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鲁迅和郭沫若的收入水平如何？

《环球人物》有诺奖得主莫言专访，云：“他的初衷很简单，听说写书有稿费，就能吃饱肚子。于是他开始在破旧的煤油灯下看书写字。”

此言非虚。有关莫言童年饥饿经历，可读《吃相凶恶》和《吃的屈辱》。两文均系自述，一言他在上世纪60年代初大饥荒中的生活情景，一言自幼不能饱腹给心理投下的永久阴影。

饥饿记忆与莫言创作的关系，很堪研究者注意。以此为入口，不单可了解他的生命体验，即对其作品里的内容、人格乃至语言特色，都不失为解读的钥匙。在他对记者的表白中，有几个字不容错过，亦即“写书有稿费”。这状若无奇的一语，却道出了现代以来中国文学一大要点。它约略可以表作：现代中国，文学成为谋生手段，作家则职业化；作品能够换取收入，收入环节也左右着文学所有方面。

以前不是这样。诗文不曾给陶渊明换来半文钱，他辞官后养活自己，得靠亲自种地。李白斗酒诗百篇，柳永“有水井处，皆能歌柳词”……这背后，都没有稿费的存在。曹雪芹写《红楼梦》，蒲松龄写《聊斋》，以今视之，仿佛是为文学史“义务劳动”。古人著文，非但无人付钱，相反所出每一本书全得自掏腰包。钱谦益虽为一时泰斗，其《初学集》却由弟子瞿式耜偕众同门集资为老师刻成，对此钱谦益已是心满意足，并不抱怨出书居然没有收入。

“润笔”固然早就有，但若以为那便是古代的稿费，颇属误会。“润笔”本义并非文章交易，而是对名头的购买，换回墓志铭、序、传之类，借作者声誉光自家门楣，其获酬理由，与如今广告费、代言费无贰。所以从来就有的“润笔”，并未在古代造就过职业作家。

文学可以买卖，抑或社会商品中出现“文学”这一新品种，普遍来说是现代才有的事。当然，中晚明开始可以找到一些文学商品化的苗头，但只限稗乘野史等类，主流的诗文不在此列。到了现代，文学则每寸空间都完全被商品交换所把持。实际上，与收入无关的文学根本绝迹。任何作家，无论伟岸与微渺，提笔而操此业，意识辄同，心里都有“收入”二字。而在国家、社会或时代，文学收入制度亦为调控文学之有力手段。虽然形式不非得是稿费、版税，也可以是别的。比如，建国后体制下“专业作家”岗位以及由此取得的工资和住房、医疗等福利，就是变换了形式或广义的收入。

故收入一端，于现当代文学的影响深入腠理。许多事情，小如个人取舍，大至文艺政策和管理，以及创作丰歉、思想立场、文坛风尚、主题手法、写作姿态等等，皆可就中寻其踪迹。

然而此内容与环节，文学史著至今不论不载。中国的文学史研究，似乎很难脱品评优劣的趣味，总是把“载入史册”作为奖赏，颁予若干作家作品。因此难怪百年来的新文学，诸多问题和境况，都搔不到痒处，或没有触碰。

究竟如何，或许该看实例。我们且从老舍说起。四十岁时，老舍写了这么几句话介绍自己：

老舍1899年生，其四十岁，适当1939年。假如他再过十年写这种自我介绍，想来就会另一副样子，因为彼时作家已经习惯高远地谈文学，而1939年还不必，能够讲得朴素、发为生计之谈，至与发财、奖券等“俗物”并提，说其之作小说，初衷止于“博大家一笑”（他当时自认所写皆属“幽默文学”），“没什么了不起”。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小说家阿城在创作谈中将写作比为“手艺活儿”，人有愕然者，以为亵渎了文学。那时人们已不知道，返回1939年，后来被授“人民艺术家”称号的老舍，其眼中文学庶几近之。

阿城所谓“手艺”，老舍所谓“糊口”，都是从作家的生存角度来讲。这在文学未曾“组织”起来以前，抑或置身“组织”之外的作家那里，会非常现实。

职业化背景下，文学不复能如古代那样，只作为自我抒写而与社会无关。“现代”的文学，当其动笔之初，就是为别人写、写给别人的，不论作者如何自视不合流俗，他拿起笔来，也总是想到发表、出版，亦即投放和推广于社会，而非写成后静置匣中。这就是为何现代作家非得是职业的，不能一边做官或种地，一边当作家。他需要进入职业的状态，以写作为生，才能把事情做得像个样子。

老舍早就有意当职业作家，1929年回国已揣此想，下定决心却用掉好几年。“我在老早就想放弃教书匠的生活”，“我总是以教书为正职，写作为副业……我不甚满意这个办法”，“在我从国外回到北平的时候，我已经有了去做职业写家的心意”，“我不喜欢教书，一来是我没有渊博的学识，时时感到不安；二来是即使我能胜任，教书也不能给我像写作那样的愉快。”1934年，辞齐鲁大学教席，然而退缩回去；1936年，再辞山东大学教席，算是最后迈出这一步。

迟疑的原因，便是假如以写作为业，生计方面不知把握如何。辞齐大教职后，老舍专门去趟上海，探一探路。“我不是去逛，而是想看看，能不能不再教书而专以写作挣饭吃。我早就想不再教书。在上海住了十几天，我心中凉下去，虽然天气是那么热。为什么心凉？兜底儿一句话：专仗着写东西吃不上饭。”于是回到山东，老老实实接受山大聘书。“为了一家子的生活，我不敢独断独行地丢掉了月间可靠的收入”，然而，“我的心里一时一刻也没忘掉尝一尝职业写家的滋味”。又过两年，他觉得时机成熟，对靠写作吃上饭已有自信，又从山大辞职。“这回，我既不想到上海去看看风向，也没同任何人商议，便决定在青岛住下去，专凭写作的收入过日子。”

老舍自然是现代文学代表性作家之一。我们看得很清楚，他通往作家途中，决定性因素不是对于文学的理想，而是最实际的收入问题。他心中盘旋着这字眼，掂量沉吟，无非缘此。他的例子另一典型处，是当教授有不错的收入，为了做“职业写家”却两次辞职。我们或许会想，明明不必如此，一边教书一边写作，有何不可？实则那种状态，不在其间体会不到。老舍固然不喜欢教书，然而更主要的是，在现代从事文学创作，非得处于职业的意识和姿态，假如游移依违，不全身心沉浸、不真正承受其所有压力，对于创作终归是客串的心态。近年有与老舍相反的，从职业作家改行当大学教授，释放了职业作家的压力，也释放了职业作家的进取心。

老舍的坚决转型，把自己压迫出来一部《骆驼祥子》。这部现代小说经典作，倘从老舍个人体验来说，关乎生计，关乎他会不会“完全放弃了写作”，关乎在日后留下来的是大学教授舒庆春、舒舍予，还是“专凭写作的收入过日子”的职业作家老舍。

讲完老舍，再讲鲁迅。这是另一个故事，与老舍截然不同。

鲁迅1927年10月移居上海，1936年10月在此逝世。这最后的上海时期，鲁迅脱离公职，既不做官也不任教，没有工资收入，完全以职业作家或自由写作者身份度过。

此前，从1912年到1927年4月，鲁迅一直在政府和大学任职，而俸酬极高。任国民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二科科长，起初月薪二百二十元，后至三百元。在北京大学、女师大等处任教兼职，亦为一笔收入。另外，还有稿费。其弟周建人忆此，称：“这比当年一般职员的收入，已高出十多倍。”当时，对鲁迅恭执弟子礼的许钦文在某杂志谋得一职，“十八块钱一个月，在我，比六块、八块一月的稿费多了近一倍多，而且是固定的，不至于再有搜索枯肠写不出而恐慌的时候。”可为鲁迅收入水准的参考。同文说到，鲁迅与周作人分家后购阜成门内西三条屋基（即今鲁迅故居），花费四百元；此大约仅相当其月入。亦可借鉴老舍的情况。1918年师范毕业后，老舍也在教育界供职：“每月我可以拿到一百多块钱。十六七年前的一百块是可以当现在二百块用的；那时候还能花十五个小铜子就吃顿饱饭。”十五枚铜子即可吃顿饱饭，当时一元约合一千枚铜子，一百多元即不下十余万枚铜子。所以，老舍已觉自己是“阔佬”，而鲁迅差不多能顶他三个。1926年，鲁迅去厦门大学任文科教授，月薪高达四百元。翌年一月至广州，受聘于中山大学，薪水远逊厦大，然每月亦入二百八十元。

公职收入外，还有写作收入。鲁迅是现代文学开山祖，成名早，影响大，而又笔耕不辍，报刊稿费与出书版税皆甚可观。兹借他与北新书局李小峰版税纠纷之一隅，稍稍窥之。1924年北新书局设立后，鲁迅著作多交其出版，但书局对于支付版税做法暧昧，不是不给，亦非全给，鲁迅信中对人说：“我就从来没有收清过版税。”1928年，矛盾激化；1929年，鲁迅准备打官司起诉要回版税。经调解，8月25日在律师处双方“商议版税事，大体俱定”；28日，“小峰来，并送来纸版，由达夫、矛尘作证，计算收回费用五百四十八元五角。同赴南云楼晚餐……”事遂得解。日记所载金额，为李小峰当天携来之数，而经核算北新书局应补鲁迅版税为：“北新欠鲁迅的版税，售出与未售出的总算起来，共欠二万，分十一个月摊还。”此为拖欠未付的部分，过去半给半不给，鲁迅曾得到过一部分。换言之，仅北新书局版税这一项，五年间鲁迅收入至少二万余元。

刚才老舍迈向“职业写家”的犹疑、退缩与艰难，我们犹然在目，转眼面对鲁迅1912年以来的持续高收入，不禁油然想起没有丝毫奴颜与媚骨的著名评价。鲁迅毫无奴颜和媚骨，旁人对现实却多少有些眉目低回，内中诚有个性之根由、品质之不同，或思想境界的高低、立场的明暗等等原因。然而，精神自由与独立程度如何，真的不是凭空而至。设若如老舍那样，“在上海住了十几天，我心中凉下去，虽然天气是那么热。为什么心凉？兜底儿一句话：专仗着写东西吃不上饭”，大抵很难有足够底气，来傲视所有的奴颜与媚骨。

一般来论，市场对作家作品价值的确认，与其名望为正比。文名益盛，收益愈好。然确有例外，且难知究竟，让人摸不着头脑。郭沫若就是这样。

“五四”后小说、散文的成就，由周氏兄弟代表，说到新诗，就必推郭氏不可。1919年，他已诗名大振，然而竟未使生活景状有何起色。此时郭尚在日本，并结婚育子，每月以七十二元官费维持。1920年，田汉从东京跑到福冈看他，正逢其次子出生。“我因为他的远道来访，很高兴，一面做着杂务，一面和他谈笑。我偶尔说了一句‘谈笑有鸿儒’，他接着回答我的便是‘往来有产婆’。他说这话时，或者是出于无心，但在我听话的人却感受了不少的侮蔑……他没有想到假如我有钱，谁会去干那样的事？”

那时出了名的新文人，以我们读到的，都有不错的就职。偏偏郭沫若苦盼而不至，也真是怪事一桩。当时哪怕刚从中专毕业、做着小学教师的老舍，每月也挣大洋一百五十四块之多，以致只好挥霍到烟、酒、赌上头去。而郭沫若呢？1921年4月至7月，他为泰东书局辛苦编稿、译稿，奔波杂志筹备事，三个月总共只拿到一百四十三块钱，抵不上老舍一个月薪水。他很愤恼地写道：

住在日本的时候，就像要发狂的一样想跑回中国、就使有人聘去做中学校的国文教员也自誓可以心满意足的我，跑回上海来前后住了三四个月，就好像猴子落在了沙漠里的一样，又在烦躁着想离开中国了。我深切地感觉着我自己没有创作的天才，住在国内也不能创作。——已经三四个月了，所谓纯文艺的杂志仍然没有一点眉目。像我这样没有本领的人，要想在上海靠着文笔吃饭养家，似乎是太僭分了。

缺钱，让他品尝着“贱”的滋味。

他对这社会，已爱不起来；对人生，则鼓满了敌意。1920年仍能醉心庄、陶、王传统的郭沫若，到1925年则宣布：“我从前的态度是昂头天外的，对于眼前的一切都只有一种拒绝。我以后要改变了。”怎么“变”，“变”成什么？解释在此：“从前的一些泛神论的思想，所谓个性的发展，所谓自由，所谓表现，无形无影之间已经遭了清算。从前在意识边沿上的马克思、列宁不知道几时把斯宾诺莎、歌德挤掉了，占据了意识的中心。”

庄、陶、王被马、列“挤掉”，不能说郭氏之爱庄子有伪，他于千流百派，独醉心这一派，应非偶然，而有性情上的根由；问题是他已处在“现代”，庄、陶、王话语毫无支撑，现代文人做不了庄陶，不在于性情，而在“靠打草鞋吃饭”已变成了“靠文学吃饭”。文学职业化或以文学为职业，是庄陶从来不知的事情。“长吟掩柴门，聊为垄亩民”，根本已成过去。

文与食挂钩，文学变成谋生手段，是一切变化的根本。历史格局已经如此，就算有人仍抱“为文学而文学”之想，现实也毫无余地。所以“现代”以来，的确没有与吃饭无关的写作，从吃饭角度看百年以来文学发展，很多问题能够删繁就简。

而今，文学收入在中国，又演为一种或系世间独异的状态。目前的中国文坛，同时存在吃公家饭和自家饭两种作家。亦即，一面是文学已向市场打开，一面是体制内生存仍得维持。后者较三十年前国家的大包大揽，缩水不小，然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依旧极富吸引力，多数想以文学为业者，求之而不能得，真正自甘其外的少之又少。

上世纪80年代，围绕“坚持”与“自由化”曾有反复而激烈的拉锯，最终结果却是互相妥协。“坚持”论尺度有所修正，对“新潮”人物不再拒门外。而后者何尝不如是？“八五新潮”一代，本悉数身在体制外，逮于今日，未入“彀中”者百不及一。考其原因，实不在理念、取向等，唯生存（广义的收入）可解，比如莫言所坦承“吃饱肚子”的问题，生计之有所靠、生老病死之有所托，没有人会敬谢不敏。

近年文学分野那样大，“严肃”与“庸俗”各自判然，人每从道德、精神上有无理想求之，实则却是生存、收入情态使然。吃公家饭的无后顾之忧，同时市场的利益也沾得上，态度当然从容。吃自家饭、完全委身市场者，朝不虑夕，孤魂野鬼，饥不择食，岂能不搜奇媚俗以求一逞？这种“一文两制”收入格局，十分有趣。它其实是百年来文学体制递替的产物，也是一种暂时的调和，不久或将有变，我们从出版的企业化以及事业单位改革动向中，略见端倪。那时，文学免不了又有一番新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