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分享】青年获得感的现状及其社会政治效应——基于CSS2021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依据202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从时空视角分析了青年获得感的现状、特征及其社会政治效应，研究发现青年的纵向获得感呈上升趋势，总体处于较高水平。其中，青年家庭维度的纵向获得感高于青年个人维度的纵向获得感，预期获得感高于实际获得感。青年的横向获得感整体上处于相对偏低水平，呈现出“近高远低”的差序格局，我们用“差序获得感”这一新概念来指称这一现象。青年家庭维度的纵向获得感对青年社会公平感、政府绩效评价和政府信任都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对社会公平感和政府信任产生的效应，家庭纵向获得感大于横向获得感；对政府绩效评价产生的效应，横向获得感大于家庭纵向获得感。青年个人维度的纵向获得感对青年社会公平感、政府绩效评价和政府信任没有显著影响。对社会公平感和政府绩效评价的效应，横向远距获得感大于横向近距获得感。对政府信任的效应，横向近距获得感大于横向远距获得感。研究结果一方面为我们正确认识和评价青年获得感的现状及其特征提供了新的概念工具和经验证据；另一方面，为我们通过提高青年获得感来提升青年正向的社会政治态度，进而巩固党执政的青年群众基础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循证决策依据。

关键词： 获得感；差序获得感；社会政治效应；社会公平感；政府绩效评价；政府信任

文章来源：《中国青年社会科学》

2024年第6期

2015年2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上首次提出“获得感”这一极具中国特色的概念。2016年2月，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一次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要把是否给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作为改革成效的评价标准。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要“让人民有更多、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截至2024年11月12日，人民数据库的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数据库中，“获得感”已被提及472次。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强调要“让青年有更多获得感”。获得感是“以人民为中心”这一根本宗旨的现实体现。

那么，当代青年的获得感现状如何？青年获得感是否会产生社会政治效应？青年获得感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政治效应？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既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又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文献探讨与研究设计

（一）文献探讨

学术界对获得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获得感的概念内涵与测量、现状与影响因素及其后果三个方面。

第一，获得感的概念内涵与测量。主要有两种视角：第一种是内容视角。这一视角主要从获得感的内容角度来界定与测量获得感。具体可归纳为四种主要情况：一是从经济获得感、政治获得感与民生获得感三个方面来对获得感进行测量；二是从社会发展获得感、民生改善获得感、自我实现获得感三个方面（共11个题目）对获得感进行测量，采用正向7点计分；三是从个人发展感、社会安全感、社会公正感和政府工作满意度四个维度对获得感进行测量；四是通过对劳动就业、基础教育、医疗卫生、住房保障和社会保障五个方面的评价来测量获得感，聚焦民生获得感，采用1-10分计分法。第二种是时空视角。从时间和空间两个视角，将获得感划分为纵向获得感和横向获得感。纵向获得感测量的是与过去相比社会经济状况的变化情况，横向获得感是与其他人群相比生活水平的高低情况。纵向获得感通过询问公众与五年前相比家庭经济状况的改变情况来进行测量，横向获得感通过让公众与亲戚、同学、同事、邻居、本省公众、全国公众的生活水平进行比较来进行测量，采用李克特五点计分法。

第二，获得感的现状与影响因素。研究结论是：公众的获得感处于较高水平，获得感变化呈上升趋势，并呈现“纵向获得感”大于“获得感”大于“横向获得感”的稳定模式。主要用五个因素来解释获得感的水平高低，一是政治参与；二是公共服务；三是社会保障；四是社会阶层流动；五是就业质量。

第三，获得感的后果。一是个人维度的后果，主要是：获得感对生活满意度、幸福感、生育意愿等具有显著影响。二是社会政治维度的后果，主要是：获得感对社会信心、政府信任、政治支持等具有显著影响。

目前，有关青年获得感的研究不多，主要涵盖了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青年获得感的概念内涵与测量。主要有两种视角：第一种是内容视角。这一视角主要从获得感的内容角度来界定和测量获得感，具体可归纳为三种情况：一是从公共服务获得感、客观实在获得感和相对比较获得感等方面对获得感进行测量；二是从当事人对就业问题解决、民主参与、教育公平、社会治安、食品安全等方面的评价和感受来测量获得感，采用李克特五点计分法；三是从获得内容、获得体验、获得环境、获得途径、获得共享五个方面（共14个指标）来对获得感进行测量，采用李克特七点计分法。第二种是时空视角。这一视角主要通过让当事人比较目前个人和家庭的社会经济状况与过去五年相比有无提升来测量纵向获得感，通过让当事人比较与亲属、教育程度相同的同学、同事、邻居/同村人、本县/市、本省的人和全国的人的生活水平高低来测量横向获得感。

第二，青年获得感的现状与影响因素。研究结论是：青年获得感处于中等偏上水平；青年获得感主要受到住房资产、社会流动感知、互联网使用、社会经济保障等因素影响。

第三，青年获得感的后果。一是个人维度的后果,主要是青年获得感对生活满意度有显著影响。二是社会政治维度的后果,主要是青年获得感正向影响政治信任和政党认同。

然而，学术界关于青年获得感的研究存在以下两点局限和不足。

一是关于青年获得感的研究，目前只从获得感的内容视角研究了青年获得感的现状及群体差异，没有从完整的时空视角研究青年获得感的现状和特征。而从时空视角研究青年获得感非常重要。这是因为，从社会比较理论视角来看，人们的获得感是由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作为参照系的。以时间作为参照系对主体客观所得的主观评价，形成了纵向获得感；以横向不同空间距离的他人作为参照系对主体客观所得的主观评价，形成了横向获得感。目前鲜有时空视角研究，在代表时间维度的纵向获得感方面，缺少面向未来的预期获得感，不能完整反映青年获得感的现状和特征。

二是缺乏关于青年获得感的社会政治效应的系统研究。目前仅涉及青年获得感对政治信任、政党认同的研究，还没有就青年获得感对社会公平感和政府绩效评价的影响展开研究，而研究获得感对这两个因变量的影响，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这是因为，社会公平感是公民对社会公平正义程度的直观感受，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公平、正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政府绩效评价是考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视角或指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和立场，决定了人民是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及其状况的最终评判者。

为了弥补已有研究的缺陷和不足，本研究依据202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从完整的时空视角来研究青年获得感的现状以及它对青年社会公平感、政府绩效评价和政府信任等社会政治态度所产生的社会政治效应。

（二）理论视角与研究假设

1. 理论视角

本研究选取了两个理论视角。一是时空理论视角。这一理论视角分别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对青年获得感进行测量与描述分析。二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经典理论视角。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更为具体地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政治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一个基本原理。“社会存在决定政治文化，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观的根本观点。这其中不仅揭示了政治文化的本质特征，而且揭示了政治文化研究的科学方法。”青年的社会政治态度属于政治文化范畴，它反映青年的社会存在，被青年的社会存在所决定。其中，青年的客观利益获得与受损情况，是一个重要的客观存在，必然对青年的社会政治态度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这是因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目前，学术界已有学者研究了利益受损与否对中国中产阶层社会政治态度的影响，结果显示，利益受损对中产阶层的社会公平感和政府工作评价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本研究则从利益获得的视角来研究利益获得对青年社会政治态度的影响。

2.研究假设

基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经典理论，我们提出本研究的理论假设或理论命题：作为能够体现青年社会经济状况之主观感受的青年获得感，对青年的社会公平感、政府绩效评价、政府信任等重要的社会政治态度，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

本研究的具体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三）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202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以下简称CSS2021）。CSS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于2005年发起的一项全国范围内的连续性抽样调查项目，具有较好的数据公信力与社会声誉。CSS2021完成了覆盖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592个村居的入户调查工作，收集合格调查问卷10136份。根据本文的研究需要，保留18-35岁的青年样本2684份。

（四）变量测量

1.自变量——获得感的测量

参照王浦劬、季程远等学者的做法，我们将获得感划分为纵向获得感与横向获得感两个维度。王浦劬的纵向获得感仅为家庭维度的纵向获得感，我们进一步将纵向获得感区分为个人维度的纵向获得感和家庭维度的纵向获得感两个子维度。

（1）个人维度的纵向获得感包含纵向实际获得感和纵向预期获得感两个指标（以下简称个人实际获得感和个人预期获得感）。通过“您认为目前您本人的社会经济状况在本地大体属于什么水平？”（D4a）“您认为五年前，您本人的社会经济状况在本地大体属于什么水平？”（D4b）“您认为五年后，您本人的社会经济状况在本地大体属于什么水平？”（D4c）三个问题进行测量，将“差很多”“差一些”“中等”“还可以”“很好”五个回答分别赋值为1-5分。用D4a减去D4b，得到个人实际获得感得分，差值小于0记为-1分，代表社会经济状况下降了，差值等于0记为0分，代表社会经济状况没变化，差值大于0记为1分，代表社会经济状况上升了。同理，用D4c减去D4a，得到个人预期获得感得分。

（2）家庭维度的纵向获得感包含纵向实际获得感和纵向预期获得感两个指标（以下简称家庭实际获得感和家庭预期获得感）。选取“您认为您目前的家庭经济状况，与五年前相比，是好了很多、好了一些、没变化、差了一些，还是差了很多？”（D4d）和“想想五年后，您估计您那时候的家庭经济状况会比现在好很多、好一些、没变化、差一些，还是差很多？”（D4e）两个问题进行测量，将“好（了）很多”和“好（了）一些”记为1分，表示家庭经济状况有好转，“没变化”记为0分，表示家庭经济状况没变化，将“差（了）一些”和“差（了）很多”记为-1分，表示家庭经济状况变差。两者分别代表家庭实际获得感和家庭预期获得感。在做回归分析时，对个人和家庭两个维度的纵向获得感按照有无提升（无提升包括没变化和下降）做进一步的划分，分别赋值为1和0分，1分代表有纵向获得感，0分代表无纵向获得感。

（3）横向获得感通过被调查者与“亲戚”“邻居/同村人”“本县/市的人”“本省的人”“全国的人”生活水平的比较（D4f）进行测量。对“差很多”“差一些”“差不多”“好一些”“好很多”分别赋值为1-5分。五个题项的克隆巴赫系数值为0.801，信度高。KMO的值为0.743，Bartlett球形检验结果显著（p<0.001），适合做探索性因子分析。对上述五个指标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旋转方法选取方差最大法，抽取两个因子：在第一个因子上，“本县/市的人”“本省的人”“全国的人”因子负载高，因子负载值在0.727-0.894之间，我们将其命名为横向远距获得感；在第二个因子上，“亲戚”“邻居/同村人”因子负载高，因子负载值在0.828-0.848之间，我们将其命名为横向近距获得感。两个因子值分别作为横向远距获得感和横向近距获得感变量的得分值。

2.因变量的测量

（1）社会公平感通过“公民实际享有的政治权利”（F3a_2）、“司法与执法”（F3a_3）、“公共医疗”（F3a_4）、“工作与就业机会”（F3a_5）、“财富及收入分配”（F3a_6）、“养老等社会保障待遇”（F3a_7）、“城乡之间的权利、待遇”（F3a_8）七个指标进行测量。“高考制度”（F3a_1）这一领域公平与总体社会公平的相关程度较低（相关系数为0.2521），删除该指标。采取李克特五点计分法，将“很不公平”“不太公平”“一般公平”“比较公平”“非常公平”分别赋值为1-5分（“不好说”视为“一般公平”，赋值3分）。七个题项的克隆巴赫系数值为0.840，信度高。KMO的值为0.848，Bartlett球形检验结果显著（p<0.005），适合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对七个指标做探索性因子分析抽取一个因子，七个指标在该因子上的负载在0.676-0.758之间，用因子值作为社会公平感变量的得分值。

（2）政府绩效评价通过“提供医疗卫生服务”（G3a_1）、“为群众提供社会保障”（G3a_2）、“保护环境，治理污染”（G3a_3）、“保障公民的政治权利”（G3a_4）、“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G3a_5）、“廉洁奉公，惩治腐败”（G3a_6）、“依法办事，执法公平”（G3a_7）、“发展经济，增加人们的收入”（G3a_8）、“扩大就业，增加就业机会”（G3a_9）、“政府信息公开，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G3a_10）、“有服务意识，能及时回应百姓的诉求”（G3a_11）、“提供优质教育资源，保障教育公平”（G3a_12）、“保障食品药品安全”（G3a_13）、“丰富群众文体活动，发展文化体育事业”（G3a_14）共十四个指标进行测量。采取李克特五点评分法，“很不好”“不太好”“一般”“比较好”“非常好”分别赋值为1-5分（“不好说”视为“一般”，赋值3分）。十四个题项的克隆巴赫系数值为0.930，信度很高。KMO的值为0.950，Bartlett球形检验结果显著（p<0.001），适合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对十四个指标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抽取一个因子，十四个指标在该因子上的负载在0.647-0.780之间，用因子值作为政府绩效评价变量的得分值。

（3）政府信任通过对“中央政府”（F1a_1）、“区县政府”（F1a_2）、“乡镇政府”（F1a_3）、“法院”（F1a_9）、“公安部门”（F1a_10）五个指标的信任程度进行测量。采取李克特五点评分法，将“很不信任”“不太信任”“一般信任”“比较信任”“非常信任”分别赋值为1-5分（“不好说”视为“一般信任”，赋值为3分）。五个题项的克隆巴赫系数值为0.860，信度高。KMO的值为0.768，Bartlett球形检验结果显著（p<0.005），适合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对五个指标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抽取了一个因子，五个指标在该因子上的负载在0.692-0.865之间，用因子值作为政府信任变量的得分值。

3.控制变量的测量

在研究获得感社会政治后果的文献中，进入回归方程中的控制变量主要有性别［44-47］、年龄［48-50］、民族［51-52］、文化程度［53-54］、政治面貌［55-56］、户籍［57-59］。根据本研究需要，选取以下变量作为控制变量——性别：男性=1，女性=0；民族：汉族=1，少数民族=0；户籍：非农业户口=1，农业户口=0；婚姻状况：已婚=1，未婚=0；有无工作：有工作=1，无工作=0；文化程度：创立两个虚拟变量，D1虚拟变量，高中学历（包括中专、职高）=1，其他文化程度=0，D2虚拟变量，大专及以上学历=1，其他文化程度=0；政治面貌：中共党员或共青团员＝1，非中共党员或共青团员＝0；宗教信仰：有宗教信仰＝1，无宗教信仰＝0；家庭人均收入对数：家庭年总收入（C5a_1）和家庭人口（A1）的比值加1取对数。

（五）分析策略

1.用频率和列联表统计方法，分析青年获得感的现状及其基本特征。

2.用回归分析方法（OLS模型），探讨在控制人口社会等变量后，青年获得感对青年社会公平感、政府绩效评价和政府信任因变量的净作用。

3.采用夏普里值分解方法考察整体获得感及不同维度的获得感对青年社会公平感、政府绩效评价和政府信任等因变量影响的相对重要性。夏普里值分解可以从回归模型中找出各具体因素或各群（组）因素对因变量总体变异的贡献率，进而比较不同具体类型的获得感或整体获得感对各因变量的相对贡献率大小。

青年获得感的现状

（一）青年纵向获得感的现状

1. 青年个人纵向获得感呈上升趋势，预期获得感远高于实际获得感

一方面，从个人实际获得感来看，34.16%的青年认为，与五年前相比，个人的社会经济状况提升了，50.65%的青年认为没有变化，只有15.19%的青年认为下降了，认为上升的比例是认为下降的两倍多。可见，从总体上看，青年个人维度的实际获得感水平较高（见图2)。

另一方面，从个人预期获得感来看，青年对个人未来五年的社会经济状况持乐观态度。60.73%的青年认为五年后本人的社会经济状况将会上升，该比例相较于现在与五年前相比的比例（34.16%）提高了26.57个百分点，35.17%的青年认为不变，只有4.10%的青年认为会下降，下降的比例与实际获得感的下降比例（15.19%）相比，减少了11.09个百分点。可见，青年的个人预期获得感，明显高于青年的实际获得感（见图2）。

2.青年家庭纵向获得感水平较高，预期获得感明显高于实际获得感

一方面，从家庭实际获得感看，有68.76%的青年认为与五年前相比，自己家庭的经济状况有好转，18.45%的青年认为没有变化，认为变差了的只占12.79%，认为变好的比例是认为变差的比例的五倍多（见图3）。

另一方面，从家庭预期获得感看，有82.53%的青年认为未来五年其家庭的经济状况会比现在更好，比现在与五年前相比的比例（68.76%）上升了13.77个百分点，12.88%的青年认为会不变，认为会变差的只有4.59%的青年，认为会变好的比例是认为会变差的比例的18倍左右。可见，青年家庭维度的预期获得感明显高于实际获得感（见图3）。

（二）青年横向获得感

1. 以亲戚和邻居/同村人为参照系的横向近距获得感较高

有六成左右的青年认为与亲戚或邻居/同村人相比，彼此生活水平差不多，认为“等于”的比例分别占59.58%和62.40%，认为“高于”和“低于”他们的比例基本持平（见图4）。

2.以陌生人为参照系的横向远距获得感较低

随着比较参照系从亲戚和邻居/同村人转移到“本县/市的人”“本省的人”以及“全国的人”，青年的横向获得感随之下降。青年中，认为自己生活水平低于“本县/市的人”“本省的人”以及“全国的人”的比例分别为53.61%、63.12%、59.88%，占比达五到六成。这一比例相较他们与亲戚或邻居/同村人相比时（二成左右）多了三到四成（见图4）。这表明，青年的横向获得感存在明显的“近高远低”格局。我们用“差序获得感”这一概念来概括此现象。

青年获得感的社会政治效应

（一）青年获得感对青年社会公平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为了探析青年获得感对青年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大小，我们建立了2个回归模型（OLS模型），其中，模型1_1中的纵向获得感包括个人维度的纵向获得感和家庭维度的纵向获得感，模型1_2中的纵向获得感只包括家庭维度的纵向获得感。统计结果显示：青年获得感对青年社会公平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见表2_1）。

一方面，从青年纵向获得感的效应来看，青年家庭纵向实际获得感对社会公平感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在模型1_1中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118，在模型1_2中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105）。青年家庭纵向预期获得感对社会公平感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在模型1_1中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096，在模型1_2中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083）。

另一方面，从青年横向获得感的效应来看，青年横向近距获得感对青年的社会公平感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在模型1_1中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083，在模型1_2中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078）；青年横向远距获得感对青年的社会公平感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在模型1_1中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120，在模型1_2中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118）。

青年个人维度的纵向实际获得感和纵向预期获得感对社会公平感的影响不显著（见模型1_1）。

为了探析青年家庭维度的纵向获得感和横向获得感对青年社会公平感的解释率大小，我们对变量分别进行不同的分组方法计算每个模型的夏普里值。一种模型（模型1_1a和模型1_1c）是个人纵向获得感、横向获得感及其控制变量影响模型；另一种模型（模型1_1b和模型1_1d）是家庭纵向获得感、横向获得感及其控制变量影响模型，并计算每个模型的夏普里值（见表2_2）。由于个人维度的纵向获得感在回归中不显著（模型1_1），我们重点分析和比较家庭维度的纵向获得感的相对解释率大小。

夏普里值分解的结果显示：首先，从家庭纵向获得感和横向获得感对青年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大小来看，家庭纵向获得感的影响大于横向获得感的影响。在模型1_1b中，家庭纵向获得感的解释率为37.44%，横向获得感的解释率为29.77%。

其次，从家庭纵向实际获得感与家庭纵向预期获得感对青年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大小来看，家庭纵向实际获得感的影响大于家庭纵向预期获得感的影响。如模型1_1d中，家庭纵向实际获得感的解释率为22.07%，家庭纵向预期获得感的解释率为16.49%。

再次，从横向近距获得感与横向远距获得感对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大小来看，横向远距获得感的影响大于横向近距获得感的影响。在模型1_1c中，横向远距获得感的解释率为30.67%，横向近距获得感的解释率为21.46%；在模型1_1d中，横向远距获得感的解释率为18.53%，横向近距获得感的解释率为10.54%。

最后，从获得感的总体影响来看，它的解释率达到五成以上。在模型1_1a和模型1_1c中，获得感的解释贡献占模型全部解释贡献的比例达到了54.83%；在模型1_1b和模型1_1d中，获得感的解释贡献占模型全部解释贡献的比例达到了68.54%。

（二）青年获得感对青年政府绩效评价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为了探析青年获得感对青年政府绩效评价的影响大小，我们建立了2个回归模型（OLS模型），其中，模型2_1中的纵向获得感包括个人维度的纵向获得感和家庭维度的纵向获得感，模型2_2中的纵向获得感仅为家庭维度的纵向获得感。统计结果显示：青年获得感对青年政府绩效评价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见表3_1）。

第一，从青年纵向获得感的效应来看，青年家庭纵向实际获得感对政府绩效评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在模型2_1中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066，在模型2_2中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062）。青年家庭纵向预期获得感对政府绩效评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在模型2_1中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057，在模型2_2中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059）。

第二，从青年横向获得感的效应来看，青年横向近距获得感对青年的政府绩效评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在模型2_1中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053，在模型2_2中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049）；青年横向远距获得感对青年的政府绩效评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在模型2_1中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110，在模型2_2中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095）。

青年个人维度的纵向实际获得感和纵向预期获得感对政府绩效评价的影响不显著（见模型2_1）。

为了探析青年家庭维度的纵向获得感和横向获得感对青年政府绩效评价的解释率大小，我们对变量分别进行不同的分组方法计算每个模型的夏普里值。一种模型（模型2_1a和模型2_1c）是个人纵向获得感、横向获得感及其控制变量影响模型；另一种模型（模型2_1b和模型2_1d）是家庭纵向获得感、横向获得感及其控制变量影响模型，并计算每个模型的夏普里值（见表3_2）。由于个人维度的纵向获得感在回归中不显著（模型2_1），我们重点关注和比较家庭维度的纵向获得感。

夏普里值分解的结果显示：首先，从纵向获得感和横向获得感对青年政府绩效评价的影响大小来看，横向获得感的影响大于家庭纵向获得感的影响。模型2_1b中，横向获得感的解释率为36.69%，家庭纵向获得感家庭维度的解释率为32.35%。

其次，从纵向实际获得感与纵向预期获得感对青年政府绩效评价的影响大小来看，家庭纵向实际获得感的影响大于家庭纵向预期获得感的影响。模型2_1d中，家庭纵向实际获得感的解释率为18.00%，家庭纵向预期获得感的解释率为15.32%。

再次，从横向近距获得感与横向远距获得感对青年政府绩效评价的影响大小来看，横向远距获得感的影响大于横向近距获得感的影响。在模型2_1c中，横向远距获得感的解释率为42.37%，横向近距获得感的解释率为18.54%；在模型2_1d中，横向远距获得感的解释率为27.25%，横向近距获得感的解释率为8.78%。

最后，从获得感的总体影响来看，它的解释率达到六成以上。在模型2_1a和模型2_1c中，获得感的解释贡献占模型全部解释贡献的比例达到了67.71%；在模型2_1b和模型2_1d中，获得感的解释贡献占模型全部解释贡献的比例达到了70.34%。

（三）青年获得感对青年政府信任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为了探析青年获得感对青年政府信任的影响大小，我们建立了2个回归模型（OLS模型），其中，模型3_1中的纵向获得感包括个人维度的纵向获得感和家庭维度的纵向获得感，模型3_2中的纵向获得感仅为家庭维度。统计结果显示：青年获得感对青年政府信任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见表4_1）。

一方面，从青年纵向获得感的效应来看，青年家庭纵向实际获得感对政府信任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在模型3_1中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095，在模型3_2中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086）。青年家庭纵向预期获得感对政府信任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在模型3_1中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065，在模型3_2中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058）。

另一方面，从青年横向获得感的效应来看，青年横向近距获得感对青年的政府信任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在模型3_1中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058，在模型3_2中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061）；青年横向远距获得感对青年的政府信任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在模型3_1中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053，在模型3_2中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044）。

青年个人维度的纵向实际获得感和纵向预期获得感对政府信任的影响不显著（模型3_1）。

为了探析青年家庭维度的纵向获得感和横向获得感对青年政府信任的解释率大小，我们对变量分别进行不同的分组方法计算每个模型的夏普里值。一种模型（模型3_1a和模型3_1c）是个人纵向获得感、横向获得感及其控制变量影响模型；一种模型（模型3_1b和模型3_1d）是家庭纵向获得感、横向获得感及其控制变量影响模型，并计算每个模型的夏普里值（见表4_2）。由于个人维度的纵向获得感在回归中不显著（模型3_1），我们重点关注和比较家庭维度的纵向获得感。

夏普里值分解的结果显示：首先，从家庭纵向获得感和横向获得感对青年政府信任的影响大小来看，家庭纵向获得感的影响大于横向获得感的影响。在模型3_1b中，家庭纵向获得感的解释率为20.25%，横向获得感的解释率为12.61%。

其次，从家庭纵向实际获得感与家庭纵向预期获得感对青年政府信任的影响大小来看，家庭纵向实际获得感的影响大于家庭纵向预期获得感的影响。在模型3_1d中，家庭纵向实际获得感的解释率为13.25%，家庭纵向预期获得感的解释率为7.64%。

再次，从横向近距获得感与横向远距获得感对青年政府信任的影响大小来看，横向近距获得感的影响大于横向远距获得感的影响。在模型3_1c中，横向近距获得感的解释率为11.38%，横向远距获得感的解释率为8.72%；在模型3_1d中，横向近距获得感的解释率为7.59%，横向远距获得感的解释率为4.59%。

最后，从获得感的总体影响来看，它的解释率达到两成以上。在模型3_1a和模型3_1c中，获得感的解释贡献占模型全部解释贡献的比例达到了27.29%；在模型3_1b和模型3_1d中，获得感的解释贡献占模型全部解释贡献的比例达到了34.65%。

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依据对202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青年纵向获得感处于上升态势，总体处于较高水平，预期获得感高于实际获得感，家庭获得感高于个人获得感。

青年的纵向获得感整体上呈现出明显的上升态势。无论是家庭维度的纵向实际获得感或纵向预期获得感，还是个人维度的纵向实际获得感或纵向预期获得感，都是提升远大于下降。其中，家庭维度的纵向获得感大于个人维度的纵向获得感；预期获得感大于实际获得感。这表明，青年对五年来个人和家庭经济状况变化在总体上持正向积极态度，对个人和家庭经济状况的未来前景，更是持乐观积极的心态。

第二，青年横向获得感相对偏低，总体上呈现出“近高远低”的差序格局。

值得注意的是，青年横向获得感相对偏低。以亲戚和邻居/同村人为参照系的横向获得感较高，认为自己的生活水平“高于”和“低于”他们的比例基本持平。但当参照系由近及远地外移，从与“本县/市的人”相比开始，到与“本省的人”和“全国的人”进行比较时，感觉自己的生活水平低于他们的比例大幅度上升，意味着在青年心目中感觉自己不如他们的明显增多。这一结果与王浦劬、季程远的相关研究结论一致。这可能是因为随着地缘范围的扩大，减少了他们亲身感知和比较的可能性，只能通过媒体或人际传播来获得信息，从而高估了较远人群的经济状况，获得感相应降低。我们用“差序获得感”这一新概念来指称“近高远低”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差序获得感现象。

第三，青年纵向获得感和横向获得感对青年社会公平感、政府绩效评价和政府信任等社会政治态度均产生显著的正向效应。

我们基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经典原理提出的三个理论假设（或理论命题），即青年获得感对青年社会公平感、政府绩效评价和政府信任具有显著正向效应，在本研究中得到验证。对社会公平感和政府信任的效应，家庭纵向获得感大于横向获得感；对政府绩效评价的效应，横向获得感大于家庭纵向获得感。此外，从模型中获得感总体的贡献占所有变量的贡献比例来看，获得感对社会政治效应的解释率很高或较高，是影响青年社会政治态度的重要变量。具体情况为：在社会公平感效应模型中，获得感的影响达到五成以上；在政府绩效评价效应模型中，获得感的影响达到六成以上；在政府信任效应模型中，获得感的影响也达到两成以上。但值得注意的是，青年纵向获得感对青年社会政治态度的效应，主要通过家庭维度的纵向获得感来体现，个人维度的纵向获得感对青年社会政治态度的影响不显著。这说明，中国社会大体上还是一个以家庭而不是以个人为基本社会单元的社会。

此外，横向远距获得感对社会公平感和政府绩效评价的影响大于横向近距获得感，横向近距获得感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大于横向远距获得感。这表明，提升青年横向远距获得感和提升青年横向近距获得感同等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讲，提升青年远距获得感更为重要。这是因为，青年横向远距获得感的水平显著低于青年横向近距获得感的水平。

（二）理论贡献和不足

1. 理论贡献

第一，本研究运用CSS2021具有代表性的全国大型社会调查数据，第一次从完整的时空视角研究了青年获得感的现状及其特征，得出了青年纵向获得感处于较高水平（其中，家庭预期获得感高于家庭实际获得感，家庭纵向获得感高于个人纵向获得感），横向获得感相对偏低，且呈现出差序获得感格局的结论。在此基础上，提炼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工具，即“差序获得感”。这为我们正确认识青年获得感的现状及其基本特征提供了新的概念工具和重要的经验证据。

第二，本研究运用CSS2021具有代表性的全国大型社会调查数据，第一次验证了青年获得感对青年社会公平感、政府绩效评价和政府信任这三个表征青年社会政治态度的重要因变量具有显著正向效应的理论假设（或命题）。其中，对社会公平感和政府信任的效应，家庭纵向获得感大于横向获得感；对政府绩效评价的效应，横向获得感大于家庭纵向获得感。家庭纵向实际获得感的效应大于家庭纵向预期获得感。对社会公平感和政府绩效评价的效应，横向远距获得感大于横向近距获得感；对政府信任的效应，横向近距获得感大于横向远距获得感。这些发现为我们通过提高青年获得感来提升青年的正向社会政治态度，进而巩固党执政的青年群众基础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循证决策依据。

第三，已有研究曾从利益受损的视角研究了利益是否受到损害对人们社会政治态度所产生的效应，本研究则从利益获得的理论视角来展开利益获得与否对青年社会政治态度所产生的效应。本研究重点依据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获得感理论，使用的是获得感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新的概念工具。这对于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新知识、新概念、新命题、新论断等，提供了一定的经验事实或经验材料。

2.不足之处

第一，对于青年获得感的测量，目前为时空视角。未来的研究可以从三个视角同时对青年的获得感进行测量，并比较各种测量得分对青年社会政治态度的影响大小。三个视角分别为：时空视角、五位一体视角（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五个维度测量青年的获得感）和青年发展内容视角（可以《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中十个方面的重点发展领域为基本框架或重要维度，从中选取重要且可测量的维度和指标）。

第二，表征青年社会政治态度的变量目前有三个，尽管这三个变量是体现青年社会政治心态的重要变量，但未来的研究可以在此基础上做进一步的拓展，增加青年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等一些重要的新变量，从而在更加多视角地测量青年获得感的同时，做到更加全面深入地验证青年获得感对青年社会政治心态之正向效应的重大理论命题，为加深我们对青年获得感社会政治效应的理论认识提供更为丰富的数据支撑，为进一步科学决策提供更加丰富的经验证据和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