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记本”注：2006年，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出来，兴起“八十年代热”。已快二十年，现在那股热劲已消散。再翻一本回顾来时路的著作《直言 : 1978-2012中国话语》，抚今追昔、不无感慨，为此，特编选本文，以呈现80年代的片段切面。
文中，1978-1980年照片，为刘香成拍摄，顺推荐刘香成首部全面回顾摄影生涯作品集《镜头·时代·人》；1981-1984年照片（如没特意标出摄影者），老安摄影，也推荐其《稍息 : 1981—1984年的中国》。原文由景宁编辑，来源“同文社nexus”，特此声明。
1978年
上海复兴公园，1978
上海南京路，1978
“喇叭裤能吹响向四化进军的号角吗？”
1978年，易中天在武汉大学读书。当时社会上流行喇叭裤，也流行老师拿着剪刀守在校门口剪学生的喇叭裤腿。在某些人眼里，喇叭裤代表没落、腐朽，是资产阶级的裤子，穿喇叭裤，是道德品质问题，更是政治立场问题。当“问题青年”的喇叭裤在武大校园里流行，校方高度警惕，挂出一条醒目的标语：“喇叭裤能吹响向四化进军的号角吗？”
很快，有学生在那条标语上加了一句话：“请问：什么裤能吹响？”
2006年，作为学术明星的易中天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演讲时说，“改革开放头十年最先发展起来的就是最先穿喇叭裤的地方，那个地方的名字叫广东！”
1980年代，路透社曾针对《新闻联播》播音员的着装变化感叹：在中国，服装也是政治。如果换成中国特色的表述，那就是：在中国，服装也是生产力。
轧马路
1978年，时年34岁的苏州市民褚崇禧得到了新生──曾因读了一位好友评点时政的文章而身陷囹圄的他，在这一年得到平反；经人介绍，他认识了一位姑娘侯惠惠。
第一封情书让褚崇禧绞尽脑汁。为怎么称呼对方，他犹豫了好久。按照之前的惯例，就算是写情书，抬头也只能称呼尊敬的某某某同志。十年期间，情书上更是千篇一律的“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此致崇高的革命敬礼”之类的话。
最终，褚崇禧写信时大胆以“惠惠”相称，甚至提出，等惠惠晚上10点下班后，相约在一座小桥旁见面。他心里忐忑不安——在当时，男女青年私下约会是一件被看作堕落、无耻的事，谈恋爱像搞地下活动，女孩子坐在男友的自行车后座上，一见前面有人，赶紧下车，低头红脸。
褚崇禧和他的惠惠在公园里约会，手拉手轧马路。“轧马路”这个词在那一年里流行起来，马路上的恋人们像春草一样疯长。
电烫
“虽然单调的灰色蓝色衣服仍然是标准的服装，但是女人开始涌向百货商店，从有限的供应品中选购衣料。在城市，新时兴的是卷发和电烫发型，北京排队最长的地方是理发店。”这是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78年6月8日对中国的报道。
1978年9月，北京著名的四联理发馆重新开业。开业那天，排队的人差点把理发馆挤爆。馆里最扎眼的就是四台电烫机。几家国外电视台的记者赶来采访拍摄。
此前，烫发被定性为资产阶级情调，只有个别演员或参加外事活动的人员，才能持介绍信到理发店烫发。据说，允许四联恢复烫发，是经过中央领导特批的。当时，京城乃至全国仅此一家。
后来，烫发流行开来，有的理发店内贴了标语：不卷不要钱。
“我年龄不小了，我要把有限的青春，用在无限的学习当中！收起你的情书吧。”
1978年5月1日，外国文学名著解禁。其后，每个星期天，北京王府井书店都有新书开卖，书店一开门，等候的人群蜂拥而入，在柜台前排起长队。那个时候还是柜台售书，买书的人只能远远地看哪些是新书，练就了一副好眼神。
这一年，中山大学中文系学生信力建的想法是，“不每天都去泡图书馆的大学生算什么大学生？”那时，每天清晨，每所大学的图书馆外都有排队等着开门去占位的学生。
信力建的一位女同学，容貌俊美，身材苗条，成为很多男生的梦中情人。那年她已26岁，心思却完全放在学习上，为避免男生对她动心思，影响她学习，她有意不修饰自己，即便有件好衣服，也把它穿在旧衣服里边。她的作息绝对四点一线：教室－图书馆－宿舍－食堂。有天晚上，她说梦话：“我年龄不小了，我要把有限的青春，用在无限的学习当中！收起你的情书吧。”
1980年，摄影师刘香成拍了一张照片：晚上，一些年轻人坐在天安门广场的华灯下学习。
1979年
北京，一名男子在宣武门天主教堂向牧师忏悔，1979
北京西单，蹲着看人民日报的北京市民，1979
迪斯科
1979年的除夕夜，消失多年的交谊舞第一次出现在人民大会堂的联欢会上。
舞会上，一对青年男女跳着优美的华尔兹，女子与男伴的距离保持在20公分开外。
舞会上的人很多，一些领导干部和一些文艺团体的青年参加。在此之前，跳交谊舞是不被允许的，因为是资产阶级情调。
人们都跳得挺好，像是练过一样。但大家还是不太习惯，舞伴里，同性组合要比异性组合多。
那年的国庆联欢晚会同样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舞会再开。青年军人王朔，回家探亲搞到了一张票，也去参加了。
王朔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无数穿戴时髦的青年男女在跳华尔兹，大厅里响彻《蓝色多瑙河》、《维也纳森林》这样的圆舞曲和中国民乐改编的《喜洋洋》、《步步高》等舞曲。
但这一切让王朔挺不习惯。他不会跳舞，并且穿着军装，觉得压抑。“我感到世道变了，我和我身上这身曾经风靡一时令我骄傲的军装眼下都成了过时货。正在跳舞的人们已经穿上了高跟鞋、喇叭裤、尼龙衫，烫了头发，手腕上带着电子表，大概还有人在说英语。”
这年的一天，北京北海公园里，一场露天迪斯科舞会热火朝天，穿着中山装的青年和老外扭在一起，围观者众多，有些兴奋，又有些犯怯。大城市里时髦的青年男女热衷于这种被人贬斥为“扭屁股”的舞姿，以前只在涉外舞厅里关起门来跳，现在敢在光天化日下跳起来了。不过“迪斯科”这个名称当时还没叫响，人们都把这种形如筛糠的舞叫做摇摆舞。
到了1980年6月，时风陡转：《关于取缔营业性舞会和公共场所自发舞会的通知》下发，由于社会治安不太好，人们对于社会风气普遍担心，穿着时髦就有流氓嫌疑，跳交谊舞被指第三者插足。当时有一句编派交谊舞的顺口溜：“×××的老婆十八岁，参加了美国的摇摆队……”
1983年“严打”期间，西安中年妇女马燕秦办家庭舞会，被收审，判死缓。案件牵涉300余人，多次参加马燕秦家庭舞会的都被判了无期徒刑，甚至连为舞会伴奏的乐队成员，也被判无期徒刑。
1984年10月，舞会改禁为限。当年，北京市批准了四家舞厅的开放，但只允许四类人进入：外国人、留学生、华侨和华侨带进来的中国人。
1986年，交谊舞解禁，到处都是参加摇摆队的人。王朔离开部队，写了《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
1984年
厦门，1984
上海，1984
脑体倒挂
1984年，《中国青年报》做了一个最受欢迎的职业调查，排在前三位的依次是：出租车司机、个体户、厨师，而排最后的三个职业分别是科学家、医生、教师。
“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是当时的流行语。据1982年北京的调查，50岁以下大学文化程度的脑力劳动者人均月收入为60-87元，比同龄小学文化程度的体力劳动者人均月收入67-100元低10%-13%。
当年，“脑体倒挂”这个词频频出现在报纸上。
2008年，在全国两会上，这个词又出现在了报纸的标题中：全国政协委员冯世良提案建议“防止新一轮‘脑体倒挂’”。
一对来自贫困山区的表兄弟，表弟是一位装修工，每年干8个月左右的活，平均每月可以拿到2500元左右。表哥大学毕业快一年了，还没有找到工作，并多次拒绝表弟的好意，执意不肯与他一起打工。表弟深有感触地对冯世良说：“我真谢谢我自己，没有考上大学。”
一项2007年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调查显示：50%的应届毕业生月起薪在1000元到2000元之间，不少人的收入低于农民工。
“我们认为放权不能只限于上层部门之间的权力转移，更重要的是要把权力落实到基层企业。为此，我们怀揣冒昧，大胆地向你们伸手要权。我们知道目前体制要大改还不可能，但给我们松绑，给点必要的权力是可以做到的。”
1984年3月24日，《福建日报》头版头条刊出福建国有骨干企业55位厂长经理的公开信《请给我们松绑》，信中如是说。
此前一天，福建省厂长经理研究会成立大会召开。会议期间，厂长经理们纷纷抱怨，“现行体制的条条框框捆住了我们手脚，企业只有压力，没有动力，更谈不上活力”。福建省经委副主任黄文麟代表大家起草了一封给福建省委书记项南、省长胡平的联名信。
这是一封言辞恳切、表述谨慎的公开信。厂长经理们要求“松绑”的权利主要是人事权、财权、企业自营权。
黄文麟当天就将公开信直送到了项南的办公桌上。项南收到信，立即批转给了《福建日报》，还提笔替报社写好了编者按。公开信见报后，福建有关部门纷纷表态：“不当新‘婆婆’，坚决搞改革，支持‘松绑放权’。”一周后，《人民日报》报道了这一事件，对福建省有关部门重视呼吁大加赞赏。
当年5月10日，《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颁发。两年后，全面推行厂长经理责任制。
“我们穿得好、穿得美，我们纺织工业有责任把全国人民打扮得漂亮一点，不要用50年代的着装观点来看待80年代的穿衣问题，不要有‘穷光荣’的想法。”
1984年9月，时任纺织工业部女部长吴文英针对自己的“裙子门”风波说。她到山东检查工作时，身穿金黄色紧身花褂和线条流畅的裙子，引发一场议论。当时，干部们在公开场合多穿深色正装，谁要是穿上鲜艳一点、随便一点的漂亮服装，在某些人眼中，就有点不成体统。
“创作必须是自由的。”
1984年12月29日至1985年1月5日，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开幕式上，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致祝词。他在列举了党对文艺领导的一些“左”的缺点之后指出：“创作必须是自由的。这就是说，作家必须用自己的头脑来思维，有选择题材、主题和艺术表现方法的充分自由，有抒发自己感情、激情和表达自己的思想的充分自由……我们的党、政府和文艺团体以至全社会，都应该坚定地保证作家的这种自由。”次日的《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这份祝词。
作家马中行在开幕式当天的日记里记录了一个细节：“大会那天宣布胡乔木的贺电，会场上有三四个人鼓了几下掌，看见无人响应，也不鼓了。会场气氛很尴尬。接着宣布邓力群的贺电，半晌，场内鸦雀无声。接着，又宣布周扬给大会打来的电话祝贺，会场上猛然掌声如雷，经久不息。这场面不是任何人可以操纵或控制的。代表们看到：胡耀邦笑了。习仲勋、胡启立也笑了。许多主席台上坐着的领导都笑了。”
此前，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争论中作了检讨的周扬，住进了医院。
1984年5月26日，人民日报头版文章《带血的教训》称：“邓颖超在政协说，你们不要怕，我们现在的中央下了决心，不能让过去沉痛的、深刻的、带血的教训重犯。难道仅仅是挨整的党内外同志、挨整的知识分子受了伤，流了血？不。我们整个国家、整个民族都受了伤，流了血，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啊！”
“不许用港台演员，否则撤了你的春晚导演！”
1984年央视春晚导演黄一鹤筹备节目的时候，在深圳的公共汽车上听到《我的中国心》，一下被吸引住了。他问司机这首歌的来头，司机说，在中英街可以买到这盘磁带。黄一鹤赶紧去把《我的中国心》磁带买回来，又几经周折联系到张明敏，一边打报告，一边准备排练节目。
就在节目基本成型之际，黄一鹤接到电话：“不许用港台演员，否则撤了你的春晚导演！”
黄一鹤一边准备节目，一边想方设法争取上面同意。
腊月二十七这天，中央电视台台长洪民生决定做最后努力，每半个小时打一次电话和领导沟通。
电话从早晨一直在打，洪民生的脸色越来越难看，大家都没信心了。到了中午，有个电话让洪民生眼睛一亮，他狠狠地拍了黄一鹤一下：“同意了，就这么办吧！”
除夕夜，张明敏唱完《我的中国心》，胡耀邦看后非常感动，通过秘书给电视台打电话，请电视台复制一盘录像带送去。他和家人一起学会了这首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