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历史学报”，原载《近代史学刊》2015年01期。旨在知识分享，如涉版权问题，联系小编删除。
摘要：涌现了众多隽才的著名文化家族——江西义宁陈家和湖南宁乡程家缔结了交亲三世的情谊,但这点始终未得到细致深入的挖掘与探究。无疑,通过对陈三立与程颂万、陈寅恪与程千帆等人关系的钩沉与梳理,既能呈现出百余年来中国文化史、学术史的某种发展脉络,也有助于明晰家族交流、师法传承在文化赓续上的意义。
关键词：义宁陈家 宁乡程家 陈三立 程颂万 陈寅恪 程千帆
在中国现代学术体系的建构与成型等方面拥有支配性地位,开一代学术风气,以人品、学风启迪后学的大家陈寅恪与程千帆分别出自江西义宁陈家和湖南宁乡程家。这是近世两个著名的文化家族,前者还涌现了陈宝箴(号右铭)、陈三立(字伯严,号散原)、陈衡恪(又名师曾)、陈方恪、陈登恪等隽才,后者则尚有程颂藩(字伯翰)、程颂芳、程颂万(字子大,号十发)、程康(字穆庵)等名贤,他们在政事、文艺等领域皆享有盛誉,荣登史册。关于陈、程诸子缔结的“交亲三世”的隆情厚谊,以及由此生发的文化交互行为,一些学者有所提及,但多模糊带过,未作明晰的钩沉,尤其是对程千帆与陈寅恪的关系缺乏深入的挖掘与探究,洵为一大缺憾。无疑,厘清这些问题对于拓展、深化百余年来中国文化史、学术史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程千帆曾以“鯫生与丈三世通家,尝陪杖屦”概括他与陈寅恪的关联。“三世通家”当从程氏祖父辈计起,其伯祖父程颂藩被马其昶赞为可与陈三立并称的“今世之才贤人”,二人相识于湘中,既一道款待过文廷式、梁鼎芬等,也偕同致书郭嵩焘为友人求干薪。光绪十四年(1888),年仅37岁的程颂藩逝世,陈三立恸挽:“卧病呻吟中转哭斯人,灵劫阅虫沙,令平生意气都尽;并时师友间推为巨子,神识照天地,任文章事业无成。”其叔祖父程颂芳则与陈三立同科中举,皮名振《皮鹿门年谱》“光绪八年”条将他们与文廷式、余肇康、端方等同列,足见该科成才者众。另一位叔祖父程颂万与陈宝箴、陈三立来往尤为频密,早在长沙时即曾齐集石园为寿苏之会。光绪十七年(1891)二月,陈三立携家随授职湖北按察使的陈宝箴赴武昌,时湖广总督张之洞正广招英士,“四方宾客辐辏”,“幕府人才极盛”“过于毕、阮”。不久,陈三立获聘为两湖书院都讲,程颂万也于前后被延入张幕。据刘成禺言,萃聚鄂中的贤士大夫分为几等:
政事之余,张之洞与幕僚门生、新朋旧雨诗酒流连,殆无虚日。陈三立父子亦极好客,长沙故宅即屡现文酒盛会。随着任职地的改变,这种“搴芳逐臭”的生活也转移到了武昌,据易顺鼎回忆,“陈右铭丈方任鄂臬,伯严随侍署中,樽酒不空,座客常满。臬署有乃园,余则寓居曾祠凌霄阁,皆有亭馆、花木。江山游览之盛,仿佛钱思公在洛阳日,永叔、圣俞、师鲁辈,时时载酒为龙门之游也”。他们多在臬司衙署后的乃园聚饮联唱。程颂万《湖北臬署乃园宴集赠陈主事三立,同座者范中林、易中实、黄修园》即揄扬了陈宝箴重才以致府中出现“群才赴壑如川奔”的景象,又述及陈三立“怒抉千雌猊”之才气。陈三立对程氏之诗才亦甚激赏,曾言:“光绪中,张文襄公为湖广总督,幕下僚吏宾客多才雅方闻之彦,尤以能诗鸣者,有梁节庵、易实甫、陈石遗、程子大,成都顾君印伯亦其一人也。诸子意兴飚发,篇什流布,倾动一时。”
光绪二十六年(1900)起,陈三立改居江宁,长驻武昌的程颂万曾两次与其会于此地。一次是光绪二十九年(1903)春,据《郑孝胥日记》,他们二月初四日约集秦淮舫,“应陈伯严淮舫之约,座中有何诗孙、程子大、陈伯弢、顾子朋、曾履初、梅斐漪、吴鉴泉、俞恪士。召妓纵酒,至十一点乃散”。陈三立赋《于水阁歌席逢程子大太守惊喜有作》,程颂万则有《次韵伯严招饮秦淮》《淮舫次伯严韵示恪士》。另一次是光绪三十四年(1908),他们与俞明震、李瑞清、李盛铎等数次宴集秦淮舫,同游莫愁湖,饮吴园。陈三立吟《喜程子大至》,程颂万则作诗六首,后收录于《石巢诗集》卷12《江风集连句诗》。
陈三立也间或莅临武昌,光绪三十一年(1905)九月,时任江西南浔铁路协理的陈氏与总办李有棻等为铁路发行招股债券一事入汉。在鄂期间,他数从张之洞游,又与梁鼎芬、曾广钧、程颂万等诗酒往还。此时程颂万任湖北高等工艺学堂监督兼管湖北工艺局,创办了工艺所等实业机构,故陈三立《赠程子大太守》诗云“我愧虫鱼老尘几,请捐故伎伺针神(君近设工艺所,兼及刺绣)”。他们与陈衍、叶德辉、曾广钧、易顺鼎等在黄嗣东别业霭园山堂宴集,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分韵赋诗。陈衍、黄嗣东邀宴送别陈三立离鄂,程颂万、易顺鼎等皆在座。程颂万有《赠伯严二首》,肯定了陈三立为铁路事业奔波的热忱,也缅怀了遭遇劫难的陈宝箴以及前时在乃园的美好光景。
为避辛亥战乱,陈三立携家迁居沪上,与遗老们雅集不辍,此间也常能见到程颂万的身影。民国2年(1913)四月,程颂万在沪与况周颐、陈三立等相见甚欢,辄多酬唱。六月,黄兴、李烈钧起兵伐袁,苏沪战事骤兴,陈三立携俞明震、程颂万转徙杭州,以避暑阻兵。在杭州期间,陈三立赋有《六月十八日,同子大、恪士往游西湖,晚抵刘庄,月上移棹三潭观荷》《小雨题示子大、恪士》,程颂万亦有《同伯严、恪士三潭泛月观荷作歌》《和伯严》《湖庄小雨和伯严韵》。八月,他们相将回沪,程颂万赋《病目柬伯严》,忆及共赏西湖美景,花下行酒之乐。此后,程氏因治疗眼疾逗留上海,时与友人晤谈,据《郑孝胥日记》,“(民国二年十二月)廿二日。晚,赴程伯葭之约于小有天,座中为张伯纯、仲纯、伯严、程子大等”。同年,程颂万有《五言散文八十韵寄陈伯严》,谈及与陈三立在武昌、江宁的数次宴集,也表达了对陈诗的赞赏:“当其渺而冥,倏忽渊且淪。如电迸树出,如雷隐山辚。如大呼陷阵,如狂啸堕巾。如两三重花,如千亿万身。撼之为长城,攻之为奇军。天骨既老硬,无皮肤可皴。物情尽钩剔,无幽怪可扪。尺幅不裁缩,千里犹奔浑。人锲古人旧,诗轶古人新。”杨声昭认为此诗极佳,“誉散原诗者多矣,惟宁乡程颂万子大五言长篇最为工切”。
即便到了晚年,但凡程颂万入沪,也定会与陈三立聚游。如1927年农历九月初九,他们与王乃徵、朱祖谋等数十人应吴昌硕、狄葆贤、姚景瀛、诸宗元之邀集于华安楼,举行重九登高会。次年九月二十一日,陈三立七十六寿辰,程颂万、叶恭绰等皆往贺,据《郑孝胥日记》:“伯严七十六生日,往视之,晤程子大、余尧衢、冒鹤亭、狄楚青、袁伯夔等。”程颂万多次列席陈三立寿筵,并赋诗留纪。1929年春夏间,汪兆镛自粤游沪,陈三立、张元济、程颂万等聚作诗钟之会。数月后,朱祖谋、程颂万等应龙榆生之招赴张园,因陈三立即将北上,众人为之践行,夏敬观、程颂万、袁思亮、黄孝纾等皆有诗纪念。
陈三立也多次为程颂万题撰序跋,如1919年,程颂万、凌鉴青联袂上庐山避暑,后程氏得诗50余篇,凌氏作图12幅,合成《庐山纪游图咏册》,寄给陈三立,陈氏题赞:“天授二子成其好事,俾有以娱我不自聊之岁月者欤?至鉴青画希石谷,子大诗上参皮、陆,近抗其乡魏、邓,固宜有能辩之者。”又如1928年,陈三立为程颂万《鹿川诗集》作序,称其早年诗“以浩博奇丽、纵横驰骋称天下”,民国后则以南、北宋诗为宗,“敛矜气还质澹”,“其诗虽不忍袭王仲宣、杜子美激楚哀呻之音,翛然若有以自适,而笼景触物,月澹烟疏,草树杳蔼间,虎豹伏伺、龙蛇蠢动之际,隐隐犹可窥而扪也”。同期,陈三立还批读了程氏《鹿川文集》,多褒扬之词。
程颂万与陈师曾有过交接,所赋《送陈师曾》赞其诗画兼工。1923年夏,陈师曾染病逝世,程颂万去诗凭吊,并宽慰陈三立,“我劝西河珍老泪,等量何哭不秋风”(《吊陈师曾且慰散原》)。
陈三立曾赠联“北海作笺传古学,西园挟客尽诗篇”予程康,而陈师曾、陈方恪则与其相交甚契。陈师曾搬至新华街后以“槐堂”为号,正与程康隔街而居,故程氏《呈槐堂主人》云:“惟君所嗜还同我,隔巷招呼忽俨然”,陈氏《柬程十七》亦云:“诗声隔巷近相闻,每见斯人若有云。”二人屡屡聚餐、同饮,互馈并和诗。1921年,陈师曾作《读穆庵九日诗却寄,兼训十发丈》怀程康并语及程颂万。陈方恪尤其欣赏程氏二事——敬母与尊师:“穆庵生平两大事,师集未辑母在堂。师愿幸尝母不待,十年饥走穷桑旸。”程康乃陈三立知交顾印伯弟子,曾努力筹资辑刊其师诗文集。在上述一诗中,陈方恪叙写了与程康在战乱中分离,因音信断绝“死生契阔劳相望”,重逢后“知有万茹吐不得,欲言先哽畴能量”,见故人“有子已足况麟骥,优游礼法肩青箱”又极为欣慰的情感波澜。另陈方恪尚有《题顾所持先生遗迹兼示穆庵十七兄》《程穆庵兄母八十寿诗》等诗。
少年时期,程千帆即曾获陈三立赠联“卓荦想超文字外,典型独守老成余”,后又与从20年代末起即任教武汉大学的陈登恪同事数十年。程千帆诗文集中有赠陈诗二题三首,其中《登恪八丈招饮,并示新诗,辄同其韵》第二首有“劫火延八极,长怀袖手翁”(戊戌政变后,散原翁自号神州袖手人)句忆及陈三立。
“尝陪杖屦”则指程千帆曾亲聆陈寅恪讲课并有过不少交流。1944年秋,陈寅恪在成都华西大学开设“唐史”“元白刘诗”等课程,因所讲内容精辟,极富启发性,周边几所大学的师生均前去听课,其中即有任教于四川大学的程千帆,“开始听讲时慕名者蜂拥而至,其后越来越少,只剩下一些真正想学一些东西的人。孙望、程千帆先生一直坚持到底”。陈寅恪对这位颇有渊源而又学殖富厚、勤学不倦的后学亦是青眼有加。两家人私下也有来往,据顾颉刚记录,1944年11月17日他就在陈家遇到了沈祖棻。惜开课数月后,陈寅恪左眼失明住院,遂停止授课。虽然程千帆亲炙受教的时间不长,但这段经历却影响了他一生的学术志业,而大量事实也证明了他是陈寅恪后世知己中非常重要的一员。
首先,程千帆推崇陈寅恪的治学方法,加于融会贯通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方法,并将其完美地运用到学术研究实践中,这是“一种将批评建立在考据基础上的方法”,“这种理论的形成,显然受陈寅恪先生的影响。陈氏的研究工作,常是通过个别字句或史实的解释,揭示一些人们认为平常而不加注意的社会现象,他常在人们不措意处作些考证,阐明重要的社会问题。例如他在《读<莺莺传>》一文中,对《会真记》中的‘真’字作了考证,说明‘会真’即‘游仙’,而‘仙之一名,遂多用作妖艳妇人,或分流放诞之女道士之代称,亦竟有以之目娼伎者。’从而说明唐代进士贡举与娼伎的密切关系。在千帆先生的文章中,也不难发现这种方法的踪迹”。程千帆治学路径的来源堪称多样,既有深厚的家学濡染,亦有请益多师的经历,而烙下显著印迹的还是经陈寅恪做了创造性转化的“以诗证史,以史证诗”的现代治学理念。刊于1947年4月14日《武汉日报·文学副刊》的《王摩诘<送綦毋潜落第还乡>诗跋》即是这种研究模式的产物。为诠释此诗,程千帆对唐代科举制度及其习俗,如进士的缘起、地位、参考、录取人数,以及考试的形式、难易等均做了考证,以使读者在“诗史互证”中便易地领会诗歌的内涵。在其经典著作《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中,这种治学方法表现得更为直观,诗文的遴选、史料的裁剪以及理论的阐释相得益彰。1947年初,程千帆将陈寅恪的英语论文《韩愈与唐代小说》译成中文,同时这篇“研究李唐文学之一重要文献”也触发了他的学术兴趣,促使其对科举制度与文学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开篇“问题的提出”列举的征引文献就包括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韩愈与唐代小说》、《元白诗笺证稿》第一章《长恨歌》、《读<莺莺传>》等。在具体论述中,程千帆频频吸纳陈氏的观点,如认为《元白诗笺证稿》第一章《长恨歌》所言“唐代科举之盛,肇于高宗之时,成于玄宗之代,而极于德宗之世”比《唐摭言》“进士科始于隋大业中,盛于贞观、永徽之际”的表述更精确、全面。在讨论韩愈与唐代古文运动的关系时更是大段引用了陈寅恪《论韩愈》中的文字,并将其与黄云眉、郭绍虞的观点做比较后肯定了陈氏论证的合理性。确实,《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是一个“诗史互证”(或者说“文史互证”)的典型文本,著者一方面从史学角度考证诗文,通过考订、辨析、解说等方式挖掘其中的历史事实,另一方面则以诗文为史料,借历史的眼光分析其成分,并与史籍记载相参证,从而便于全面把握历史真相,了解前人的思想与情感。可见,程千帆对陈寅恪学术研究方法论的自觉意识远超同时代的许多学者。假如考虑到该书初版于1980年8月,这是一个风气未开的时期,陈寅恪也仍然处于被遮蔽的状态,那么程千帆这种将陈氏作为学术研究精神导师的行为就更加弥足珍贵了。
而且,程千帆希望这种研究方法能够承续下去,故其告诫弟子:“你读他(陈寅恪)的书,不但要接受他的详密的论证而获得的结论,更要注意论证过程中所显示的方法。这是非常重要的,否则你所得到的终究有限。”
其次,在教导门生时,程千帆立陈寅恪为榜样,重其治学姿态与为人风骨。为学须关乎家国。他认为顾颉刚的学问与陈寅恪有距离即在于顾氏“没有能够把学问与国家命运联系起来”,而陈氏“不是纯粹的考据”,其“学问走向更近于梁启超,而远于王国维”,这也是导致陈门弟子难传老师衣钵的原因。征引陈寅恪之言点明某个道理,如以《<突厥通考>序》中“寅恪平生治学,不甘逐队随人,而为牛后。年来自审所知,实限于禹域以内,故仅守老氏损之又损之义,捐弃故技。凡塞表殊族之史事,不复敢上下议论于其间”说明“从事科学研究,要追求创造性;同时也要由博返约,才能向深处开拓”;以《隋唐制度渊源论略稿》中“寅恪姑取一时未定之妄见,附识于此,以供他日修正时复视之便利云尔,殊不敢自谓有所论断也”说明有成就的人总是谦虚的。抱持谨严的态度及规范的书写。他强调陈氏著作引书从不用“同前”“同上”这类字,“宁愿繁复抄写,就为不致出错。甚至阿拉伯数字也不写,必用汉字大写”。须有“预流”能力及学术颖悟力,“寅恪先生三十多岁到清华当教授,但最了不起的是他发现当时还没有条件作东方学研究,就立刻转向中国史,非常果断”。
再次,程千帆对一些学者关于陈寅恪的评价做过切中肯綮的辨析,他在1995年12月9日致学生的一封信中说:
在学界,指认陈寅恪“文不工”的有胡适、钱穆与钱钟书,他们或从行文或从文字予以差评。如《胡适日记》1937年2月22日记录:“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但他的文章实在写的不高明,标点尤懒,不足为法。”1960年5月28日,钱穆致信余英时,批评陈文“冗沓而对枝节,每一篇若能删去其十之三四,始为可诵。且多临深为高,故作摇曳,此大非论学文所宜”,又斥责余英时为文“芜累枝节,牵缠反复,颇近陈君”。而据汪荣祖回忆,钱钟书对陈文也颇不以为意。程千帆则清醒地指出陈寅恪不乏文采斐然的篇章,胡适等对此存在错位性的误读,因为陈氏文风是与其治学范式、学术语言融为一体的,不可简单地贬其不擅文字。相反,程千帆极欣赏陈氏结撰论文的理路,“如陈寅恪先生的文章,一开始便总是说明自己要谈的是哪几个问题”,“不作空泛之论,能从某一不为人所注意的侧面切入,以微见著,既微观又宏观,通融无碍。如此能进而达于化境的,当以王国维、陈寅恪先生为显例”,因此力主撰文须以王、陈“立意高、深刻而又澄澈得像一泓水”的境界为目标。
关于“不古不今之学”亦是众说纷纭,汪荣祖认为指陈寅恪的研究范围为中古一段,冯友兰、周一良亦持此说。但这种认知仅适合于陈寅恪50年代之前的研究事实,诚如余英时所言,陈氏的史学研究历经三变,研究视域发生过位移。此外也有其他一些解读,“如逯耀东将‘古今’视为经今古文,否定夸诞之经学,认为是陈寅恪专治史学而非经学之缘故。黄清连以为除经今古文之外,尚指‘旧派’、‘新派’、‘古学’、‘今学’;‘中学’、‘西学’,相对称的学术思潮,所以‘不古不今’也可以说是‘亦古亦今之学’、‘亦旧亦新之学’、‘亦中亦西之学’。李锦绣解作‘中西汇通之学’,一方面吸收外来之学说,另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显然,如果将陈寅恪的思想资源及其坚守的文化姿态与学术追求结合起来分析,那么汪说略微表面化,程说则显示了他对陈氏透辟入微的理解,也得到了众多学界同仁的认可。
复次,程千帆屡次提醒他人重视陈寅恪的论著。1980年,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出版,因所见资料有限,该书上编“王国维的生平”稍显粗略,尤其是第二章“一个新旧文化激变中的悲剧人物”(副标题为“王国维死因之探讨”)未能充分展开。程千帆读后首先肯定了叶嘉莹对王国维的论述“全面而精辟,前所未有”,但为其未使用陈寅恪的材料感到遗憾,在1980年9月19日致叶氏的信函中说:“惟论静安死因不及陈寅恪挽词之论点,或先生未见《国学论丛》挽王专号及香港所出陈先生文集,否则当不致不一齿及”,随即又抄写了相关资料寄给叶氏,并允诺陈寅恪文集出版后即刻寄上。此后叶嘉莹回国教学,接触史料益丰,在2000年台湾桂冠图书公司版的同名著作中增补了长篇补跋,对陈寅恪关于王国维的五篇哀悼和纪念的文字做了详尽深入的分析。程千帆还向叶氏推荐过《柳如是别传》,称其“亦文亦史,妙趣横生”。
即使到了晚年,程千帆仍然阅读陈寅恪的著作,如1997年9月3日,他致信周绍良索取关于唐人传奇的研究论文,“缘比见寅老手批汪先生《唐人小说》,索居无事,辄拟加于比勘,遂欲取尊著共读之耳”。他也关注涉及陈寅恪的书,嘱咐弟子购买了《吴宓与陈寅恪》,并对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表达过意见,他在1996年6月18日致舒芜的信中说道:“寅老20年读否?闻已列入南山之列。弟目暓读之甚艰。陈学热实体现对传统文化关注之心态,非徒重其学术创见也(多数人恐亦不懂他说些什么,但隐约感到他说的一定很重要而已)。”6月26日,舒芜答言:
次日,程千帆即有复函,其中说:“兄论寅翁,极是通识,为他家所不能。近年学术界每有某种热,无非起哄,哄过则亦已耳。陆建(键)东书较严肃,也只是直陈其事,遂已令人不安。”显然,二人关于对陈寅恪的评价有些话不投机,讨论也未深入下去,就此终止。
此外,程千帆对陈寅恪诗歌也颇具只眼,他为陈氏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文集寄交了《七言律诗中的政治内涵——从杜甫到李商隐、韩偓》。甫一读之,该文与陈寅恪并无干系,但从程千帆所作跋文可知此中奥窔:
《七言律诗中的政治内涵——从杜甫到李商隐、韩偓》一文的核心观点为:“诗歌不仅是政治的工具,因而政治内容绝不应成为诗歌的唯一表现对象,这是非常明确的。但是,诗歌,与其他文学样式一样,以反映社会生活为主,而政治活动或政治事件,正是社会生活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因此,如果一个诗人如果能够有意识地为其诗歌注入与广大人民的利益一致的政治内涵,则必然会提高其创作的价值。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杜甫以七言律诗表现政治内容,进行了开创性的努力,取得了空前的成就,而他的继承者李商隐和韩偓,则巩固和拓展了杜甫所开创的这一领域,将七言律诗赋予了更为深刻的内涵。他们的创作,在七言律诗,乃至整个中国诗歌发展史上,都有着重大的意义。”程千帆以“政治内涵”为基线梳理出了中国诗歌史的一条伏脉:杜甫→李商隐、韩偓→元好问→钱谦益、吴伟业→陈寅恪,这些诗人将社会生活中重要的一维——政治事件以及自己的认知与感悟寄寓于诗歌之中,从而丰富了这种文体的内涵。程千帆敏锐地察觉出陈诗暗藏了“政治密码”,并肯定这些诗章完成了对时代史实及精神的传递。
陈寅恪曾明辨东汉以后文化学术的重心不在作为政治中心的首都,而是分散在名都大邑,寄托于地方大族盛门,“故论学术,只有家学之可言,而学术文化与大族盛门常不可分离也”。的确,家学往往能在综合先辈的知识结构、经验获取、思维方式的基础上,辅以良好的学习氛围,进而造就出类拔萃的人才。同时,作为中国文化赓续的关键形式——家学,与另一种同样重要的形式——师承,并非彼此孤立的,它们的交叉、互动与叠合拓宽了文化延伸的范围,加快了文化发散的速度,义宁陈家与宁乡程家不同时期不同主体之间的交互行为及其形成的影响、聚合的生态就为这种文化传播机制的运行提供了鲜活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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