不中，往从湖州刺史张抟游，抟历湖、苏二州，辟以自佐。尝至饶州，三日无所诣。刺史蔡京率官属就见之，龟蒙不乐，拂衣去。居松江甫里，多所论撰，虽幽忧疾痛，赀无十日计，不少辍也。……时谓江湖散人，或号天随子、甫里先生。”

为何称为“甫里先生”？陆龟蒙所著《甫里先生传》中已经言明此事，“甫里先生者，不知何许人也。人见其耕于甫里，故云”。至于甫里是何处地名，注曰：“甫里，松江上村墟名。”另据释赞宁所撰《笋谱》记载：“唐僖宗朝，陆龟蒙处士隐苏台甫里村，亦号甫里先生。”此处的苏台即指姑苏台，又名胥台，在苏州西南姑苏山上，正因“苏有姑苏台，故苏州谓之苏台”。由于释赞宁生活于五代至宋初，故而我们可以确定甫里当时是苏州的一个村。

据《通典》和《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唐代苏州（吴郡）管辖七县：吴、长洲、嘉兴、海盐、常熟、昆山、华亭。那么，甫里村究竟属于何县何乡呢？陆龟蒙《问吴宫辞并序》曾云：“甫里之乡曰吴宫，在长洲苑东南五十里。”唐代，长洲苑属长洲县，“长洲县，望。郭下。本万岁通天元年（696）析吴县置，取长洲苑为名。苑在县西南七十里”。由此可知，甫里村所在实为苏州长洲县吴宫乡。宋代，吴宫乡已有甫里庙，当地人还祭祀陆龟蒙，《吴郡志》云：“甫里在长洲县东南五十里。乡人祠陆龟蒙于此，至今不废。”

（二）甫里及其周边的自然资源

甫里地处太湖地区松江之畔，水资源极其丰富。据《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太湖在吴县西南五十里，松江在吴县南五十里，经昆山入海。

太湖，“《禹贡》谓之震泽，《周官》、《尔雅》谓之具区，《史记》、《国语》谓之五湖”，“吐吸江海，包络丹阳、义兴、吴郡、吴兴之境，其所容者大，故以‘太’称焉”。《吴地记》记载：“按《越绝书》曰：‘太湖周回三万六千顷，亦曰五湖。’虞翻云：‘太湖有五道之别，故谓之五湖。’……张勃《吴录》云：‘五湖者，太湖之别名。以其周行五百里，以五湖为名。’”陆龟蒙则认为：“太湖上禀咸池、五车之气，故一水五名也。”在诗文中，陆氏多以五湖指称太湖，如《眠》诗云：“魂清雨急梦难到，身在五湖波上头。”皮日休诗云：“三万六千顷，千顷颇黎色。”陆诗云：“东南具区雄，天水合为一。”虽然诗句借用典故抑或有溢美成分，但是却反映出唐代太湖湖面仍然较大的实况。

松江，“一名松陵，又名笠泽”，“其江之源，连接太湖”。陆龟蒙与皮日休的唱和诗集即名为《松陵集》。陆氏隐居甫里，称所著为《笠泽丛书》，其在《丛书序》中云：“自乾符六年（879）春，卧病于笠泽之滨，败屋数间，盖蠧书十余箧。……体中不堪羸耗，时亦隐几强坐。内壹郁则外扬为声音，歌诗颂赋，铭记传序，往往杂发。不类不次，混而载之，得称为丛书。” 据北宋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记载：“松江正流下吴江县，过甫里，径华亭，入青龙镇”，“《图经》云：‘松江东写（泄）海曰沪渎，亦曰沪海。’”

因为甫里一带水源充足，所以周边动植物资源非常丰富，草、木、竹、虫、鱼、鸟、兽皆有。据《松陵集》、《笠泽丛书》、《甫里先生文集》、《皮子文薮》等资料可知，甫里及其周边地区的花草有蔷薇、白菊、芍药、丁香、石竹、浮萍、白芷、药菊、灵芜、芡、菱、莲、莼、蒲、芦、苮、荇、 菰、蕨、薇、薤、藜、萱、蕙、荀、牛唇（即泽泻）、鼠耳（即鼠曲草）、书带草等；竹木有竹、藤、薜、桑、松、柏、桂、杨、柳、杉、梧、槿、桧、柘等；虫鱼有蝉、萤、蜂、蝶、豸、蛩、虿、鱼、虾、蚬、蚌、蟹等；鸟兽有燕、鸥、鹤、雀、莺、雁、鹄、鸦、凫、鸢、鸱、鸳鸯、鸬鹚、鹧鸪、白鹭、朱鹭（即朱鹮）、䴔䴖（即池鹭）、鹈、鹿、狐、貉等。正是这些多样的生物、充足的资源为甫里乡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便利。

陆龟蒙“始居（吴）郡中临顿里，晚益远引深遁，居震泽旁”，其所以“归长洲茂苑之下”，正是“乐松江甫里之胜”，能够“薙草开径，为临江之居；剪地作堂，傲在邹之宅。南直弁峰之色，西带重湖之光。孤云无心，白鸟可狎；道素自处，物累不婴。好事之流，或载酒而相访；雅游之子，时款关而请见。户外之屦常满，席间之丈屡启。稻田一廛，岁供薪水之费；鱼陂数顷，日充庖脍之事。至若金枢之月静夜，赤城之霞启旦，花濑不远，苹风甚快，先生则必饬軥牛之乘，戒白鹄之舫，招来僧社之旧，申命朋簪之盍，泛览节物，从容谈燕。笔床砚格，静置于左右；琴歌酒赋，相继以昼夜。击铜钵以赋诗，指石鼎以联句” 。

二、唐代后期甫里经济的多元化格局

有关甫里的文献记载比较有限，只因陆龟蒙与皮日休为益友，故二人的诗文中保留有甫里社会经济的一些记述。从《松陵集》、《笠泽丛书》等资料可知，唐代后期太湖地区甫里一带的社会经济已经呈现多元化格局，其经济活动主要包括以下五类。

（一）粮食生产

唐宋时期，以水稻种植为主的农业在江南有了很大发展，可是重要农书如唐代韩鄂《四时纂要》、南宋陈旉《农书》的记载反而少见，幸好在诗文中可以得见水稻品种资源。

唐代后期，太湖地区广泛种植水稻，皮日休《崦里》诗描述太湖龟山脚下的崦里有良田二十顷，“风吹稻花香，直过龟山顶”。当时，甫里一带的粮食种类（表1）较为丰富，包括稻米、菰米、胡麻、麦等类，不过仍以稻米为主。

甫里一带的稻米种类有香稻、红莲稻米、青龙米和桃花米。香稻的种植遍及长江流域，而红莲稻米也是一种香稻，“五月种，九月收，芒红、粒大，有早晚二种”，陆龟蒙有诗云：“近炊香稻识红莲。” 南宋龚明之《中吴纪闻》中称，“至今以此为佳种”，足见红莲稻在吴地具有品种优势。青龙米是制作青精饭的原料，为道家所崇。皮日休、陆龟蒙二人与曾在茅山隐居的广文博士张贲在吴中交游甚密，张以青䭀饭分送皮、陆二人，皮作诗曰：“分泉过屋舂青稻”，注云：“此饭以青龙稻为之”，陆作诗赞为“青精玉斧餐”。据《通雅》可知，“青䭀饭，乌饭也”，“一曰青精饭”。陆龟蒙《四月十五日道室书事寄袭美》诗云：“乌饭新炊㲨臛香，道家斋日以为常”，此乌饭可能也是青龙米所制。桃花米，皮日休《苦雨杂言寄鲁望》诗中言及“吴中十日涔涔雨”后“桃花米斗半百钱”。至五代宋初时，桃花米在“休宁县尤多，为饭香软”，可见该米在江南其他地区也有食用。

除稻米以外，菰（即苽，其寄生黑穗菌的部分即茭白）作为一种辅助性的主食，也占有重要地位。菰即雕胡米，古人以其为六谷（即黍、稷、稻、粱、苽、麦）之一，是南方水泽地区的重要主食。陆龟蒙曾亲自烹饪雕胡饭款待皮日休，皮作诗酬谢：“雕胡饭熟糊软，不是高人不合尝。”又据范成大“红莲胜雕胡”诗句来看，菰米直到南宋时期还可与红莲稻相较，是江南乡村的主食之一。

胡麻饭在唐代较多见，如王绩诗曰：“田家无所有，晚食遂为常。菜剪三秋绿，飱炊百日黄。胡麻山样，楚豆野麋方”，又如王维诗云：“御羹和石髓，香饭进胡麻。”唐代后期，甫里一带也食用胡麻，皮日休造访陆龟蒙宅时就曾食胡麻饭，皮作诗云：“半里芳阴到陆家，藜床相劝饭胡麻。”历代有方士服胡麻而得道的记载，遂使胡麻这种作物也蒙上道教文化色彩，张贲在赠予皮、陆青精饭时，即言“应宜仙子胡麻拌”。

麦在甫里一带也有种植，陆龟蒙的诗句中有所描述，如“竹外麦烟愁漠漠”、“麦垄唯凭欠雉眠”。当时还用麦来制作麦、麦等食物，麦即麦粥，麦是将麦子炒熟后磨粉制成的干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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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列丛书由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宁欣教授主编。唐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划分时代意义的时期，也是中国传统社会由前期向后期过渡的关键转型期。只有完整地考察唐宋，才能更清楚地勾勒出这一时期的历史变化过程和意义，这一变化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影响和作用也才能得到整体体现。城市社会及城市空间是近年学界关注的领域。在中国古代社会，城市是引领社会发展的龙头，其发展演变具有导向性与典型性。对中国古代城市的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热点，至今热度不减，深度和广度都有明显发展。

近年来，城市研究中引起热议和不能回避的五个问题为：一是如何认识唐宋变革说；二是对各种“空间”的认识与探讨；三是城市制度及社会阶层变迁研究；四是推进城市研究的新材料的利用；五是对不同类型城市（如沿海、地方政权）的新探索等。随着国家“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实施和推进，具有龙头意义和枢纽地位的历史文化名城，包括唐宋时期具有深厚积淀的内陆都城和新兴的沿海城市，又有了新的战略研究的重大价值和意义。

唐宋城市社会空间与经济结构研究丛书正是在这一大环境下围绕上述问题的展开和延伸研讨。研究唐宋时期城市化进程中的诸多变化及其原因、发展趋势，对探索当今及此后现代化过程中城市的发展变化和面临的新问题都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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