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方国家”到“全球南方”
在缘起上，“全球南方”这一概念可以追溯到1969年，最早由美国左翼政治活动家卡尔·奥格尔斯比（Carl Oglesby）率先使用。奥格尔斯比是美国反战运动的活跃学者，他认为“北方对全球南方的统治”在延续了几个世纪之后，产生了一种“无法容忍的社会秩序”，呼吁早日结束越南战争。在意识形态的源流上，“全球南方”具有鲜明的“非西方”色彩。
此前，多数西方学者都把世界区分为互不隶属的“三个世界”，1952年法国学者阿尔弗雷德·索维（Alfred Sauvy）把“第三世界”定义为独立不久或仍处于殖民枷锁之下的广大发展中国家。1964年，英国社会学家彼得·沃斯利（Peter Worsley）进一步认为“第三世界”构成了“不结盟运动”的主体，是发展中国家对两极秩序的抵制和反击。尽管沃斯利对“第三世界”的看法是积极的，但这一词汇很大程度上成为经济贫困、发展落后和政治不稳定国家的“代名词”。
苏联解体之后，“第二世界”的终结也导致“第三世界”这一术语的使用频率迅速下降。与此同时，“发达”“发展中”和“不发达”等词汇也因将“西方国家”视为“先进国家”、将“其余国家”（Rest）视为“落后国家”而饱受批评，因为这种划分含蓄地支持线性发展道路的想法。与“第三世界”表述的含义不同，“全球南方”这一术语避免了上述陷阱。
1980年，德国勃兰特委员会发布的《南北：生存计划》报告再次使用“南北”概念，主张“北方国家”应向“南方国家”注入大量资本，以帮助后者实现现代化。1990年，联合国发布《南方的挑战：南方委员会的报告》，旨在帮助“南方国家”自主地实现发展本国的发展抱负。自此，“南方”概念开始流行。随着“全球化”这一术语开始成为国际主流叙事，于是“南方”一词添加上了“全球”这一前缀，“全球南方”被赋予新的意涵。2003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推动“打造全球南方”项目，将南南合作纳入政策优先议程，意在提升南方国家的话语权。
“全球南方”的多元内涵
“全球南方”具有3层意涵，分别是地理上的区位意涵、经济上的发展意涵以及地缘政治上的联合自强意涵。首先是在地理维度上的“南北分歧”。由于绝大多数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都位于北纬30度以南，20世纪80年代的“勃兰特报告”便将北纬30度线拟定为划分“南方世界”与“北方世界”的地理区分线，而不论一国是否位于北半球或南半球。基于此，北纬30度线穿越北美洲、中美洲、非洲北部和印度之后下移，但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单列为“北方世界”。
其次是经济维度上的“南北鸿沟”发展差异。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标视角之下，“全球南方”指经济和社会欠发达国家。根据联合国2023年的划分标准，在联合国的193个成员国中，目前有36个国家被认定为“发达国家”，全部位于欧洲、北美和亚太沿海发达区域；其余的国家皆被认定为“发展中国家”“转型国家”或“新兴经济体国家”，全部位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
最后是地缘政治维度上的联合自强意涵。广大发展中国家具有相似的历史遭遇、共同的发展任务，“全球南方”作为一种政治“抵抗符号”，代表着“南方国家”反对“北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秩序，反对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抵抗情绪”。为了凝聚“全球南方”力量，切实推进南南合作进程，新兴大国和发展中国家创建了金砖国家机制、上海合作组织、77国集团等多边机制，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严苛制裁导致全球经济震荡且不确定性增加，但同时也引发了一个新的经济全球化周期和新的经济范式，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变迁产生重要影响。一方面，西方国家试图拉拢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加入对俄制裁的阵营，然而“全球南方”国家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拒绝充当地缘政治博弈的棋子，避免陷入西方所谓的“民主与威权”的二元对立叙事。
8月29日，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附近拍摄的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峰会标识。图/新华社
另一方面，以金砖国家机制为引领的经济全球化新范式正在加速推进，金砖国家着手制定新的合作方针，以应对国际制裁、气候变化、宏观经济冲击以及金融动荡等一系列挑战。金砖国家扩容进一步提升了“全球南方”在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中的影响力，加快推进经济全球化新架构和全球治理新格局的构建。“全球南方”正在成为一个彼此认可、处境相似的发展共同体，具有鲜明的非西方、反霸权、谋发展、求正义的共性。
“全球南方”热潮缘起的多重动因
“全球南方”的热潮兴起与多个因素密切相关。首先，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使得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逐渐上升。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带来了经济增长和贸易投资的显著成就，从而增强了它们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其次，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也为“全球南方”热潮的兴起提供了契机。冷战结束后，单极世界的格局逐渐被多极化所取代，许多国家开始寻求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此外，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和角色的变化，正在赋予这一概念不同于发展中国家等相关概念的独特价值。这些国家的政治“再崛起”以及在乌克兰危机等国际事件中展现出的独立自主立场，标志着“全球南方”在国际政治经济中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同时，西方国家与“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互动也在不断增加，如七国集团（G7）首脑会议邀请多个“全球南方”国家的首脑作为对话伙伴，显示了这些国家在全球政治中日益增长的影响力。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全球南方”作为一个独特政治和经济力量的崛起，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国际博弈中的“全球南方”
“全球南方”的兴起对国际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改变了国际关系的传统格局，推动了多极化的发展。随着“全球南方”国家的崛起，国际事务中的声音变得更加多元化，传统的西方主导地位受到挑战。这些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更加积极地谋求政治自主，在全球问题上更加鲜明地发出自己的声音。
此外，“全球南方”的兴起还为全球治理带来了新的思路。在气候变化、疫情和经济危机等全球性挑战面前，“全球南方”国家团结起来，共同应对问题，提升了它们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它们在国际组织中的参与度提高，推动了全球治理机制的改革与完善。
“全球南方”的兴起也带来了新的合作机遇。例如，202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7次缔约方大会（COP27）被认为是“全球南方”积极参与全球事务并取得重大成功的例证。这次会议同意专门拨款成立“损失和损害”基金，用于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严重后果。在应对通胀、债务、能源价格上涨和粮食安全等挑战方面，“全球南方”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全球南方”作为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其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它不仅代表了一种政治力量，更是经济发展、文化多样性和社会进步的象征。随着“全球南方”国家的崛起，它们在全球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将不断增强，这将对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产生深远的影响。未来，“全球南方”将继续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关系新秩序。
来 源|综合整理自社科院世经政所发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