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记本”注：本文作者为崔同教授，首发北大中文核心期刊《学习论坛》，截至发稿前，该论文被下载了85752次，但被引为0。
文章显示，出生于1951年、1976年毕业于郑州大学的崔同在发表《现在不想写论文》前，已经当了十多年的省报编辑、记者，也写过理论文章。作者描述一位朋友到学校看望自己后的所思所想。文章开头写道：“朋友见面，自然是无话不谈。他提醒我:‘你们毕业时肯定是要交论文的，晚写不如早写。’ 我知道这话出自一片好心，兴许还是经验之谈。然而，一个多月过去了，我却没有听从他的好言相劝。”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作者发出“不想写论文”的感叹？原来，是因为论文中“灌水”“假大空”“旧酒装新瓶”这种脱离实际情况与需求的坏风气，崔教授才心有戚戚然，不想写论文。比起将论文写在纸张上，崔教授更希望“将论文写入现实生活”中。作者在文章末尾写道：“写篇论文发表，是不是就像早晨摆摊卖油条一样，把油条用纸一卷递给买者，人家把油条三口两口一吃，顺手把包装纸一揉扔进垃圾箱啦？过不了几日，就把这事忘得一干二净了。我知道，这个想法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可我毕竟至今还没能从这一极端中走出来，还未找到我在现实生活中的位置。故而，提笔写论文，觉得很难。”事实上，对论文价值的怀疑往往是难以下笔写灌水论文的重要原因。以下为原文，特此分享。前不久，一位上过党校的好友，来看望正在党校学习的我。朋友见面，自然是无话不谈。他提醒我：“你们毕业时肯定是要交论文的，晚写不如早写。”没听劝，不是因为我不会写论文。我大学中文系毕业，又当了十来年省报编辑、记者，不仅新闻报道编过写过，而且理论文章也编过写过，现在又捞了个理论部“主任编辑”的头衔，照理说，写篇论文是不应该犯难的。真的，倘若我连论文都不会写，恐怕早就丢“饭碗”了。没听劝，也不是没有写作的客观条件。我住在绿树掩映的楼房里，一人独间，夏天有风扇，冬天有暖气；书桌，书架，台灯，样样齐全。虽说规定晚上10点就寝，可你若真是写到夜里两点，恐怕也没人来干涉。党校里，有资料齐全的图书馆、阅览室，管理人员那不厌其烦帮你找书、取资料的热情，使你觉得别说写篇论文，就是写出文山书海，大概也不在话下！没听劝，更不是没有写作时间。党校的课尽管安排得很紧，但紧也紧得有规律。只要你“不饱食以终日”，想写篇论文，时间总是可以挤出来的。不写论文，主要是时下与论文有关的事把我的心给搞乱了。曾经，读到一篇讨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关系的论文。该文意在提倡复兴儒学。其论据之一是，新加坡经济就是靠复兴儒学发展起来的；论据之二为，依据“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之说，到了21世纪，三十年河西的西方文化必将让位于三十年河东的东方文化。我未到过新国，不敢断言新加坡经济的发展与儒学无关，但若说该国经济全是靠复兴儒学才发展起来的，恐怕就有“论偏”之嫌了。为证实我的想法，我翻了一遍《李光耀四十年政论选》，感到这位新加坡资政在那厚如砖头的论著中，强调的“新加坡经验”并非发展儒家学说，而是发展现代科技，发展现代教育。不知这该作何解释？记得几个月前，新国要根据本国法律对一个美国青年施行鞭刑，搞得世界为之大惊，连美国总统都出来干预。我孤陋寡闻，不曾知晓儒家学说在何处提倡过鞭刑，只清楚法家提倡以法治国。新加坡这样做是不是把法家提倡的东西误认为儒家了，我不可知。还有，提倡复兴儒学，是不是要用鞭策发展经济？也不可知。至于第二个论据，我更有想不通之处。“三十年河东”说作为一种形象化说法，既包含事物发展到一定程度会向相反方向转化的辩证思想，又有“因果轮回”迷信色彩。当前世界文化的趋势是多元化发展，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我们的论家为何要去宣扬“轮回”思想呢？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固然有其精华，但糟粕也不少，我们的论家为什么要把儒学捧上天呢？难道他们不晓得鲁迅在《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中嘲笑过“胡说一通”的“圣人之徒”吗？科举制度是我国封建社会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史上确实起过积极的作用。它将选拔官员同学校教育、考试制度结合起来，消除了“提拔”中的长官意志，为平民提供了进仕的机会；它考试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以防营私舞弊等等，至今仍有借鉴意义。但是，这一制度一开始就有消极因素。随着封建社会的没落，科举制度的弊端和衰败愈加明显，它给中国知识分子带来的心理痼疾，带来的身体摧残难以言表。对这样一种“习所非所用”的考试选拔制度，却有论文倍加赞賞，还提出要把科举制度原封不动地移植到我们今天的干部选拔制度中来。我不否认我们今天的干部选拔制度存在不少问题，也不反对对此提出建设性的意见，研究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但若把科举制度照搬到今天，结果会怎样呢？我不知道如此“解放思想”的论者记不记得顾炎武老先生当年的感慨：“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必记本”注：《日知录》卷十八）“从法不变，则人才日至于消耗，学术日至于荒陋，而五帝三王以来之天下，将不知其所终矣。”（《经义策论》）至于拉古人这“大旗”，做今人之“虎皮”，卖论赚钱者，更不乏一二。你说要加强企业管理，就有论称《易经》是企业管理百科全书；你讲经营之道，就有论称一本《三国》胜于任何现代经营教材；你提倡环境保护，就有论称荀子是提出生态伦理思想的世界第一人。不错，《易经》有企业管理思想的萌芽，《三国》中有处世之道，荀子有原始朴素的生态意识，但它们与现代要求毕竟还有很大差距。弘扬中华文化无可厚非，但若“弘扬”得过分，会适得其反。读罢上边所说的“大旗”式论文，不是有人真的以为远古时代就已经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三国时已经完善了市场经济体制，先秦时期已是环保楷模了吗？应该说，在“双百”方针指引下，近几年广大社科工作者经过努力，写出了不少有科学价值的论文，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假、旧、狂、空”的论文毕竟只是少数。但正是这少数，让我这“刀笔小吏”心惶惶然。以前总觉得自己能写，现在忽然觉得不是那回事。你素爱备至的东西，说不定正是老百姓不买账的东西！听人讲，有位领导同志在民间考察时，曾询问一位普通工人：“你说现在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回答是“你说现在是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你说现在是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我们（我也是参与者）宣传了那么多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宣传了那么多遍社会主义优越性，此君一句话，使我的心变得有如枯井。过去，因自己是搞思想宣传工作的，就把思想宣传工作夸大得神乎其神，现在又觉得“好说己长便是短，自知己短便是长。”写篇论文发表，是不是就像早晨摆摊卖油条一样，把油条用纸一卷递给买者，人家把油条三口两口一吃，顺手把包装纸一揉扔进垃圾箱啦？——过不了几日，就把这事忘得一干二净了。我知道，这个想法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可我毕竟至今还没能从这一极端中走出来，还未找到我在现实生活中的位置。读书是最低成本的求知，在“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的金秋，读些有意思的书既是抵御庸常、建设自我的最便捷方式，读些有价值的书更是理解自己、理解世界和理解人生的最有效途径，悦读从一本好书开始吧，更多好书、更多常识、更多交流请下方扫码进入“必记本”知识星球，老用户请领取“必记本”知识星球优惠卡，先到先得，先睹为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