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云来：扩大可再生能源投资规模，有序替代传统化石能源，寻求全球可持续发展新契机

10月16-19日，2024ESG全球领导者大会在上海成功举办，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为本次大会的智库支持单位，绿色金融研究中心（CGFR）承办了17日下午的主题对话——绿色金融如何支持经济可持续发展转型。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讲席教授、绿色金融研究中心（CGFR）主任鞠建东担任本场对话主持人。中金公司原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清华大学管理实践访问教授、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朱云来受邀出席会议并发表主旨演讲。

朱云来指出，即便将所有碳排放的外部成本内部化，全球经济可能仍有能力承担，同时通过可再生能源对传统火电有序替代，也可望在合理的成本范围内根本解决全球碳排升温的问题。因此，这为低碳转型提供了有力支撑，并彰显了经济可行性，并且更为乐观的是，随着科技进步，新能源成本还将持续下降，为我们的转型之路带来更好前景。朱云来建议，积极扩大新能源的投资规模，推动光电、风电、水电等新能源装机逐年有序替代火电装机，实现发电体系从化石能源向可再生能源的转型。此外，为了增强新能源的消纳能力，我们还需要加大对储能设施的投资力度，确保新能源的更高效利用。最后，他强调，ESG作为框架体系，能够促进全球各国的共识与认知，成为具有前景的可持续发展新契机。

图为朱云来

发言速记

2024ESG全球领导者大会

中金公司原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清华大学管理实践访问教授、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朱云来：

主旨演讲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今天有幸来参加ESG会议，时间关系，我尽可能地概括。

1. 碳排放加速，全球气候变暖局势严峻

气候问题很早就开始被研究，至少有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就是里约热内卢国际会议形成的气候公约框架。这一事件发生在1992年，到1997年演变成了《京都协议》，对框架进行了许多细节的补充。从1992年的气候公约框架到现在，已经过去了32年，燃烧活动产生的二氧化碳系统性累积，导致气候变化。这与过去历史上的冰川变动、太阳辐射轨道因素变动等因素是不一样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人类燃烧活动造成的，因此我们需要做出改变。

图1 气候变化

根据历史记录显示，由于累积的二氧化碳排放，我们的平均气温已经增长了1.5度。如果按照目前的情况继续发展下去，估计到2030年我们会平均增长2度。

2. 低碳转型具有经济可行性

面对这样的气候变化，我们有办法改变吗？我们认为过去几十年的进步，特别是过去十年甚至过去三年的进步让我们有了充分的信心。我们已经找到了解决方案至少光伏可以替代化石燃料作为基础能源的提供者这是科学上的可行性。

另外我们经过系统的测算现在已经观察到一种趋势随着科技进步的推进成本会继续降低甚至我们的可再生能源如风能、太阳能对比传统的火电发电可能还更为便宜可以满足全部的能源需要。这需要一个过程但这个过程也是完全可行的。从科学的可行性到工程的可实施性再到经济的合理性现在二氧化碳的排放和地球家园的保护问题在理论上和技术上已经得到了彻底解决。

图2.1 中国与世界碳排放预测

最近我还试图从另外一个角度进行分析因为最主要的二氧化碳排放来源于传统的化石能源即煤炭、石油和天然气。试想一下从全球经济的角度来看三大燃料市场加起来的总规模可能也就几万亿美金而现在全世界的经济总规模是一百万亿美金。其实这些化石燃料作为能源和重要经济社会里的成本来讲也就几万亿。也就是说我们的能源成本其实只有不到经济总规模的10%。

图2.2 中世排耗时图

由于化石燃料的使用以及二氧化碳排放，我们的星球变得越来越不宜居。因此，全球的人类应该联合起来，寻找新的解决方案。然而，正如前面所提到的，技术上已经存在可行的替代方案，这些方案甚至可能比传统的化石能源更加经济。关键是我们要采取统一的行动，而ESG正是一个很好的社会组织平台。通过ESG这个平台，我们需要全世界各个国家达成统一认知。这个前景其实很光明。二氧化碳问题我们肯定可以解决，而且解决方案可能并不昂贵，甚至可能更加经济，从而成为社会经济系统新发展的契机。

图2.3 中世发电量趋势时图

3. 能源体系折退新代破解碳排放难题

自1850年迄今，全球能源消耗持续增长，倘若我们能在2030年如期达到碳排放峰值，鉴于当前世界耗能之巨，以标准煤为计量单位，预计将达212亿吨标煤，相应产生351亿吨二氧化碳排放。然而，倘若我们依照既定计划，在2030年顺利达峰，那么全球将朝着2050年的碳中和目标迈进，而中国则致力于实现更为长远的2060年碳中和愿景。

为实现上述目标，我们所提议的核心策略在于逐步淘汰已达服役年限的火电装机，并持续以新型可再生能源取而代之，从而推动发电体系由化石能源主导转向可再生能源主导。如图3所清晰展示，我们基于系统化的年度数据进行了深入预测。在预测过程中，我们将满足年度发电量需求置于首位。为此，我们假定现有火电装机的设备利用率将保持不变，例如维持火电每年4000小时的发电时长。在制定年度发电计划时，考虑到每年都有部分火电装机因寿命届满而退役，其自然减少的发电量则需通过新增的光伏发电等新能源装机来弥补。如此一来，便形成了一个自然而然的过渡过程。

从2030年的碳排放峰值到2050年或2060年的零排放，我们的年度碳排放量将沿着一条明确的轨迹逐步下降。以约400亿吨的排放量为例，在从2030年至2050年的20年过渡期中，我们每年需减少约20亿吨的碳排放。而每减少20亿吨的化石能源排放，便需以等量的可再生能源发电来替代，从而确保能源供应的连续性与稳定性。这正是我们解决方案的核心所在。可以预见的是，每年解决1/20的问题，这一进程将是循序渐进且切实可行的。

图3 折退新代（转型路径）（2001-2060）

遵循这一逻辑，由今至2030年，火电装机在触及峰值后将逐年退役，历经二十余年，最终降至零。此期间，我们将不断扩增光电、风电、水电等新能源装机，以填补火电装机退役所留之空缺，确保能源系统平稳完成新旧更替。同时，伴随火电装机的逐步减少，煤炭消耗与碳排放亦将相应降低。至2050年，原有火电装机将因自然折旧而全部报废，其位置将由持续累积的新能源装机所取代。这即为我们总体的转型方针，此方针不仅可促成能源系统的顺畅过渡，更有助于推动环保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顺利实现。

图4 中国气候环境分布：辐射/云量

图4展示了中国气候环境的辐射与云量分布测算结果。实际上，中国的主要能源带位于西北部，该地区的云量相对较低。尽管南方的太阳辐射强度较高，但由于云雨过多，因此相对而言，我们利用的辐射能源主要来自西北地区。

从长远角度来看，我国东部地区是电力消耗的主要区域，而西北地区则因其丰富的阳光资源，有望成为更为关键的绿色电力生产基地。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需要考虑建设必要的电力储存与传输设施，以确保西北地区发电站所产出的电力能够高效输送至东南地区，从而满足当地的电力需求。目前，类似的特高压输电网络已具备初步基础，未来或许应该加速其发展，并使其更加适应西北地区以光电为主、而非仅限于水电的区域特点与布局。

4. 转型选择

目前我们所观察到的行业，虽然看似前景光明，但实际上许多公司却深陷亏损困境。这究竟是何原因呢？其实，这是由几个问题相互交织而导致的。首先，新能源如风能、光能的发展势头迅猛，技术更新换代速度极快。这虽然为行业带来了无限生机，但同时也加剧了企业间的竞争。为了抢占未来发展的先机，各企业纷纷展开激烈竞逐，甚至不惜采取低价策略，最终导致亏损。其次，传统火电的平衡也受到了新能源的过度冲击，进一步加剧了行业的动荡。

随着碳排放成本内部化的推进，全社会能源用户必将积极调整以应对新增的成本压力。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依托科技进步，推动能源体系转型，并在持续降低应用成本的基础上实现良性发展。事实上，我们已经见证了相关成本的迅速降低，尤其是在光伏发电和化学储能领域。这正是科技进步为解决问题所提供的强大动力。展望未来，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经济规模效益的提升，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成本将继续保持下降趋势。

图5 能源转型选择-光电技术进步：成本下降（2012-2050）

当前，新的政策要求提出，可再生能源需要在本地消纳达到95%，这无疑带来了一系列挑战。以风能、光能等新能源为例，其最理想的发电地点位于西北地区。然而，西北地区人口稀少，经济总量相对较低，因此当地电力需求并不大，也无法自行消纳如此大量的电力。实际上，我们的目标是将这些能源输送至东南部地区，那里不仅是国家的金融中心和经济中心，也是电力消耗最大的地区。

这就涉及到了我们的电网建设。我们需要通过特高压输电系统，将西北地区的新能源有序地输送至东部和南部地区，以实现供需匹配。同时，为了平衡更多的光伏发电在西北地区的接入，并通过输电网络将其输送至东南部，我们需要引入重要的储能技术作为新电网的平衡要素。储能技术就像整流器一样，能够将间歇性的能源转化为持续稳定的能源输出，从而确保电网的稳定运行。

5. 控制低碳转型成本

通过合理的碳排价格交易市场及机制，可以将碳排放的外部影响转化为交易各方需要承担的内部成本，从而激励减少碳排放，推动绿色低碳发展。

图6 中欧碳市比较

将碳排放的外部成本内部化是控制碳排放的关键手段之一，这可以通过碳市场和碳交易来实现。如图6，当前欧盟碳价格（蓝色线代表）已攀升至70多欧元，折合人民币近700元，自2014年以来持续上涨，碳交易机制正在欧盟日益发挥其效用。我国也已启动碳交易进程，但目前的碳价相较于欧洲水平还偏低，仅为后者的十分之一，这也提示在未来有空间进一步完善我国碳交易机制的成熟度和效率。

如果考虑到未来欧盟将实施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即出口欧洲的货物可能要按照欧洲的碳价标准来计算其应含碳成本，如果此前缴纳不足需要补缴，否则无法进入欧盟市场。这可能会使产生很大影响。为此，我们现在就要重视包括合理碳排放价格在内的全额燃料成本。

图7 中国煤油气消耗总量及总成本

以煤炭为例，除了煤炭本身的市场价格外，其燃烧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也需计入碳成本。具体来说，每燃烧一吨煤炭大约会产生四吨二氧化碳排放。因此，计算每吨煤炭的碳成本时，需将每吨二氧化碳排放的碳市场价格乘以4。

以中国当前每吨碳排放67元的市价为例，每吨煤炭的碳成本大约为280元。换言之，若煤炭的基础价格为700元，加上碳成本后，其总价格将增加约40%。值得注意的是，若按照欧洲二氧化碳排放的交易价格来计算，这一增幅将更为显著。据粗略估算，将碳成本纳入考量后，煤炭燃料的价格可能会大幅上涨至每吨3000多元。

图8 中国煤油气消耗总量及总成本

6. 前景展望

系统地解决这些问题以后，我们的前景会非常好，我们需要20年，逐步把这个做起来。风光也只是选择之一，我们还有很多其他新的技术，我们已充满信心地解决了二氧化碳的问题、影响到我们地球家园的问题。希望ESG的标准，促使全球居民能够形成系统性的共识。谢谢大家！

圆桌对话

鞠建东：刚才您提到我们到2035碳达峰，20年时间每年用新能源替代1/20的化石能源，实现碳中和。这个理论从技术上是没有问题的，请问如何在实践上实现该目标？

朱云来：实现碳达峰其实并不难。所谓“达峰”，即指不再新建火电设施，从而使得化石能源的消耗和二氧化碳的排放量都达到峰值。此后，随着每年火电设施的自然折旧，排放量将逐年减少，平均每年减少约5%，经过二十年，将最终实现100%的减排。在达到峰值后的每一年，当火电设施发生自然折旧时，我们需要采取的措施是，以相应规模的光伏发电来替代折旧的火电部分。例如，若有一亿千瓦的火电需要折旧，我们需要配置相当于其年发电量规模的光伏发电来进行替代。由于光伏发电的年利用小时数一般为一千多小时，而火电平均每年为四千小时，因此我们需要四亿千瓦的光伏发电来匹配这一亿千瓦的火电。通过这样的折旧与替代过程，二十年后，我们将自然而然地全面转型为累计投资的新光电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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