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两个准自然实验，有趣！来看张川川老师的这篇顶刊！
文摘
2025-01-02 12:04
四川
原文链接：张川川,葛润.教育对生育的异质性影响和作用机制：基于两个自然实验的估计[J/OL].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20[2024-08-28].
01引言
科学制定和实施积极生育支持政策，首先要全面和深入地分析影响我国人口生育率变动的社会经济因素。根据Becker（1960）所奠定的现代生育理论，生育偏好、收入和对孩子质量的考虑等是影响生育数量的直接因素，而教育与上述因素均密切相关。首先，教育可能会改变个体的生育偏好，例如，养儿防老、传宗接代等传统文化观念与生育数量显著相关，而这些文化观念在高教育人群中更少得到认同。其次，教育是决定劳动收入的主要因素，劳动收入变化会通过生育的机会成本（替代效应）和家庭可支配收入（收入效应）两个途径影响生育数量和质量。例如，劳动收入的上升会导致生育的机会成本上升，从而降低生育率；但是，劳动收入的上升也使家庭有更多资源用于生养子女。围绕教育与生育行为之间关系的研究表明，教育除了通过生育偏好和家庭资源约束影响生育行为外，还会通过影响避孕、生殖健康等知识和行为，婚姻匹配，以及初育年龄等影响生育数量。02教育政策与实证策略
本文的因果识别依赖于两项自然实验，分别是1986年我国义务教育法的颁布实施和1999年启动的高校扩招。我们利用各地区正式推行义务教育的时间和《义务教育法》对儿童入学年龄的规定，构建不同出生队列和出生地区个体受到义务教育政策改革冲击的强度，作为个体受教育年限的工具变量。具体见（1）式：我们利用大学扩招政策实施强度的省际差异，结合个体高考年份信息构建个体受教育年限的工具变量。具体见（2）式：变量𝑒𝑥𝑝𝑎𝑛𝑠𝑖𝑜𝑛𝑖𝑗𝑡的样本变异由两部分构成：一是𝑝𝑟𝑜𝑝𝑜𝑟𝑡𝑖𝑜𝑛1998,𝑖𝑗衡量的教育资源在政策前的地区差异；二是𝑒𝑥𝑝𝑎𝑛_𝑐𝑜𝑢𝑛𝑡𝑟𝑦𝑖𝑡衡量的全国招生规模的增长。03数据与变量
本文实证分析部分使用的数据来自CFPS。我们将回归分析所使用的样本限制在受访时年龄为35-50岁的个体。被解释变量包括三个：是否不生育（不生育）、生育的孩子数量（孩子数量）和是否有2个及以上数量的孩子（二孩以上）。我们从生育偏好和生育约束两个角度出发考察教育影响生育的机制。生育偏好方面，我们用两组变量来衡量生育偏好。第一组变量直接衡量生养观念；第二组变量衡量了生育意愿。生育约束方面，我们使用两组变量衡量生育约束。第一组变量衡量了生理约束，验证教育是否推迟了结婚和生育；第二组变量反映生育的机会成本和养育成本，验证教育是否会造成个体生育的机会成本和养育成本的提高。04教育发展与生育数量的下降
图3（a）和（b）分别使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一项全国代表性的家庭调查数据（CFPS2018年调查数据），描述了不同出生队列的女性生育的子女数量和平均受教育水平。总体上讲，教育水平越高的个体，生育数量越少，初婚初育年龄越高，并且接受不同阶段教育与生育数量的下降程度存在差异。我们首先使用普通最小二乘（OLS）方法估计如下方程，以得到基准结果：OLS估计可能存在内生性偏误，我们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2SLS）方法进行工具变量估计，模型设定如下：表1的第（1）-（3）列报告了方程（3）的OLS估计结果。回归结果表明，个体的教育水平与其不生育的决策、生育数量和有两个及以上孩子的可能性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表1的第（4）（-6）列报告了利用义务教育政策冲击构造工具变量进行IV估计的结果。回归结果表明，个体每多接受1年教育，不生育的可能性降低0.6个百分点，孩子数量增加0.012个，有两个及以上孩子的概率提高0.7个百分点，但这些估计结果都不显著。表1的第（7）-（9）列汇报了利用大学扩招政策冲击构造工具变量进行IV估计的结果。回归结果表明，个体每多接受1年教育，个体不生育的可能性显著降低0.3个百分点，其生育孩子的数量显著减少0.042个，有两个及以上孩子的可能性显著降低3.2个百分点，分别相当于样本均值的8.82%、2.44%和5.5%。从表1我们可以得到两点结论：第一，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提升并未明显改变个体的生育行为，不论探究义务教育对生育的广延边际（即表1第4列）还是集约边际（即表1第5、6列）的影响，我们都没有发现显著结果；第二，高等教育阶段的教育提升显著改变了个体的生育行为。05生育偏好与生育约束
我们构造了一系列反映生育观念和生育意愿的变量来衡量个体的生育偏好如何受到教育的影响。表2报告了教育对生育观念影响的估计结果。总结而言，义务教育发展和高等教育发展对生育观念的影响截然不同。义务教育的影响既包含有抑制生育的部分（即第3列），又包含有促进生育的部分（即第7列）；而高等教育的影响则完全是抑制生育（即第1-3列）。不同教育阶段对生育观念的影响也佐证了我们在表1中的发现，即义务教育并未显著改变人们的生育行为，而高等教育则显著降低了人们拥有更多数量孩子的可能性。表3报告了对生育意愿的估计结果。与一些流行的社会舆论相反，无论是义务教育的发展还是高等教育的发展，都没有显著导致人们希望不生孩子或者希望生育更少数量的孩子。我们基于方程（4）和（5）估计了教育对初婚初育年龄的影响。表4的估计结果显示义务教育发展和高等教育发展所导致的受教育年限延长均显著推迟了初婚初育年龄。为了检验教育造成的婚育推迟是否真的导致了终生生育数量的下降，我们构造了个体在18-45岁每个年龄所拥有的孩子数量的变量，将这些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对式（4）和（5）进行回归，将受教育年数变量前的回归系数和95%置信区间汇报在图4中。图4报告了工具变量估计结果。图4显示，义务教育发展虽然推迟了初婚初育年龄，但没有显著改变个体终生生育数量，而高等教育发展造成的婚育推迟导致生育数量显著下降。表5报告了教育对就业和收入的影响。义务教育发展导致的教育提升每多1年，曾经工作过的概率显著增加1.9个，目前在工作的概率和年总收入并未发生显著变化；高等教育发展导致的教育提升每多1年，曾经工作过和目前在工作的概率分别显著增加1.3个和2.3个百分点，年总收入显著增加37.2%。表6显示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发展导致的人口受教育水平的提升均提高了对下一代教育的期望，高等教育发展带来的影响更大一些。总结而言，我们在对教育如何影响生育行为的机制分析中得到两点结论：第一，教育发展虽然降低了人们接受“养儿防老”“传宗接代”等传统观念的程度，却没有显著改变人们的生育意愿。第二，不同教育阶段存在显著的差异，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发展对上述渠道的影响存在很多不显著的结果，而高等教育阶段的教育发展则显著改变了上述作用机制，这佐证了我们在基准回归中的发现，即义务教育并未显著改变人们的生育行为，而高等教育则显著降低了人们拥有更多数量孩子的可能性。06结论与政策启示
我们发现，教育虽然改变了个体的生养观念，弱化了“养儿防老”“传宗接代”等传统观念。然而，这些观念的改变并没有最终转化为人们生育意愿的降低，这表明教育的提升并没有对生育偏好带来明显的改变，而更有可能是通过改变生育约束降低了生育数量。我们据此分析了教育对生育机会成本、子女养育成本和初婚初育时间的影响，发现教育水平的提高显著增加了生育的机会成本、子女养育成本，导致初婚初育显著推迟，并且高等教育阶段的教育增长对上述渠道因素的影响更大。总之，通过增加公共投入、优化教育年限以及推广辅助生殖技术等措施，可以有效应对当前生育率下降的问题。政府需要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帮助家庭减轻育儿负担，提高生育意愿，从而实现人口的长期平衡发展。这不仅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也能够为家庭带来更多的幸福和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