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分享】中国老龄化问题登上Nature：首次系统量化农村老龄化对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徐建明

浙江大学

谷保静

浙江大学

随着预期寿命的延长和人口生育率的下降，全球人口老龄化速度不断加快。人口老龄化对多个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带来了严峻挑战，主要涉及无贫困、零饥饿、教育、性别平等、体面工作和经济增长、负责任的消费和生产等方面。在人口老龄化的社会中，劳动力短缺和创新受限可能会变得尤为严重，特别是在劳动密集型经济部门。在许多面临严重老龄化问题的国家，提高出生率的政策干预措施似乎效果甚微。迫切需要制定替代策略，以实现和维持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路径。农业作为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可能是受人口老龄化影响较大的部门之一，特别是在小农农业盛行的国家。然而，迄今为止，老龄化如何影响农业和农村生计尚未得到充分研究或理解。在许多层面上，该部门在通过可持续集约化实现粮食安全与环境保护的平衡方面面临着重大挑战。然而，确定综合全面的措施以确保全球粮食安全，同时保护环境和实现乡村振兴以实现共同富裕是必不可少的。

老年农民群体通常教育水平较低，不太可能及时更新农业技能，也不太愿意采用新颖的前沿方法。由于持续的劳动力供应短缺，他们只能经营小规模农场，随着农村人口老龄化，耕地弃耕现象增加。与此同时，随着农村老龄化，典型的农业投入组合和作物类型（是否为劳动密集型作物）可能会发生变化，降低农业生产率和效率。在以小农农业为主的国家，如中国，这些影响通常更为严重。老龄化社会通常定义为 65 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 7% 的社会，在 2000 年至 2019 年期间，中国农村地区这一比例翻了一番。预计未来几十年，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将加快。因此，迫切需要解决老龄化对中国及全球其他面临类似问题的国家和地区农业生产的威胁。

本文基于面板模型，利用中国 3 万多户农村家庭的调查数据，探讨了农村人口老龄化（家庭层面 65 岁以上人口比例）与农业可持续性之间的关系。总共选取了九个指标来说明农业可持续性，包括农场规模、农民教育程度、劳动生产率、农业总投入和产出、成本利润率、机械投入、化肥投入和肥料使用效率（FUE）。为了全面理解老龄化对农业的影响，分析中还纳入了其他变量，如流转和弃耕土地、农药和粪肥投入以及技术采用情况。此外，分析还量化了新型农业经营模式（如工业化、家庭和合作农场）对应对老龄化对传统小农农业部门威胁的潜力。最后，利用共享社会经济路径（SSP）情景来探讨在农村人口老龄化条件下实现农业可持续集约化的选择。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城乡均出现了人口老龄化趋势（图 1）。然而，农村老龄化更为严重，且加速速度比城市更快（图 1a）。在 2000 年至 2019 年期间，城市老龄化率从 6% 上升至 11%，而农村老龄化率从 7% 上升至 15%。农村地区的快速老龄化导致农业部门可用劳动力大幅减少（图 1b）。年轻的农村劳动力被城市的非农工作吸引，导致城市 15 至 64 岁年龄段的劳动力比农村多出约 10%。农业是受向城市中心迁移和农村老龄化影响最大的部门之一，农村地区年轻劳动力日益稀缺。

图1 中国的人口老龄化与农场规模

（a）2000 年至 2019 年中国城乡老龄化趋势；（b）2019 年中国城乡年龄阶段分布；（c）2020 年县级老龄化情况；（d）2017 年农场规模。（a）和（c）中的老龄化分别指国家和县级层面 65 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通过 65 岁以上人口数量除以总人口计算得出。

老龄化与农业投入减少相关，主要包括化肥和农药等化学品，以及机械和技术采用（表 1）。这通常会降低农业机械化和集约化程度。此外，老龄化使 FUE 大幅降低，老龄化每增加一个单位，FUE 降低 -0.13%。较低的 FUE 表明肥料相关损失到环境中的比例较高，从而导致更高的污染。此外，老龄化减少了粪肥投入量，抑制了粪肥循环利用，加剧了环境污染。因此，尽管成本利润率没有显著变化，但单位面积农业产量和劳动生产率随着老龄化大幅下降。劳动生产率的下降降低了农民人均收入，进一步阻碍了年轻人从事农业，进而加剧了该部门的老龄化影响。

表1. 

p < 0.05, p < 0.01, p< 0.005. LP：劳动生产率；FUE：肥料使用效率；FEP：固定效应面板。

结构方程模型显示，老龄化对农业的影响既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图 2）。老龄化对劳动生产率和产量直接影响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均为 -0.05。这意味着老龄化每增加一个标准差，劳动生产率和产量将分别下降 0.05 个标准差。同样，老龄化对肥料使用和 FUE 的直接影响分别为 -0.08 和 -0.02。这些直接影响仅占老龄化对农业总影响的一小部分。

图 2 老龄化对农业可持续性影响的结构方程模型

更多的影响通过农场规模和教育间接产生。例如，老龄化对劳动生产率的直接影响标准化路径系数为 -0.05，但通过农场规模和教育的间接影响分别为 -0.08 和 -0.02。这导致老龄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净影响为 -0.15，其中直接影响占三分之一，而通过农场规模和教育的间接影响占三分之二。同样，产量、肥料和 FUE 净影响的 29%、33% 和 67% 分别来自间接影响。这意味着需要采取多种举措来缓解农村老龄化的后果，如吸引年轻人从事农业工作、提供更好的教育和培训以及增加平均农场规模。

我们在省级层面量化了 2019 年老龄化对中国农业可持续性的影响，以考虑老龄化和其他相关因素的巨大空间变异性。由于农村地区不同的老龄化率（主要是城市与农村地区相比），农民平均教育水平在农村地区降低了约 3%（不同省份为 0 - 11%）（图 3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老龄化加速的重庆 - 四川地区是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教育水平下降了 9%（0.6 年）（图 3 ）。浙江、安徽和福建等省份也受到影响，平均教育水平降低了 6%（0.4 年）。农民教育水平较低与在农业实践中较少了解和采用技术及科学方法有关，抑制了农业绩效和现代化。由于缺乏知识和技能，老年农民通常采用过时的耕作方法经营小规模农场。因此，老龄化与 2019 年全国平均农场规模缩小 4%（2 - 11%）相关。老年农民倾向于通过弃耕或向他人流转更多耕地来缩小农场规模。由于老龄化，预计 2019 年将额外有 100 万公顷耕地被弃耕。由于老龄化，丘陵地区的弃耕率较高，平原地区相对较低；然而，山东和江苏等平原地区的弃耕增长率明显更高。这对作为保障粮食安全关键因素的耕地保护构成了严重威胁。

图 3 2019 年老龄化对中国各省农业可持续性的影响

未来几十年，中国农村地区的老龄化可能会加速，特别是在城市化背景下，年轻劳动年龄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迁移。这将进一步影响加速老龄化地区农业生产的可行性。对农业产出的负面影响可能威胁到中国 14 亿人口的粮食安全，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将导致农村人均收入下降，影响实现以 “无贫困” 和 “零饥饿” 为重点的可持续发展目标。FUE 的下降和肥料相关损失到环境中的增加有可能进一步加剧环境污染，对环境和人类健康构成威胁。中国在确保粮食安全的同时保护环境已经面临压力，因此解决老龄化对农业的负面影响至关重要。

中国农业目前以小农农业为主。传统小农农业于 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中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HCRS）的引入而出现。HCRS 根据家庭规模和耕地质量将耕地平均分配给每个农村家庭。这导致中国各地农场规模较小，耕地碎片化程度较高。自 2010 年代以来，中国政府鼓励并逐渐出现了新型农业经营模式，主要包括家庭农场、合作农场和工业化农场，以提高整体农业绩效。家庭农场仍然由农村家庭经营，但与传统小农相比农场规模更大。合作农场的特点是几个家庭共享农业设备（如机械），农场规模更大。工业化农场是大规模农业企业，以市场销售为目标，进行大规模专业化生产以实现利润最大化。此外，教育水平较高的年轻农民被吸引到这些新型农业经营模式中。在这里，我们将这三种模式统称为新型农业经营模式。

2019 年，新型农业经营模式在多个方面表现出优于传统小农农业的性能（图 4）。与传统农业相比，新型农业经营模式中的老龄化比例低 33%，教育水平高 64%，农场规模大 20%。换句话说，新型农业经营模式吸引了更年轻、教育水平更高且有能力经营大规模农业的农民参与农业实践。新型农业经营模式中的总投入和机械投入分别高出 41% 和 68%，因此，单位面积产量和劳动生产率分别提高了 24% 和 29%，尽管成本利润率略有变化。此外，尽管新型农业经营模式中的化肥投入略高，但与传统小农农业相比没有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图 4）。相反，2019 年新型农业经营模式的 FUE 比小农农业高 4%，表明新型农业经营模式对环境污染较小。

图 4  2019年小农和新型农业经营模式在农业可持续性方面的比较

（a）老年农民比例；（b）教育程度；（c）农场规模；（d）劳动生产率；（e）农业产出；（f）农业总投入；（g）施肥量；（h）肥料使用效率（FUE）；（i）机械投入。

新型农业经营模式比传统小农农业具有更好农业绩效的原因主要是有教育水平更高的年轻农民。这些年轻农民也有机会通过在城市非农业部门工作获得更高收入，这意味着如果他们决定从事农业，他们面临着巨大的机会成本。为了抵消机会成本，这些农民必须通过扩大农场规模和改善农场管理来增加收入。相比之下，传统农业中的老年农民没有这样的机会，因此不太容易对激励措施做出反应。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新型农业经营模式下农业投入组合的转变以及产量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此外，由于这些新型农业农民更年轻且受过良好教育，他们更有可能具备科学知识并采用新技术，从而提高机械化程度和 FUE，促进农业现代化和长期可持续性。

新型农业经营模式的实施可能为中国提供一种具有成本效益的解决方案，特别是考虑到维护粮食安全和保护环境的双重挑战。这一战略还将带来额外的社会共同效益，不仅限于农业领域。

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比例随着时间的推移持续下降，而在非农业部门就业的人口比例持续上升。在中国，年轻人倾向于迁往城市，留下老年人在农村继续从事农业。但大多数农村年轻人不会在城市定居，他们继续支持农村家庭，最终返回农村。因此，农业不再是农村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2019 年，农业活动收入仅占农村家庭收入的 23%。这实际上意味着农民不再依赖农业，农业活力正在减弱。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前往城市寻求就业可能会产生额外的社会经济影响，例如近年来导致农村老年人和儿童死亡率上升。农村地区 65 岁以上老年人因事故、精神疾病和自杀导致的死亡率远高于城市地区。这主要是因为留在农村的老年人面临着独自生活的额外风险。此外，农村地区 14 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通常高于城市地区。除了医疗保健提供方面的差异外，农村儿童意外死亡率较高也可归因于其年轻父母迁往城市而被忽视。

然而，新型农业经营模式可以振兴农业，提高农村收入水平，促进乡村振兴和共同繁荣。同时，它有助于年轻人返回农村家乡，解决老年人和儿童被独自留下的问题，维持农村社区。这些额外的好处与农业可持续性相互交织，有助于实现多个可持续发展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