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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屠杀是二十世纪人类历史上最为惨痛的事件之一。然而，单纯使用“南京大屠杀”这一称呼，却无法全面揭示日军在这一事件中所表现出的极度享受极致变态虐杀的本质。
几乎所有日军士兵在南京大屠杀中，都会极度残忍折磨和杀害平民，这些极致变态的暴虐行为与其说是宣泄仇恨，不如说是一种竞赛性、表演性的狂欢享乐。
纳粹德国的种族灭绝政策主要是基于种族优越论的意识形态驱动，旨在通过系统化和工业化的手段实现种族清洗。其种族灭绝政策系统化且高度组织化，集中营和毒气室的设计和运作体现了其工业化的杀戮模式。这种意识形态驱动的暴行虽然残酷，但其实施过程却是冷酷而有条理的。
通过法律和行政手段将犹太人及其他被视为“劣等”的群体隔离、剥夺权利，最终在集中营中进行大规模屠杀。这种模式的特点在于其效率和系统性，强调的是种族清洗的目标而非过程中的暴虐享乐。
日军在南京的暴行表现出一种无序和病态的暴力倾向。纳粹德国的种族屠杀具有高度的系统性和组织性，主要由国家政权主导，依赖精密的行政和军事体制来执行。相比之下，日军的暴行更多表现为一种肆意的、失控的个人暴力。
虽然同样有上级的指令，但在执行过程中，士兵的自发暴力和变态行为起到了重要作用。许多日军士兵在屠杀过程中并没有严格地执行“高效杀戮”的指令，而是表现出一种发泄式的暴力。这种失控的暴行不仅仅是命令的延续，而是反映了日本军队内部对暴力的鼓励和纵容，以及战时士兵极度的心理麻木。
不仅如此，日军的暴行还表现出一种病态的“享乐化”和“表演化”倾向。日军士兵常常表现出对被害者的极端折磨和侮辱，这种行为本身不仅是执行命令，这种行为带有浓重的享乐化、表演化、狂欢化的色彩。
日军暴行中的性虐待、公开凌辱、竞赛式虐杀等行为显然不利于军事效率，而是展现出一种病态的暴力倾向。这种暴行不仅是对肉体的摧残，更是对精神的极度践踏。
有观点认为，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的暴行体现出的是一种极端的去人性化（dehumanization）。日军士兵普遍接受“中华民族是劣等民族”的教育，认为中国人是“低级人种”，因此可以任意践踏其生命尊严。这使得日军士兵能够毫不犹豫地实施变态暴力，而这种暴力并不为了效率或目标，而是体现为一种对“劣等种族”的全方位侮辱和毁灭。
但我想强调的是，整个人类社会历史中，不管是个人还是组织，哪怕是对确实非人的动物都很少见到像日本人这样极度的暴虐残忍、扭曲变态。更不要说，这种行径已经上升到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整体性、集体性、机制性。
哪怕是中国人所熟知的“五胡乱华”中，从施暴者的行为中我们也能看到贪欲、淫欲、征服欲等典型的驱动因素。这种在全人类全历史中都难以找到第二例的极端暴虐行径，绝并不仅仅是军事行动、暴力威胁、欲望失控等能够解释的。
与其说日本人想通过这种极端暴虐实现什么目的，不如说他们需要的就是极端暴虐本身，不管是对自己、对同胞、对别人。而且，这种内在动因深深植根于日本的精神文化、意识形态、社会心理的历史土壤中。
不管是历史还是当代，日本社会都存在一种病态的精神发泄和暴力享乐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现象不仅在南京大屠杀等战争暴行中体现得尤为突出，也在日本历史的其他阶段、社会行为、以及今天的各类精神文化产品中表现出来。其核心是，通过极度变态的自我虐待、被他者虐待、对他者的虐待来实现自我认同。
日本历史上有着悠久的自我虐待和自我惩罚的传统。这种文化倾向，不仅仅表现为对自我身体和精神的压迫，更是与日本对荣誉、道德以及“道”的追求紧密相关。在传统文化中，尤其是在武士道精神和佛教思想的影响下，自我惩罚和极端的自我控制成为了重要的文化观念。
大家都知道，日本武士道不仅仅强调忠诚、勇气和荣耀，还要求武士时刻自我约束和自我惩罚。为了维护自己的荣誉，武士会通过“切腹”来表示自我惩罚。切腹不仅是对外界羞辱的回应，也是对自己不达标准的极端惩罚。
这种行为在传统观点中被理解为通过自我牺牲来寻求荣誉，但为什么必须通过剖腹来实现呢？ 因为腹部包含神经、肌肉极其丰富的内脏器官，特别是肠道。
武士刀刺入腹部后，肠道和其他器官在被割裂或穿透的情况下，能诱发严重的肌肉痉挛。这种痉挛又导致肠道扭曲蠕动，紧紧缠绕已经刺入的刀刃，能实现“利刃搅腹”效果，这无疑会引发剧烈的腹痛。
肠道及其内部消化液、残存食物、粪便对腹腔的腐蚀、污染，又会导致感染和败血症，这使得没有因为外伤和失血而死的人，陷入更加持久和痛苦的状态，更是给旁观者带来极具冲击性的心理震撼。
所以，所谓切腹，其本质绝不仅仅是死亡，而是“极度残忍地虐死自己”，而且要让旁观者感受到，从而塑造一种强调无条件服从和绝对忠诚的扭曲文化。
日本历史上的“被他者虐待”主要表现为两种现象：一是日本在外部世界中的受害者心态，二是日本对“他者”文化的敌意和自卑。
日本在历史上长期处于与外部世界的隔绝状态，如幕府时期的“锁国政策”。但随着近代化进程，外部世界的压力逐渐加强，尤其是西方列强的干预和侵略。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日本在面对西方列强的挑战时，常常表现出“被迫屈从”或“自卑”的心态。
日本经历了一种被外部世界“虐待”的文化心理。外部世界的入侵和压迫刺激了日本民族主义的崛起，而这一过程也与日本早就存在的自我虐待、自卑情结深刻耦合。
因而，日本文化在面对外部压力时常常表现出一种极端的内外对立。特别是在战时，日军和日本社会的集体心理中将外部的敌人，尤其是中国、西方列强、韩国视为“他者”，并通过对这些“他者”的极端敌视和暴力行为来强化日本自身的身份认同。
于是，在自我虐待、被西方虐待、虚假的被中国虐待等综合作用下，日本产生了“虐待他者”的强烈内在动因，尤其是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帝国主义扩张中。这绝不仅是对外扩张、殖民野心所导致的掠夺、欺压型暴力，更是通过虐杀他者来实现文化和社会心理层面的自我认同。
在这一过程中，暴力不仅仅是战争手段，它成为了国家和民族身份认同的一部分。士兵和指挥官在执行这些暴行时，往往认为这是对“敌人”应得的惩罚，也是日本“文化优越性”的体现。这种行为的逻辑是通过对他者的极端暴力来强化自我认同，形成了“通过虐待他者来证明自我”的文化心理。
性暴力更成为“虐待他者”的一种关键手段，这更多是民族主义和性别权力结构的体现。通过对他者女性的性暴力，这些在历史上自我虐待、被西方虐待而导致极度自卑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妄图从“精神阳痿”和“文化阉人”的历史阴影中摆脱出来。
在施加变态而扭曲的暴力时，其内心独白是：我终于不用自己虐自己或被别人虐了，我终于能虐别人了。我之前什么都不是，而现在我终于能认可我自己了。
“自我虐待”来源于对所谓“荣誉”和“道”的极端追求，这种追求最终通过残忍地虐待自己和自我牺牲表现出来。
“被他者虐待”则是日本在面对外部竞争或威胁时产生的严重自卑心理。
“虐待他者”成为通过对外部敌人的暴力行为来实现文化优越感的手段，强化了日本自身的民族认同。
三者形成了一个病态的循环。在这个循环中，日本的自我认同并非通过正常的文化交流和多元性构建，而是通过、屠杀扭曲、变态、暴力、侮辱、虐待和对外部世界的敌视来强化。
这种病态循环在日本的军事扩张、帝国主义时期、乃至其现代的民族主义情绪中得到了体现和延续，在某种程度上建立了当今日本人独特的民族身份。
然而，这种暴力的自我认同也为日本未来的战争暴行和民族冲突埋下了深刻的隐患。至今，鲜有学术成果、文艺产品、科普作品能让中国人民更深刻而详细地理解日本。
在与日本互动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也一直在认识日本，理解自己。
面对日军绝对的武力优势与极端暴虐，有一位中国中学教师在被枪杀前奋勇击毙了5名日本士兵。
面对日军的轮奸企图，李秀英在与日本士兵的搏斗中身受37处刀伤，却坚强地活了下来，甚至在近六十年后依然精力充沛、生动地讲述自己的遭遇。
李秀英回忆道：“他（日本鬼子）吓坏了。他万万想不到女人也会反击。”
“我满腔怒火，一点儿都不害怕。我唯一的念头就是与他们拼命，将他们杀掉。”
她说，最大遗憾就是当初没有跟父亲习武，不然，她早就将那三名日本士兵杀掉了。
她最大的遗憾就是当初没有习武，不然，早就把那三名日本士兵杀掉了。
如果，当时每一个中国人都习武，都不害怕，都跟鬼子拼命，历史又会是怎样的？
历史没有如果，但今天的我们却可以用自己的头脑和双手去创造未来。
对此，我一直重复着一句简单而富有力量的口号：血海深仇天天讲，斗争钢刀日日磨。
如何面对并改造日本？这是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过程中面对的挑战，更是我们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性机遇。
我想，唯一的答案就是：全民族都团结起来，建设并持续发展好独立自主、强大繁荣的社会主义中国。
我们热爱和平，绝不去欺负别人。我们更要善于斗争，决不允许再有人，欺负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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