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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代丰子恺全家福，前排中坐者为新枚
八年抗战，劫后余生。丰子恺在作于1947年的散文《胜利还乡记》中曾这样总结这遭逃亡经历赐予他的一项最重要的收获：我带了六个孩子（二男四女）逃出去，带回来时变了六个成人，又添了一个八岁的抗战儿子。倘使缘缘堂存在，它当日放出六个小的，今朝收进六个大的，又加一个小的作利息，这笔生意着实不错！1937年11月，丰子恺的家乡石门湾惨遭日寇轰炸，他不得不辞别了倾注多年心血铸造的缘缘堂，携一家老幼十口踏上漫漫逃难之旅。虽然这场历时十年之久、颠沛流离的危险历程其后被他笑言为“艺术的逃难”，但其中的不安与艰辛自不必说。一路上目睹的种种人间惨剧、历经的幕幕世态炎凉，化作他笔下满溢悲愤又饱含必胜信念的文与画。十年后的还乡之旅，周遭的一切既熟悉又陌生，曾经的诗意栖居、承载过无数温馨雅趣的缘缘堂早已化身为蔓草荒烟，长子华瞻仅寻到一块曾是门槛或堂窗的焦木作为纪念。然而如果只落得此种令人伤感的结局，实在有悖于这位佛教居士一贯的思想行止——在他眼中，缘缘堂是值得钦佩自豪、为国捐躯的烈士。回访的次日，他即辞别故居踏上新的征程。而那个最宝贵的收获——眼下已八岁的“抗战儿子”，就是在逃难途中诞生于桂林的幼子丰新枚，亦即日后常出现他画笔之下、书信之间，充满爱意与童趣的“恩狗”。丰子恺曾在作于1934年的《取名》一文中，以轻松诙谐的笔调详述了几个子女名字的由来，皆由岳丈所赐，各有出处。“生到阿六时，我家子女稍稍嫌多了……及至阿七，家人更不再热盼，外公给她取名一宁，是‘得一宁之’之意。”文末作者终于舒了一口气，暂缓了“子烦恼”：“一宁总算听外公的话的，今年五岁了，没有弟妹。”一宁即生于1929年的幼女丰一吟。孰料将近十年之后，“一宁”的幼弟“恩狗”于抗战风云中姗姗来迟，带给四十岁的丰子恺的，不再是家累渐增的无奈，而是民族危难之际对新生力量的无比欣喜与期待。抗战以前的丰子恺，好静而恶动。他沉浸于艺术、宗教和儿童的世界中，专注文艺的同时，尽享“作父亲”的天伦之乐。轩敞的缘缘堂前，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四时景物的可喜变化和天真可爱的儿童常作为主角出现在其漫画中，他安然地做着“现代中国最像艺术家的艺术家”；战争的炮火迫使他辞别这温馨清雅的居所，一路辗转经桐庐、衢州、萍乡，再入长沙、汉口、柳州，踏上桂林的土地时，已是 1938年6月24日。受桂林教育局之聘，丰子恺任教于桂林师范学院，教授图画和国文，迁居两江泮塘岭40号。到达的次日，他就为尚在腹中的幼子写了一篇散文《未来的国民——— 新枚》，欣悦之情溢于言表： 十年不育，忽然怀胎，事情有点稀奇。一定是这回的抗战中，黄帝子孙壮烈牺牲者太多；但天意不亡中国，故教老妻也来怀孕，为复兴新中国增添国民……当此神圣抗战的时代，倘使产母从这生气蓬勃的环境中受了胎教，生下来的孩子一定是个好国民，可为未来新中国的力强的基础分子。“新枚”这名字在作者流寓汉口时就已萌芽。在散文《中国就像棵大树》及同题漫画中，有“大树被斩伐，生机并不绝。春来怒抽条，气象何蓬勃”之语，在作者看来，满目疮痍的祖国必将如老树新枝一般，在不久的将来焕发活力，此时诞生的婴儿也正如这新生的枝条，是未来的希望。于是，他拟为即将出世的幼子取名“新枝”，后经长女陈宝建议，“新枝”似不如“新枚”更雅，新生命由此得名。1938年10月24日，新枚于广西省立医院出生。丰子恺在几天后的日记中写道：牛棚（即我的书房）上漏，我书房迁彬然所曾居之四室。拟请工人修牛棚之漏，平牛棚之地，留给新枚居住。倘他吃牛奶，住牛棚，将来力大如牛，可以冲散敌阵，收入失地。至少能种田，救世间的饿人。不过此时这位父亲尚无法预知，这个被寄予厚望的新生儿日后虽未能成为孔武有力、为国杀敌的战士，却天赋异禀、多才多艺，日后更成了他晚年的心灵之友。次年4月，在离开桂林赴任西迁的浙大之际，丰子恺携全家去新开的联华照相馆拍了一张全家福，并在日记中感叹逃难带来的收获：“老者益健，壮者益康，幼者益长，且添一可爱之婴儿，成十一人。此亦今世不易多得之事，不可不有以纪录之。”与数年之后《胜利还乡记》中“又加一个小的作利息”遥相辉映，充满着对新生命到来的喜悦之情与对人生的别样感慨。新枚降生之时，丰子恺已是位多子的父亲，但对幼子仍难掩发自内心的宠溺：“两三日来，几小时不见就要想着他。自笑‘丈夫亦怜少子’。”（1938年11月8日《教师日记》）彼时的“恩狗”还是个未满半月的婴儿。1959年，新枚考入天津大学精密仪器系，暂别了温暖的家庭和熟悉的上海。也正是从这时起，直至1975年丰子恺去世，这对身处异地父子展开了长达十几年的密集通信往来。新枚入大学之初正值国庆十周年盛典。目睹上海新貌，丰子恺亦不忘在信中传达喜悦之情：“上海已完全变了样，到处有许多电灯和新建筑物。”“今天下午我和阿姐一起去城隍庙玩，那里完全变了样。从前狭窄的丽水路现在变成了宽阔的大道……”，他热情地细数着南京路、淮海路上的新变化，情绪饱满而兴奋。他还告知新枚，有素不相识、生活困窘而热爱艺术的青年慕名登门求助，因赏其才华，留宿后又慷慨解囊。甚至于对某些如今陷入窘境的不义之徒，也仅在训诫几句之后，又不计前嫌地加以资助。丰子恺始终以一颗宽容的慈悲之心面对世界，也潜移默化地地影响着子女。新枚的到来“打破了十年来的家庭岑寂，改动了十年来固定不易的家庭的章法，又可说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一个著例子。”(1938年11月17日《教师日记》），逾二十年后，丰子恺在给离家求学的新枚的第一封信中又坦言道：“你的出门带给家里很大影响，从此以后我家简单化了。”可见这个孩子在全家人心目中的情感比重。此时丰家的其他几个子女几乎都已成家立业，新枚的暂别带给这位慈父难言的寂寞和无尽的牵挂。“客堂里的钢琴也在等你归来。你离去之后，这钢琴没有一个人弹。”在通讯欠发达的年代，他会因稍迟几日接不到新枚的信而惴惴不安，因怀恋而不忍擦去新枚写在家中黑板上的诗句，叮嘱其骑自行车时务必注意安全，事无巨细地在信中向他报告家中的变化——“猫伯伯”也胖了许多；也会像天下所有关爱子女的父亲一样，从日常花销到生活细节，无微不至地寄款寄物。令人欣慰的是，这个天资聪颖的孩子不仅给离乱岁月中的全家带来新的希望，也在深厚的家学和爱的教育的双重滋养之下，逐渐显露出博学而谦逊、敏锐而单纯的个性。据新枚的高中同学回忆，因其聪明灵巧，平日里总是风风火火，同学们根据他姓氏的谐音，戏谑式的送了他一个绰号——疯子。这位“疯子”不仅各门功课优异，爱好广泛，且像他的父亲一样，慷慨无私、乐于助人。他的外语尤其突出，能将唐诗译成俄文，连老师都要与他交流探讨，业余时间，他还是个天文爱好者，身体素质极佳，跳高成绩常会超过三级运动员的标准。他的那辆捷克产的宽胎自行车在当时绝对属于奢侈品，可他却从不吝惜，后来干脆了了班上的“公车”。擅长手风琴的他还主动将琴借给喜爱音乐、又无力买琴的同学。后来那位同学成了钢琴教师，自然离不开那架手风琴的启蒙之功。新中国成立后，鉴于丰子恺的崇高声望，国家拟聘他担任上海画院院长。对此，向来喜静的丰子恺本是坚辞不受的。后几经劝说，并已向国务院申报，最终“被四人强迫，勉强受了”。但照旧不去办公，有事遣人来家里报告。画院院长的工资是每月220元，这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当属“高薪”。身为全家钟爱的幼子，新枚的物质生活当在无忧之列，丰子恺寄款时却十分注意影响：“本想邮汇，恐你在校中招摇，故违邮章封入信内。”新枚同父亲一样，重精神而轻物质，在入学之初的家信中就十分自律地做了“经济报告”，限定每月开支。名人之后的光环和相对宽裕的家境不仅未养成新枚骄奢的习性，反而令他行事更为低调，以致节俭得让父亲和姐姐在欣慰之余倍感无奈，担心初次独自远行的他在外受苦，在回信中反复劝导：“我们家决不会穷到如此程度，所以你不必限制每个月的开支数。”生活之外，新枚的学业也是父亲十分关切的对象。他通过友人内山完造列出的书目，特意为幼子在日本“海淘”最前沿的精密仪器图书。在写给赴津求学的新枚的第一封信末，他不无严肃地指出：“只是你至今还未背诵出《伊吕波歌》，所以我现在揭下你床头那张纸，随信寄去，务必背诵出来。”《伊吕波歌》诞生于日本的平安时代，大约可等同于日语版的字母表，本身是一首发人深省的佛偈，因语句几乎涉及全部日本假名而后被后世奉为日语元祖。丰子恺一向十分重视对子女外语能力的培养，但这样略显严厉的提醒并非因新枚愚笨懒惰，相反，他完美地继承了父亲的语言天赋。丰子恺是一位自学成才的翻译家，在他眼中，语言只是一种工具，需尽快掌握方能借以从事其他工作。其在浙江第一师范读书时，就通读过英文版《天方夜谭》，青年时期在岳父有限的资助下赴日“游学”，区区十个月内就熟练掌握了日语。建国后，已年近六旬的他又适应形势，在短时间内自学俄语。不仅为《源氏物语》《猎人笔记》等世界名著留下精良的中文译本，还热心儿童艺术教育，与女儿一吟译介了前苏联的《中小学图画教学法》《幼儿园音乐教育》等书。新枚更是青出于蓝，精通英、日、德、俄等多国语言，不仅长于翻译，日后更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代对外知识产权专家。只可惜，这样平静而幸福的日子并没能持续太久，十年浩劫不期而至。在这一时期丰子恺给幼子的信中，窗前的柳色曾数度入镜：窗前杨柳初见鹅黄，不知北地春色如何（1970年3月30日）
窗中绿柳才黄半未匀。但遥想北国春光，也必另有好处（1970年4月2日）
窗外杨柳，绿意已浓，独坐浅酌（1971年3月27日）
此间清和四月，柳絮已尽。窗外一片绿荫。我很盼望初秋到杭州去一下，到石家庄去一下。（1972年5月19日）
在作于30年代的散文《杨柳》中，丰子恺就赞赏过这种“不忘记根本”、“常常俯首向下”、“最能象征春的神意”植物，几十年后，这种风姿绰约又质朴无华的植物仍承载着满身春色，在四时变化中遥寄着渐入老境的丰子恺对北国幼子的血脉亲情。1966年6月，上海画院出现第一张批判丰子恺的大字报。其后，他更是被贯以“反革命黑画家”、“美术界反共老手”等污名，没收存款、停发工资，连房屋财产也被查抄侵占，被迫蜗居于昔日窗明几净的日月楼之一隅。品学兼优的新枚从上海科学技术大学硕士毕业后，本拟出国深造，为此还自学了捷克语。怎料风云突变，时代的阴霾裹挟着丰子恺及其家人，新枚的深造之路也被迫阻断，被派至石家庄华北制药厂当了一名工人。此时已到古稀之年、身体欠佳的丰子恺还被下放上海郊区劳动改造，在1969年11月给新枚的信中，他清晰地记录了从住处去闵行曹家港的奔波路程：“从此地回家，费一小时余十分。从襄阳公园城廿六（七分），到徐家汇；换五十六路，一角就到港口；换龙吴路汽车，一角，即到曹家港；不很远也。”因怕幼子担心，他尽量把劳顿的日子说得轻松一些，称自己只是坐在田间“看劳动”、 “乡间安全，稻草床很舒服。”“我倒觉得此种生活很好。每月回家四天，劳逸结合。”然而实际上，此时的丰子恺已饱受右腿麻木、肺病和持续低烧的折磨。即便真的未从事高强度的体力劳动，长路奔波和低劣的食宿条件也必然造成对衰老身体的损耗，终至病倒。正是在这段漫长无望的“病假”中，他开始了与幼子间更加频繁的书信往来，他常常“以写为想，以想为写，所谓想入非非。”（1970年6月28日致新枚信）这些通信中，既有父子间的情感的交流、惦念与关心、对早日“解放”重获团员的渴慕、间或闪回过往人生的经历和感悟，又常做诗词联句、全仄诗等丰家人的“高级游戏”，如举出一字，父子俩便将脑海中的有关诗句落诸笔端，直至文思暂止，期待对方接续。有时的通信甚至几乎无他，而以诗词联句填满整页信纸，宛如一场绵延数年、无关输赢的父子间的“诗词大会”，在孤寂思念的岁月里，营造着精神世界的家宴。逆境中老父与幼子的书信往还更见真情，它们记录了丰子恺在“浅醉闲眠”中对艺术和信仰的坚守，也映衬出新枚的博闻强识和素朴坚强的内心世界。在喧嚣的世界之外，丰子恺选择回归辽阔的心灵净土，从丰厚的内心积淀中信手拈来诗词歌赋、历史掌故，与幼子间“随记随寄，权当晤面”，有时还会涉及名作点评、英文字谜、日本童谣、儿时旧曲甚至家乡土白，连自己也慨叹“真乃无聊消遣，但亦雅事”——正是这样的“雅事”助父子俩度过了那段精神荒漠。丰子恺对新枚“单车载酒游保定”的计划十分支持，对其自制色拉葡萄酒、修自鸣钟、装铜滴漏壶、安装电灯等举动也多加赞赏，并戏言“可以转行，也可得五十元。”偶有样式别致的日式信封，亦不忘随信附寄欣赏。父子二人不仅在才学上棋逢对手，也共同拥有着随遇而安的达观人生态度，恰如丰子恺的一幅漫画：“跌一跤且坐坐”。对于本应大展宏图却生不逢时的幼子，父亲并没有过多惋惜埋怨，反倒说：“此数年北地生活，亦是人生一段经历，可作他年佳话也。”在父子俩看来，即便在物质贫瘠、精神受限的境况下，也要保持内心的从容和一颗有趣的灵魂。在丰子恺生命的最后几年，时不时会从侧面得到的即将被“解放”的消息，这让他满怀期望。幼女一吟将这种近乎眼前的希望比作“圆子吃到豆沙边了。”然而在经历了数次“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之后，他的内心也难免失落。他时而自慰、也安慰新枚道：“病人本来叫做patient，是最会忍耐的。”后来干脆幽默地说：“自从拖拉机入中国后，国内万事都拖拉。”及至后来形势逐渐松动，他也只是被恢复了部分待遇。因怕幼子忧心，他在信中屡次“谎报军情”，声称房屋已归还，待遇按八折发还。他又计划把发还的工资存款分赠给当时最为窘迫的幼子，怎料屡次劝说，新枚坚决不受。作父亲的焦急又有些负气地说“你拒绝我的金钱分赠，甚至情愿不来探亲，我甚为不乐。”最后实在无法，丰子恺也只得无奈地笑谓其“廉洁”。在这段相对封闭的时空中，丰子恺抱病坚持完成先师遗愿《护生画集》、写作《往事漫忆》（即后来的《缘缘堂续笔》）、翻译《大乘起信论》《竹取物语》《伊势物语》《落洼物语》等。这些工作，多半是凌晨起床在阁楼上完成的，幼子是他秘而不宣的第一读者和可信赖的作品保管者。此时这位骨心至亲，已然是心灵之友。在慨叹“韶华之贱，无过于今日”的同时，丰子恺亦饶有兴味地用作品进行着柔韧的抵抗，自言：“病假两年半以来，笔下产生了不少东西，真是因祸得福。”一生爱烟嗜酒的丰子恺，年轻时曾是“五斤会”的成员（与好友叶圣陶等文人雅士的集合，意即喝得五斤黄酒者方可入会）。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出于健康考虑，新枚屡劝其烟酒减量。孰料此时的丰子恺却像个顽固的孩子，在去世前一年的信中还曾向儿子汇报道：“每日饮黄酒一斤半。香烟少吸，一日一包。喷气而已，不吸入肺，亦是一种消遣。”积习难改，不足怪矣。晚年的丰子恺还曾在信中自述一梦：“昨夜梦‘新丰老翁’，他折臂，我伤腿，颇相似。他对我说：我是‘新丰’，你是‘老丰’，我们大家活过八十八吧。”又言：“自知寿命当在新丰老翁之上，在世上与你还有一二十年的父子情分呢。” 然而这一次，一生信守承诺的丰子恺却“食言”了——在1972年底方被作为“内部矛盾”宣布“解放”的他，仅在不到三年之后即驾鹤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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