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底票房王炸，易烊千玺演的脑瘫患者打动你了吗？

文化 2025-01-05 18:00 北京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在刘春和这个角色上，易烊千玺表现出了足够的用心，也正是基于这位“顶流”的号召力，让这部小众题材的电影得以有如今的声量。电影虽然力求去平视脑瘫患者，但这种平视似乎更多停留在抽象的理论层面，而不是通过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

文｜夏天

以下内容涉及剧透，请谨慎阅读

“顶流”的选择

这个元旦档，终于给了2024年的电影市场一个相对体面的结局，《小小的我》和《误杀3》两部提前上映的影片票房表现都不错。尤其是《小小的我》，作为一部从题材到制作都文艺相十足的电影，上映七天就收获了4.7亿票房，售票平台预测其最终票房将达到6.8亿。这成绩在令人惊喜之余，也在意料之中——毕竟其主演易烊千玺的票房号召力不容小觑，这是一部典型的流量明星和冷门题材各取所需、相互成全的作品。

很难想象，如果不是易烊千玺担纲主演，这部聚焦脑瘫患者的小众文艺片能够收获多少关注。电影上映之前，片方释出的所有宣传物料都没有露出过易烊千玺的正面，有的只是各种颤颤巍巍的背影侧影和肢体动作，这反倒激发出粉丝和路人观众的好奇心，想看这位大明星如何挑战这一高难度的角色。虽然此前易烊千玺已经通过电影《少年的你》证明过自己的演技，但《小小的我》显然意味着一种全新的考验，这也被视为他在表演上勇攀高峰的“雄心壮志”。

易烊千玺的努力不算白费。如果让我提炼出这部电影值得一看的亮点，他的表演确实不容忽视。作为贡献了绝大多数戏份的第一主角，易烊千玺在角色诠释上的起伏变化，可以说是片中最牵动人心的线索之一。根据医学解释，脑瘫患者因为大脑在发育过程中（通常在出生前）受损，可能导致肌肉僵硬、行动障碍、吞咽困难等症状。不难看出，易烊千玺在角色的外在形体上做足了功课。他饰演的刘春和时刻都会表现出异常的体态，走路脚掌外翻，双腿一高一低，手肘无法伸直，取物容易颤抖，无法控制面部表情。长时间维持这样的表演状态，对体力和心力的消耗都不会少。更重要的是，这也意味着，演员要放弃之前表演上的一切惯性，那些诠释健全人时通用的法则，很多在一位残疾人身上都不再成立。

易烊千玺的成功之处在于，影片进行到十几分钟后，我几乎忘了角色背后的那个演员。这当然也得益于影片现实主义的拍摄风格，妆造、打光和调色都倾向于一种纪录片的质感，对真实感的强调毋庸置疑，演员脸上的毛孔、痘印、胡茬和抬头纹等，都一览无余地呈现在镜头中，可见易烊千玺这次也放下了偶像包袱。还有一个影片过半后我才注意到的细节——刘春和的上肢肌肉发达，下肢却细小瘦削，形成鲜明的反差。这应该是演员比照着脑瘫患者的身体特征训练出的结果，从剧情可以看出，刘春和做康复训练时，长期需要用上肢发力，下肢因为无法受力便越来越萎缩。为角色付出到这种程度，不可谓不用心了。

对于易烊千玺出演该片的决定，很多观众认为他的意图路人皆知——奔着拿奖而去。这种猜测归根结底只是一种主观臆断，难以得到明确的验证。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对于易烊千玺这样不缺商业价值的明星而言，补齐艺术上的短板总归不会出错，还有什么比洗尽铅华投入一部小众文艺片更能彰显自己的决心呢？放眼国内外的影坛，这样的先例并不难找，甚至多到像是一种娴熟的套路。比如当年的范冰冰去演《苹果》，刘德华去演《桃姐》，查理兹·塞隆去演《女魔头》，小李子去演《荒野猎人》。

无论如何，还是应该庆幸易烊千玺在表演上的这股“野心”，否则，残疾人有多大可能性走上大银幕被这么多人看见？虽然我并不认同要突显演技就非得挑战一些所谓的边缘人，相比之下，要演出一个普通人身上的复杂性并不会更容易。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一门心思奔着挑战而去，易烊千玺似乎只演出了跟刘春和的“形似”，却始终无法逼近人物的内心，在刘春和的眼中，我常常看不到除了单纯以外的更多意味或情绪，而这几乎是唯一可以展现他内心世界的窗口。

“小小的我”渴望被看见

《小小的我》到底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简单概括就是一位脑瘫青年努力争取尊严和独立的故事。影片从未将展示脑瘫患者的生存困难放在首位，而是选择深入这一特殊群体的精神需求，强调他们追求幸福生活的平等权利，背后无疑隐藏着创作者的人文关怀意识。为了突显脑瘫患者与健全人对等的权利，影片对刘春和的生活几乎进行了全景式的呈现。

首先是对脑瘫这种疾病的基础科普，试图从概念上扭转大众的偏见，消除患者遭遇的歧视。故事开篇，刘春和的外婆（林晓杰饰）就告诉大家，刘春和取得了很好的高考成绩，超出一本线80多分。观众从这里就可以得知，脑瘫患者的智力水平并不比常人低下。后来刘春和想加入老年合唱团打鼓，遭到合唱团的集体反对，连老人都看不起他，外婆只能愤怒地回应道：“刘春和是脑瘫，不是傻子。”为了赚钱上大学，刘春和去咖啡店打工，也是大大方方地自我介绍：“脑瘫是神经病学最古老的未解之谜。”影片这样反复地厘清概念，针对的当然是大众认知里长期存在的空白。

影片不厌其烦地展现刘春和对个人价值的追求，让人看到脑瘫患者内心的丰富程度并不亚于健全人，而这就是平视他们的开始。故事开篇，刘春和就表现出了突出的独立意识。他瞒着母亲报考了外地的大学，为的是脱离家庭的管束，还知难而上地选择了师范学校，试图成为一名老师。遭到母亲的反对后，他仍然没有放弃，而是选择自己打工筹学费。应聘工作时，老板说：“我只想招个普通人”，刘春和回应道：“我是个记性很好的普通人。”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地方，是刘春和的两次职业选择，无论是做老师还是去咖啡厅，都属于直接面对人群的工作，而不是什么孤僻的角落。这足以说明，刘春和从未看轻过自己，甚至展现出了超出普通人的自尊自强。影片想要传达的理念也愈加清晰——对待特殊人群最好的方式不是同情或怜悯，而是平视。

如果说刘春和对尊严和独立的追求尚在人的意料之内，那么影片对他内心情欲的直言不讳则堪称一大突破。这种突破，一方面在于走出了大众对特殊人群的刻板印象，一方面在于敢于直面人在情感中包裹的欲望。刘春和的情感启蒙没有落入“纯爱”的窠臼，他喜欢上雅雅（周雨彤饰）后，很快做了一场春梦，迎来了人生中第一次遗精。外婆见状并没有嘲笑他，而是打趣地说：“外婆见过的男人比你搓掉的痂痂都多”，这一笔同样打破了大众对老年人的狭隘想象。

在这部影片中，自然的生理需求没有被蒙上耻辱的色彩，甚至可以在亲密关系中大方地讨论。年轻的雅雅面对欲望也并不扭捏，她单刀直入地追问刘春和会不会勃起，刘春和非但没觉得被冒犯，还很感激能有一个表达自我的机会：“很多人以为我们除了吃喝拉撒，没有别的需求。”情欲的袒露，是刘春和“被看见”的终极表现，如同他对自己的形容，不过是“一个正常的20岁成年男性。”

一些观众对影片涉及这样的欲望探索表示不解，觉得有些横生枝节，因为爱情或性需求对残疾人来说并不是当务之急，或者是可有可无。这里有必要引用史铁生在《病隙碎笔》里的几段内容，他在写到“残疾与爱情”时说：“既是权利，就没有哪样是次要的”；“设若认为残疾人可以（或应该，或不得不）在爱情之外活着，为什么不可能退一步再退一步认为他们也可以在教室之外、体育场之外、电影院之外、各种公共领域之外……而终于在全面的人的权利和尊严之外活着呢？”

无法拉近的距离感

虽然《小小的我》在题材的表达上已经推进得够远，但结束这131分钟的观影后，我还是莫名觉得有些疲惫，甚至几度失去耐心。我想，这同样是源于上文提到的“全景式”叙事。

观看这部电影时，我的感受特别像“下山的小猴子”，一路捡一路丢，看见桃子丢了玉米，看见西瓜又丢了桃子，有种总也抓不住影片重点的感觉。由于影片想深入呈现脑瘫患者的精神需求，刘春和争取主体性的“触角”几乎延伸到了方方面面。他不仅想去心仪的大学，还要靠自己的劳动赚钱，后来又加入老年合唱团，中间还报考了驾校，顺便发展了一段恋情，最后还完成了对公交单位的“友好教育”。结果，不知道是银幕里的刘春和更忙，还是银幕外的观众更忙。

关键在于，这些不同的叙事线索，最终指向的戏剧目的很多都可以“合并同类项”。比如刘春和学开车的目的，其实跟他想去外地上学的目的一样，在物理空间的行动中拿到主权，争取到一部分的自由。而他和公交车司机发生冲突的戏剧结果，跟他去咖啡厅打工被人利用，以及艰难融入老年合唱团的结果也是一样，都在展现外部社会对弱势群体的歧视。导演仿佛迷失在了众多急于阐述的话题中，哪一块都舍不得放弃，反倒模糊了作品的轻重主次。而这同样导致了影片在表达上的过于直白，甚至有点说教色彩，少了一些文艺片该有的韵味。刘春和去公交系统单位时站在台上的那段演讲，让我仿佛在看一部公益宣传片。

影片之所以显得这么臃肿忙乱又平铺直叙，在于重心都放到了拼贴事件而不是丰富人物之上，很容易给人留下走马观花、浮于表面的印象。就拿刘春和来说，虽然他的生活已经得到了足够多的展示，但依然是一个和观众充满距离感的人物。片中出现了很多次对准刘春和脸部和身体的特写镜头，仿佛时时在提醒观众他和我们不一样，他的特殊性反倒被强化了。

并且，影片虽然在强调刘春和各种各样的需求，但观众依然很难理解这些需求背后的心理动机，比如他为什么非要独立生活，明明自己在家泡澡都差点淹死；他为什么非得去给小学生讲课，明明小孩子相比成年人更不容易理解脑瘫人群；为什么非得挑战打鼓，明明双手举杯喝水都困难。并不是说刘春和不能有这些需求，只是疑惑他这些需求背后的性格底色和情感渴望是什么？如果只是像打卡暑假清单一样去完成这些事，人物塑造从何而来？

这也是观看《小小的我》始终难以消除隔阂的原因所在，刘春和虽然表现出了与健全人无异的情感需求，但他背后的情感链路却始终模糊，这个人物不像是血肉丰满、特点鲜明的个体，更像是一个群体的代言人，抽象意义掩盖了实质存在。否则，刘春和这个角色大可不必表现得如此完美，他无论学什么技能都能快速通关，即使遭受恶意想到的也是公平竞争和理性辩论，对新生的妹妹毫无嫉妒之心，最后把所有的伤害都留给自己。不敢让人物暴露弱点，何尝不是一种太过保守的创作态度。

还有一些影片中真正值得展开的亮点，比如围绕着刘春和构建的人物关系，最终却淹没在了一桩又一桩转瞬即逝的事件中。片中刘春和的妈妈（蒋勤勤饰）是一个相对立体的人物，她不再是文艺作品中惯常乐于自我牺牲的母亲形象，而是充满了不甘和哀怨，因此与儿子关系始终紧张。妈妈会强势地要求刘春和不要去外地上学，会在妹妹出生后表现出明显的偏心，也会悄悄假设没有儿子的生活会不会好过点。如此有张力的母子关系在片中笔墨并不算多，甚至妈妈每次出现都是通过刘春和的视角而被看见，然而这位母亲到底承受着怎样的压力，以及秉持着怎样的爱意，才让她成为一个如此复杂的妈妈，观众却无从知晓。

老年合唱团这一群体的设置，更是陷入了符号化的嫌疑。不难看出，这群老人的出现，本意是为了突显他们和脑瘫患者同样弱势的处境，他们对刘春和从抵触到接受的过程，显示出一种命运共同体的象征意义。然而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化几乎没有展开，也没有具体的人物和故事，也就让这段情节失去了说服力。

正是因为在人物塑造上的浅尝辄止，影片始终有种自上而下向人灌输观念的意味，观众并不是在故事的自然推动中去理解人物的，而是通过导演时时刻刻地罗列现象而被提醒。对比同样以脑瘫患者为题材的作品《绿洲》，能发现导演李沧东一直在做减法，他要讲的是一个非常简洁的故事——一个坐过三次牢的小混混和一个被家人抛弃的脑瘫患者，如何在极致的孤独中互相依偎取暖。虽然男女主人公都是典型的社会边缘人，但观众不难在他们身上找到代入感，那种被周围人看低甚至无视的感受，催生出两个人在彼此身上寻求慰藉的心理，对普通人来说并不陌生。

《绿洲》剧照

取材自脑瘫诗人余秀华的纪录片《摇摇晃晃的人间》，同样是以余秀华的离婚事件为主体展开，但并不妨碍观众进一步理解人物的命运和精神。余秀华的鲜活度和饱满度自不必说，她从被动走向主动的人生，以及不受身体束缚的灵魂，都以一种相当直观的方式带给人不小的冲击。虽然余秀华也会自嘲：“他们觉得残疾人想离婚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但当她反击母亲时说：“你是活给别人看的，还是活给自己看的？”谁还会觉得这是一桩奇异事件呢，你只会将她看成是千千万万个普通人中的一个，不同人群之间的差异早已被抹平。

《小小的我》虽然力求去平视脑瘫患者，但这种平视似乎更多停留在抽象的理论层面，而不是通过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如果说拍摄特殊人群有什么特别的方法，其实反倒是取消一切所谓特殊的视角，一般大众愿意去影院看这样的题材，一定不是怀抱着接受教育的初衷，而是因为那些能缩短人与人之间距离的共鸣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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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桃桃 / 审核：然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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