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记本”注：本文作者孙述宇（1934年-），翻译家、文学评论家，早年就读于清华大学物理系、香港新亚书院外文系，后在美国耶鲁大学获得英国文学博士学位，曾任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是金庸、傅聪、梁羽生盛赞的《金瓶梅》研究者，其作品《金瓶梅：平凡人的宗教剧》是广受赞誉的《金瓶梅》研究经典之作。
孙述宇在书中认为，一般人道听途说，以为《金瓶梅》这本书的特色是床笫间事，不知床笫是晚明文学的家常，死亡才是《金瓶梅》作者独特关心的事。
如果说官哥儿的死揭开了《金瓶梅》描写死亡的序幕，那么李瓶儿的死，让我们真正看到了一个人在面对死亡时是怎样的一种状态。
中国人向来不喜欢谈论死亡。年轻时因为距离死亡太遥远，不会认真思考这个问题；等到老了病了，又因为过于害怕而不敢谈论。就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活着的时候从来不知道死，等到要死的时候，又好像从来没活过。
但死亡终究是每个人都需要面对的问题。知道死亡长什么样子，或许有助于我们更从容地面对它。
潘金莲
她是《水浒传》原来故事中的人物，她勾引小叔、通奸杀夫，写得生动活泼，而且行事的动机真实。后来《金瓶梅》全书都是用这种写实笔法写成的，可见作者从《水浒传》的潘金莲形象得到启发。
潘金莲在《水浒传》中已经比那些英雄好汉生动，到了《金瓶梅》里更是表现出无穷尽的生命力。月娘、瓶儿、玉楼等人，既是所谓有闲阶级，在家过日子都是悠悠闲闲的，若没有饮宴戏曲的节目，就只在家里谈天、下棋、赌小钱；金莲却闲不下来，她老是在那里用心计。她的条件并不算太好的，如果与瓶儿相比，在气性、人缘、子嗣、肌肤各方面都不及，加以有一段不光彩的历史，所以在家中争一席位，确是要很奋力去斗争。西门宅里其他上上下下的人，除了春梅，恐怕谁也憎恨她，然而谁也让她三分五分，怕她的嘴。
从文学史的观点来看，潘金莲的家庭斗争是个里程碑。这差不多是中国文学上头一回拿妇女的精力作写作题材。从前中国文学本是写来叹赏的多，不可赏的女性自然少见。可是《金瓶梅》却不是写来给人叹赏的。这里的潘金莲，不仅只是个男人欣赏的美女，还是个有心思、有欲望、有自己生活的人。
我们可以拿《红楼梦》中的女性为例来说明这开拓工作。大观园里那些美好的小姐，都是旧日中国文学传统的女性，而且基本上是浪漫戏曲里的人物；但那个要强的王熙凤则遍身散发着《金瓶梅》的气味。
她擅长的不是诗文，而是说话，说的话里带着许多比喻、许多俗语和歇后语，没有什么文饰，没有什么避忌，非常地泼辣。我们又看见她最爱说笑话，这是《金瓶梅》的特色，而《红楼梦》的美人中只有她一个人有这嗜好。至于性格人品，她就更像个《金瓶梅》人物。把这一切考虑在内，我们用《金瓶梅》所解放了的想象力来解释王熙凤的面目，是很适当的。
潘金莲写得非常地生动有力——也许是全书中最生动有力的一个，然而我们有时会嫌她稍欠真实感。《金瓶梅》中别的人物显得真实，是因为他们的感情与动机都是很可以理解的，而愈是异乎寻常的行为，愈能表现出作者的洞见。
整本书中，行为与人迥异的，似乎只有潘金莲和武松这两位《水浒传》人物。武松不再论了；潘金莲呢，她欠自然之处，在于她的妒忌怨恨与害人之心种种，都超人一等，而且强度从不稍减，从不受一些慈爱温柔之情的影响。
作者写书之时，也许是觉得一个像《水浒传》中潘金莲那样的女人，带着无限的怨毒之力，正宜表达那种天地开辟以来万古常新的人心中之嗔恶。
但这金莲同时也是一个人。她的人性，在小说中是以她分尝到的人生之苦来量度的。尽管她内心的嗔毒有神魔的强度，她的肉身却软弱一如常人，是情欲的奴隶，她的命运也与常人无异，是不由自主的。小说讲到西门庆死后，就一点点告诉我们，金莲少年时如何坎坷，偏又生得聪明敏感，而且还念过书。最了解她的春梅告诉人家，她对母亲不好，不是没亲情，是要面子，受不了母亲拿人家的施舍。到我们的偏见渐减而同情渐增之时，作者却用看透表里的目光，带着对人生的喟叹，写她的结局。她被月娘逐出是由于与女婿陈经济通奸有了孕——子嗣，这是她从前千方百计都求不到的东西，是她妒恨与毒害李瓶儿母子的因由，现在来了，但何姗姗其来迟啊！
她只好把白胖的男胎堕进马桶里。逐出门后，她在王婆家等候发卖时，武松来报仇了。她本也可能逃过这大难的，因为陈经济正在筹钱来买她，春梅嫁到守备府也在央周守备来赎她。可是作者让我们看见，生死只系在一点点很琐碎无聊的东西之上：陈经济的路程赶不及，而周守备的手下虽然身上带着银子，却为了和王婆争闲气，偏偏要拖延一下，让武松有了机会。金莲一生聪明，这时却吃情欲的亏，想嫁武松，这便上了武松的当。
金莲心中的大毒是嗔，现在来到生命尽头，却遇上这个嗔心同样重、说不定更重的武都头。
金莲被杀之时，书里有诗这样咏叹：
诗句粗朴不文，不待多说，但是把人生的甘与苦一口气同时道出，而且说得这么直白彻底，除了《金瓶梅》哪里去找？
李瓶儿
她是使本书得名的三女性之一。她和吴月娘相像，都比较愚钝，同时也比较温良。她在西门庆家里的地位很优越，初过门时虽受了些羞辱，但不久就变了最得宠的妾，原因是她长得好看（她特别白皙的皮肤是潘金莲妒忌得不得了的），最先养下男孩。不过，由于生得不聪明，常都受人欺侮。那些尼姑、吴银儿、老冯等人骗她的钱也罢了，潘金莲受她惠之后还整治她。她不会反击，有时偷偷对人诉诉苦，有时就躲着哭泣。
但她全部的故事不止于此，作者有更深刻的描写。这个温良柔弱的小女人，也有一段“坏女人”的历史。西门庆当初本是她丈夫花子虚的朋友，她和西门勾搭上了之后，就背弃了丈夫，由他受人陷害，坐视他活活气死。丈夫死后，她不能如期过门嫁西门庆，竟在很短时间内又姘上一个医生蒋竹山，结果又嫌这医生不惬意，逐了他出门去。
这个女人的性格该怎样去了解呢？恐怕很多读者初时都有这疑问。小说开头的章回叙事也有些朦朦胧胧的，我们虽然知道发生了些什么事，但终归有隔雾看花之感，尤其是李瓶儿嫁给西门庆以前的事，有些像传闻，不很像亲眼目击的事。我们的疑团可能要一直留在肚里，直到瓶儿的儿子死了，她自己也活不下去了时，她的人格才忽然像所谓“神灵显现”（“必记本”注：即epiphany），一下子很清晰动人地现出来。
写死亡是《金瓶梅》的特色。
一般人道听途说，以为这本书的特色是床笫间事，不知床笫是晚明文学的家常，死亡才是《金瓶梅》作者独特关心的事。中国文学与西洋文学相比，有个弱点，就是对这件人生大事不够重视。西方基督教有个传统，认为死是最重要的，生活只是死亡的准备，他们的知识分子会在书斋里放个骷髅，死亡成为文学中的大题目是很自然的事。中国人却从来都不爱谈死。中国作家写到这题目，往往是胡诌一番——《牡丹亭》啦、《三言》《二拍》，《聊斋》中的人鬼恋的故事，不一而足；要不然就是得道升天，美化了或是避过了死亡。
我们的绝世佳人林黛玉，死得那么清美凄绝，烧着诗稿，直声叫着“宝玉！宝玉！你好……”，读者忙着咏赏怨叹，看不见死亡的丑脸，也闻不到腐烂的恶味。中国小说家中，关心死亡所反映的人生终极意义的，只有本书作者一人。他虽只有一本书，但在这些篇幅中细细写了许多死事：宋惠莲、官哥、李瓶儿、西门庆、潘金莲、庞春梅……从前的人大概觉得这本书淫猥之外，又不吉利。
李瓶儿是这样死的：官哥在第五十九回夭折后，她在第六十回开始一病不起。在重阳节家宴之时，她扶病参加，酒也喝不下，坐一会儿就晕，回房撞倒在地，以后就没有再离床。不久，探病的人摸到她身上都是骨头了，接着由月娘向西门庆说出，她已经是个要死的人。她的病是很丑恶的。
儿子的夭折除了给她哀痛，又使她自觉罪孽深重。她的梦把这心理表现出来：她梦里见到前夫花子虚抱着官哥来对她说，房子已经找好了，促她快些去同住。这是一等的梦寐心理，因为花子虚本不是官哥的生父，是她的罪业感把这两人连在一起的。
读者可以很强烈地感觉到死亡时的孤寂。环绕着垂死的少妇，别的人仍旧过着日子，各人说着嘴里的话，想着心里的事。《金瓶梅》不厌其详的文体，有时嫌啰嗦，现在却非常有效。我们看见重阳节来时，大家还要好好玩乐一下，有吃有喝，有歌有舞。西门庆这时仍然外出饮宴嫖妓，还与王六儿通奸。
在这闹攘攘的孤寂之中，李瓶儿安排自己的后事。这时西门庆、吴月娘也在替她办后事，他们结果给她办了个很体面、很有排场的丧礼：昂贵的寿材、妻子的称谓、正室女婿做孝子、合卫官员来祭奠、堂哉皇哉的出殡、满县的人屏息看着——日后曹雪芹仿作写成秦可卿的丧事。
但这样的荣华，对她日后的鬼魂与弥留时的心灵都没有什么好处。她自己的安排是请尼姑给自己念些经消灾，然后就是把衣物首饰分给下人。分赠衣物首饰这一段怪凄凉的，李瓶儿好像在撒手之前，还要抚摸一下这些零碎的人世关系，因为她心里这么空虚。她的儿子保不住，丈夫不能长相厮守，自己又没有做过什么事是值得回忆的，与下人们的一点点情分也消散后，她的生命更像什么痕迹也没有留下。
她的一生尽管不堪回首，却又放不下。她还爱着西门庆，就在要死之时，她还很痴心地爱恋这汉子。她的情实在何止于“衣带渐宽终不悔”，因为这汉子正是她乐园里的蛇，正因为西门来引诱她，她才失了节，继而背叛丈夫。现在丈夫来索命了，她也自承理亏，难道她看不见是西门庆害了她的吗？可是，在临终的床上，她仍然情深地叫他作“我的哥哥”，仍然希望与他相守，即使不能终老，有几年也是好的。她虚弱得不能哭出声了，仍用瘦得“银条似”的胳臂扯着、搂着西门庆。
这是中国小说里未见过的热情：两个欲海里的痴魂，像《神曲》里的保罗（Paolo）和佛兰切丝卡（Francesca）纠缠在一起。
我们现在看得比较清楚她是怎样的一个人了。她死时，西门庆嚎哭着一声声叫她“有仁义好性儿的姐姐”；在六十四回，她大殓之后，玳安告诉外头管店铺的傅伙计说，家中的下人都爱她仁厚温和——她会任由下人揩她的油，带着宽容的智慧说“拿去吧，你不图落，图什么来”，等等。但她怎么又是个“坏女人”呢？答案是，她心里的柔情——今天叫作“爱”，从前叫作“情”——太多了。这柔情的一种表现就是与异性合一的欲望，所以李瓶儿也是个“淫妇”。
契诃夫的《宝贝儿》奥莲卡真是个“宝贝儿”，她的忘我的爱在什么人身上都能寄托；李瓶儿却更像个普通人，她的爱要选择人来承受的，在她前夫花子虚与蒋竹山身上就寄托不来，所以她不能为他们守节，而且由厌恶生出毒心。遇到西门庆，她是完完全全满足了——在书里她告诉西门庆说，“你就是医奴的药”。
我们今天也许会觉得李瓶儿只是个可悯的牺牲品，她受命运残酷戏弄，倘使她一开头就嫁了西门庆，养大官哥成人，那么她会快乐地做一生贤妻良母，不会早死，更不会有那些败行。作者大抵不会完全同意，他会说，瓶儿心里那大量的、不由她自主而使她无可奈何的柔情爱意，就是“痴爱”，既有此毒作根源，罪孽痛苦是自然要来的。他让我们看见这“痴”的情在人心中扎根怎样深，看见李瓶儿怎样给折磨了一生，吃过鞭子，上过吊，背着淫妇之名，最后弄上一个最丑恶的病，但至死不悔，甚至死后也不悟——她的鬼魂还一次再次来到西门庆的梦里，还与他欢好，让读者简直要恻然下泪。
作者对瓶儿的态度并不纯粹是贬责。事实上，作者对书中的罪人都没有站在高高在上之处而大加责备，故事完结之时，众罪人血淋淋地来到普净和尚那里听候发落，和尚没有骂他们，也没有遣他们进地狱，而是让他们再投生，等待来生中的善行洁净他们的灵魂。作者非常宽大而富于同情心——他若不同情瓶儿，我们不会这么容易同情瓶儿的。但是在另一方面，他也不会称瓶儿的情为纯洁或伟大。花子虚与蒋竹山的事，明白表示瓶儿的“痴”是会产生罪恶的。
西门庆身上，也有“痴”的表现。李瓶儿病重时，他常常守在房里哭泣，不肯离房；瓶儿死时，他不顾秽气，捧着尸的脸颊亲吻，然后便在书房里跳起几尺高，呼天抢地地哭，不饮不食，下人来问，他把他们打骂赶出去。他责怪上天为什么要抢走了瓶儿，而不让他西门庆死了——这是很严重的话，不敬天地，很不祥的。
西门庆的人品本是三毒俱全，“贪”的念非常重，很不讨人喜欢，他的“痴”倒使我们觉得他还可爱。这个无恶不作的坏蛋在爱情方面竟这样真诚，这样可怜，简直像个拜伦笔下的英雄了。但《金瓶梅》的天地，是很艰难的，有说不完的苦，不是对异性的一点真诚之爱就能救赎得来的。小说的前半，西门宅里似乎日夜酒色征逐，胡作非为都没有后果的，但是从李瓶儿病丧开始，帷幕的一角掀开了，让我们瞥见无边的苦海，罪孽因果之网把人牢牢缠着。
苦是不是都由作孽而来，我们不晓得，但总之阳世阴间的哀哭声是听不完的。第六十六回黄真人来为瓶儿炼度超生，提及十类孤魂，有饿死的、客死的、刑死的、溺死的，以及产死、病死、屈死的，等等。瓶儿死后，无边苦海的涛声就隐隐约约成了小说的配乐。像拜伦能写曼弗雷德以及那些近东强盗，是因为他未见过这些生死的苦；《金瓶梅》中所提示的苦，读者若看得真切时，便会觉得自尊心、勇气以及什么英雄气概都不着边际，唯一有意义的德只是慈悲。
庞春梅
《金瓶梅》书名中的“梅”字来自庞春梅，由此可见她是书中重要人物。她出场很早，但她的故事中最重要的部分，即是她贵为守备夫人以及与陈经济离离合合的经过，都发生在书的末尾。这时西门庆已经身亡家败，作者也显出兴致阑珊的模样——他对生活的爱恋已表达过了，对西门糟蹋人生机会也惋惜过了。他写春梅和陈经济时，好像没有了原先写作的热情。
本来，在作者的构想中，庞春梅一定是一位很突出的女性。她有一种自然的尊贵，作者曾用很清晰利落的几笔，把她的特色很有力地勾画出来。她不是书中最美或最聪敏的一个——在这些方面她未必及宋惠莲。可是惠莲不珍惜羽毛，心中虽有节操，日常的行为太随便了；她正相反，生下来就有傲气与身价。那时她在西门府里的地位，与玉箫、迎春、兰香相等，四人是挑出来一起学弹唱的，但她总是鹤立鸡群，瞧那三人不起，骂她们贪吃爱玩，也骂她们好与僮仆狎混。她自己并不贪吃玩，有一回嫌没有好衣服，像“烧煳卷子”似的，就不肯出门。至于男女之事，虽然她先后也失身于西门庆与陈经济两翁婿（都是潘金莲命令的），但是教弹唱的李铭在第廿二回想动她脑筋，她马上疾言厉色相向，使李铭十分狼狈。大抵就是这样与生俱来的身价感，使吴神仙来西门宅看相之时，从一群淫贱的媵妾之间，认出这婢女长着个贵相。
由于傲，春梅相当残酷。她除了使李铭难堪，又曾因为申二姐不肯快快地为她唱曲子而把那盲女子臭骂了一顿，骂得非常恶毒。另一方面，她对故主始终保持尊卑的关系。吴月娘嫌她与潘金莲狼狈为奸，叫薛嫂领她出去卖了，出门之时她却依足礼法到月娘处拜别，因为最初她本是月娘房中的丫头。后来她贵为周守备的夫人了，在永福寺重遇月娘，月娘慌忙想逃跑，怕她羞辱报仇，没料到她不废旧礼，拜见月娘，并送金饰给孝哥为礼物。这表示什么呢？是她的奴性不改吗？大概不是的，因为她不是个胆怯、保守的人，她的行为反映出很高的自尊心。平庸的仆婢发了达而重见破落的故主时，恐怕不会有这样的把持的。
作者对春梅有很特别的爱惜，爱惜到偏颇的地步。
他在前面大半本书中，完全不写出她的淫行，虽然明白说出她失过身。在《红楼梦》中“送宫花贾琏戏熙凤”章里，“脂评”说若是王熙凤白昼宣淫明写出来，就会“唐突”了“阿凤”；现在我们的作者好像也不愿要春梅公开出丑。这样的偏颇在本书之中是很罕见的，作者对书中人物虽然很同情，但写他们做坏事、傻事以及见不得人的事，却丝毫不留余地。
春梅起初既这样受重视与珍爱，在末尾几章中的描述自难免教人失望。她之贵为夫人，重会吴月娘，重见旧家池馆，尤其是最后纵欲亡身，这些项目料想是作者心中早已定了的，而且都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可是写得实在缺乏深度，而归根到底是缺乏热情。
《金瓶梅》中人物死亡的情景，向来是很动人的，像李瓶儿、潘金莲的死，我们都细论过，西门庆的死与死前那段日子里迹近疯狂的自戕行为，也用了万钧之力，现在春梅在全书完结最末一章中死去，死的经过仅用百数十字叙述，实在太草草。所以我们要猜想，作者写完西门的故事后，已经兴致阑珊了。
但是且不管这些吧，我们面前还有个关系到作者的态度与全书意义的问题未答，那就是，这本书为什么要以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三人来命名呢？这三人有什么特质而得以名列众人之前呢？若说小说的主题是西门庆的身死与家败，事情也不是与这三个妇人都有密切关系而与别的书中人无关：我们说潘金莲害死西门庆是可以的，但李瓶儿和庞春梅就没有什么责任——起码不会比郑爱月、林太太那些人的责任大。那么，这三人是最什么呢？最坏？显然不是。最美？也不见得，后来令西门庆欲心大炽的何千户娘子和王三官妻子，大抵都比她们更美。
《红楼梦》中那一群年轻女子列在金陵十二钗的正册、副册、又副册上，次序大抵是依据才、貌、社会地位、与男主角接近的程度这几项而定的，但金莲三人在这几方面都不能超逾别人。
分析起来，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这三个，她们所共有的特质，其实只是强烈的情欲。情欲本是人的通性，《金瓶梅》中有淫行的人不知凡几，可是真正无法应付自己情欲的重要角色，除了男主角西门庆，就数这三个妇女。她们生活在情欲里，走情欲驱策的路，最后都惨死在情欲之手。
作者拿三个大淫妇来命名小说，是什么意思呢？是警世惩淫吗？作者对三人的品行当然是不恭维，我们看着她们把生活弄糟了，最后遇到了“艺术中的公道”，死得很苦。但作者贬责之时，仍有很深的慈悲。许多人认为《金瓶梅》的警世态度伪善得很，因为书中写了许多淫行，而那些苟合的男女虽谓不得善终，却没有受到很明确的谴责。有些批评家嫌李瓶儿表现出来的温良不合理，又嫌西门庆比《水浒传》中的原身改良得太多。
《金瓶梅》写性事，我们下面再论；但是嫌作者对罪人诛伐得不够，即是嫌他慈悲。李希凡明言觉得《水浒传》对待坏人的无情态度才是合理的。《水浒传》的作者与读者面对犯过的人，有一种很原始的、得来轻易的优越感；《金瓶梅》并不给我们这种优越感。我们想鄙视眼前这三淫妇，他就说，瓶儿很仁厚，对西门庆的真情至死不渝；春梅天生尊贵，当年也曾鄙视贪吃爱玩的同伴；即使是金莲，她的聪明与精力，未必输给你和我。
作者的态度，与写《卡拉马佐夫兄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相近。在卡家兄弟中，那个神父向卡家的老大深深鞠一个躬，不是因为老大的德行好，而是因为他的情与欲很强，人生的道路会是很苦的。神父的慈悲是基督教的慈悲，《金瓶梅》里的慈悲则来自佛教，来源虽异，性质与表现却很相像。我们的三大淫妇都走很凶险的路，吃大苦头，死得凄惨，作者以之命名小说，也是向人生的苦致意。
但三个“淫妇”虽说并非不值得同情，却也不会使读者觉得需要为她们的下场抱不平。她们都可说是罪有应得。李瓶儿自知罪孽深重，所以印许多佛经来赎愆，又请人替她念经消灾；潘金莲和庞春梅即使没有这种自知，但也总了解到自己走的是什么路，而这路是她们自动走上的，不是人家迫上去的。这“罪有应得”之感是很重要的，这感觉加上前述的慈悲与同情，构成了本书的一点特色。若说只是让读者觉得罪有应得之人物，中国文学中也很多，诸如长篇小说戏曲中的奸佞反贼，公案故事中的盗匪，以及行为苟且的狗男女，这些人落得个不好下场时，读者拍手称快，不会同情或怜惜。
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作品极得读者同情的，如《窦娥冤》与《红楼梦》，读者见主角受到那些无辜之苦，不禁为之抱屈，眼中含着热泪，心里充满怨愤。不过，怨愤不平，并不是净化了的情感——把《窦娥冤》和《红楼梦》称为伟大悲剧的人都忽略了这一点。我们读毕《金瓶梅》的心境却是比较净化了的，怨愤不平固然没有，轻佻的优越感大抵也不会多，有的是那种看到了人生尽头的难过，而且多少有些好像什么话也不想说。
读书是最低成本的求知，在“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的金秋，读些有意思的书既是抵御庸常、建设自我的最便捷方式，读些有价值的书更是理解自己、理解世界和理解人生的最有效途径，悦读从一本好书开始吧，更多好书、更多常识、更多交流请下方扫码进入“必记本”知识星球，老用户请领取“必记本”知识星球优惠卡，先到先得，先睹为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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