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钱钟书的人，现在还没有特别注意到到他和郭沫若的关系，一是因为直接的材料极难见到，二是间接的材料需要解释，在事实上不容易令人信服。因为凡解释出的事实，必有解释者自己的理解和判断在其中，而见仁见智是学术研究的常态。
关于钱钟书和郭沫若的关系，我有自己的一点理解。我曾注意过钱钟书和鲁迅的关系，也是取这种间接理解方式，不一定处处坐实，但在整体判断上，对于理解他们的关系还不能说完全没有帮助。
我过去对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真实处境，有一个基本判断，就是压力下为寻求自保，写文章批判别人极为常见，在知名知识分子中，陈寅恪和钱钟书是我常提到的反例。但后来我在网上看到一则材料，是绿原（“必记本”注：诗人、翻译家和学者）有一个回忆，说在批判胡风运动中，钱钟书也写了文章，还是在《人民日报》上，但绿原因为记忆原因，没有给出原文出处，提示这个材料的人也没有给出。现在《人民日报》有电子版，如果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想来不是太难，我没有使用过电子版的《人民日报》，不知绿原的回忆是否有误？但在一般批判胡风的材料中，我确实没有看到过钱钟书的文章，这方面的材料我有相当的搜集，包括一些当时地方上编辑的批判胡风的材料。
我曾引过傅璇宗（“必记本”注：中华书局原总编辑）先生在《缅怀钱钟书先生》一文中回忆的事实。
1984年，傅璇宗先生出版《李德裕年谱》后，给钱钟书送去一本。钱钟书对傅璇宗先生说：“拙着四二八页借大着增重，又四一六页称吕诚之丈遗着，道及时贤，惟此两处。”钱钟书在新版《谈艺录》中提到了傅璇宗的《黄庭坚与江西诗派研究资料汇编》和吕思勉的《读史札记》。从钱钟书“道及时贤，惟此两处”，可以理解为是他对中国当代学者的一个态度，后来有人指出钱钟书提到的“时贤”，事实上并不止这两处，但再多出来，也不影响我们理解钱钟书对当代中国学者的基本判断。
《容安馆札记》中有没有提到过郭沫若？我没有细查，因为原书是手迹影印，一般的查阅很难发现，大连范旭仑先生专研此书，希望他以后能在这方面有所发现，或者他已有发现而我还没有见到。
钱钟书1949年后和郭沫若在同一单位供职，郭沫若是科学院院长，钱钟书是科学院属下的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以郭沫若当时的社会声望，钱钟书注意郭沫若的言行，在逻辑上，应当是没有问题的，但我们很少发现钱钟书对他的直接评价。
1979年，钱钟书访问美国，曾见到夏志清。夏志清在《重会钱钟书纪实》中有一个细节，夏志清奇怪，郭沫若“为什么要写贬杜扬李的书？”钱钟书回答：“毛泽东读唐诗，最爱‘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反不喜‘人民诗人’杜甫，郭沫若就听从圣旨写了此书。”（《钱钟书研究》第2辑第310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后来虽然有人指出，郭沫若写《李白与杜甫》是他早年的学术趣味，并不一定是投别人所好，但这个判断即使成立，也改变不了钱钟书对郭沫若的评价，而钱钟书的这个态度，可能并不是1949年后才产生的。
我们来看《《围城》第七章中的一个细节描写：“何况汪处厚虽然做官，骨子里只是个文人，文人最喜欢有人死，可以有题目做哀悼的文章。棺材店和殡仪馆只做新死人的生意，文人会向一年、几年、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陈死人身上生发。‘周年逝世纪念’和‘三百年祭’，一样的好题目。”（《围城》第23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
这段文字最见钱钟书讽刺风格，如果说其它文字还算一般叙述，我们不大可能索引出具体所指，但这个“三百年祭”，显然是指郭沫若的名文《甲申三百年祭》，因为“三百年”并非约定成说，钱钟书不用“二百年、四百年、五百年”，特别用了“三百年祭”，一定略有深意，至少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妄断钱钟书的心理，这个理解在学术上也可以成立，因为巧合也是写作时记忆的反映。
《围城》写于1946年，而《甲申三百年祭》写于1944年，在重庆《新华日报》连载四天，受到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他曾在给郭沫若的信中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此文在延安和当时共产党控制地区大量发行。《围城》的叙事，凡具体事件、书名及当时风尚，皆有真实所指，而这个讽刺，也可以理解为是钱钟书对一篇名文的态度，其中可能包含了他对文章作者人格和学术的评价，不知这个理解有无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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