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分享】低保计划对青少年学业成绩的影响：来自中国七年级学生的证据

      今天为大家推介的是来自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博士研究生董志荣、蒋凌和韩华为教授近期发表在JAPP的文章《低保计划对青少年学业成绩的影响：来自中国七年级学生的证据》（ The effects of Dibao programme on adolescent academic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seventh-grade students in China）。

      这项研究调查了中国的低保计划（Dibao），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现金转移计划之一，对青少年学业表现的影响。利用中国教育面板调查的数据，并结合倾向得分匹配和双重差分方法，研究发现低保参与对青少年学业表现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影响在城市青少年、男孩以及与父母同住的青少年中更为显著。研究还识别了低保参与可以改善学业表现的三种潜在机制：增加家庭在教育上的货币投资、增加父母在教育上的时间投入以及增强青少年的内在动机。研究结果表明，像低保这样的现金转移计划可以对贫困家庭青少年的人力资本产生积极影响，对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政策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董志荣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蒋凌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韩华为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中国的低保是世界上最大的现金转移项目之一，是“最后的安全网”。然而，关于低保对儿童教育成果的影响及其机制的证据仍然有限。本研究利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的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和双重差分（PSM-DID）相结合的方法，检验了中国低保参与度与青少年学业成绩之间的关联，并探讨了这种关系中的潜在影响机制。研究结果显示，低保对青少年学业成绩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低保对城市青少年、男孩和与父母同住的青少年学业成绩的正向影响更强。参加辅导班、辅导班费用、与父母沟通的频率、家校沟通、学习态度和对未来的自信是低保参与度与青少年学业成绩关系的重要影响渠道。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像中国低保这样的现金转移计划可以超越社会保障网，实现收支平衡。低保在提高贫困家庭青少年人力资本方面的潜在作用对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政策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China’s Dibao is one of the largest cash transfer programmes in the world, serving as a ‘last safety net’. However, evidence regarding

the effect of Dibao on children’s educational outcomes and its mechanisms remains limited. Using data from the China Education Panel Survey (CEPS) and employing a combined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and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PSM-DID) approach,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Dibao participation and adolescent academic performance in China and explored the potential influence mechanisms in this relationship.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Dibao had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s on adolescent academic performance. Moreover,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Dibao on academic performance were stronger among urban adolescents, boys and adolescents living with their parents. Attending remedial class, expenditure of remedial class, frequency of communication with parents, having home-school communication, attitudes towards learning, and self-confidence about the future were important influence channel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bao participation and adolescent academic performance. Our findings suggest that cash transfer programmes such as China’s Dibao can go beyond the safety nets to make ends meet. Dibao’s potential role in boosting adolescents’ human capital in poor families provides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policy reform in China as well as in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本文考察了低保影响青少年学业成绩的三种主要机制。第一种是基于人力资本理论的货币投资机制。Becker-Tomes模型假设利他主义的父母在利他主义的背景下表现出对子女未来的深切关注，并对子女进行投资（Becker & Tomes，1986）。接受福利项目的现金援助可以增加家庭经济资源，提高父母的监护程度，这两者都有助于增加对儿童教育的货币投资。

假设1a：低保参与增加了家庭对教育的货币投资，从而提高了青少年的学业成绩。

      第二个是父母的时间投资机制，关注父母在日常生活和教育中陪伴孩子的时间。家庭投资模型认为家庭收入通过资源配置影响青少年的发展，包括父母陪伴孩子的时间等时间资源（Becker，2009）。因此，高收入父母更有可能参与家长会（Hornby & Lafaele，2011），并更加关注亲子沟通（Hill & Taylor，2004；Turney & Kao，2009；Yoder & Lopez，2013）。

假设1b：低保导致家长在子女教育上投入更多时间，进而提高青少年的学业成绩。

      第三是内部动机机制，反映的是本研究中青少年追求更高分数和更好未来的内在驱动力。生物生态系统理论解释了影响儿童发展结果的多种环境，其中家庭环境是最重要的环境环境之一（Bronfenbrenner，1979）。经济压力造成的家庭困境会对儿童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具体而言，经济负担沉重的家庭更有可能是一个充满冲突和负面情绪的地方，如抑郁和焦虑（Masarik & Conger，2017），从而成为培养和维持青少年追求更高学业成果的内在动机的障碍（Johnson et al.，2019；Qi & Wu，2020；Simons et al.，2016）。根据生物生态系统理论，通过缓解经济困难来改善家庭环境将是促进发展进程的有效方法。在低保背景下，接受现金转移可能有助于改善家庭环境，放松青少年的内在约束，并最终帮助他们取得更好的教育成绩。

假设1c：低保参与对青少年的内在动机产生积极影响，从而提高他们的学业成绩。

如图 1 所示，考虑到上述三种机制，作者提出了第四个假设：

假设 1d：低保对青少年的学业成绩有积极影响。

      本文还探讨了不同亚群中低保对青少年学业成绩影响的异质性，特别关注城乡差距、性别差异和生活安排差异。

      低保计划在福利水平和实施过程方面表现出城乡之间的显著差异。一方面，城市低保通常比农村低保提供更高的现金补贴。与农村低保相比，城市低保更高的财政支持可能对青少年的学业成绩产生更大的影响。另一方面，低保教育效果的城乡差异可以归因于低保实施过程的差异。在城市环境中，经济状况调查程序更加标准化，更加注重尊重个人隐私，这有助于减少与领取低保过程相关的福利耻辱感。相反，在农村地区，低保的申请过程总是涉及广泛的筛选和公众监督，这往往会强化福利耻辱感，削弱低保的积极教育作用（Chan et al.，2022；Li & Walker，2017）。

假设2a：低保对青少年学业成绩的积极影响在城市地区大于农村地区。

      低保影响的性别差异可以从文化根深蒂固的规范和对污名敏感性的性别差异中理解。在中国，重男轻女显著影响家庭内部的资源分配，导致教育资源不均衡地分配给男孩（Huo et al., 2020 ）。因此，当家庭通过领取低保福利来释放经济压力时，男孩可能比女孩获得更多的教育支持，从而导致男孩的学业成绩提高更多（Huo et al., 2023 ）。此外，研究表明，女孩对社会污名更敏感（Kawachi & Berkman, 2001; Piccinelli & Wilkinson, 2000 ），包括与福利相关的污名（Huo et al., 2020; Kilburn et al., 2016; Rock et al., 2016 ），这可能会削弱低保对她们学业成绩的积极影响。因此，低保对女孩的教育效果可能不太明显。

假设2b：低保对提高男孩学业成绩的作用大于女孩。

      根据社会资本理论，居住安排是家庭内部社会资本的重要形式，主要促进家庭经济资源和父母人力资本转化为子女的教育资产（Coleman，1988）。当父母与子女同住时，他们往往更加重视教育，这对子女的教育发展有积极影响（Ma et al.，2016；Wilder，2014）。因此，对于低保受助家庭来说，父母直接参与子女的教育，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低保福利的有效性。

假设2c：低保对提高与父母同住的青少年学业成绩的作用比不与父母同住的青少年更大。

      在本文中，作者使用了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前两轮的数据。CEPS 的基线调查是在 2013-2014 学年进行的，包括 10,279 名七年级学生和 9,209 名九年级学生。第二轮数据收集于2014-2015学年，仅追踪基线期的七年级学生，因为九年级学生在基线调查后已从之前的中学毕业。本研究关注基线期的七年级学生子样本，并在实证分析中使用前两轮的纵向数据。CEPS采用以学校为基础的分层抽样设计，概率与规模成比例，使子样本能够代表全国七年级学生的总体。CEPS提供的全面的多层次信息和两轮纵向数据使我们能够应用更严格的实证方法来评估福利参与对青少年学业成绩的影响。

因变量

      本研究中的因变量是青少年在三个主要科目中的平均标准化考试成绩。CEPS 直接从学校的学术院长或班主任那里收集了语文、数学和英语科目的期中考试成绩，这些成绩是由学校提供的，而不是青少年自己报告的，因此具有很高的可靠性。为了使青少年的学业成绩测量在不同学校之间具有可比性，CEPS 团队已经在基线对每个学校队列中的分数进行了标准化，将平均值设为 70，标准差 (SD) 设为 10。

关键自变量

      自变量是一个二元指标，描述样本青少年是否领取低保。青少年的父母回答了CEPS家长问卷中的“你家是否领取低保？”问题。我们根据这个问题的答案来确定青少年的福利参与状况，将家庭领取低保的青少年赋值为1，将家庭未领取低保的青少年赋值为0。

机制变量

      CEPS提供了六个变量来研究三种可能的机制。首先，作者使用CEPS家长问卷中的两个变量来捕捉父母货币投资机制。一个是虚拟变量，表示青少年在调查学期是否参加辅导班，另一个是连续变量，用来衡量参加辅导班的总支出。其次，作者使用亲子沟通频率和父母是否主动联系老师来研究父母时间投资的机制。第三，我们采用了两个与青少年学习态度和对未来的自信相关的单项测量来捕捉青少年的内部动机机制。一是使用CEPS家长问卷中“您总体上如何评价孩子的学习态度？”问题的答案来测量青少年的学习态度。二是使用CEPS学生问卷中“你对自己的未来有信心吗？”问题的答案来测量青少年对未来的自信程度。

控制变量

      作者还控制了同时影响低保参与度和青少年学业成绩的个人、家庭和社区层面的变量以及一组地区虚拟变量。青少年的特征包括性别、民族（即少数民族或汉族）、自评健康状况（即差、一般或好）、是否有残疾、是否与父母同住（即与父亲和母亲同住、只与母亲同住、只与父亲同住或既不与父亲也不与母亲同住）、标准化认知能力得分和户口类型（户口，即城市或农村）。家庭特征包括 18 岁以下子女数量（即 1、2 或 3+ 个）、父母的最高受教育程度（即小学或以下、初中和高中或以上）、父母是否是共产党员、家庭是否有电脑、家庭自我报告的经济状况（即贫困、平均或富裕）、家庭是否有一些长期护理需求、家庭是否有自来水以及家庭是否有私人厕所。社区特征包括社区是否有公共交通、幼儿园和卫生诊所。

分析策略

      本文使用PSM-DID方法来识别低保参与对青少年学业成绩的影响。具体来说，本文通过以下三个步骤识别影响。第一步，利用青少年、家庭和社区的丰富特征，在逻辑回归模型中预测领取低保的概率（即倾向得分）。作者设定2013-2014学年为基线期，2014-2015学年为干预期。因此，干预期组包括基线期未领取低保、干预期领取低保的青少年。相比之下，对照组包括基线期和干预期均未领取低保的青少年。鉴于实践中总是使用t-1期的一系列多层次特征来确定t期的低保资格，作者根据基线期的这些特征来预测干预期领取低保的概率。与以前的研究类似，本文使用逻辑回归模型来预测倾向得分。回归模型如公式（1）所示：

      第二步，基于估计的倾向得分，我们采用半径匹配法（caliper = 0.01）将每个受助者与非受助者进行匹配，构建反事实模型。我们限制了属于共同支持区域的青少年，并测试匹配的特征变量在干预组和对照组之间是否均匀分布。此外，我们还采用了另外两种匹配方法，即K最近邻匹配（k = 10，caliper = 0.01）和核匹配（normal，bwidth = 0.01），以检验主要结果的稳健性。

      第三步，根据公式（2）估计基于PSM-DID的低保参与平均治疗效果：

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 1 列出了 PSM 前实验组（低保组）和对照组（非低保组）的三项学业成绩指标和六个机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以学校平均标准化考试成绩和是否在一门或多门学科上取得良好成绩为衡量标准，两组青少年在第二波实验中的学业成绩普遍低于上一波实验。同时，非低保组青少年学业下滑的挑战比低保组更为明显。两项学业成绩指标的 DID 效应分别为 0.12（-0.07-（-0.19）= 0.13）和 0.03（-0.03-（-0.06）= 0.03）。此外，与两组青少年相比，第二波实验中与金钱和时间投资相关的机制变量均比上一波实验有所增加。这些有启发性的发现促使我们进一步研究低保参与对学业成绩的因果影响。

参加低保对青少年学业成绩的影响

      表2报告了全样本参加低保对青少年学业成绩影响的PSM-DID估计结果。基于半径匹配，我们发现参加低保对学校层面平均标准化考试成绩的PSM-DID效应为0.28，统计学显著性为0.05。参加低保对班级层面平均标准化考试成绩和在一门或多门科目中取得良好成绩的效应分别为0.28（统计学显著性为0.1）和0.08（统计学显著性为0.01）。这些影响表明参加低保提高了青少年的学业成绩。

      参加福利对提高青少年学业成绩的影响可能因亚群体而异。因此，我们需要检验参与低保的教育效应是否会因不同的社会背景和亚群体特征（如户口状况、性别和居住安排）而有所不同。表3展示了这些亚群体的PSM-DID估计结果。这些研究结果表明，参与低保对青少年学业成绩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影响。基于半径和核匹配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参与低保对城市青少年、男孩和与父母同住的青少年的学业成绩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相比之下，在他们各自的对应群体，即农村青少年、女孩和不与父母同住的青少年中，这种影响的幅度相对较小，变得不显著。

低保与青少年学业成绩关系的影响机制

      表4给出了低保对三类机制变量影响的PSM-DID估计值。第一，上面板显示了低保对两项货币投资指标的估计处理效应。我们发现，低保与参加辅导班的可能性增加5%以及辅导班费用增加204.41元相关，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第二，中面板报告了低保对两项父母时间投资指标的估计处理效应，结果表明，领取低保能够增加亲子沟通的频率（在1%的水平上显著），并使父母更有可能参与家校沟通（在5%的水平上显著）。第三，下图展示了低保对青少年内部动机两项指标的估计处理效应，结果表明领取低保对青少年的学习态度（在 5% 水平上显著）和对未来的自信（在 1% 水平上显著）产生了积极影响。

      作者进一步基于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了这些机制变量与青少年学业成绩之间的相关性。表5的结果显示，所有六个机制变量都与青少年的学业成绩呈正相关。具体而言，时间投入（以参加补习班和补习班费用衡量）与标准化考试成绩之间的正相关具有统计学意义（分别在1%和5%的水平上显著）。对学习持积极态度和对未来充满信心的青少年也表现出明显更高的学业成绩（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父母的时间投入（以与父母沟通的频率和在家上学的频率衡量）与学业成绩呈正相关，但这种关联并不具有统计学意义。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因果关系的反向，其中一些机制变量可能是内生的。父母可能会增加金钱和时间投入以应对孩子的糟糕学业成绩，这是有道理的。因此，表 5 中的结果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因果关系，需要谨慎解读。

      本研究利用中国教育跟踪调查（CEPS）的全国纵向调查数据，采用PSM-DID组合方法，考察了低保对青少年学业成绩的影响，研究了这种关系中的潜在影响机制。此外，本文探讨了低保对青少年学业成绩的影响是否因不同亚群而异，包括城乡差距、性别和居住安排模式。本研究的主要发现如下：

      首先，本文发现低保对青少年学业成绩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次，本文的异质性分析表明，低保对城市青少年学业成绩的影响是正向的，而这种影响在农村青少年中并不显著。按性别进行的亚组分析显示，低保对学业成绩的积极影响只对男孩显著，对女孩不显著。此外，基于居住安排的亚组分析显示，在与父母同住的青少年中，参加低保与学业成绩的提高显著相关，而在不与父母同住的青少年中，这种关联在统计上并不显著。第三，机制分析表明，货币投资、父母时间投资和青少年的内在动机是低保参与与学业成绩提高之间关系的三个重要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