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创新研究部”是“舰船知识”孵化出的智能化战争智库，聚焦研究全局性、前瞻性、博弈性、对抗性复杂问题，形成了“主体中心、抓总全局、穿透多层、规划多期”的宏观形势、政略战略、战争设计、预测研判等方面的独创理论与方法。
我们将全局理论体系及战争哲学、军事辩证法等理论创新成果模型化、算法化、工具化，开发出“战争大模型”，从而跨越了强人工智能与军事应用之间鸿沟，实现了“专业智能”。
专业智能的对决：OpenAI O1与“战争大模型”的数理计算对比测试
联系我们
邮箱：yanggang@cimtec.net.cn
加VX：yanggang130347
“军队大脑”，或称“全军大脑”是苏联军事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强调集体协作与信息化管理，以提升军队的战斗力和指挥效率。瓦西里·奇科夫、谢尔盖·普罗科菲耶夫和列昂尼德·格列季克等人都在这一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奇科夫强调集体决策和信息共享的重要性，普罗科菲耶夫提出了“战争中的信息流”理论，而格列季克则主张通过高效的信息系统提高决策速度与准确性。
“全军大脑”思想的核心在于通过集中的集体决策、指挥自动化与信息流管理、系统化思维以及战术灵活性来提升指挥效率和战斗力。
集体决策强调在军事指挥中，各级指挥官应共享信息并协作决策，以应对复杂的战场局面。
指挥自动化与信息流管理则要求信息流动不受官僚主义和层级结构的限制，确保各级指挥员通过电子通信系统和计算机网络保持实时联系。
系统化思维将军事行动视为整体系统，要求对战场局势进行全面分析，考虑各方因素的整合。战术灵活性强调指挥系统的快速反应能力，以应对敌方变化和战局需求。
这个思想在20世纪中期到后期深刻影响了苏联的军事战略，特别是在信息化战役、指挥系统构建和联合行动上具有重要意义。冷战期间，这一思想的核心理念也影响了许多其他国家的军事指挥系统和战略思想，特别是在指挥自动化和信息化方面。
从具体实践来看，“全军大脑”思想在苏俄军事体系中表现为高度集中的决策、严格的命令式指挥和刚性的组织结构。核心在于通过集中化的指挥体制和严密的纪律，确保在复杂的战争环境中能够迅速而统一地做出决策并执行命令。
然而，随着信息革命浪潮，尤其是俄联邦在信息科技、创新机制等方面的局限性，这种思想在俄联邦军事实践中暴露出了根本性的缺陷。这些缺陷不仅制约了军事行动的有效性和成功率，更存在制度性深层次根源。
决策层的高度集权是俄罗斯决策体系的核心特征之一。集中决策模式赋予少数高级指挥官极大的权力，这种高度集中的决策方式在战时可以确保迅速响应和统一行动。
但也导致了信息反馈渠道狭窄，基层的真实情况难以传达到高层，进而影响战略决策的准确性。俄决策层的缺乏不同意见和视角，使得战略制定常常被同一思想体系的人士主导，形成了战略上的偏见和盲点。
比如，在俄乌冲突中，俄罗斯高层严重低估了乌克兰的抵抗能力和国际社会的反应，导致战略误判。这种误判不仅影响了初期的战略规划，还导致后续行动的混乱和损失。
此外，俄决策层在短期政治利益和长期战略目标之间的权衡失误，使得决策缺乏前瞻性，未能有效预见和应对国际制裁的影响。决策层在信息共享上的不足也导致其对战场态势的判断失误，无法及时调整战略以应对瞬息万变的战场局势。
在俄管理层，官僚主义和资源配置不合理的问题表现得尤为突出。
管理层在资源配置上优先考虑领导重视的领域而忽视其他关键领域的现象，直接影响了整体作战能力的提升。特别是在军事装备和资源的准备上，管理层未能有效分配空间侦察、无人机和制导炸弹等关键装备，导致俄军在战场上处于劣势。
管理层未能建立有效的反馈机制，导致在行动过程中无法及时获得战斗表现和士兵士气的信息。这种缺乏反馈的现象使得管理层在应对复杂局势时反应迟缓，缺乏灵活性，无法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官僚主义作风还体现在对下级意见的忽视和对上级指令的机械执行上，上级对下级普遍存在明显的严密控制和对自主决策的压制。
这种命令式指挥和刚性组织结构虽然确保了战场上的行动高效和协调，但也抑制了士兵和指挥官的独立判断和创新能力，更导致了在复杂战场环境中的反应迟缓。
同时，若决策层未能赢得士兵的信任和支持，部队的士气将受到打击，影响战斗效果。
信息流通不畅是贯穿俄决策层、管理层和执行层的共同问题。而信息论强调信息的有效流通是任何决策体系成功的基石。
在俄乌冲突中，俄罗斯在获取情报和信息方面面临困难，导致在战斗中无法及时做出反应。这种信息流通不畅的现象源于决策层和管理层的信息管理不足，未能有效整合和利用情报资源，导致战场态势判断失误。
信息不畅还导致了各层级之间的信息壁垒，信息传递的延迟和失真进一步加剧了战略和战术决策的失误。由于信息渠道的狭窄和反馈机制的缺乏，决策层无法获得来自基层的准确信息，导致战略判断的偏差。
在俄罗斯的决策体系中，管理层的官僚主义和缺乏有效的反馈机制限制了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反馈是系统调整和优化的基础，缺乏反馈会导致系统僵化，无法适应环境的变化。
在特别军事行动中，管理层未能及时获得战斗表现和士兵士气的信息，导致调整迟缓，直接影响作战效率和效果。官僚主义的作风进一步削弱了系统的灵活性和适应能力，使得管理层和执行层在面对复杂局势时反应迟钝。
系统论强调系统的整体性和各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俄罗斯的集中分层决策体系中，决策权的过度集中和执行层的缺乏自主权破坏了系统的整体协调性。
一个有效的系统需要各部分之间的协同和互动，而俄罗斯的决策体系由于过度的控制和压制，导致各层级之间的配合不力，影响了整体作战效率。
这些制度性问题导致俄在特别军事行动启动后，在战略上陷入全面被动并伴随着严重的风险、代价、损失。
毫无疑问，毛泽东同志在军事理论和实践上，走出了科学性、超前性、开创性的新路。三大民主及军事民主、士兵委员会等思想与现代科学概念如群体智能、系统涌现性、扁平化分布式指挥决策、边缘计算等有着深刻联系。
在现代军事理论中，这些思想的核心在于“全军皆脑”，即在一个军事组织中，每个成员都能够发挥其智慧和潜力，从而形成一个整体的智慧系统。
毛泽东同志的三大民主强调在部队中实行广泛的民主制度，使每个士兵都能参与到决策过程中。这与群体智能的概念不谋而合，群体智能指的是一群个体通过相互协作和信息共享，能够表现出比单个个体更高的智能水平。
系统涌现性则是指一个系统通过个体之间的简单互动，可以产生出复杂的整体行为。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民主和士兵委员会制度通过开放的讨论和广泛的参与，使得每个士兵的智慧和能力得以充分发挥，进而形成一个具有高效决策能力的整体。
这种系统涌现性在军事行动中尤为重要，因为战争环境复杂多变，单靠少数指挥官无法应对所有情况，而通过集体智慧形成的整体决策能够更好地适应变化。
扁平化分布式指挥决策强调减少层级结构，使信息和决策能够更快地在组织中传递。这一理念与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相契合，他强调在军事行动中，指挥官应当信任并依赖士兵的判断和能力，减少不必要的层级束缚，使得我军能够在战略战术上都高度灵活。
边缘计算则是将计算能力下放到网络边缘，使得数据处理更加高效和实时。在军事领域，这意味着将决策权力和信息处理能力下放到前线士兵，使他们能够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
这与毛泽东同志鼓励士兵自主判断和决策的思想不谋而合。通过边缘计算，士兵们能够在战场上实时获取和处理信息，做出最符合实际情况的决策，从而提高整个部队的作战效率。
具体实践上，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思想在军事实践中体现为士兵委员会的广泛设立和运作。士兵委员会是一个由士兵自己选举产生的组织，负责参与部队的管理和决策。
这种组织形式不仅提高了士兵的积极性和责任感，也使得部队的决策更加贴近实际情况和士兵的需求。同时，士兵委员会的存在也促进了信息的流通和意见的表达，使得集体智慧得以充分发挥。
显然，苏俄的“全军大脑”思想和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民主思想在军事实践中展现出截然不同的特点。
前者通过集中决策和严格的组织纪律确保指挥统一性和迅速反应，但在灵活性和创新能力上存在不足；而后者通过民主参与和集体智慧形成高效、灵活的军事组织，为现代军事理论和实践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启示。
联系我们：
邮箱：yanggang@cimtec.net.cn
加VX：yanggang130347
我部重要理论创新成果《新框架：信息与物质的重新认识》已经成书出版。该成果提出“信息辩证唯物论”，是我们进行关涉全局的根源性、动因性、系统性思考与研究的理论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