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理上的中国化
佛教传入中国后与儒学和道教等中国传统文化相遇，并在相互交流和融合中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和哲学思想。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要旨与佛家要旨保持一致。
三教合一 互鉴共融
习近平总书记曾高屋建瓴地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这里的“三教”指的是佛教、道教、儒教。“合一”是说三教经过合流，最终汇入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构成了华夏文明的主体。
当代国学大师、佛学家任继愈先生曾说：三教关系，是中国思想史、中国宗教史上的头等大事。三教合一思潮，构成了几千年来中国思想史、中国宗教史的总画面。客观上看，三教合一的历史过程，也是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仪轨上的中国化
佛教传入中国后，经过两千年的发展演变，而逐渐完善定型了一整套与中国礼仪相融合的仪轨制度，诸如早晚课诵、放焰口、做水陆、开光、升座、闭关、上堂斋，种种佛事仪规、法会仪式。在中国式的禅堂与念佛堂上的念佛与坐禅方法，佩带的朝珠、手珠等。
佛教传入中土伊始，佛教就把自己置于中国本土文化的附属之下。东汉三国时期，依附于方术、道士，属于佛、道融合时期;晋代南北朝时期，又依附于魏晋玄学，属于佛玄（儒）融合时期，并在依附的情形下逐渐获得发展。隋唐时期，中国佛教实现了独立自主，摆脱了依附地位，呈现出三教鼎立、佛教为首的格局。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从来没发生过宗教战争，更没有异教徒之间的所谓“圣战”。三教关系的主基调一直是相互包容、彼此吸收、相生相长，最终众流归海，三教合一。有关三教合一的佳话，至今为人津津乐道。
梁启超给出的中国历史上的“两个半圣人”的人选，分别为孔子、王阳明和曾国藩，曾国藩仅为半圣。可见王阳明的历史地位之高。他的“心学思想”和著作《传习录》，对中国近现代风云人物和日本的明治维新均产生过积极影响。
少年毛泽东接触到王阳明的思想后，感叹“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余子”，赞扬王阳明乃五百年间第一人。从少年毛泽东的作文《心之力》的字里行间，明显感觉到受王阳明心学思想的影响之深。（再顺便说一下，蒋中正，原名叫蒋志清，在日本留学期间接触到《传习录》，有感于王阳明“大中至正”这一心学精髓，由此改名蒋中正。）
东晋初年，慧远大师在庐山东林寺，潜研佛法，发誓:“迹不入俗，影不出山，送客不过虎溪桥。” 该地山神便派老虎前来为大师护法。有一次，儒士陶渊明和道士陆修静过访大师，三人相谈甚欢，天色将晚。大师只得送客，路上意犹未尽，谈兴尤浓，不觉之间越过了虎溪，引得老虎大吼提醒，三人心照不宣，相视大笑，执礼作别。"虎溪三笑”的故事反映了儒、释、道三家相互交融的一面，为历代名士所激赏。
三教合一思潮，贯穿了中国思想史、中国宗教史的发展全过程。一直到鸦片战争，三教融合的总格局始终没有改变。
用菩萨心肠面对人生，怨亲平等，
一切自然都会转变。 因为善恶都有因缘，
从此广结善缘、人缘、法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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