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中国化|陈兵教授：中国佛教的回顾与展望

在告别波澜壮阔的二十世纪，踏上二十一世纪的征程之际，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对于开创中国佛教的新纪元，具有重大意义。

在以往两千年的漫长岁月中，中国佛教早已渡过青春壮盛期，自南宋中叶以降，从生长停滞渐趋老迈龙钟。至清末，衰竭不堪的佛教，遭太平军的破坏，洋教和会道门的攘夺，西方文化和民主革命潮流的猛烈撞击，面临生存危机。反宗教运动、庙产兴学风潮，种种挑战，重重法难，激发起佛弟子们的护教热忱。国家民族的厄运，社会的深重苦难，人心的动荡不安，对西学弊端的反省和对东方传统文化的重识，对救国救民真理的热烈追求，思想文化百家争鸣的局面，给了中国佛教以振作的历史机遇。于是，在杨仁山、太虚、欧阳竟无等大德发动下，神州大地上掀起了一场佛教复兴运动。

在这场佛教复兴运动中，佛教界人士学习先行改革的日本佛教、基督教的布教技术，适应近现代社会，采取了组团结社、创办院校培育僧才、发行佛刊，举办居士林及学校、工厂、农场、幼儿园、养老院、医院等新举措，呈现出一片新气象。几成千载绝学的法相唯识学重兴；绝传千年的真言密教从东瀛回归；藏传佛教诸派弘传内地，形成藏密热；虚云、来果、月溪、袁焕仙等重振禅宗，令一花五叶再现于世；印光、夏莲居、李炳南等大兴净土宗，念佛之声响彻城镇山林；弘一、慈舟等重兴南山律宗，月霞、应慈等重兴华严宗，谛闲、倓虚、静权等重兴天台宗；一时诸宗重振，起衰续绝，祖庭重恢，高僧辈出，大有隋唐佛教盛景重现之势。佛学在知识界蔚为显学，著名文史学家如梁启超、胡适、梁漱溟、熊十力、谢无量、马一浮、汤用彤、陈寅恪、蒙文通、陈垣、蒋维乔、李证刚、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等，莫不兼治佛学，佛学研究风气新开，成果累累。科学家王季同、尢智表、王守益等，融通佛学与科学，“科学愈发达，佛法愈昌明”，被不少人认同。

十九世纪末掀起的佛教复兴运动，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达到高潮。四十年代后，由于日寇侵凌，国难当头，国人被卷入救亡图存和内战的硝烟炮火之中，佛教复兴运动举步维艰。五十年代后，社会制度的巨变，使佛教又面临新的挑战。至“十年动乱”“文革”风暴横扫之下，被视为“四旧”的佛教，陷入灭顶之灾，绝大多数寺庙经像被毁，僧尼被遣散、批斗，无数价值连城的佛教文物被破坏。直到七八十年代，邓小平拨乱反正，宗教政策逐步落实，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佛教才得以劫后重生。在台湾、香港，佛教一直沿着二三十年代佛教复兴运动的路子稳步行进，尤其是在六十年代、八十年代，乘着全球性回归宗教的思潮，获得了相当大的进展，成为社会多元文化的主角之一。

二十世纪的中国佛教，大体上沿着一条在厄难中图复兴的崎岖道路行进。从适应后期封建社会的明清佛教传统模式向适应近现代社会的新模式转型，可谓二十世纪中国佛教的特质。

面对种种挑战，适应时代机宜，佛教界大德们主动作出多种响应，其复兴佛教的举措，大略有力恢祖风、学习外求、返本归源、改革鼎新四途。在守旧与革新的相互牵制中，营造适应现代人需要的佛教新模式，这种新模式，大体可用“多元一体”四个字来概括其特质。多元，谓适应人们多元的宗教需求而有多方面的内容，既传续、重振了传统佛教诸宗，继承了传统教义教制的基本内容，又逐步改革了传统教义教制中不合时宜的部分，并吸取、移植了藏传、南传、日本佛教，使中国佛教呈现出较古代更为丰富多彩的内容。一体，谓佛教各宗，大体都认同、趋归于一种共认为应时契机而又符合佛陀本旨的现代佛教模式——“人间佛教”。

人间佛教基于对明清佛教模式非人间化的弊端之反省批判。在人间佛教思想指导下，广大佛教徒积极投入慈善救济、抗战救国，关心国家建设，热情服务众生，使佛教发挥出积极的社会功能。新中国成立后，大陆佛教界适应新社会而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中皆贯穿着人间佛教的精神，有力地推动了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人间佛教的思想几十年来不断发展完善，被海峡两岸众多佛教徒所实践，获得社会的赞许，其影响波及于欧美。

中国佛教在二十世纪虽历经挫折磨难，但凭借佛教的深厚底蕴、永恒生命力，在广大佛教徒的努力护持下，终于从乱石横陈、荆棘丛生中辟出了生路，重振了生机，初步实现了从传统模式向现代模式的转型。革新方案已几经提出，弘教方式在逐步现代化，适应现代社会的佛学思想已较为成熟，并有了相当多的实施经验和一批成功典范。在港台地区，佛教积聚了雄厚的财力、人力，在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大陆，近二十年来佛教在稳步恢复发展，已有了二十余万僧尼，三十多所佛学院培育了数以千计的佛教人才，佛教文化越来越受到知识界的重视，一支百人以上的佛教知识分子队伍业已形成。这一切，为佛教在二十一世纪的进一步振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与动荡混乱，以对抗、战争、科技为主要内容的二十世纪不同，二十一世纪将是一个以和平、发展、生态为主调的崭新世纪。星象家们预测：二十一世纪将是以智慧与个性、信息传递、普遍信仰为内容，以团结友爱为主旋律的“宝瓶座”新纪元。从二十世纪后期各方面的趋势看，这一预言是很有根据的。

经过二十世纪后半期人类对片面发展物质文明所导致的战争、动乱、环境污染、生态失衡、道德沦丧等弊病的反省，和平发展、和平竞赛成为人类的共同期愿；对抗和冲突趋于缓和，民主化成为普遍趋势，极权和专制的市场越来越小。环境保护、生态平衡和精神文明建设越来越受到全人类的普遍重视。人类文明正沿着“信息高速公路”飞速前进，迈向全球一体化的新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将会发生大的质变。物质生活将更为丰富、方便，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将逐步赶上发达国家，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终将实现。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将在深层统合，从而使人类的智慧大飞跃，文明大转型，出现思想文化多元一体、空前繁荣的“文治”局面。

在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新世纪，人类对宗教的需要大概不会缩小，很可能会逐渐增强，为各宗教提供兴旺发达的机遇。“二十一世纪将是人类普遍回归宗教的世纪”一类预言，大概非无其据。二十世纪中期以后，随着对西方科技文明弊病的反省，对情感意志生命、人之存在与自我之关注，宗教被重新认识，肯定宗教的超越精神和伦理教化功用，认为宗教宜与科学平行互补，成为西方世界对宗教的普遍看法，随之出现了回归宗教的思潮。八十年代以来，回归宗教的思潮再度在全球掀起，泛滥及中国。随改革开放的深入，宗教政策之落实，从知识界到政府、民众，逐步重识宗教，“宗教鸦片”“宗教迷信”论日显陈旧过时，宗教有益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佛教、道教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应继承发扬其精华，成为很多社会人士对宗教的基本认识。关注宗教、信仰宗教者越来越多，各宗教都在稳步恢复发展中，基督教、佛教发展速度尤快，反映出国人对宗教的需求在不断增长。

随着二十一世纪物质生活的普遍提高，精神问题必然会凸显，精神文明的建设必将越来越受到重视。人欲横流、道德失范、信息污染、心理疾病泛滥等社会弊病，将引起人们对社会文化的普遍反省，尤其是商品经济大潮中人们所面临的激烈竞争、风云莫测，及贪污腐败、走私贩毒、伪劣产品、人际关系商品化等丑恶现象，贫富差别的迅速拉大，使很多人心理失去平衡，滋生对抗世俗的、向善向上的宗教需求。智力竞争、生存竞争的高度紧张，知识和信息爆炸，使人们普遍向往放松身心、轻安自在、返朴归真。人体科学、生命科学、心理学等研究人自身之科学的深入发展，东西方文化的深层交融和信息传递的发达，及假日和老年退休生活的延长，将使二十一世纪的人们对精神田园、世界伦理、自我、自性、生存价值、生活质量、人与宇宙的关系、地球文明与球外文明的关系等问题引起普遍关注，从而对由来以解决此类问题为职事的宗教予以普遍关注乃至回归。

在诸宗教中最为资深年久、库藏丰富，最易与科学符契、接轨，极擅长于自知其心、自净其心之道，具有很大的心理治疗、心理安慰、心理开发功能的佛教，特别是囊括三大语系佛学、具应时契机变革自身之传统，已经初步实现现代转型的中国佛教，必然会赢得二十一世纪人类的青睐，获得长足的发展，在社会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在中国文化乃至全人类文化的重建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随着经济文化的持续发展、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及港澳的回归和海峡两岸的趋向统一，已经相当兴旺发达的港台佛教必将进一步推动大陆佛教。按近二十年来的速度，大陆佛教若持续发展下去，有可能在二十一世纪的中期以后达到当今台湾佛教的繁盛局面，获得五分之一以上国民的信向，成为社会多元文化的主角之一，并走向世界，推广全球。

具有诸多传统优势、家底殷实的中国佛教，在下一世纪虽然面临蓬勃发展的历史机遇，但也必然面临新世纪的诸多挑战。在高度发达的科学文化和全新的生活方式面前，一切传统文化和二十世纪尚为时新的思想学说，都可能随飞速前进的历史而日显陈旧过时。全民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将使更多受惠于科学、受过科学训练的人们更为理性化，更普遍地用理性、科学的尺度去衡量一切，包括衡量宗教。佛学虽超然于科学，内涵许多前科学、潜科学的因素，富理性精神，但毕竟长期以一种信仰体系在封建社会中流传，从理论到制度，尚未完全实现近代理性化，在方法上未免显出古旧、落后，在理论上也将会面临不断发展的脑科学、人体科学、心理学等的挑战。民俗佛教、寺院佛教的那些拘泥形式、以多神崇祀为实质、以世俗利益为期求的低层次信仰，恐怕会随着人们的日益理性化而逐渐缩小其市场。随着科技进步、经济腾飞和物质生活的越来越方便，及医疗保健技术的发展，人间的世俗生活更为丰富多彩，痛苦减轻，使世人普遍趋向充分享受人生幸福的人生观、价值观，较难深体作为佛法建立基础的苦圣谛而发起急迫的出离心。

在二十一世纪越来越小的“地球村”中，各种文化的交流、碰撞、融合将日益加快，宗教的竞争将激化，各宗教都将面临多种新老宗教和多家世俗文化的挑战。与古代中国佛教的竞争对手只有儒、道二家不同，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佛教，竞争对手中增添了天主教、基督教、印度教、伊斯兰教及为数更多的新兴宗教（包括邪教）。方兴未艾的气功、瑜伽，既吸收了佛、道、印度教等的核心内容，又脱卸了宗教的外壳，挂着科学招牌，传布自由，无多限制，适应多数现代人的现实需要和接受能力，对形式化的、古旧的佛教等也形成了挑战。

具有全新生活方式的二十一世纪人类，即便较二十世纪人类有更大的宗教需要，而其宗教需要的内涵必然会与以往时代人类的宗教需要有所不同。诸宗教包括佛教的现行模式，恐怕都不足以适应新世纪尤二十一世纪中期以后人类的需要，皆须应时契机，调整改革。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博士在对人类文明史作了审视之后，预言未来社会的生机源泉仍将来自宗教，但这个宗教必须能满足人类的新需要——满足人们的科学精神、哲学精神，既能挽救西方的危机，又能拯救东方的困境，能赋予人们明辨和克服严重威胁人类生存的以贪欲为首的各种罪恶的力量，有利于把全人类团结为一体，去解决从现在到将来的一切问题。他在《展望二十一世纪》一书中说：这个未来的宗教不一定是个全新的宗教，也可以设想是一个采取新形式的旧宗教，但是这样的旧宗教即或采取了能够满足人类新需要的新形式而复兴起来，恐怕也要彻底改变形态。

汤因比博士虽然认为东方大乘佛教最有希望成为能满足未来社会人类需要的旧宗教，但从上面这段话看，他并不认为东方大乘佛教的现行模式便能适应未来社会，而认为现行大乘佛教亦需“彻底改变形态”。长期执教于美国的日本佛教学者阿部正雄认为，佛教和基督教都还带有东西方文化的地域性质，未能真正成为普遍性的世界宗教，其现存形态并非它们发展的最后阶段，其现行的教义和教团组织都显得缺乏生气和过时，若要使它们在其故土重具活力，须改变过时的陈旧框架，重建成真正适合于全人类的普遍性宗教。汤因比和阿部正雄的看法，大概是当今许多佛教内外学者和大德们的共识。

中国佛教虽经百年变革转型，但与飞速发展的时代文化相比，仍显陈旧、滞后，未能彻底实现现代转型，远远不能满足社会人心对佛教的需要。尤其是劫后重恢的大陆佛教，存在的问题更多。尽管几经改革，但其样态，基本上还是明清以来国家限制、寺院中心、僧人主导的陈旧模式，以经忏佛事为内容的民俗佛教，仍为当代中国佛教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东南沿海地区甚至可称作佛教的主体。“人间佛教”虽为中国佛教协会所提倡，但未能被全体佛教徒所深切实践。整个佛教，还未能以自身的精神和行为在社会民众中树立人间佛教的鲜明形象，社会人士和不少佛教徒对佛教的基本精神尚多误会、曲解，很多寺院仍然仅局限于课诵礼忏、祈福消灾的形仪，和信众供养的收受，缺乏佛法觉悟自性、奉献服务的内涵和实践。据有关调查报告，各地佛教徒的文化水平、教理水平普遍偏低。负住持佛法重任的僧尼队伍人数虽然在不断增长，但因把关不严，其中不具信仰学修，为谋生、发财、求学而剃度者不在少数，整体素质仍然偏低，思想滞后，精神萎靡。一些担任住持、监院、知客等职事的僧尼生活腐化，不守戒规，导致寺院道风不振，影响了佛教在民众心目中的威望，高超的佛法和平庸的僧尼之巨大反差，使不少对佛学感兴趣的人们徘徊于佛教的门外。多数僧尼，实际上成了寺庙的管理者或旅游景点的服务人员，整天忙于寺务，没有多少时间修学定慧，具巨大的影响力、堪作民众人格楷模的高僧为数太少。僧主俗从、僧尊俗卑仍被强调，居士团体较五十年代以前大为减少，居士在弘法中难以发挥较大的作用。家长制、等级制等封建遗风在不少寺院依然存在。总之，明清以来使佛教衰微的致命内伤尚未能得到彻底根治。在台湾佛教界，山头主义、庸俗化、商品化等弊病也相当严重。

当代中国佛教存在的诸多问题，必然形成佛教在二十一世纪初振兴弘传不易克服的障碍。这些问题，固然与社会历史条件有关，但主要应归咎于明清佛教的传统包袱过重，长期积淀于体内的毒素未能清泄，致使佛教机体难以大振生机。

中国佛教若要获得大的振兴，充分发挥在文明建设中应有的作用，体现佛法的固有价值，必须继续深入批判明清佛教之积弊，发扬隋唐佛教大德应时契机大胆改革的传统，探本溯源于原始佛教和大乘教典，面向未来，因应时代，在教团、教义、社会功能三大方面逐步改革整顿，彻底实现现代转型。

教团尤其出家僧众，作为弘扬佛法、住持佛教的主体，始终是决定佛教命运的关键。佛经中早就预言：佛教在未来终将毁败于释迦佛的不肖出家弟子手里，就像狮子身中虫食尽狮子肉。此言一直鞭策着佛弟子们注重僧团建设。从杨仁山居士之办学育僧，太虚大师拟定整理僧伽制度之周详方案，到当今赵朴初会长之再三强调培养人才为佛教头等大事，都是抓住这攸关佛教命运的关键而力图予以解决。当今海峡两岸的数十所佛学院，正在培养着数以千计的僧尼，以提供未来佛教大厦的梁柱，无疑是决定二十一世纪中国佛教命运的希望工程。但按当前佛学院的现行教育制，能否培养出堪以振兴佛教的合格僧才？即便培养得出，寺僧中心的传统教团结构能否适应未来社会、能否保障僧伽的质量？大概是当事者们较少考虑的问题。

面向未来的佛教僧团建设，应着眼于未来社会人类的需要和多元文化竞争的大格局，从弘扬佛法的智能以促进全人类的文化建设出发，对出家剃度、传统的寺僧中心的教团之兴衰历史，及现行教团体制的利弊，作一番深刻的省思、认真的研究，根据佛法本有、时代崇尚的民主、平等、和合精神，设计教团建设的大方案。

相对于传统的权威人格型高僧为中心、僧主俗从的单一式教团结构，适应新世纪的佛教教团，应该是以正法为中心、和合为纽带的多元一体的新型结构。多元，谓不仅有合格的出家僧团，而且有佛教协会、居士团体、佛教文化教育机构、佛学研究团体等多种团体，将僧俗七众弟子团结于一体，以七众僧伽的团体为中心，摄引广大社会民众。一体，谓在对佛陀正法的共同信仰和遵守佛戒的基础上，和合无诤，分工合作，协调一致。

作为七众僧伽核心的出家僧团之建设，自然应看作头等大事。出家众之发达，不在人数之多，而在质量之高。广收滥剃而致使僧伽素质低劣，已被历史证明乃促使佛教衰竭的病因。太虚、印光等大师对此早有指陈。保证僧团质量，应依政府、佛教界共同认定的制度，经过合理的培养、考核、筛选，建立一支精干、合格的僧伽队伍，提供一批有愿力、深通佛法、有修证的法师、禅师、律师、瑜伽师，作弘法的骨干，信众的归依处。这支僧伽队伍的人数不一定要很多，即如太虚大师、欧阳竟无居士所设想，全国有二三万人甚至数百人，也不嫌少。大量名义僧、哑羊僧的窳滥，难免狮子身中虫食尽狮子肉的恶果。 可取南传佛教出家制度，实行较少数人终身出家与多数人短期出家相结合的方式。与实现佛教模式的现代转型相应，寺院应从中国化的奉佛之所、僧尼之家的性质，逐步转化为教习佛法的学校、七众弟子宗教活动的场所、展示佛教文化的中心，重恢佛陀时代僧伽蓝的淳朴风貌。

专门教育僧才的佛教院校，应从新世纪对弘法人才的需要出发，调整教学方案，改进教学方法。学习的课目，应不仅限于经论，应开设与佛学关系密切的人体科学、心理学、伦理学等课程，培养学僧对佛法的现代理解和对现代社会人心的了解，掌握适应现代人根机而说法的本领。应发扬佛教传统的解行相应精神和启发式、示范式的教学方法，使学僧德、智、福、才全面发展，学会修行及教人修行的方法。在高级佛学院之上，应设立专门研究教理的研究院和实践禅定的禅学院、密宗院，培养高级人才。佛学教育，不能仅限于少数学僧，而应以全体佛教徒为教育对象，各级佛学院和各地寺院，应经常开办佛学义理的短期、假期、星期学校，以通俗晓畅的语言，生动活泼的方式，深入浅出地讲授佛法的义理尤其是人间佛教思想，使广大佛弟子都能树立正见，提高教理水平，通达佛法的智慧，掌握在现代生活中运用佛法的技术。传习佛法的正见、智慧，由教育佛教徒而广摄社会民众，应成为寺院的主要职责。

在教义建设方面，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佛教应进一步深化、完善人间佛教的思想，加大弘扬的力度。应依据“生死涅槃不二”“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的中道义，从深层次阐明佛法与现代生活之不二，具体指示即人而趋佛之道，解决出世间的理想与飞速发展的世俗生活的矛盾，解决清净不染的菩提与日益泛滥的人欲之矛盾，解决佛教与社会的矛盾。要紧扣现代人的心理问题和社会问题，用生动活泼的现代语言讲经说法，用现代思维方式和科学成果阐释佛学。应采用科学的归纳演绎、观测实验统计等方法，对佛教的大量文字遗产进行研究整理，将浩瀚艰深的经论浓缩而又浓缩，脱去古代经院佛学烦琐玄奥的外衣，提取文字般若中的智慧精华，归纳成理路清晰、简明易晓的理论和修证体系，恢复释尊教法简洁明朗的本来面目。应正视科学新成果尤其是人体科学、心理学等研究人自身的学科之新成果，吸收摄化，进一步深化佛学理论。

佛法人间化、现代化的关键，是提供现代人切实可行，能立见效验，获得现法喜乐乃至究竟利乐的修持方法，引导广大现代人从心理锻炼等不同角度身体力行，以切身体验的效益开路，一步步深入佛法的堂奥。

在社会功能方面，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佛教应更加注重引导信众积极投入国家建设，注重社会慈善救济和文化教育事业，扶贫济困，资助希望工程，施诊施药，帮助教育青少年、失足者和罪犯，保护生态环境，关心社会公益、民众生活，热心向政府和有关部门提供合理化的建议，以实际行动体现出菩萨道无私奉献、利乐众生、庄严国土的精神，充分发挥服务社会、激励民众、劝善向上及心理治疗、心理安慰、和合圆融等社会功能，在社会民众中确立人间佛教的美好形象。更应积极发挥文化参与的功能，承担起对治人类心病、医治社会文化疾病的重任，以清澈的慧眼明察人间，关怀社会问题、生活现实和人们的心灵问题，高瞻远瞩，揭露批判世俗文化的弊病偏失，提醒人间保持高度的文明自觉，纠正文明建设的走向，善用科技，注重精神文明，对两个文明建设和社会问题的解决提出方案和建议，在促进世界和平、环境保护、国家统一、友好团结及促进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统合、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融方面，起到智慧长者指导、点化的作用。这大概是佛教对未来社会的人类所应作出的最大贡献，所应发挥的最重要、最有价值的社会功能。

中国佛教在二十一世纪能否在以上三大方面彻底实现现代转型，成为汤因比博士所说的那种能满足全人类的新需要，堪作社会文化生机源泉的改变了形态的旧宗教或实现了现代转型的新佛教，当然受各种社会条件的制约，而佛教自身终归是决定性的因素。传统的惰性和包袱，必然会障碍佛教的现代转型，但应机转型，已成为被历史发展规律和民众的宗教需要所决定的必然趋势，关键就看佛教界能否主动顺应这一趋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