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记本”注：施蛰存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家、翻译家、教育家，学贯中西、博通古今，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专家”。他一生坎坷，经历了清末、民国、新中国几个历史时期。上世纪六十年代，施蛰存在农村摘棉花时悟出一套“棉花哲学”。棉花受到外部挤压，缩成一团渺小无力；一旦外部挤压放松便又会松弛地恢复原貌，妙在弹性十足。此后，每当遇到挫折，他都像棉花一样伸缩自如、弹性十足。“文革”期间，他被抓起来蹲了两年牛棚，但仍专心致力于词学和金石研究，自得其乐，外界的干扰几乎对他不起任何作用。他当时的名言是“不死就是胜利”。与当时的前辈、甚至同辈相比，施蛰存似乎还算不上顶尖学者，但当这些人一个个去世之后，施蛰存却成了不折不扣的大师。九十七岁高龄仍驱驰文苑、伏案耕耘，为世界各国作家所罕见。别人问他养生之道，他风趣地说：“谈不上什么养生，不过是顺天命、活下去。雪茄照抽，咖啡照喝，从不锻炼。只是吃得很少，晚上一小碗粥，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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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老先生淡泊名利，长期以来一直远离各种纷扰和人际应酬。晚年更是宠辱不惊，有关部门决定授予他上海市第二届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他得知消息后几次写信，请求评委会将该项荣誉给予年轻学者。他说：“我连生死都看得很淡，钱对我已毫无用处。至于名利，我早就看透了。”
正是“棉花哲学”以及“不死就是胜利”的人生信念，支撑并成就了施蛰存坎坷而又光辉的一生。随心所欲的生活习惯，豁达闲适的良好心态，使老先生最终以99岁高龄尽享天年。
本文作者为谢大光（1943年-），散文作家、资深编辑，曾在百花文艺出版社一直工作了近四十年时间，先后担任过《散文》《小说家》《散文》海外版及《中外散文选粹》杂志主编，出版有散文集《落花》《流水》《谢大光散文》《谢大光序跋》等著作。本文首发《随笔》，特此分享。
回忆编辑往事，上海有两位先生，是我特别感念的。这里说“特别”，并非虚辞，检点历年编过的书，毕竟散文集子居多，一类创作，出自作家之手，一类译文，经过翻译，两大类各有若干套丛书，劳烦到的作家、翻译家数以千计。老一代翻译家中，不乏写散文的高手，在我手里，既出过散文集子，又有译著问世的，就是这两位：一位上海译文出版社吴岩先生，一位就是施蛰存先生。1979年夏天，“百花”刚刚复社，着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申办《散文》月刊，刊号批下来已是9月中旬，批复文件要求翌年1月创刊，我们尚两手空空。国庆前夕，我与石英赶去上海组稿，马不停蹄地拜访作家，上海一帮年轻朋友，赵丽宏、孙颙、王小鹰，当时在华东师大读中文系，听说办一个专发散文的刊物，都觉着新鲜，建议我们找中文系的老先生们聊聊。9月28日，由几个年轻人撮合，在师大开了个组稿座谈会，中文系几位资深教授，徐中玉、许杰等先后发表了热情中肯的意见，坐在人后面毫不起眼的一位老先生，见没有人再发言了，慢条斯理地说：“我说两句吧。”他说，办刊物第一期就要把握准方向，不要偏，不能搞得太杂；版面不要太挤，天头留得大一些，适当加些装饰；占两页的短文，尽量不要转页，想办法排在一起。如果需要，他可以先写一篇《宋人题跋》，以后陆续再写，编辑部也可以出题目。我小声问赵丽宏，这位老先生是谁？丽宏说施蛰存你不认识！三十年代办刊物很有名的。我心里话，怪不得呢，说出话来句句在行。没过多久，施先生专门写来一篇《回顾与前瞻》，就中外散文的源流与现状，发表了个人看法，文章与他的谈话一样，随意又切实，刊发在《散文》创刊号上。![]()
《散文》月刊创刊号
《散文》创刊，反响蛮强烈，孙犁连着看过几期，很是高兴，聊天时说，这本刊物，我可替你们做了不少宣传，逢人就说，你给我的刊物，都让我送出去了。我忙说，我们头一回办刊物，有人看就好。您还得提提意见，帮着出点主意。孙犁说：“整体还可以。不要轻视补白。刊物的补白文字要给人留下印象，为补白而补白的尽量少。鲁迅的短文，也有（做过）补白。现在的补白，有明显补白的意味，作者也将就。”又说：“版面要力求大方，不能太挤，要给人比较舒展的感觉。”我说，在上海，施蛰存先生也说过同样的话。孙犁就势转了话题：“你们请他（指施蛰存）写些编《现代》杂志的回忆录吧，一定受欢迎。《现代》是第一流的刊物，三十年代现代书局出的月刊，施蛰存主编，还有一个杜衡。”《现代》创刊时，孙犁还是个文学青年，每出一期，都会盯着找来看，印象很深。孙犁推荐作者历来慎重，于我这是仅有的一次。《现代》杂志
编刊物时间不长，因了一些人事纷扰，调我去做书。“百花”以散文“小开本”起家，名声在外，书稿不发愁，坐在那里编就是了。那时年轻，脚野，吃不惯现成饭，心里喜欢外国散文，觉得那里面的世界很大很诱人，想着搞一套丛书，无奈腹中空空，一时抓不到头绪，借着编《散文》时认识的老关系，遍访京城名家，在冯亦代的听风楼上，又听他提起施蛰存。冯先生那时“客串”编《读书》，对海外书人书事熟悉，聊起来时而中国，时而国外，点评博议，兴致很高。他说四十年代李霁野译过吉辛的《草堂随笔》，仍然可读；戴望舒译过西班牙阿索林的散文，可惜只译了一小部分，可以请西语好的人重译；又说丘吉尔的文风非常犀利，被中译者搞得拖泥带水，基本是靠词典；他推荐罗斯金谈绘画的短文、伍尔芙的日记，又说日本的散文很好，突然插了一句，“施蛰存对英美散文有研究哦”。一个被冷落了几十年的名字，在聊天的场合，被我尊为师长的人反复提起。我留意起来。施蛰存的文字，三十年代报刊上原是常见的，鲁迅编《准风月谈》附过几篇，作为一场论争的备考留存下来，今天在《鲁迅全集》上很容易找到。我对这些历史旧账不感兴趣，想看的是创作，很难找，仅在一部现代小说选中，找到一篇《将军底头》，也是三十年代作品，写法新鲜，却没有深的印象。福建郭风、何为等人筹办《榕树文学丛刊》，与《散文》月刊像兄弟，也瞄准了散文发力，1981年“散文专辑”上，刊发一篇施蛰存先生的《在福建游山玩水》，文末标着“1980年5月26日”，虽系新作，写的却是四十年前的旧游。使我感兴趣的，不是先生笔下的山水，那个时代的写作者，重新获得了发言的权利，笔下多是在申诉、辩驳、自证，人的精神在禁锢消减后的反弹与自我保护，在施先生那里看不到，全然一副从容自在、底气很足的笔调，漏泻出与众不同的味道，结尾处写福建山溪暴涨的壮观，拿自己的孤陋寡闻自嘲了一把，却又荡开一笔，“不过，天下本来有许多伟大的、美丽的、杰出的事物，在司空见惯的人眼里，都是平凡的了。华盛顿的母亲，不知道她儿子有多么伟大，这也是一个例子”。读起来回味无穷。缘分常在念想中不期而遇。1983年，我参与“百花散文书系”编辑，经手责编了梁遇春、郁达夫、茅盾的散文选集，正寻找新的目标，上海朋友传来消息，社科院应国靖以施蛰存的散文艺术作为研究课题，准备选编一部《施蛰存散文选集》，已经得到作者授权，希望交给我们出版。我当即致信应国靖表示欢迎，把“书系”的体例要求告诉他，盼早日读到书稿，一面向社领导汇报。拿到施先生选题，有机会再去上海，登门拜访就顺理成章了。施先生住在愚园路1018号，二楼拐角的亭子间，十平方米不到，做了书房兼会客，屋内照例堆满了书、报、刊物，加上一摞摞长短不一的碑帖拓片，把个小小的书桌几乎埋了起来，乍看上去有些零乱局促，坐下来感觉就不一样了，主人的优游自在传导过来，很快令你熔融其中。施先生戴一顶老派的无檐帽，身着方格上衣，手擎着烟斗，大约听力不佳，询问时总是把头和烟斗一起伸过来。很少见到这样好提问的老人，先是问《散文》月刊，来稿多吗，印数多少，作者都是些什么人，封面两个字辑自哪部古籍？又问到出书，什么品种畅销，平均印数多少，还准备开发哪些选题？我好不容易逮住空当，向先生咨询对翻译散文的看法。先生信息灵通，说湘潭大学彭燕郊，正在给湖南人民出版社编“散文译丛”，他从柏拉图搞起。先生说，还是近一点好。一个作家搞一本很困难，宁可字数少一些，五六万字总还可以。戴望舒当年译过阿索林的《西班牙一小时》，没能译完，残稿有七八万字，存在他这里。年初在北京听冯亦代先生提起过此事，以为是陈年旧闻，听听而已，没承想在施先生这里落实了。我对三四十年代的旧译感兴趣，那个年代，作家诗人大都搞一点翻译，读到原著喜欢，随手译出来，能够较好地保存原汁原味。施先生自己就译过一部《域外文人日记抄》，由上海天马书店出版。问起这本书，施先生有些意外，眼睛眯起来，侧过头来问：“侬是在哪里看到的？快五十年了，我手里一本都没有留下。”我也只是听说，并没有见过，这些隔代旧译，对于今天的读者都是新的，于是极力撺掇先生设法淘回一本，还有戴望舒的译稿，能增补些新译更好，按原本重新出版亦可，我们愿意接受。作家的书信日记也属于散文呢。越聊兴致越高，先生告诉我，三十年代他编过一部《晚明二十家小品》，没想到还没有被忘记，上海有出版社准备再版，而他的兴趣，已转到唐诗与碑帖上去，现在有点怕翻译散文了。告别时，施先生一再叮嘱我，搞丛书要有章法，需要先拟一个拟目，否则组稿不容易，一定要精一点，先出个一二十本也好。![]()
回到天津，我把拜访施先生的情景，详细说给孙犁。孙犁听得仔细，连说“难得”“难得”。鲁迅著作，孙犁早在青年时代就喜欢，后来养病期间悉心通读过，对于当年鲁、施之间的书目之争肯定清楚，个中人日后的遭际是可以想见的。那个年代，施先生一介文弱书生，在白色恐怖中，最先于自己主编的《现代》杂志披露丁玲被捕的消息，又刊发了一整页丁玲照片。这些，孙犁都是装在心里的。丁玲去世后，孙犁在怀念文章中，记下这个细节：“不久，丁玲被捕，《现代》杂志上登了她几张照片，我都剪存了，直到我认识了丁玲，还天真地写信问过她，要不要寄她保存。”转过年来，应国靖编选的《施蛰存散文选集》文稿寄来了，复信时，我请国靖转致施老一笺。已是耄耋之年，身体各种毛病不请自来，先生住在医院，没忘记我的嘱托，写信提道：“戴望舒的《西班牙一小时》曾托友人校过一通，校者提出不少意见，我还没有覆阅修改，去年一病至今，此事遂搁起，稿在家中，因调整房间，我的书物均已为家人移动，必须待我回家后方能找出。好在我打算9月中旬出院回家，待我出院后当即通知你。”对于自己的书，施老说：“书名是否一定要‘施××散文选’，这种书名我很不喜欢，最好是以其中之一篇为书名，而以‘施××散文选’为副题，如果你们是有一套书名一律的丛书，那就随大伙一改。否则，我想改个书名。”随着交往的深入，我越来越感到，施先生是很有趣的一位老文人。我们的外国散文丛书，在艰难中起步了。知道先生关心，一有收获，便想到与先生分享。先生也总是直言不讳。1986年12月5日来信：“惠函及承赐《胡萝卜须》一册已收到。谢谢。徐知免同志此译我很喜爱，但只印900册亦甚惨。《胡萝卜须》有黎烈文全译本，恐徐君未见。译外国文学书，应有序文或引言，对原作者及作品略作介绍，后记只宜于写译者的交代。此书开卷不见序文，未免遗憾。我希望你社以后出书，不论是译文或创作，或专著，卷首总得有一篇序文。”中国散文历来讲究人、文合一。读到好的散文，常夸一句“文如其人”，其实，文字本就长于修饰，人如何，文如何，多是不甚了了。对于施蛰存先生，有了初步印象，再读他的散文，我想到的是“人如其文”这四个字，“对于像这样一个真诚的作家，我们只要认真地阅读他的作品，便可以全面地理解他了”（孙犁：《契诃夫》）。他写自己小时候的性格，“我是一向生活在孤寂中，我没有小伴侣，散学归家，老年的张妈陪伴着母亲在堂上做些针黹，父亲尚未回来，屋宇之中常是静愔愔地，而此时我会得不想出去与里巷中小儿争逐，独自游行在这个湫隘又阴沉的天井里，这是现在想来也以为太怪僻的”（《鸦》）；寂寥中，细微的日常发现，也有欢欣，精致的艺术的点点滴滴带来兴趣，“我不懂得印石的好歹，但是我很喜欢玩印章。这趣味是开始于我在十五六岁时从父亲的旧书箱中找到一本《静乐居印娱》的时候，而在一二月以后，从神州国光社函购的一本《簠斋藏古玉印谱》，使我坚定了玩赏印章的癖性”（《绕室旅行记》）。中学时，他从同学手里，交换来几部唐诗，“尤其是那部两色套印的，桃色虎皮纸封面，黄绫包角的《李长吉集》，使我爱不释手。它不仅使我改变了诗格，甚至还引起了我对于书籍装帧的兴趣”（《我的创作生活之历程》）；大学期间“我的思想与生活是最混乱的时候，我只胡乱地读书。对于文艺书，我觉得一切都是好的，到手就读。非但读，而且还抄”。文学写作之路，就这样开始了，由诗到小说，由模仿到创作，年轻，好奇，各种新方法都想试一试，内心里却是信着自己的兴趣，体验实实在在的甘苦：“人说‘熟能生巧’，对于文学上，这却不尽然。我只觉得愈写愈难。”能说出这样的话，散文之魂魄已经体悟在心了。施先生的散文没有凌厉的呐喊，他只是倾诉自己的经历，自己的心声，素淡中也有一份执拗：“有一个时候我曾想，我的生活，我的笔，恐怕连写实的小说都不容易做出来，倘若全中国的文艺读者只要求着一种文艺，那是我惟有搁笔不写，否则，我只能写我的。”战争改变着人。抗战期间，从上海到云南，从云南到福建，只身流离颠簸，生活逼着人长见识，有了更多色彩与比较，文字向深处伸展开，委婉中添了些芒刺，对文学有了别样的理解。施蛰存给妻子的家信，这样写着：“你读过朱自清先生的那篇《背影》没有？这不是一篇讲究辞藻的文章，但是它足够感动一切人子。我从前并不喜欢那样的文章，以为，里面所表示的只是一种肤浅得很的童稚的孝感，作为初中学生的国文读物或伦理读物是好的，作为一个文学读物却没有多大意思。近来，也许又是受了年龄的影响，我对于文学的标准却不想唱什么高调了。文学还是让它载一点道罢。像《背影》之类的文章，让中国青年多读几篇也不无好处。”而作者仍然以好奇的眼光打量着世界，品尝属于自己的那份滋味。施先生早年写过一篇《雨的滋味》，开篇写凄雨中的苦境，转而又自我开解：“你姑且将对于雨的不快意的感情丢开，你再考究一番生活的艺术，你要能假设你生活在雨中——不论是蒙蒙的微雨，潺潺的淫雨或滂湃泱漭的骤雨，也安闲恬静得如在云淡风轻的春日与天高月白的秋夜一般。如此，你便能不由得从你的会心里体验出雨的精微的滋味”，书斋里的感受夹缠着古人诗句，托出不同季节的雨声雨境带给人的愁绪。没承想，这一番“少年不知愁滋味”的浪漫抒情，日后成了作者一生经历的谶语。应国靖的选目，经过作者调整、补充，《施蛰存散文选集》于1986年8月发排付印。我作为责任编辑，满心的感慨无以言表，都写进短短的内容提要里：“本书选编作者二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所写散文66篇。作者在时代的长河中浮沉颠簸，历经曲折，始终保持着对于生活的挚爱之情和对于学识的求索之志，这些使得他的随笔式的散文，温柔之中微见忧思，素朴平淡的字里行间常含机智幽默，令人读后回味无穷。这是一位曾经被曲解、被遗忘的作家写下的，不会再被遗忘的作品。”在我的职务性文字中，这是少有的一次忘情。![]()
《施蛰存散文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86年8月不知为何，书，拖了两年，1988年才印出。施先生看到样书，立即复了一信：昨天收到一本我的“散文选集”，始知已出版。上月香港友人有信来问起，他们已见广告了。此书还是1986年已排好的，迟至今年才印出，定价就高了。书只印1500册，很可怜。在30年代，此书也可以印1500册，现在读书人多却仍只印1500册，正规文艺书之不景气，于此可见。
此书你们是大赔老本的，内容又多是腐作。我知道你们印出此书，多半是出于礼貌，为此，我很感谢你们。此事稿费，可以照最低标准支付，或者按定价15%结算1500册的版税亦可。此事请不必客气，我决不计较稿酬。
应国靖的“序文”由你社支付稿费，至于此书的编辑费，由我支付，你们不必另付。
除赠书外，我还要自购40册，款在稿费内扣除。请通知出版科及财务科。
你们的《散文》还在继续出版不？我二年没见到。如仍在出版，请寄我近刊一期，只要一期够了。我想看看内容。这里有几篇青年朋友的散文，想介绍给你。
手此即候
箸安
施蛰存
6月23日
施先生显然对译著更感兴趣。听我当面提出重新出版《域外文人日记抄》的意向，先生很高兴，找书花了不少时间，找到又重新看过，对旧译做了些改润。这部书1934年出版时，原有一篇序文，先生指出，“日记是美文的一支，并且是最足以代表美文的特色的”。对日记的写作动机与技巧，做了精到的阐述，“因为日记纯粹是个人的作品，它不需要连贯的字句，所以日记之特点往往就在于它的许多断片的连续处”。全书翻译了曼斯菲尔德、托尔斯泰、乔治·桑等七位外国文人日记，序文最后，译者对未能将列那尔的日记选入书中为憾，“这乃是近年来出版的最好的一部日记文学。很希望他日能有将它全译问世的机会”。时隔五十年，先生又写了一篇重印后记：“五十年来，我国的文学翻译界没有译出过一本外国文人日记，而外国文人的日记却又出版了不少名著。我希望这本书的重印出版，能引起翻译界的注意，有人愿意全译几种日记文学的名著吗？”寄来改正本及重印后记，先生附有一信，特别嘱咐：“书中作者照片如仍采用制版，请先通知，我这里可找较好的底本去制版，不要用书中的印件。”并提出，“此书希望明年能印出”。这是1986年6月3日。先生和我都太乐观了。选题通过还正常，排校与设计都在缓慢进行。先生对书的装帧设计十分用心，原书辑页上作者照片年久失真，美术编辑提出改以手绘，先生1986年12月5日来信，“《域外文人日记抄》的作者，我或许还可以找到四个人的铜版像：①曼殊斐儿；②托尔斯泰；③乔治·桑；④果庚。过几天我上楼去找。我想不用勾绘像，毕竟有点土气”。1988年中，书版经过三校付印，成书已经胜利在望，我把好消息告诉先生，1989年4月28日先生来信：“《外国文人日记抄》如能印行，甚感。将来如设计封面，我想用一个曼殊斐儿或乔治·桑的照片，像企鹅丛书版本那样。不知可否？届时请考虑。”先生还附了一幅自绘的封面草图，连颜色与字号都标好了。看得出，这一切先生做起来好兴致。八十年代末，出版体制改革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怎么改？谁也拿不准。推向市场已是必然趋势。文艺出版社更敏感，非畅销书很难出，即使签了付印，上机开印要等印数，这一等就没有日子了。施先生想必有所耳闻，1990年3月来信相商：“好久不相闻问，想起居安好，工作繁剧。乔治·桑、曼殊斐儿、托尔斯泰的日记，前两年均有重印本（英国企鹅丛书本），我的《域外文人日记抄》，今年能印否？亦甚念念。我希望能付印，用抽版税的办法，按定价15％计版税，印几册算几册。能办得到吗？”施先生是过来人。作为出版界前辈，有和作家打交道的经验；作为作家，又有和出版商打交道的办法。这些，如今都不灵光了。作为编辑，在“自负盈亏”压力下，我也不得不分身转向“纪实文学”，冀望从企业家那里暂解燃眉之急。一批纯文学书稿搁置下来。那些年不知和了多少稀泥，说了多少违心话，夹在出版社与作者之间，编辑处境十分尴尬，一边是饭碗，一边是朋友，左右舍不下这些明知有价值、一时得不到市场认可的书稿。施先生修养够好，又等了三年。1993年3月终于提出：“我的那本《外国文人日记抄》，你们如果不预备印，可否将原稿寄还我？因为那个本子是我校改过的，未留副本，如让别家印行，也必须依据那个校改本。”我仍不想放弃。8月间，先生发出最后通牒，“一本《域外文人日记抄》，在你手里已有六七年了，现在上海有一家出版社要印行日记系列，愿意将我这一本收入，你们如尚无意付印，请即将我的一个改正本寄还给我。如果你们再拖下去，不印，又不还，我就只好将另一本未校改的付与上海的出版社，你们千万不要再印”。按照编辑的职业操守，既然尚未签合同，书稿另有出路，不应该再耽误人家。我终究还是不舍，无奈之下，只有豁出去赌一把。我把已经签字付印的清样连同原书一并寄给先生，证明我们为这部书做了大量前期工作，如能稍待时日，定当保质保量出一部好书；一面拿着先生的“最后通牒”，敦促管事的人下决心。先生是通达的，经过认真考虑，复信告知：“《外国文人日记抄》既然即可印出，我就通知上海文艺出版社不收入此书了。今日已将原稿及清样全份寄回，请查收。但我有一个要求，希望你们不要在我的书上用国语罗马字拼音！这是毫无道理的东西。为什么全书中每一个字不加注音呢？外国出版物也从来没有用国际音标的！你们的封面设计者还是那样的老脑筋。希望革新。”这一次，施先生是冤枉封面设计者了。出版物封面标汉语拼音字母，是当时国家提出的要求，出版管理部门为此专门发过文件。施先生对此火大另有缘由。千呼万唤，《外国文人日记抄》终于在1996年6月印出，距施先生写来重印后记整整十年。尴尬的是，一直嚷着没有订数，版权页却写明首印10000册。内行的施先生一下子看出了门道，来信问：“此书不知印过几版，我已无存书，可否请你查一查库存，将旧版惠我一册？版权页上写得不明白：‘1988年第一版/1996年6月第一次印刷’，这就叫人看不懂了。”岂止先生，连我这个责任编辑都成了丈二和尚。几家读书报刊，以为我们要在外国日记译著上大做文章，打电话来采访，我只有苦笑着应付。好在先生看来还算差强人意，“封面、装帧设计还不坏，不过这是外国十九世纪出版物的里封面图案，显得太旧气了。两个英字，是‘外国日记本’，不能表达中文书名”。《外国文人日记抄》，百花文艺出版社，1988年3月
今天忆起来，波折多一些的来往，倒比一帆平顺来得有趣。施先生一生最在意的就是趣味。“一个善于欣赏书籍的读者，当他得到一本值得欣赏的书之后，他不仅是热心地读它，而且还得玩弄，或说摩挲它。”（《关于图书馆》）读书，写作，做学问，是支撑先生活下去最有趣的事。面对逆境，冤屈冷落也好，“戴帽子”打成另类也好，他不屑于任何辩解，照旧默默地做他的学问，少年时排遣寂寞养成的兴趣，老来都做成了通学。先生晚年给《随笔》写过一组《乙夜偶谈》，文前“小引”妙趣横生，颇能代表先生的风格：“答应给《随笔》写稿，已经是半年以前的事，但一直写不出来。顾名思义，随笔是随时有所想，随时笔录下来。随时有所想，没有问题，一日之间，胡思乱想可真不少。随时笔录，却十分困难，没有这样一支勤奋的笔。为了蓄意要给《随笔》践约，不得不在随想之后立即随笔。可是白天的随想总是无法赶快笔录，因此，它们几乎全部逃走。两个月来，总算录出了几段晚上的随想，即以《乙夜偶谈》为总题目，亦可以说是记实。希望不久就会有一种录想机，可以在运行思维的时候一按电钮，立即记录了我的随想，那时《随笔》的稿源，一定如长江水涨那样滚滚而来，我的投稿或许也不在少数。”2003年4月，我和一位复旦毕业的同事，到苏州开会，原计划会后弯一下，去上海看望施先生。先生最后一封信里说：“我已十分衰颓，文章不写了，书还得看。家中有一个曾孙女，十二岁，书看了不少。你拣一些新书供应我们罢，钱，我已没有什么用处了。”没想到就在那几天“非典”爆发，上海继北京之后宣布封城，我心里说，老天无情，错过这一次，再见就难了。这一年11月19日，施蛰存先生在上海病逝，享年九十九。空闲时，常打开施先生的书、信，从字里行间揣摩先生的心性，仿佛有笑声。笑声中，分明听得到先生在纠正我：“真正能笑的人，一定不愿意在别人面前显示他的笑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