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研究
——基于性别差异和代际支持的视角
本期推荐论文主题为“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研究——基于性别差异和代际支持的视角”。当前中国正处在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阶段,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老年人口规模不断扩大,老龄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并存。同时,随着数字化和人工智能迈入高速发展时期,新的互联网应用技术不断创新和普及,深刻地影响着各行各业,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老年人作为数字化进程中的弱势群体也愈发受到影响和关注,数字化为积极应对老龄化提供有力的支撑作用,发挥互联网使用对提升老年人健康水平的积极影响是应对老龄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本文关注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同时重点关注互联网使用对不同性别老年人健康的差异化影响,探究代际支持能否促进老年人互联网使用。本文基于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构建有序Logit回归模型,在控制老年人的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社会特征等变量的基础上,实证分析是否使用互联网、互联网使用频率、互联网使用内容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及其性别差异,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代际支持如何促进老年人的互联网使用。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正向促进了男性老年人和女性老年人的身心健康,互联网使用频率放大了这一促进效应。互联网使用内容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具有显著的性别差异:网络社交功能对男性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具有正向影响;网络购物功能对女性老年人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均具有正向影响;网络视频功能对男性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可能带来负向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代际支持有助于弥合老年人数字鸿沟,促进老年人的互联网接入,提升老年人的互联网使用技能。代际联系支持有效地提高了老年人自理能力,代际见面支持有效地提高了老年人心理健康。对此本文建议政府在政策制定与实施层面要充分考虑老年群体的互联网参与状况,消除老年人互联网接入障碍;互联网企业层面要精准把握不同性别老年人的差异化使用需求,有针对性地打造适老化应用产品;同时,充分发挥亲子间沟通的数字反哺效应,提升老年人的互联网使用能力和水平,构建老年友好型数字社会。
作者简介
王胜今,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 、东北亚研究中心主任;董鸿女,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性别差异;代际支持
互联网使用;老年人健康;
关键词
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以来,我国实施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目前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依然严峻,2022年全国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为2.8亿人,占比19.8%,其中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为2.1亿人,占比14.9%。[1]我国已进入并将长期处于深度老龄化阶段,日趋严重的老龄化态势为新时期我国人口高质量发展带来了重大挑战。与此同时,我国的数字化和智能化发展突飞猛进。截至2023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到10.8亿人,互联网普及率为76.4%,60岁及以上网民超过1.4亿人,占比13.0%,互联网渗透到人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数字化社会初步成形。[2]随着人口老龄化与数字化趋势加深并存,老年人在面对数字化浪潮中也暴露出更多问题,作为数字化过程中的相对弱势群体,老年人普遍存在着“数字融入”困难,融入过程中面临的数字鸿沟问题也越来越突出。探讨老龄化与数字化相结合的途径,构建数字化养老模式已成为深入推进积极老龄化国家战略亟须解决的现实问题。
已有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生活产生了显著影响。一方面,有学者研究发现使用互联网对老年人有积极影响,如互联网使用可以促进老年人的身心健康、社会参与水平以及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3-5]另一方面,“银发低头族”的手机过度依赖行为会对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带来危害,如有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开始沉迷于社交网络、短视频等,甚至有很多人还出现了高频次、长时间使用智能手机的成瘾行为。[6]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健康影响显著,但目前关于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健康影响的性别差异研究尚显不足。同时,老年人作为数字化时代的相对弱势群体,如何通过亲子间的代际支持消除数字鸿沟,提升老年人互联网使用能力,促进老年人身心健康是积极应对老龄化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对此进行研究可以更全面地了解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为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提供经验支持和对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一)互联网使用与老年人健康
在当前老龄化程度加深与数字化快速发展并存的时代背景下,老年人健康在社会和学术界引起了广泛关注,特别是对于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较充分的研究和剖析。已有研究发现老年人健康受到自然属性、社会经济状况、生活方式、患病状况、心理因素等五大类因素的影响。[7]
老年再社会化理论强调:即使个体处于老年阶段,也需要不断学习以适应社会、实现自我价值以及维持身体和心理健康等。[8]互联网使用作为一项新的技能和生活方式,在老年人的社会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进而促进老年人的健康状况改善。近年来国内外学者从“增益说”和“替代说”两方面广泛研究了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9-10]得出了较为一致的结论: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健康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有学者将老年人健康分为自评健康、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汪连杰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的生理、心理健康均具有促进作用,且对生理健康的促进作用更大;[11]而赵建国等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对心理健康的提升作用高于生理健康;[12]范从波等、李志光等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对低龄、男性、农村、非独居和教育程度低的中老年人自评健康的促进作用相对更大,对高龄、男性和农村中老年人心理健康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13-14]另有学者将互联网使用分为不同内容、不同用途和不同行为特征,刘杰等、闫辰聿等研究发现使用包括微信、手机支付以及短视频等互联网应用程序能有效促进老年人的身心健康;[15-16]唐丹等研究发现老年人使用互联网有助于拓展家庭网络和朋友网络,降低孤独感;[17]杜鹏等研究发现老年人使用互联网频率越高、熟练程度越高、使用功能越多,其心理越健康。[18]也有一些研究关注了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机制,发现互联网使用的不同用途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存在差异。例如侯建明等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通过社交途径对老年人的身心健康状况有正向影响,通过学习途径仅对老年人的身体健康状况有正向影响。[3]
社会支持理论认为个体可以在社会关系中获得物质、情感和信息等方面的支持,帮助其应对压力、挑战和困境,从而促进身心健康。研究发现社会支持对个体的生活质量具有积极影响。[19-20]有效的社会支持可以帮助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鼓励老年人更好地接入和使用互联网。[21]社会支持分为正式社会支持和非正式社会支持,正式社会支持主要来自各级政府、企业和社区等正式组织;非正式社会支持主要来自家庭成员、亲朋好友和邻居等。在中国老年人的社会网络中,最内层的通常是家庭成员,之后是亲朋好友,其他关系则位于更外层。家庭成员提供有效的社会支持对缩小数字鸿沟发挥了积极作用。[22]而亲子间的代际互动可以提高老年人学习互联网知识的主动性,提升其使用互联网的能力和水平。[23]
(二)老年人健康的性别差异
老年人健康与性别、年龄、婚姻等社会人口学特征密切相关。[24]老年人健康具有显著的性别差异,女性老年人预期寿命较男性老年人更长,但在生存期内男性老年人健康状况好于女性老年人。[25-27]有学者研究了影响老年人健康性别差异的因素,Ver、Mol等研究认为健康的性别差异主要源于生物、社会等因素导致的男女慢性疾病分布的不同。比如,女性更易患关节炎或头疼等导致身体状况较差但死亡率较低的疾病,而男性更易患心血管和呼吸等方面死亡率较高的疾病。[28-29]王树新等、王德文等研究证实了老年人健康的性别差异原因,与社会环境对男性更包容、男性具有更自主的独立意识等因素有关。[30-31]徐婧、郑莉等研究发现教育是导致两性健康差距的主要因素。[25][32]从目前研究来看,学者们对于老年人健康与性别的关系研究结论较为一致。
(三)互联网使用的性别差异
现有关于互联网使用与性别的研究相对较多,大部分学者更关注互联网使用对女性的影响,究其原因可能是固有的性别观念以及男性相比女性有更多的上网机会。[33-35]有学者研究发现女性更能在互联网使用中获益,[36]如互联网使用使女性劳动参与率、女性收入得到提升,进而缩小了性别工资差异。[37-40]从城乡差异来看,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女性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程度高于农村男性居民。[41]而女性在互联网使用中获益更多的主要原因是互联网使用偏好和教育机会的增加。[36]由此可见互联网使用及其影响具有显著的性别差异。互联网使用虽然提高了老年人身心健康水平,但扩大了老年人健康的性别不平等程度。[42]
基于以上文献回顾,本文认为现有关于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健康影响的研究还有以下进一步探讨的空间:第一,从性别差异的视角开展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健康影响的研究尚显不足;第二,亲子间的代际支持在促进老年人互联网使用,消除数字鸿沟,提升老年人健康水平等方面发挥的作用尚不明确。因此,本文将利用CFPS2020年数据,基于老年人再社会化理论、社会支持理论,从互联网使用、使用频率和使用内容三个方面探究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健康影响的性别差异,并分析代际支持如何促进老年人互联网使用进而影响其健康,以期为互联网技术应用和老年人健康相关政策制定提供参考依据。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该数据库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我国居民家庭的经济、教育和健康状况。在剔除变量值缺失和不符合客观逻辑的样本之后,对相关数据进行整理,并选取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作为研究对象,最终样本包括4516名受访者。其中,男性老年人样本为2329名,占比51.57%;女性老年人样本为2187名,占比48.43%。
(二)变量选择
1.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老年人健康,包括身体健康状况和心理健康状况两个方面。结合CFPS数据情况和已有的相关研究,以日常活动能力,即自理能力作为身体健康的替代指标,根据CFPS问卷中是否能“独立户外活动”“独立进餐”“独立厨房活动”“独立使用公共交通”“独立购物”“独立清洁卫生”和“独立洗衣”进行划分,加总后得分0-7。0-3赋值为1(不能自理),4-5赋值为2(基本自理),6-7赋值为3(高度自理),得分越高表明自理能力越好。心理健康状况根据CED-S量表的测算值衡量,CFPS问卷中问题“我感到情绪低落”“我觉得做任何事都很费劲”“我的睡眠不好”“我感到孤独”“我感到悲伤难过”“我觉得生活无法继续”的选项几乎没有(不到一天)、有些时候(1-2天)、经常有(3-4天)、大多数时候有(5-7天)分别赋值4、3、2、1;问题“我感到愉快”“我生活快乐”的选项几乎没有(不到一天)、有些时候(1-2天)、经常有(3-4天)、大多数时候有(5-7天)分别赋值1、2、3、4,加总后得分8-32。8-15赋值为0(不健康),16-23赋值为1(基本不健康),24-27赋值为2(基本健康),28-32赋值为3(健康),得分越高表明心理越健康。
2.核心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为互联网使用,包括是否使用、使用频率和使用内容三个方面。是否使用互联网依据“是否移动设备上网”“是否电脑上网”,任一回答为是赋值为1,均为否赋值为0。互联网使用频率依据“移动设备上网时长”“电脑上网时长”,将两个问题的回答加总求和,得到受访者的每天上网时长,样本均值为26分钟/天,因此,本文将上网时长小于26分钟的赋值为0(低频率),大于等于26分钟的赋值为1(高频率)。Quest Mobile研究院最新发布的《银发经济洞察报告》显示截至2023年9月,我国50岁以上银发上网人群使用微信小程序、电商、短视频平台等均呈现持续增长态势,尤其是短视频平台已成为银发人群与社会链接、参与社会的新工具。据此,将老年人互联网使用内容分为网络社交、网络购物、网络视频三个方面,依据问卷中“是否使用微信”“是否网上购物”“是否看短视频”三个问题生成,是赋值为1,不是赋值为0。
3.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包括老年人的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社会特征。个体特征包括年龄、学历、户籍、养老保险、共产党员和工会成员。家庭特征包括婚姻、饮食、睡眠和锻炼。社会特征包括经济收入、政府评价、官员满意度、人际关系和邻里关系。其中经济收入为“您的收入在本地地位”,1表示很低,5表示很高,1-2赋值为1,3赋值为2,4-5赋值为3;政府评价为“对本县市政府评价”,1表示有很大成绩,2表示有一定成绩,3表示没有多大成绩,4表示没有成绩,5表示比之前更糟了,将4-5赋值为1,3赋值为2,1-2赋值为3;官员满意度为“对本地政府官员的信任度”,0表示非常不信任,10表示非常信任,0-3赋值为1,4-7赋值为2,8-10赋值为3;人际关系为“人缘关系有多好”,0表示最低,10表示最高,0-3赋值为1,4-7赋值为2,8-10赋值为3;邻里关系为“对邻居的信任度”,0表示非常不信任,10表示非常信任,0-3赋值为1,4-7赋值为2,8-10赋值为3。
4.渠道变量
老年人接入互联网的比例较低,其主要原因在于老年人普遍面临着互联网使用障碍,而代际支持能有效弥合老年人面临的数字鸿沟。在老年人使用互联网的过程中,代际支持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促进老年人的互联网使用:一是子代可以通过支持、帮助和代理等方式提高老年人的互联网接入能力。二是子代可以通过见面、互动等方式提升老年人的互联网使用技能。通过这两个途径实现子代对亲代的数字反哺,提升老年人的互联网使用能力,进而促进老年人的身心健康。而代际支持提高老年人的互联网使用技能,主要体现在增加亲子间的见面频率和联系频率,因此本文将代际支持作为渠道变量,以亲子间见面频率与联系频率作为衡量代际支持的指标。CFPS问卷中具体测量了老年人与子女间的见面频率与联系频率。亲子见面频率:“过去6个月经常能见到子女”,根据7种答案类型进行赋值,7赋值为0(无),5-6赋值为1(低),3-4赋值为2(中),1-2赋值为3(高);亲子联系频率:“过去6个月经常通过电话、手机短信、信件或者电子邮件与子女联系”,依然根据7种答案类型进行赋值,7赋值为0(无),5-6赋值为1(低),3-4赋值为2(中),1-2赋值为3(高)。
(三)模型设定
1.基准回归模型
本文以老年人的自理能力和心理健康作为被解释变量yi,由于被解释变量为定序变量,因此选择有序Logit回归模型作为本文的基准模型。以心理健康为被解释变量的方程为例,本文引入决定个体i心理健康的潜变量yi*:
Neti表示核心解释变量,Xi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α1和β1分别为核心解释变量的待估系数和控制变量的系数向量,εi为误差项。假设心理健康yi取值为“0-3”的有序四分类变量:
K1<k2<k3<k4为潜变量的分界点,自理能力为取值“1-3”的有序三分类变量,模型设定与此类似,假设误差项服从逻辑分布,本文构建有序logit回归模型。
2.OLS回归模型
本文再将被解释变量自理能力和心理健康变量均看作连续变量,选择OLS回归模型做进一步的稳健性检验,OLS回归模型设定如下:
α0为截距项,α1为核心解释变量系数,Xi为控制变量,εi为误差项,其余参数设定同前。
3.进一步研究模型
最后,本文验证代际支持是否促进了老年人的互联网使用,建立OLS回归模型:
supi为代际支持,Neti为是否使用互联网,Xi为控制变量,w0为截距项,w1为代际支持的系数,表示代际支持对互联网使用的影响,β2为控制变量的系数向量,εi为误差项。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分析
为更好地基于性别差异视角分析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本文将老年人样本划分为全样本、男性样本和女性样本,依次回归分析其影响的差异。表2至表4分别报告了互联网使用、互联网使用频率和互联网使用内容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
从互联网使用来看,互联网使用对全样本老年人的自理能力具有促进作用,对全样本和女性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具有促进作用。一方面,老年人可以通过互联网与家人和朋友保持良好的沟通,缓解孤独并提高幸福感,这有助于提高老年人的主观健康体征;另一方面,通过智能健康设备和健康管理应用程序可以实时监测老年人的生命体征,这有助于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提高老年人的客观健康体征。从个人特征来看,年龄对老年人的自理能力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不显著,随着老年人年龄的增长,其身体机能逐渐衰退,自理能力下降。学历对老年人的自理能力和心理健康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高学历往往伴随着更优越的生活条件和更好的自我调节能力。拥有城镇户口的老年人自理能力和心理健康状况都更好,城镇户口老年人可以享受更完善、更便利的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城镇社区也拥有更多的社交和互动机会,因而老年人身心健康状况更好。从家庭特征来看,婚姻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老年人的自理能力影响不显著,单身的老年人更容易产生孤独感,因而心理健康情况较差。饮食对老年人身心健康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蛋白质和蔬果的摄入会促进老年人身心健康。睡眠对老年人的自理能力没有显著影响,但有助于帮助老年人在心理上获得健康生活方式带来的满足感。家务劳动带来的锻炼效果提高了老年人的自理能力,但一定程度上也成为心理上的负担。经济收入更高的老年人身心健康状况更好,收入更高的老年人通常可以获得更高质量的医疗保健资源,也更容易产生心理上的优越感和满足感。对政府评价更高的老年人身心健康状况更好,对政府评价更高的老年人对政府提供的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更为认可和满意,这有助于减轻压力和担忧,从而促进身心健康。人际关系和邻里关系更佳的老年人倾向于获得更好的身心健康水平,尤其是对心理健康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从互联网使用频率来看,全样本下的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的自理能力和心理健康均具有促进作用,在适度使用范围内,其总体效益利大于弊。进一步观察发现互联网使用频率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互联网使用频率对男性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均具有正向影响,对女性老年人的身体健康具有正向影响,对心理健康并不显著。由于女性老年人有着更敏感的精神价值和情绪波动压力,这在一定程度上遮掩了其促进作用。
从互联网使用内容来看,全样本下的网络购物对老年人的自理能力和心理健康具有促进作用,网络视频对老年人的自理能力具有抑制作用。进一步观察发现互联网使用内容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网络社交对男性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具有正向影响,对女性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具有负向影响。这也许和社交媒体使用目的的性别差异有关,男性老年人可能倾向于使用社交软件与家人和朋友进行社交联系,而女性老年人更倾向于使用社交软件进行情感分享和经验交流,过度关注他人的情感问题和私生活可能会增加女性老年人的情感压力与焦虑感。网络购物对女性老年人的自理能力和心理健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仅对男性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具有正向影响。日常生活中,女性老年人通常承担着照顾家庭和购物的角色,而网上购物方便快捷、性价比高,更容易产生满足感和幸福感,因而有利于促进女性老年人的身心健康。网络视频对男性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女性老年人影响不显著,长时间观看网络视频可能导致男性老年人陷入“数字沉迷”而不能自拔,加剧视觉、听觉等方面的健康风险,同时,老年人相对更低的判断能力难以有效识别视频质量,长时间沉迷容易加剧心理健康风险。
(二)稳健性检验
1.更换回归模型
本文基准回归采用了有序Logit回归模型,选择这一模型的主要依据是考虑本文变量类型为多分类离散变量。为了进一步检验模型设定偏误的影响,本文考虑将最小二乘估计作为稳健性检验。首先,最小二乘估计在数据分布和独立性要求上与Logit回归一致;其次,最小二乘估计有助于考虑变量之间潜在的线性关系;最后,考虑本文变量选取多为分类变量,无极端异常值存在,基于残差平方和最小的估计准则可以得到较为客观的平均处理效应。综上所述,本文采用最小二乘估计(OLS)替换有序Logit回归模型作为稳健性检验。表5至表7报告了最小二乘估计的结果,可以发现互联网使用和使用频率对老年人自理能力与心理健康的促进作用仍然成立。进一步观察互联网使用内容,网络社交、网络购物和网络视频系数的显著性与基准回归保持一致,互联网使用、使用频率及使用内容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具有性别差异依然成立,初步印证了所得结论的稳健性。
2.倾向得分匹配
在本文样本选择中,我们只能得到已经使用互联网的老年人的健康状况,无法得到已经使用互联网的老年人没有使用互联网的健康状况,即反事实情况。线性关系虽然在变量关系上表示更为直观,但倾向得分匹配也为从非线性角度考虑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对最小二乘估计结果做了进一步的补充。本文倾向得分匹配基于卡尺内K近邻匹配和核匹配方法再次验证互联网使用影响老年人健康的性别差异。表8显示倾向得分匹配后的控制变量标准偏差多小于5%,且倾向得分匹配后变量的实验组-控制组差异均不显著,自选择偏误得到有效缓解,平衡性检验通过。
表9报告了倾向得分匹配后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健康性别差异的影响,即平均处理效应(ATT)。可以发现全样本、男性样本和女性样本的互联网使用系数均显著,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保持一致,进一步验证了所得结论的稳健性。同时,在克服样本自选择偏误的基础上,倾向得分匹配得到的平均处理效应系数较基准回归有一定程度的膨胀,侧面印证了倾向得分匹配的必要性。
(三)进一步研究:代际支持能否弥合数字鸿沟?
当老年人面临互联网使用问题时,向子女求助往往是其第一选择。因此,帮助老年人有效跨越数字鸿沟,代际支持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一方面,子女通过帮助和代理等形式有效增加了老年人的互联网接入频率,提升了老年人的互联网接入能力,克服了老年人出于主观意愿不强、客观能力受限导致的互联网接入难题;另一方面,子女在帮助老年人提高互联网接入频率的过程中,也间接培育了老年人的数字化素养,提升了老年人的自主使用互联网能力,丰富其互联网使用技能,从而实现子代对亲代的数字反哺,有效弥合老年人数字鸿沟,进而促进老年人身心健康水平的提高。同时,子女代际支持虽然在提升老年人数字化能力,促进老年人使用互联网方面具有实际意义,但在老年人互联网使用内容的选择上作用相对有限,换言之,老年人的互联网使用内容更多地受其自身主观意愿和兴趣爱好影响。因此,本文在此未进一步考虑其使用内容差异。
表10第(1)列报告了代际联系支持与互联网使用关系的实证结果。可以发现代际联系支持促进了老年人的互联网使用,有效克服了老年人因主观意愿不强导致的数字鸿沟。一方面,代际联系通过数字反哺提高了老年人的数字化能力,增加老年人互联网使用的接入频率,引导其实现互联网多功能应用与自理能力的有效衔接;另一方面,代际联系通过数字红利引导老年人培育提高其自理能力的自主意识,有助于子女引导老年人通过自主的互联网学习增强其生活技能和自理能力。因此,代际联系弥合了老年人数字鸿沟,有效支持了老年人通过互联网使用提高其自理能力。
表10第(2)列报告了代际见面支持与互联网使用关系的实证结果。可以发现代际见面支持促进了老年人的互联网使用,克服了老年人因客观能力缺陷导致的数字鸿沟。受文化程度和认知能力等多种因素影响,老年人对互联网使用的自我学习能力下降,通过代际联系提升老年人互联网使用能力的效果可能不佳。因此,有必要通过代际见面提升其互联网使用的支持能力。一方面,代际见面可以提供亲子互动和情感支持,增加老年人的幸福感和满意度,积极影响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另一方面,代际见面还可以提供互联网接入和使用的亲子教学,帮助老年人通过互联网使用拓宽其精神愉悦的方式和渠道,提升其心理健康的自我调节能力。因此,代际见面有效弥补了代际联系的不足,进一步帮助老年人真正跨越数字鸿沟,有效支持老年人通过互联网使用提升其心理健康水平。
五、结论与建议
当前,数字化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普及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提供了重要推动力,数字技术使用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值得深入研究。本文基于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有序Logit回归、OLS回归和倾向得分匹配模型,分析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自理能力和心理健康的影响,并探究其中的性别差异,最后分析了互联网使用影响老年人健康过程中代际支持所发挥的作用。总体得到以下四点结论:
第一,互联网使用及使用频率对老年人健康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这一促进效应对老年人自理能力和心理健康均成立。值得关注的是老年人的互联网使用仍然存在较高的接入障碍,本文4516名受访者中仅有21.7%的老年人接入互联网,由此可见绝大部分老年人并未享受到互联网使用为老年人健康所带来的积极影响。
第二,互联网使用内容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具有显著的性别差异。网络社交功能对男性老年人心理健康具有正向影响,对女性老年人健康具有负向影响;网络购物功能对女性老年人健康具有正向影响,对男性老年人心理健康具有正向影响;网络视频功能对男性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具有负向影响。现实生活中,男性老年人可能更倾向于使用网络社交功能进行交流,而女性老年人可能更倾向于面对面交流。因此,网络社交功能可能会增加男性老年人的社交活动,从而提高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女性老年人通常负责操持家庭生活,使用网络购物功能容易使女性老年人产生满足感、成就感,进而促进了其身心健康水平;男性老年人更倾向于使用网络视频功能,容易引起睡眠质量下降等问题,而长时间观看网络视频还降低了男性老年人的社会参与,进而影响了男性老年人的身心健康。
第三,代际联系支持促进了老年人互联网使用,提升了老年人身体自理能力。代际联系支持可以通过强化训练、社交互动等多渠道提升老年人使用互联网的主观意愿,实现子代对亲代的数字反哺,增强老年人的数字化能力,培育老年人使用互联网的自主意识,协同促进老年人自理能力的提升。
第四,代际见面支持促进了老年人互联网使用,提升了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代际见面支持主要通过经验分享、情感支持等渠道克服老年人使用互联网的客观障碍,通过帮助、代理等方式提升老年人的互联网接入和使用能力,丰富老年人获得精神愉悦和情感支持的渠道,促进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的提高。
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以下四点对策建议:
第一,营造良好的老年数字接入环境,提升老年人互联网接入能力。政府在政策制定与实施层面要充分考虑老年群体的互联网参与状况,加强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尤其应扩大互联网在农村和偏远地区覆盖面,努力为老年人互联网接入提供基础保障。同时,政府可以为老年人提供免费或优惠的互联网设备或服务,降低老年人互联网接入障碍。
第二,构建老年友好型的数字社会,提升老年人互联网使用能力。政府应积极组织开展线下互联网使用培训,以社区为阵地宣传互联网使用相关知识,组织志愿者入户宣讲等,在老年群体中广泛普及互联网相关知识,拓宽老年人互联网应用程序使用范围,提升老年人互联网使用技能,充分发挥互联网对老年人健康的积极作用,提高老年人健康水平。
第三,关注不同性别群体老年人差异,精准把握老年人差异化使用需求。互联网企业应切实承担起社会责任,根据不同性别老年人需求研发相关功能,分别打造适合男性老年人和女性老年人的适老化应用产品,差异化提供男性老年人和女性老年人使用模式,便捷化产品使用方式;社区层面可以组织互助小组或社区活动,让老年人相互交流和分享互联网使用经验,减缓老年人对互联网技术的焦虑和抵触情绪,提升老年人的互联网获益率。
第四,倡导互联网使用的代际支持,发挥亲子沟通的数字反哺效应。社会层面,通过媒体、公益组织等途径,倡导全社会关注和支持数字反哺,让人们意识到子代为亲代提供数字反哺的价值和意义。家庭层面,鼓励子女与父母共同参与数字活动,关注互联网知识与技能的传递,强化数字反哺的作用,提升老年人的互联网使用能力和水平,给予老年人在数字养老方面的支持,促进老年人的身心健康。
参考文献
消息来源:王胜今,董鸿女.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研究——基于性别差异和代际支持的视角[J].人口学刊,2024,46(02):77-92.、智慧养老研究等。内容仅做学术分享之用,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若涉及侵权等行为,请联系我们删除,万分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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