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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与藏书是一个“二而一”的话题，特别是对于藏书世家兼又以文史为业的学者而言，其治学和藏书是一个不可分割、彼此相依，又与其生命相始终的人生内容之一。对于这样的一个话题，众多的学者也就有了无数的藏书佳话，而翻开他们的著作，如自传、年谱、书信等等，皆可透露出丰富的个中消息。
不久前由中华书局出版的《顾颉刚全集》，其中的许多文字围绕在这样的一个话题上。
顾颉刚是史学大家，此外又以藏书的浩繁一向为世人所知。如果追踪其藏书的源头，则可以追溯到他的先世。据顾颉刚的《自述书》（1953年）所言：“我祖和我父都好读书，家藏书籍已有两万册。”三代藏书，其始也颇可观矣。然而在顾颉刚的记忆中，不是别人，是他的祖母对其后来的藏书活动产生了莫大的影响。
顾颉刚晚年在《玉渊潭忆往》中回忆：祖母虽极平凡，可是见识不凡，特别是对于小辈的教育，十分上心。“她一切节省，只有对我要买书却极慷慨。因此，我在十一岁以后就天天出入书肆，一本一本的买了回来。积少成多，一年就可有五六百册。有时要买一部大书，须十余元或廿余元的，向她恳求，她每月只有从我父亲那里收到三十元钱，一切苏州开销包括在内，却肯付给我一笔书款。所以我从小怀着做一个藏书家的野心。当我十六七岁的时候，就买了几部丛书（《惜阴轩》、《咫进斋》、《滂熹斋》、《功顺堂》……），这些书钱哪有一个不是我的祖母从千省万省中省出来的。自从她去世以后，我为了北京历史材料丰富，作终身居住之计，苏州的书全带了去”。
一个小孩子，能够得到老人的宽容，甚至是纵容，放手让他去买书，而买书的钱都是仔细节省下来的，这不经意之间，无形造就了一个不世出的学者，而如此传统社会之下的经验，特别是江南苏州的家庭文化生活的氛围，曾经培养和塑造了众多的文化人，包括许多知名的文化世家之养成。
稍微熟悉二十世纪中国的文化史，大概都会知道江南顾氏藏书，其含意及范围皆非常人所能理解和定义的，而如其所回忆，也是祖母对他产生的影响，或竟是与其父亲与叔父相反，是谓：“我现在被人称为‘历史家，我自己也确有搜集材料研究‘史料学的癖好。但我的父亲和叔父是最不爱保存旧材料的，每隔一年半年就把各处来信和其他认为用不着的日历及各种宣传品一把火烧光。我在旁边看着，嘴里不敢谏止，心中总觉得太可惜了。父子之间的性格为什么有这样不同呢？我很明白，这不光是先天的差异，乃是我受祖母的教育太深了。她从来不肯轻弃一张纸、一个小瓶、一些过时了的东西，所以她的房间里尽是些旧材料。她固然每隔几个月也要整理一次，但这不过理得齐整些而已，东西的数量是只会增加而不会减少的。她的目的只为的‘惜物，觉得世上原没有一件废物，只要善于用它。但我承受了她的思想教育而应用于学问工作上便成为‘搜集材料的科学要求了。”于是，所谓顾氏与其藏书，就是其所标榜的“好大喜功，永为怨府；贪多务得，何有闲时”。
依照惯常的现象，学人之所依归，常常是要看其藏书之依归的。具体到顾颉刚，则因其藏书数量过于浩大，于是也竟常常为其藏书的依归所忧。
从发动“古史辨”的讨论而名声大爆之后，顾颉刚藏书之归宿，其可选择的方向，分别是其家乡的苏州或甪直，以及其事业中心地带的上海，抑或文化之都的北京，是三地皆可为其藏书的所在。在一番寻寻觅觅之后，对于这位藏家而言，其所汲汲的，除了寻觅藏书的所在，他还另有其他的打算，那或者可说是他心中的一个情结。1948年9月6日，顾氏写信称：“我的书全部运到了上海，但上海放不开，苏州也放不开，放不开我就不能使用，有了等于没有。拟看甪直殷家（顾氏亡妻名殷履安。笔者注）有无空屋可租。我平常在沪办公，需要做研究工作时就到甪直去，好在只消半天功夫（昆山下车，上轮船）。另办一所履安小学，纪念亡妻。那时书籍便可托小学校长保管，公开展览，成为甪直镇上惟一大图书馆。再有一个大原因，我总觉得甪直比各地一律安全。那里四面是水，陆路走不通，故最少受兵灾。那里在苏州的东南，昆山的南面，不当交通线，故就使有兵事也可不受骚扰。现在美、苏双方摩拳擦掌，第三次大战必不可免。今年美国大选，如杜威当选总统，则战事之爆发必更快。美、苏开战之地，可能在朝鲜，也可能在我国的东北，到那时沿海一带，尤其是京沪，必不能免于苏机之轰炸。到那时，我们还得逃难。如果那时你肯拖儿带女到西北来，那也很好，我在西北不怕没有饭吃，不怕不能养家。但西北还有一顾忌，如果苏联从新疆出兵，则兰州也当要冲，仍不能安定。我想，到那时，我们还是躲在甪直的好。因为美、苏的阵地战必不会到江苏，而甪直是一个幽僻的水乡，没有吃炸弹的资格，比较上海、苏州必然安宁。到那时，只要我们有一点积蓄，便可安稳住上一二年（武器进步了，第三次大战的时间可以缩短了），让我在那里读书和著作。这是我打的一个算盘，请你批评一下。总而言之，做一个人生在这时代是太苦了，做一个想研究学问的人生在这时代是更太痛苦了。我们为了儿女，为了书籍，实在不能不作此打算。”
乱世为苦，书生尤苦，苦还在于为了书籍的“安身”。内战进入准决战之际，顾氏对时局的一番判断，竟判定将引发所谓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作为战时的后方，显然江苏的甪直胜于树大招风的京沪以及前线的东北、西北，只是他的这个想法，只能落个“毕竟是书生”的微词了。其实，还是于抗战“光复”之后，中国纷攘的局势不仅没有朝着“第三次世界大战”导火索的方向去发展，相反，大战“大佬”的美国竟黯然退出了大陆中国，蒋介石国民党颓然退守台岛。中国是翻天覆地、沧海桑田了。在这样的一个新的时代下，藏书家和学问家如顾氏等等，将会有怎样的变化呢？也是其时，顾氏的友人郭绍虞一次见其收拾藏书，不禁发问，而郭的一番话顿时引起顾氏心中“一水涟漪”。他在1950年2月21日的日记中写道：“绍虞来视我，笑曰：这个时代，你还弄这些东西做什么？予曰：此犹饮醇酒也，可借之以忘忧。”
书生也，伺弄书籍，强胜于常人的“妇人醇酒”也，而其藏书之效，犹强于“杜康”也。果然，藏书，不仅使其于乱世之中可以“忘忧”，也可以给其带来“安身立命”的“桃花运”，所谓因书得福，由藏书而人气大旺，是所谓“双赢”矣。
其一，上海复旦大学“引进人才”的尝试。顾氏有信曰：“现在复旦因为要我这个人，连带要我这些书，使得这些书又能集中起来，我要用的时候可以一索即得，这当然是我最高兴的事。去年陈校长曾对我说：‘学校里现在诚然没有房子，但是可以盖起来。我更感激他的好意。但华东区尚未到大建设之年，我家中的八张床，尚愁校内无处安放，何况这几万册图书。我现在住在城内，到各处取书已感不方便，若住到复旦，以我的气管支炎的毛病，实不宜冒着北风，仆仆城郊，那么取书更难，自更不便于作研究了。”此事遂罢。
其二，是为北京新政府之下的新机构——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无疑，这也是顾氏最宜的“安身立命”之所在。但北行，人是方便，书呢？应该说这是考量新政府重视人才以及对于人才的诚意的一个信号，特别于顾氏，对这样一位长期游移于革命之外的，或者说是长期居处于学术与政治边缘的著名史学家，新政府会怎样表态和对待呢？答案可以说是相当的圆满，新政府甚至不惜庞大的财力和物力，予以解决其全部藏书的北运，而那竟是整整一个车皮的运输量呵。
其初，1954年4月11日，上海市市长陈毅为讨论毛泽东在杭州西湖所草拟的宪法召集上海市代表讨论，会后又在茂名路设宴招待，“以予列首席客位，问讯近来工作情况”。显然，顾氏反映的问题很快得到了回音和解决。是年8月，顾氏北上，赴历史所第一所及科学院院部报到，而其在沪、苏的家当，包括书籍、家具以一节火车皮北运，运费则实报实销，约合两千余万元（旧币）。北京，其居家是乾面胡同三十一号，大小共十二间。又其待遇，是一级研究员，合工资八百三十六元（而所长也不过七百馀元）。其时，除了运输，居京的住房、薪金，也一并予以解决了。注意，住房是十二间呵，工资更是一级研究员的待遇，这岂不是“人才引进”的典型范例么！而彼时的学问家兼藏书家如胡适、钱穆等等，或者是落魄于异乡，或者是局促于狭处，岂能相提并论耶？彼时，顾氏在日记中写道：“苏州迁京，书籍一百零七箱，家具一百一十八件，与上海不相上下。予之书籍向无统计，兹合沪、苏两方凡二百二十五箱，大箱可容六七百册，小箱容二百册，平均以四百计，凡九万册矣，如抗战时不损失，胜利后不捐赠，则十二万册矣。以予清贫尚能如此，可见做事不间断，必有厚积无疑也。”
顾颉刚携书北上，欢欣鼓舞，然而不久，一道阴影爬上了他的心头。这道阴影，其实不过是一句话，然而正是这样一句话，让顾颉刚蓦然当头一棒，从而使他好好思量：你是什么人？你的那些书是什么货色？而说出这句话的人，也是造成顾氏晚年心理极大痛苦的一个象征性人物，则是中科院历史研究所的某位领导。
顾氏在《从抗拒改造到接受改造》一文（1958年撰）中说：“1954年到京供职，我非常高兴，心想“九·一八”事变后，我的生活漂流动荡，许多顿在心头的问题一直没有着手研究，现在可以安心到那里工作，对后来人作出一个交代来了。我一生好书，节衣缩食地买书，所积太多，科学院代我全部运京，又给了我一所大屋子安放，我非常感激政府对我的照顾。可是到京不久，领导干部就对我说：我看你就害在这几百箱书上了！我听了骇然，心想：科学院为了我能掌握些史料，才招我来此，他竟说我为书本所害，那么招我岂非多事？过了些时，那位干部又说了一些关于我对蒋介石存在着幻想的话。我犯了很多年的神经衰弱，大脑皮层容易紧张，而又一向‘傲骨崚嶒，受不了别人的气，听了这些有强烈刺激的话，直使我眼前发黑，几乎倒了下去。”
正所谓“福兮祸之所伏”，顾氏携书北上，正准备大展身手时，那一句“我看你就害在这几百箱书上了”，让他惊愕不已，他骇然、不解，果然此后的历次政治运动，皆对其藏书产生了莫大的影响。先是“肃反”，由于“历史反革命”妻兄之事，他开始了霉运，个人命运又“波及”到藏书，不得已，顾宅开始了毁书（及售书）的过程。这包括夫人张静秋不断撕去其日记、书信等，以及向书商售去积书等。
这一过程，只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方略有好转，那是1959年10月，傅彬然编辑来信说：中华书局出版的标点本《<史记>三家记》，作为国庆献礼的成果，“毛主席打三次电话索取，览后表示满意”，顾氏闻之十分欣慰，他说：“斯我辈多人之积年辛勤之收获也。”此后又得“毛主席的命令，成立标点通鉴及改绘杨守敬地图工作委员会”，而两大工程，顾氏皆有责在焉（前者为总校对），则其人其书又有了正面的作用，甚至面对如此辉煌的业绩，顾氏于兴奋之余对于其藏书的愿景也曾升华到了欲创办图书馆而纳之的高度上，然而揆诸实际，知其不可为，兼以居处狭仄，人与书争地，顾氏又起去书、散书之念，所谓化私藏为公藏，他开始加快了售书的动作。1960年1月4日，顾氏在日记中说：“予一生想做藏书家，积书至十万册以上，并想独立经营一图书馆，使永不散失。今其事已不可能矣。而公家图书馆越来越多，亦无须由私人为之。值此劳动力极端缺乏之际，我一人之力亦不能维护并检取此五万余册书，故决取不需要者售出。兹由中国书店派孙助廉来商谈，决先售出下列数种：李氏藏书正续、广雅丛书、历代诗余、艺文类聚、每周评论。此为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亲手卖书与书店，此种书随我三四十年，临别时亦不无恋恋之情也。但祝物得其所，使用率加强，于学术界有裨益耳。”这年10月24日，他复又售书二百二十七种（作价八百二十元，“比售进之价差得多了”），所谓“予急欲减轻包袱，遂尔成议。祝这些书能得其所，供学人之参考，则予虽不得见，亦无恨也”。
学者及藏书家售书于人，这是怎样的难堪，虽说“无恨”，毕竟是自己一生的积蓄，何况那些藏书无一书无来历，每一册宛若其一子，售一书若其失一子，此中况味，外人岂能体会一二。于是，在顾氏的家庭生活中，有了如下经常的一种场景，当然，这是顾氏“不足为外人道也”而只能在日记中抒发的一番郁闷了。
1960年10月7日：“静秋以我不肯多卖书，每来一客即将我数说一顿，予实难忍受，遂屡吵闹。”10月19日：“近日理书，发现许多平装书失去，此必内盗所为。盖生计困难，有不得不以窃自活者，而我则‘多藏厚亡矣。”12月14日：“家用乏绝，不得不理出一批书求售矣。现在予工资收入，付一家六人吃饭尚不足，奈何！”endprint
1961年1月17日：“近两年之灾荒为八十年来所未有，如在解放前，将饿死人民二千万。今日不饿死一人，只是供养紧张，不吃好饭耳。予因念从前城市居民只吃西贡米或仰光米，任何饥荒都感觉不到，此亦罪孽耳。”
在这样的状况下，所谓藏书，莫若化私藏为公藏，顾氏因遂有建立“国家图书馆”之议。1962年12月5日有记：“予自1954年起，即提议在北京造一全国性之图书馆，而迄今未能实现。览此次提案，则有向达、袁翰青二案，与予案而三。闻翁独健转述周扬言，谓十大建筑中未排入图书馆，实为错误。想领导既有此认识，则至迟在第三个五年计划中必能兴工矣。”
围绕解决和处理藏书的问题，顾氏夫妇也终成“不是冤家不聚头”的冤偶矣，如1965年10月1日顾氏日记中说：“静秋为人，太机械，太教条，左一个‘政治任务，右一个‘政治学习，只要有通知来，就逼着我参加。我也因她的心是好的，就去了。可是我年龄已老，身体已衰，而岗位工作又重，不可能做这做那，以致肠炎之症愈发愈剧，亦愈频数，势必走上死亡的道路。我不怕死，但许多着手的工作没有做完，这是无法交代的事。她说：‘朝闻道，夕死可矣。似乎我不妨倒在会场上。但许多人盼望我的是什么，我不能不矜惜四五十年来工作的总结。”随之，顾氏藏书在政治运动和家庭生活矛盾等的夹击下，其命运也就可想而知。这先是书与人争地，所谓“来京十年，以居室通风，冬则迁而南，夏则迁而北，终年生活不定，物件无安置定所，一切混乱。自屋子改好后，南面住人，北面放书及什物，置书者八小间，；置什物者二小间，然仍嫌挤，故静秋招拍卖行人来售去若干，其中大冰箱一件，是许地山赴香港大学时售与我者，裙箱底座则履安陪嫁物也。”（1965年1月16日日记）继之，早已在不断的政治运动中让极度敏感的人们视为祸害的书信物件，也势将处于被消灭之列，如顾氏在日记中所云：“予积压信件过多，正欲一一清理，而静秋以开会归来，果酱烧焦，感情冲动，迁怒于他人信件，撕之不足，又投炉中烧之，予亦无法遏止怒火矣。此中信件，最可惜者为童书业与予讨论《左传》成书时代之万数千字一函，而周扬季、张大椿、徐家震诸函，既付一炬，即其地址亦不详矣。予生平函札，除抗战前全部佚失，又居重庆上清寺时日机轰炸外，此为第三次之损失。得偶如此，所不料也。”这如何是好？没来由，顾氏只得加快了售书的步伐。
随着藏书的渐次散去，迫使顾氏专门为其藏书立下了遗嘱。这是他预立的遗嘱。其谓：“我家三代藏书，经历抗日战争时的损失和解放后的捐献，尚存五万余册。我的一个妻子，四个儿女，在我身后无以为生，所以这批藏书只有出售才可解决她们的问题。我的藏书，虽无值大钱的古本，却有许多名著的原刻本，许多书现在已买不到。又有一种书而搜罗了许多版本，足供校勘之需。我的意思，这批书由中华书局购下最为合用。如中华不能全购，也希望由他们先行挑送，再求他主，最好不要分得太零碎，泯灭我家祖孙三代积存的苦心。另拟一个书籍、碑帖、书画整理委员会人名单备考。我一生写作，应悉交中华书局，请他们组织委员会整理。俟整理工作完了时，捐献北京图书馆稿本部庋存。我的祖父和父亲的写本也同样处理。我家先人所刻书两箱，最好捐与苏州市图书馆保存，以存本地文献”（1965年12月31日日记）。不过，当历史岁月渐渐逼近那场“浩劫”之际，这一点念想或说是愿景，也不得不落空了。
彼时漫说私藏，就是公藏也出了问题了。如顾氏1966年2月2日日记：“阿英同志，姓钱，芜湖人，今年六十六。阿英云：为了备战，北京图书馆等机关均在卖书以轻负担，价值奇廉。年轻同志主其事，但问此书于现代有用否，能为人民服务否。苟不合此标准，即斥去，领导不敢问也。然各省图书馆正缺书，如能分与各省，免得被炸，岂非佳事！闻之叹息，图书馆之收藏岂但供一时之用乎！”还有书肆，如北京“东安市场古旧书部，门上贴纸条云：本部业务已归并琉璃厂古旧书部，从此东城已无线装书肆矣。予于本月初尚从此购得《敬吾心室彝器款识》，见有沈兼士主编之《广韵声系》，以标二十元，不能购，今日欲再往一抚而不得矣。从此茫茫人海，不知能觅得否？为之一叹”（7月18日日记）。
美其名曰的“文化大革命”很快引起了家庭中的“革命”，这当然首先殃及到顾氏所存的旧书信，这其中也包括他与其曾暗恋过的女子之间的来鸿去雁，顾氏于日记中黯然写道：“静秋及洪、湲两儿搜索予之抽屉，将所有信件全部烧去，不让予插手，健常与予信，履安为之在抗战中保存于天津银行者，亦烧去矣。予之文稿，恐亦为她们烧去。《人世的痛苦》三册，亦化为乌有矣。予一生所照相片，及与予生活有关之照片，皆烧去矣。我祖父、祖母、父亲、竹妹、徵兰、履安之照片亦一纸不存矣。在静秋等说来，非大破不能大立，而在我心中终有些眷恋，以其为我生命史中重要史料也。”又，“在抗战后健常与予信，予昨夜窃杂于书籍中者，今日又为孩子们发现，烧去矣。在疾风暴雨式之大革命中，此等事自属应有，非人力所可挽回也。”
书信、文稿，乃至照片、文物，皆在被玷污和被消灭之列，那肃杀的声响充斥里里外外：
“予自幼好积聚，一纸不忍轻弃。每见我父于年终大扫除时，将一年信札、历本及已失时效之纸片烧去，心中辄不忍。数十年来，裒然盈室。抗战中，起潜叔为我装箱存临湖轩，及日寇占燕大，乃尽失之，不知其为我整理耶，抑售与纸厂作还魂纸耶？抗战中重积，嘱魏洪祯、容嫒为我理之，每一人为一箧。胜利后移至苏州，又交德辉夫妇继续为之，特制二柜以置。1954年携以入京，由姜又安续整，并人一柜。自五八年又安赴东郊农场劳动，予无暇自为，历数月辄捆索之，塞入抽屉。此中有友人论学论文之札，或钞入册，或尚未钞。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起，湲儿引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来，将抽屉中信札、照片尽付一炬，烧至三天方尽。其后张木兰来，谓解放前信札恐有违碍文字，静秋闻之，遽将柜中信札尽数取出，予对于无谓之求荐、求稿及述其个人私事者自愿弃去，而于文史略有关系者则欲保留一部分，以作我生史事之纪念。而静秋及堪儿监视甚紧，卒将予所选存先付焚如，炎炎烈火，使我心痛。予自问太多历史观念，每一物皆欲保存，以供后人之翻览，识封建社会、资产阶级之实况（如账簿、礼簿可以识物价之涨落、自由职业者之生计及随时代而有奢俭之不同），而他人不能有此观点，以为‘隔年皇历无丝毫用处，非烧去不快，非除此‘四旧不能建立‘四新。然则国家设立档案馆、历史博物馆何为者耶？”
还有笔记：“静秋抢予笔记，与之斗，撕破其衣。服药两次，十一时眠。上午四时醒。又眠，八时醒。予一生笔记殆近二百册，十载以来，极思整理以贡献于后人，此亦文化财产也。今日与元善谈之，随手抽出六册，而静秋禁予严，若将荒废政治学习者，其实所以要学习，正要业务做得好也。晚饭后静秋来招听广播，见予正览此册，怒而挟诸东屋，且身卧其上，坚不与予，予怒甚，殴之，彼急起逃出，予牵其衣，衣碎裂，彼乃遁至后屋，经恳求，乃返予，实《愚修录》之一册至六册也。”
最后是日记：顾氏1968年1月3日至6月25日之日记，“全为静秋烧去”。
在此一历史场景中的顾颉刚，于心灰意冷之余，已然被“革命”所征服、内化，作为一个例子，是关于藏书等等，此前其曾立有遗嘱，此后其更有如下被降低了的他的祈望的“愿景”：“希望此次运动完了之后：一、许我退休，俾得整理宿稿，不管能否刊出，总是了一心事。二、除必用书留三五千册外，余均捐献国家。（注：顾颉刚藏书达四万六千余册，其中线装书约六千部，平装书约二千六百种，现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收藏，据称该中心设有“顾颉刚文库”。）三、易住集体宿舍，有煤气、暖气，减轻劳动力。四、好好地学习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尤其注意改造史学观点。五、尽量减少参加集体活动，避免紧张，以适应体力。如此以终天年，我无恨矣！然终恐无此福分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