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记本”注：本文作者为郑渝川，书评、时评作家，本文为《谁都不正常：文化、偏见与精神疾病的污名》一书的书评，特此分享。
精神疾病是在近代被发明出来的。
美国学者、乔治·华盛顿大学人类学和国际事务教授罗伊·理查德·格林克在其所著的《谁都不正常：文化、偏见与精神疾病的污名》一书中谈到，在古代社会中，精神疾病相当意义上会受到社会歧视，但通常的两种解释是，精神疾病患者是被精灵或者邪祟附身，又或者是身体疾病的连带影响。
书中谈到，古代朝鲜这样一个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国度，用的是“火症”来形容精神疾病，也就是认为愤怒的起因没有得到消除，导致身体和心理的痛苦。
欧洲17-18世纪以前，身体疾病和精神疾病并没有截然分开。而在这一转折期以后，欧洲国家因激越的城市化、工业化，人口被大量集中在城市居住，这客观上压缩了精神疾病患者的活动空间，放大了其行为的社会影响，而另一方面，逼仄的城市空间和快节奏的工业流程，本身就带给都市人以极大的压力。欧洲工业国家为应付数量上显得有所增加的精神疾病患者，首先想出的处理方法就是用强制收容来隔断这些患者的社会危险性。
书中还谈到，18世纪的欧洲，艺术家、医生大多会将自己遇到的精神疾病患者定义为半人半兽。当时的人们甚至还将畸形者视为与精神疾病患者同样的对象。18世纪末，到英国游览的旅客甚至可以花钱去贝特莱姆收容院参观那些收纳的精神病患者：有很多在冬天也赤身露体，没有避寒的衣服，并且用铁链拴在墙上或者床上。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在这样的情况，精神病学、心理学逐渐经由探索获得成果。精神病学这个词的提出者约翰·赖尔认为，神志错乱的人需要治疗，也需要控制，但同时也需要良好的运动、饮食辅助治疗，甚至还离不开夫妻生活。赖尔的笔下，已经出现了近代文明带来高压从而诱发精神疾病的判断。
19世纪初，英国和美国的一些志愿者相信精神疾病在人道主义为原则的帮助下，会得到比较良好的控制。
但精神病学一经出现，就导致了非常糟糕的误用，在工业社会的逻辑下，所有无助于增强劳动力繁殖的社会现象都是不值得鼓励的，甚至是必须得到遏制和打击的。所以，同性之爱就开始就确定为一种精神疾病，一直到20世纪上期都是如此。不仅如此，精神病学研究还引入了退化理论与分离理论，也就是将精神疾病患者定义为相较于正常健全人类而出现了文明性退化的对象，或者说因为内外部刺激导致丧失了（部分）文明能力的对象。
这些有着所谓科学依据的歧视观念，相较于在此之前建立在民众朴素认知基础上的歧视看法，带来了更为严重的后果，也就是《谁都不正常：文化、偏见与精神疾病的污名》书中所称的污名化。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军方聘请了大量心理学家，希望筛除可能患有精神疾病或者服役期间可能患上精神疾病的士兵。尽管如此，二战期间，美军仍有超过100万人被诊断战争导致患有精神疾病。这也使得二战战后的美国逐渐缓慢地致力于调整政治、社会、经济体系的歧视分布，削弱精神疾病患者所面临污名化，开始重新回到科学研究的立场，去捕捉精神疾病的影响机制、发病特征、治疗方法。
事实上，二战以及二战后初期，因为诊治大批从战场退下来的精神疾病患者的需要，这使得美国拥有的精神疾病研究专家和医生数量大增，这带来的额外影响就是促成了美国女性、少数族裔精神压力、精神疾病问题也纳入了研究视野，使得人们开始有机会理性审视精神疾病。
由此带来了一个几乎称得上灾难化后果的连锁反应：社会竞争压力不断交叠，导致内卷不断升级，再加上精神疾病和心理疾病诊疗判断标准的放宽，所以到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不光在美国，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出现了部分人口甚至过半人口存在精神医学视野认定的精神或心理疾患。
当然，这种变化也招致了批评，一些专家认为药物研发机构故意推动了上述变化，目的是卖出更多的精神或心理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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