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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中行生前撰文回忆胡适：
“中等以上身材，清秀，白净。
永远是‘学士头，就是留前不留后，中间高一些。
永远穿长袍，好像博士学位不是来自美国。
总之，以貌取人，大家共有的印象，是个风流潇洒的本土人物。
”温源宁如此描述44岁胡适的长相：
“气色虽然不甚红润，不像养尊处优的老爷，但也不像漱溟一般的瘦马相，只有一点青白气色，这大概是他焚膏继晷用功之遗迹。
衣服虽讲究，但不故表名士气。
一副相貌，倒可以令佳人倾心，天平是那么高，两眼是那么大，光耀照人，毫无阴险气，嘴唇丰满而常带着幽默的踪影。
有幅摄于20世纪50年代的相片，陈诚一干人等在机场给胡适送行。
老先生手拿礼帽，笑容可掬，气质非凡，把周围一遭人通通比下去了。
老实说，站在一旁的陈诚，相貌也不俗，但和胡适比，输了文采少了风华。
梁实秋和胡适先生有过合影，都是大文化人，但气质上，梁先生还是差了一截。
胡适的样子，永远书生本色。
有些文人穿长衫好看，譬如郁达夫;有些文人穿西服好看，譬如郭沫若。
胡适则是个例外，管它长衫西服，穿起来熨熨帖帖，有种置之度外与斯文通脱。
今天哪怕再好的模特也穿不出那一份举止从容，穿不出那一份意气风发了。
胡适有张大笑的照片，透过纸页仿佛能听见哈哈声不绝。
老先生像老太太，坐那里笑。
我心里叹息，老先生活成神仙了。
有个很奇怪的现象，凡是杰出的男人，晚年相貌都像老太太。
沈从文如是，胡适如是，俞平伯如是，张中行如是。
我这么写的意思是说杰出的人不会争强斗狠，不会刻薄刁钻;杰出的人要善良温和，要感受灵敏内心丰富，这才能保证作品的温暖和神性。
我见过一张胡适与蒋介石的合影，两人在一起作交谈状，胡适的文气轻轻松松抵住了蒋介石的诡谲。
老先生跷着腿，一脸随意，骨子里却透着风流与俏皮。
领袖森严遇见了学术气度，竟也双手放在膝盖上老老实实。
一个人的文化地位，往往会直接影响到他的社会交际。
法国作家杜拉斯有次在公爵饭店吃饭，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走了进来。
吃完饭，有人走过来对她说：
“总统想跟您打个招呼。
”杜拉斯回道：
“让他过来。
”密特朗过来坐下，杜拉斯抓住他的手，一言不发。
过了一会她说：
“弗朗索瓦，我有件很重要的事要对你说……”“玛格丽特，我在听呢！
”杜拉斯十分严肃地道：
“弗朗索瓦，你知道，我现在在世界上比你出名得多。
”一阵沉默。
密特朗回答说：
“没错，玛格丽特，我知道得很清楚……”玛格丽特说：
“除此以外，一切都好吗？
弗朗索瓦。
”
我曾选取过胡适不同时期的照片对比，岁月的风霜会在他身上留下或深或浅成长衰老的印记，但无论是青年、中年还是老年，他总是衣着讲究，眉清目秀，丰采依旧潇洒依旧贵气依旧。
有人会说，这是因为历史给了胡适大的地位，但我们不要忘了，胡适的地位是靠自己挣的，谁也不是天生领袖。
最近看到一份当年胡适的纪念视频，美国人拍的。
模糊的影像里，胡适先生清雅极了好看极了，也书生意气极了，大有春风满面与秋月临江的和蔼爽飒之气。
我看了有两点感慨，一是追慕前人风流，一是感慨世风日下。
视频里有胡适先生纪念北大创办60年的谈话，声色清正，说一口干净的白话，不见丝毫官腔，更不沾学术味。
说话也是一门艺术，胡适的声音，天生是当文坛领袖的料，天生有学术宗师的派头。
鲁迅讲演也是一绝，刚性挺拔，三言两语击中要害，这是杂文家的修炼，并不稀奇。
1932年11月27日，大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大操场上露天演讲，轰动一时。
《世界日报》副刊随后刊登了一篇《看鲁迅讲演记》，说那天鲁迅在学生自治会休息时，围住他的青年纷纷提问，有人说：
“再在我们那儿公讲一次吧，北方青年对您太渴望了！
”他的回答是：
“不能了，要走。
大家盛意可感得很，我努力用功写文章给诸位看好了，因为口头说并不比文章能生色，看文章大家不要挨挤。
”随口的几句话里俏皮有之，幽默有之，妥当得很，真是会说话。
听过鲁迅演讲的学生回忆：
“他的声音不大，但是沉着、有力;他的浙江口音比较重，听起来相当吃力，但是语言简练，大部分能听得懂。
”“他不是叱咤风云、锋芒毕露地口若悬河，而是声调平缓地在讲话，像年老的长辈为孩子们讲沧海桑田的生活故事。
”
鲁迅的演讲消失在那年冬天的广场上，我们没有福气听见了，好在还有胡适先生让我们可以听见大师的声音。
在北平，只要是周末，胡家永远高朋满座，有名媛高士，有贩夫走卒。
什么问题都可以问，什么问题都可以谈，胡适尽力解答。
对穷困的人，他接济金钱;对走入歧途的人，他晓以大义。
即便只是去礼貌地问候，他也报以周到的回敬。
每个从胡家辞别的人，都觉得不虚此行。
胡适的朋友，或自称是他朋友的人，实在太多了，以至于林语堂在《论语》上宣布：
这本杂志的作者不许开口“我的朋友胡适之”，闭口“我的朋友胡适之”。
胡适和街头小贩都能做朋友。
有个卖芝麻饼的，空闲时读些有关政治的书，写信向胡适请教。
胡适不仅回信，还在文章中写道：
“我们这个国家里，有一个卖饼的，每天提着铅皮桶在街上叫卖芝麻饼，风雨无阻，烈日更不放在心上，但他还肯忙里偷闲，关心国家的大计，关心英美的政治制度，盼望国家能走上长治久安之路——单只这一奇事已够使我乐观、使我高兴了。
”这个卖烧饼的小贩常到胡适的办公室去看他。
胡适出门，先写信通知他，免得人家跑冤枉路。
后来小贩以为自己生了鼻癌，胡适替他写信给医院，更表示愿意代付一切费用。
胡适身上有十足的人情味。
有些人让人敬而远之，胡适让人敬而亲之。
胡适的文章放到那一代人中，并不算大好，但他见识一流，保留着世事如麻中的清醒。
民国人下笔成文，往往浓油赤酱，与剑拔弩张相比，胡适的蕴藉是另一种风度，纯然是文人情怀，儒士心性。
胡适一辈子几乎都是写常识，写那些自己知道的东西，老老实实，过得一天是一天，进得一寸是一寸，不会虚头巴脑。
读胡适的文章，有脚踏实地的平静。
胡适的一生，在生活的梯道上滑来滑去，偶尔还跌进政治洪流，但在书卷间进进出出身影不断，终身不改文人面目。
胡颂平编写的《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说胡适“总觉得爱乱写草书的人神经不正常”，“字写得规矩与否，就可以看出这个人是否负责任”，“写字叫人认不得是一件不道德的事”。
写字都这样认真的人，难怪会有那样端正的心性品格。
几场婚外恋也只是发乎情止乎礼，稍稍在文字里透露那么一点点情意，那么一点点佻巧。
胡适从美国归来后，生活在捧杀与棒杀的光影中，说话谨慎，下笔谨慎，做事谨慎，老影像中看他走路，也是谨慎的样子。
“含蓄”二字是胡适一辈子的标准。
捧也好，棒也好，胡适是胡适。
没有他，民国的文化天空里多么寂寞，鲁迅多么寂寞，徐志摩多么寂寞，林语堂多么寂寞，周末无处诉说的人们又是多么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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