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具有秘密身份的学者

据两人自传，英若诚“入行”比杨宪益早，是在一九五二年。当时，对台工作无疑是一个重点，英若诚的海外关系，尤其是他父亲去了台湾，可能是他被选中的主要原因。

在自传中，英若诚也提到“当时台海局势相当紧张”，“我父亲刚去台湾没几年……通过在天津做生意的熟人给我们寄过一些钱……”遗憾的是，关于这一工作何时“告一段落”，英若诚没有说，但从“在将近十年时间里，我被准许接触大量的英文读物”看，他至少干了有“近十年”。而杨宪益则是一九五八年“入行”的，但只干了三年。有意思的是，冯亦代“入行”也在这一年，这或许是因为“反右”之后组织上加强了这方面的工作。

英若诚（1929年6月21日-2003年12月27日）

英若诚的“入行”过程与杨宪益相似，都是由素不相识的“神秘人”的来访开始，只是英若诚随即被带去一个陌生的地方见到了“彭真同志”，而杨宪益只是在“最后的晚餐”上才真正“见识”了“神秘人”的上司——“一个年轻男子”。两人的上级领导远不在一个级别，由此也可以见出他俩在秘密战线上的不同“档次”。

从自传看，两人“从业”的时间虽有先有后、有长有短，但被安排的任务基本相同，用杨宪益的话来说，就是通过“接触一些特殊人物”，“为党收集消息和意见”。而英若诚则在自传中较为详尽地记述了“彭真同志”的当面指示：

“我们看了你写的外国同学和熟人的单子。”他开始说道，“如果我们能得到你的帮助，这对国家、对党、对我军都会很有用，尤其是当前的局势下，海内外敌人又开始蠢蠢欲动。”

对他的建议我有些不知所措，答道：“可我这人不懂政治，不知道能做些什么。”

“能。”他答道，“我们不要你多做什么，只要继续和这些人保持联系，注意他们的反应，尤其是对大事件的反应，随时通知我们，让我们有个准备就行。我们不打无准备之仗。”

在当时的情况下，对英若诚和杨宪益这两个有“里通外国”之嫌的人来说，组织上赋予如此重任，无疑意味着一种特别的信任。而他们原本就打心眼里热爱新中国、热爱共产党，因此为了证明自己的忠诚，洗刷自己身上的疑点，其工作热情也就可想而知了。

雷音女士在经传主审定的《杨宪益传》中写道：

他以为身负重任，意味着自己重新得到了党的信任。他在加班加点地翻译大量有用或无用的东西的同时，还利用晚上和周末的时间“交朋友”，进行一系列的“社交”活动；他按照组织的要求如实向“上面”汇报与外国朋友的每一次谈话内容……

其实，对于他们的这种心理及由此激发的工作热情，组织上是早就充分把握了的。因此，从选择的对象看，组织上显然比较偏重身上带有“疑点”甚或“污点”的人，况且这些“疑点”或“污点”本身也使他们具备了某种“隐蔽性”，有助于他们去收集“同类人”的信息，如由“里通外国”的人收集海外人士的信息，由“右派分子”收集“右派分子”的信息，后者如冯亦代。

▲ 冯亦代（1913—2005），民盟中央委员。散文家、翻译家，曾任《读书》杂志发起人、主编

当然，为了让他们更努力地工作，组织上也给予了他们相应的工作和生活待遇，尽可能地帮助他们解除“后顾之忧”。关于这方面的情况，英若诚在自传中只有两句话捎带提及：“他们会先打电话给我，然后派车来接我。通常都请我吃一顿饭，席间话题则随时局而变。”再简而言之，就是“派车接送、边吃边聊”——这的确符合秘密工作的特点，但显然过于简略了。好在杨宪益就此说得较为全面、具体，使我们得以一窥当年秘密工作者的各项待遇：

首先，“神秘人”借给杨宪益“市里一座带庭院的旧式房子”，说是他的“朋友出国了，房子正好空着。我们马上就可以搬进去住”，这样杨宪益得以离开了单位宿舍楼。当然这一“待遇”并非只针对杨宪益，冯亦代也曾说，“卧底”之后，由“一间不到十平米和一间可以容得一床一桌二椅的地方”而“住进了二居室的宿舍”，可见组织上对从业者的住房问题是非常关心的，至于住房大小、租赁还是分配等等，则会根据各个从业者的具体情况包括工作需要等加以通盘考虑。

其次，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但在那段秘密工作期间，由于“神秘人”的帮助，“杨宪益能定期收到牡丹牌香烟、五粮液和泸州大曲、鲜肉和腊肠、带鱼和各式肉类或水产罐头……”杨宪益的“特供”，固然与其在家中招待外国客人以获取信息的工作特性有关，但显然也体现了组织上对其生活的关心。

这方面的情况，在主要依靠“串门”获取信息的冯亦代的《悔余日录》中亦有记录：在工作成绩获得肯定之后的一九六一年，冯亦代得到了“一些费用，老刘同志说有什么个人的花费，也可以用”，之后是调整工资，恢复十五级每月一百二十四元。

1941年，杨宪益和戴乃迭新婚留影

第三，家人的生活得到特别的关照。杨宪益搬迁之后，“更重要的是为三个孩子办理转学手续”，长子杨烨转到了北京市第五中学就读高中，大女儿杨荧转入北京女二中，小女儿杨炽则转到家门口的船板胡同小学就近读书。而从冯亦代日记中说组织上与他“谈了如何帮助冯浩（冯之子）的升学问题和冯陶（冯之女）的入团问题……”可以见出，杨家孩子的转学应该是得到了“神秘人”帮助的。

房子、票子（甚至还有当年凭票子买不到的东西）、孩子……这样的工作待遇即便在今天也是极为优渥而具吸引力的，更何况那是在困难时期，特别是政治上又有了“归属感”。因此连杨宪益都“加班加点”地工作，“按照组织的要求如实向‘上面’汇报与外国朋友的每一次谈话内容”，甚至后来在撰写自传时，杨宪益都不会讳言“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〇年，我们在那儿愉快地住了三年”。

但有意思的是，英若诚和杨宪益在自传中对自己的“工作业绩”都评价不高。英若诚说，“我答应了彭真的要求。可事实上我没起过多大作用。”杨宪益则说，“那三年中，我如实地向那位神秘的联系人汇报了我的工作情况，但他们对我的汇报似乎不大感兴趣，他们准是感到很失望。”不过从组织上对杨宪益的“考评”看（这在英若诚自传中也是个“盲点”），他的汇报又岂止让组织上“感到很失望”。

组织上对杨宪益工作业绩的“考评”，是其自传中写得最为跌宕起伏、精彩传神的篇章之一：

到了一九六〇年，暴风雨猝然而至。他们很客气地请我去吃饭、聊天，那天的筵席非常丰盛，气氛也真诚、热情。但是吃完了饭，我的主人（一个年轻男子，我很少与他见面，但他显然是那伙人的头儿）突然问我对历史人物曹操有什么看法……听他突然提出这么一个怪问题，我不禁吓了一跳，但我还是回答说，曹操是一位大人物，我喜欢他的性格，因为他喜爱诗歌、女人和酒，他天赋很高，多才多艺。我的主人用神秘莫测的语气说，他早就料到我会喜欢曹操的，因为他老奸巨猾、诡计多端。他接着又说：

“我想你的性格有与他类似之处。”

接着他突然转而谈另一个话题：

“杨先生，我听说解放前你曾对朋友们说过，你很喜欢一句中国成语叫‘狡兔三窟’，有这回事儿吧？”

我回答说，我确实说过类似的话，因为当时我不得不兼好几份工作，我在国立编译馆当翻译，同时又在几所大学里教书，因为当时生计艰难。

“很对。”他打断我的话，“不过，这话还有别的含义吧，不是吗？‘三窟’可能是指国民党、外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共产党。你是不是同时在为三方面工作呢？”

我震惊得说不出话。

原来他们一直怀疑我是个双重间谍，表面上装出一副忠于中国共产党的样子，实际上是为外国某个秘密机关工作的一名间谍。我受到极大的伤害，感到非常气愤。他却冷冷地说，现在该是我彻底交代自己所作所为的时候了。我怒气冲冲地离开，他们用汽车把我送回家。第二天早晨，他们派人给我送来一大沓书写纸，供我写彻底交代的材料。我气愤地在第一页纸上只写了十个字就把那沓纸退了回去。我写的是：

路遥知马力，
日久见人心。

兢兢业业工作了三年，突然被组织上认定为“双重间谍”，这是杨宪益没有想到的，或许也是他直到最后都没有想明白的。但随着冯亦代等“卧底”细节的披露，现在即便从非专业的视角看，组织上的判断也是有逻辑依据、顺理成章的：

首先，在接受“神秘人”的任务之初，杨宪益就已经露出了“破绽”。“神秘人”告诉杨宪益，他解放前曾通过一些外国友人特别是西方外交官为中共地下党收集过国民党的情报，党认为他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所以决定让他重操旧业。对此，杨宪益可能还有些“沾沾自喜”，以为自己的“一技之长”得到了组织上的肯定。殊不知，组织上对他解放前的这段经历一直存有怀疑，“肃反”期间就曾对他进行过调查，只是最终还是无法确定他是否两面甚至三面间谍。不过，有一点显然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杨宪益有秘密工作的经验。但与“神秘人”初次见面时，杨宪益就违反了秘密工作的一条基本准则，他对“神秘人”说：

解放前，我和地下党接触的事，我是连妻子乃迭都瞒着的，因为我不愿她卷入危险。现在情况不同了，我要把你的建议和她商量一下然后再决定。

“卧底”冯亦代直到迟暮之年都坚守着秘密工作准则，坚持“有些事到死也不能讲……连老婆也不能讲”，而杨宪益这个曾经从事过情报工作的“老手”，竟然违背“垂直领导”“单线联系”的纪律，“委婉”地提出让妻子加入，这不能不让组织起疑，更何况在组织看来，戴乃迭本身就有英国间谍的嫌疑。

其次，杨宪益的“汇报”也露出了“破绽”。杨宪益说“神秘人”对他的“汇报”“似乎不大感兴趣，他们准是感到很失望”，并非没有依据。事实上，早在“神秘人”将其“汇报”由最初的定期改为不定期，又由书面改成口头之时，杨宪益就该意识到自己的“汇报”缺乏价值了。但自以为忠诚而“如实汇报”的他并没有意识到，“汇报”的“言之无物”，没能提供其所交往的“外国友人”中敌特分子的蛛丝马迹，在组织看来，恰恰是不忠诚，甚至也是他的间谍嫌疑之所在。——这，其实也是我直到“卧底”曝光、“聂档”解密之后，才渐渐悟出的。而杨宪益的“汇报”之谜也因此得以慢慢解开。

“卧底”“聂档”事件相继公诸于世之后，杨宪益对自己的那段秘密工作经历一定有过回顾。赵蘅在日记体的《杨宪益舅舅的最后十年》一书中有段记录，说的是“聂档”解密之后的二〇〇九年四月三日在杨家的一段对话：

妈（“必记本”注：杨宪益的妹妹杨苡）指着我对舅舅说：“她说我向着李辉，其实我是说那时不叫告密，叫汇报。”舅舅说是啊。

接着舅舅却说了这样一句话：“那时也叫我揭发赵学龄（“必记本”注：杨宪益在外文局的同事，曾任《中国文学》编辑），找我好几次，我没理。”

从逻辑上看，杨宪益由“那时不叫告密，叫汇报”一下子转到“揭发”的确有些突兀，以至赵蘅用了“却说了……”但从杨宪益的角度看，他的思维其实并没有什么大的“跳跃”，他只是在补充说明“汇报”并不等于“告密”，与“告密”类似的是“揭发”，而他连“揭发”自己同事的事都没干过。换言之，杨宪益很可能意在间接表明当年的“如实汇报”并不包含“揭发”、“告密”的内容。

这里不妨再看看杨宪益的狱中“交代”——枪口下的“汇报”。所谓“交代”，当然包括自我坦白和揭发他人。但即便在不交代就“拉出去枪毙”的威胁下，杨宪益也只是“在绝望中将解放前、解放后我所认识的所有亲戚、朋友的名字统统写出来，并一一说明我和这些人的关系。我不知道他们究竟对哪些人感兴趣，因此不厌其烦地列出了一百个中国人和五十个外国人的名字”，然后，“我把他们一个人写了一段，比如：我的妹夫罗沛霖，比我大一岁，上海交大毕业，学电机的，去过一趟延安。我说的都是好话。就一个人一个人那么说，大约每个人写二百字左右……他们看了以后也是很不满意”。

在不交代就杀头的严峻时刻，杨宪益尚且“说的都是好话”，而决不“揭发”乃至“构陷”友人，正如黄苗子在《奇文不可读》一文中所说：“昔金圣叹有言：‘杀头，快事也，圣叹于无意中得之，不亦妙哉！’个中境界，宪益有焉。”虽然此评价如今读来令人别有滋味，但用在杨宪益身上大体还是贴切的。当然，最了解杨宪益这种品格、境界的还是戴乃迭，当她在狱中被要求揭发杨宪益的罪行时，戴乃迭说道：“他是世界上最好的人，没有罪行……”

杨宪益戴乃迭夫妇

由杨宪益的狱中“交代”再回过头来看他当年的“如实汇报”，便不难发现其“汇报”能有多大价值。“世界上最好的人”自然不会去做“揭发”、“告密”甚至“构陷”之类的龌龊之事。但“汇报”如果没有了“揭发”、“告密”（或者“构陷”）的成分，在当年的秘密战线上还能有多大价值？除了反证他的间谍嫌疑还能证明什么呢？

第三，戴乃迭的“破绽”。真正导致组织上向杨宪益“摊牌”的原因，据现有的资料看，很可能是戴乃迭的一封信。这封信，即便不是“暴风雨猝然而至”的唯一的直接因素，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

当年《中国文学》英文组组长唐笙在一九九九年接受雷音采访时回忆说：

一九五九年彭德怀出事，戴乃迭看了外电知道了这事，她写了一封信正式提出意见。她说：“彭德怀的事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在这儿工作，我们也是人，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那时候我们才知道彭德怀的事。我们都非常老实，什么也不看，什么也不说。我的任务就是把这封信翻成中文，交给领导。这件事杨宪益夹在当中，领导就对杨宪益很不满。

可以想见，“神秘人”看到这封信时绝不会认为这是戴乃迭政治上的无知，其职业的直觉只能告诉他们：这个英国间谍因未能在第一时间获取高层变动的重要情报而有些迫不及待了……为了阻止可能的情报外泄，组织上必须向杨宪益“摊牌”，于是便有了上述要求杨宪益“交代”的精彩一幕。

但当初读到那精彩一幕时，我还是有些纳闷：既然组织上已经认定杨宪益是外国间谍，令他“彻底交代自己的所作所为”，为何他在自传中又说“后来我们决定不再与这些神秘的同志打交道了”，似乎是自己主动退出的，而且还用了郑重其事的“我们决定”四个字。但通过以上的“比对”阅读，这些“纳闷”也渐渐有解了。

从秘密工作的角度看，一旦发现双重间谍，组织上一般并不会立即将其“扫地出门”，所谓责令“彻底交代自己的所作所为”，其最终目的还是意在让其彻底为己所用。也就是说，当时杨宪益还是有可能继续留在组织内的，只要他表现出对组织的绝对忠诚，努力做出“成绩”以证明自己的清白。但杨宪益用“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以示与“神秘人”断绝关系，可见他的退出绝对是主动行为。

主动退出，看起来简单，其实不然。因为退出同时也意味着上述房子、票子等一系列工作待遇的“退出”，这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小事，因此必须是郑重其事“决定”的。事实也证明，那三年“愉快”的生活随着杨宪益的主动退出而告终了——

过了一个星期，那位“神秘人”“脸上挂着腼腆的笑”对杨宪益说：“认识您真高兴，不过我的朋友、那位房主最近从国外回来了，所以说我们要把那座房子收回了，您看什么时候搬方便？”

也是在一九六〇年，杨烨高中毕业报考北大，达到了北大录取分数线，但最后被另一个分数不如他的干部子弟取代，他只能就读北京工业大学。

至于杨宪益的“特供”，那些烟酒鱼肉等等自然也都“退出”了。

这大概也是杨宪益成为戴乃迭眼中“最好的人”所付出的代价之一，也是很多人做不到的。

但杨宪益就这么“决定”退出了。

不过，杨宪益能“全身而退”还是令人不可思议。照理说，秘密工作一旦“入行”，并不是你想退出就能退出的，更不要说“全身而退”，直到“文革”时才被投入监狱勒令交代。这简直比“反右”时杨宪益写了“反诗”而未被划为右派更令人费解。我曾试图用“戴乃迭是英国国籍，弄不好会造成国际影响”来解释，但终究有些牵强。后来在“比对”阅读中旁及雷音的《杨宪益传》，读到冯亦代一九九六年谈杨宪益当年为何未被划为右派的一段话，才豁然开朗：

当时没有碰到他，是没有办法。因为没有他，这个外文出版社要关门了。你英文谁搞？当然有人可以翻译，但是要定稿，要修饰稿子不能够靠外国专家，外国专家对中国的东西莫名其妙。因为要用他，所以有人为他讲了话。

由于冯亦代已被揭晓的特殊身份，现在来看，这段话应该是很可信的。而且从语气和用词看，其中谈论杨宪益“不可获缺”的那些话，很可能就是为杨宪益讲了话的那个人所说的原话。冯亦代虽然没有透露那人是谁，但从当时的形势看，那人绝不可能是外文出版社的领导，而且地位应该不低，甚至不在“彭真同志”之下。而他所谓不“碰”杨宪益的理由其实并不充分，明眼人都可以看出那不过是“保”杨宪益的“托辞”而已。

那个替杨宪益“讲了话”的人究竟是谁，不好推测，只能有待将来解密了。但我直觉，在杨宪益“退出”秘密战线时，那人一定再次替他“讲了话”。

由“水流云在”而“漏船载酒”，随着杨宪益那段秘密工作经历一路跌宕起伏下来，忽然想起他一九九四年接受雷音采访时说的一段话：

钱钟书不大好交友，他光看书，书呆子，不大关心政治……钱钟书就看得起两个人，一个是向达，一个是我。他叫我小杨。虽然我比他年轻，可是对我还比较看得起。

看来，杨宪益好交友，不光看书，也关心政治，但他还是个“书呆子”。“小杨”虽然是“最好的人”，但“在政治上还很不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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