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中国化 |历史上的佛经翻译与佛教中国化

旅行   2024-09-18 14:31   山东  



佛经汉译是佛教中国化的第一步。

在译经中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是佛教在中国生存发展和佛教中国化的必然要求和必然结果,它是佛教扎根于中国的前提,是佛教中国化的“方便法门”。







佛教作为一种异域文化传入中国并最终发展成为中国化的佛教,可以说,佛经翻译起到了重要作用。

根据梁启超对我国佛经翻译活动的划分,佛经翻译可以大致分为“外国人主译期”“中外人士共译期”和“中国人主译期”3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东汉至西晋的翻译早期,总共翻译出近570部佛经,这一时期佛经翻译主要由安世高、支娄迦谶、支谦、竺法护等外来僧侣担任了翻译的任务。

第二阶段是从东晋至隋朝的翻译中期,一共翻译了3155部经书,这个时期中国僧人开始加入到翻译活动中,杰出的翻译家包括鸠摩罗什,中国僧人有道安、慧远等。

第三阶段是唐初至唐中叶的翻译后期,佛经翻译受到了统治阶层的重视和大力扶持,这为佛经翻译事业的发展和佛教的传播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通晓梵汉双语的中国高僧挑起了佛经翻译的大梁,尤其是在唐玄奘时达到鼎盛,涌现了翻译大师玄奘,以及义净、不空等高僧。






早期佛经翻译,都是由外来僧人宣经口授,华僧笔受并润文。由于外来僧侣对佛经的天然膜拜,惟恐违背原文原意,因此佛经翻译采取了单一的异化手段,保留了语言上的差异。

然而,佛教要扎根和立足于中国,佛经翻译就必须符合中国的主流社会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适应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接受能力,于是归化策略便成为中期乃至后期佛经翻译中的主要翻译策略。对此,近现代佛学家吕澂在论述中国佛学源流时曾指出:“要从佛典翻译发展的全过程而说,由质趋文,乃是必然趋势。”如被称为“译界第一流宗匠”的鸠摩罗什法师,在不违背佛经原文大意的前提下,不拘泥于原文形式,以华丽的用词、流畅的语言而著称,以致为了译文的顺畅,常常对原文进行删削、添词或改动。这种意译方法可以说是为了迎合当时主流意识形态、满足统治者的政治需求从而采取的归化策略。



《管子》中记载:“秋者阴气始下,故万物收。”


秋令主气的特征是“燥”,“燥”为秋季的主气,故称“秋燥”。燥气伤人,以耗伤津液为主,津液既耗,人的体质状况往往容易见到一派“燥象”。因此,秋季养生,当以“防肺燥,护阴津”为主。






佛经翻译,最终目的则是为佛教扎根于中国、实现中国化创造前提条件。纵观佛经翻译的全过程,佛经汉译中归化于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与本土思想文化,虽然是佛教初传中国时迫不得已采用的策略,但其对中国佛教的发展却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正是通过这样的翻译策略和方法,一些中国人开始关注、理解、接受、信仰佛教。同时也使佛教在中国开宗立派,在中国固有的儒道二家之外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本文节选自《中国民族报》)

佛教中国化的这一历史经验,为当下佛教继续坚持中国化方向提供了有益借鉴。佛教界应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开展解经讲经活动,对教规教义作出符合当代中国发展进步要求、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为佛教坚持中国化方向不断进行新的探索和实践。





用菩萨心肠面对人生,怨亲平等,

一切自然都会转变。 因为善恶都有因缘,

从此广结善缘、人缘、法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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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中区甘泉禅寺
甘泉寺始建可溯到北齐河清元年公元562年,名僧安道一于甘泉寺前瞻卓山上摩崖石刻“般若”大字,与寺门遥相呼应。盛唐李白游甘泉寺时,对甘泉、银杏及何首乌赞叹道:“藤花含笑迎客驾,泉水流声接人谈,井连甘泉水接水,藤缠古杏花上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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