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文学｜邵国田：回忆戈扬在敖汉的几件往事
文摘
2024-10-31 00:00
上海
2024年第1570期（总第4872期）
主 编：陆相华 投稿：13816643239@163.com![]()
回忆戈扬在敖汉的几件往事
文/邵国田
戈扬，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新闻工作中的“四大名旦”、“五朵金花”之一，是新四军的战地记者，又是一名作家。就是这样的一位文化名人，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从北京下放到地方达21年之久。其中有一半的时间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敖汉旗度过，而且最初是被下放到敖汉旗最北面的敖润苏莫苏木（即蒙古族集居称苏木相当于乡镇）李家营子村。1972年从苏木安排在旗政府所在地——新惠镇敖汉旗文化馆工作，辅导农牧民和场矿企事业单位的文学创作，至1979年返回沈阳。我与戈扬是同一年到旗文化馆工作的，又安排在同一间办公室长达6年，故共同经历一段不同寻常的岁月，至今已有50余年了。回忆起一些往事还历历在目。今天，将这些碎片化的记忆写成文字，来了解这位新闻先躯的高尚品德与人生轨迹。1968年，我在新惠师范毕业后便到我的老家王家营子公社月明沟村学校初中班教语文课，至1970年3月份调到旗三代会。1972年三代会解散后，我便调到旗文化馆的创作组，后来又兼职文物干部。9月份，原辽宁省图书馆的谈今也从宝国吐公社调旗文化馆来搞曲艺创作，安排在我的办公室，办公桌在我的对面。又过后不几日，戈扬从敖润苏莫苏木调入旗文化馆后便安排在同一办公室给个扬在靠门口放一张桌子，我们三个人组成文学创作组。当时文化馆只有7间瓦房，面北朝南。最东一间是馆长室，向西数第二间创作组，第三间是出入走廊的过道间，第四间是财会室，第五、六间是通开的大间是美术组，第七间是宿舍，馆长家在农村，他平时住在馆。房子后面接出一个道厦子，是暗室和库房。除了走廊为砖铺地外，各屋的地面都是土面，每天扫地时，都要事先洒上水，等水渗下去略显干时再扫地，这样就不起尘土。那时候的文化馆凡刚入职的年轻人，早晨要提前个八小时，不仅要扫各自的办公室，还要扫整个走廊，扫完屋里还要扫院子。这些弄完后就要到院子最东头的压水井压水，用铁皮桶往屋里一个大水缸拎，要拎4—5桶才能满缸。到了冬天还要将炉灰清理出去，返回要拎煤放在各屋煤槽中，基本干完了这些活馆内的其他职工也陆续地来上班，所以年轻人格外累。这个馆还有一个习惯，年轻人都管岁数大的叫老师。当年的我年龄最小，全馆都是我的老师。我一般干完这些活还要到我的办公室将我们三个人的办公桌面擦干净。戈扬刚到馆上班时，我们虽是在一个办公室，但因为我抽调到大甸子公社何家窝铺大队搞宣讲，深入到各村开会和学习最高指示，戈扬是何时调来我都不知晓。1972年底，我回到馆，打开办公室见一位上了年纪的陌生女者，这便是戈扬。她给我的第一印象，虽有五十余岁，但仍满头黑发，穿着朴素而得体，慈祥的面孔带有儒雅之气，体微胖，由于个子高显得很年轻。我们互相作了自我介绍，我称她为戈老师，她称我为“小邵”。初识的戈扬给了我很好印象，她平易近人，和人说话总是笑脸相迎，声音洪亮，操着不太标准的北方话。![]()
1974年，戈扬与全旗文学创作班的学员合影（第二排左数第三人是戈扬。背景的瓦房就是敖汉旗文化馆办公室）在同一办公室里的我们三人的共同嗜好就是都吸烟，谈今是用烟斗吸的，用荷包装烟，我与戈扬是用裁好的纸条现抽现卷，用一个带盖的小铁盒盛烟。每天我们走进办公室坐定后第一件事就是一起抽烟，没有一会功夫，十多平米的小空间就烟雾缭绕，腾云驾雾。戈扬工资高，是有条件抽烟卷的，她仍是买当地农民栽种的旱烟自己动手卷。加上敖汉旗四德堂郭家店盛产好旱烟，远近出名，市场上一大排都是卖自称为郭家店产的旱烟，成了敖汉的特产之一，引来外地采购。我们三个有时也一同去市场买烟，新买回的烟总是要回办公室请同屋的人品吸一下，评价一番，大都说好烟。1974年四德堂建立了文化站，站长于海奎能买到真正的郭家店上等旱烟。我和谈今每年要抽一麻袋，秋后与站长就用班车运回到新惠，戈扬吸的要少些。我好奇的问戈扬：“您啥时候开始吸的烟？”她说：“我不到二十岁就开始吸烟了”，她还讲了在新四军偷吸陈毅军长烟的故事，那时战争年代物资匮乏，所以往往一颗烟轮着吸。那是1942年元旦晚会，陈军长坐在前排的板凳上，一颗烟只吸几口掐灭夹在耳朵上，待犯烟瘾时再抽，她就在后面趁陈军长不注意偷过来点着吸几口在掐灭放回。这个故事说明陈毅将军与战士之间关系密切，官兵如同兄弟一般的友谊。后来戈扬在《敌后荆榛仔细看》一文中记述了这件事，这和我讲的略有不同，是把“偷”改成“要”了。原文如下：“晚会就要开始，军长坐在前排的板凳上和同志们谈笑。他左耳上夹一支香烟，右手另一支在抽着，一位同志写了一个纸条让我传过去，向他要耳朵上的那支烟。军长回头看见是我递的纸条，打开一看，笑着说：“女同志不要抽烟嘛！”他顺手取下烟递过来，却被另一位同志拿去了。他们点着，一递一口地好些人轮着抽，一边学着军长的四川口音说：“女同志不要抽烟嘛！”说得军长也哈哈大笑。在我们部队里，当时那种官兵之间、上下之间亲如手足的阶级感情，真是令人永世难忘。”戈扬接着说：“香烟，在我们根据地确是稀罕物，抽烟的同志往往将干树叶捏碎，用旧报纸卷着抽”（文见《大姐您好》第121页。人民日报出版社，1985年3月，北京第一次印刷）。经她这么一说，我才知道坐在一个办公室的这老同志是战地记者，听她自我介绍，她本是大家闺秀，而且受过高等教育，1935年还在江苏镇江师范读书时，她便发表过作品。1937年师范毕业后便去参加救亡工作，后又在武汉、徐州、贵阳编辑战地小报，撰写战地通讯，深得周恩来、邓颖超赏识，将其调到重庆，随邓颖超做妇女工作，1941年在重庆为摆脱特务下手，由邓颖超亲自安排离开重庆前往新四军任新华社记者。在“文革”期间，每周的三、五下午是政治学，每个党员都要轮流负责辅导或领学。我下乡调查回馆不久，就轮到我辅导全馆职工政治学习，我的辅导文章是毛主席的《人的正确思考是从哪里来的》，文章很短，我讲了整个一下午。散会后回到办公室得到戈扬的肯定，她一再夸我。轮到戈扬宣讲的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在她备课时，我也在办公室，她便回忆起了她在延安现场聆听毛主席所作的这个报告，她还说听报告时她就挨着江青坐在头排。这些私下交谈的内容她在宣讲时只字没提。辅导学习的这一课很生动。后来文化馆办文学创作班中，她也从这篇文章讲起，辅导工农兵学员。创作组是以戈扬和谈今为主要讲课老师的一个组，经他们培养并在全旗有影响的学员有齐成玉（后招工到文化馆工作，提为副馆长、文化局副局长、旗文联主席、政协文史委主任等职），金厂沟梁金矿的宣传干事王恕、旗医院的大夫张国星、旗政府办的秘书马海楼等均有作品发表。还有全旗各公社文化站站长。培训时，文学创作课大都请戈扬讲，曲艺创作课由谈今讲。我虽然也调到创作组，但兼职文物干部，再加上文学功底差，有他们俩在我就不再想到文学创作事，加之全旗文物保护上的事特别多，我一般都在乡下，每年下乡工作日超过200天。回到办公室也就是相互打个招呼，就各忙各的，谈今写曲艺段子，摇着椅子哼哼着小调。戈扬也不停地写东西。戈扬字很秀气又很简略，很规整，一个字多是一笔连下来。这段时间她除了写辅导课的教案，也在写回忆录。有一次她和我去图书馆（当时的图书馆与文化馆同属一单位）去书库藏书找书看，在书架的拐角处她小声叫住我看一本书，即是戈扬的著作《王进忠的故事》，出版在1954年，我便向管理员借了这本书。这是戈扬所著的首个个人传记的报告文学，也是我读戈扬的第一部作品。![]()
1975年秋天，我被抽到四德堂公社最困难、最偏僻的架海沟大队去改造落后队，进驻在大队的一个小队部里，与农民一起搞农田基建设大会战。进入腊月就与当地农民一起政治学习，每天晚上都重复念、听、散的过程。1976年1月8日，一大早听到房东家小喇叭传出周恩来总理逝世的消息，就在这大山深处的全村农民们都很悲伤，我住的房东男主人痛哭起来，可见总理在普通百姓心里的位置。我不知道戈扬此时心情是有多痛苦。在一个办公室多次听她谈总理和邓大姐的故事。她和总理及邓大姐的感情至深，是她的老领导、老朋友，邓大姐还是戈扬的入党介绍人。1976年6月，开始大甸子第二次大规模考古发掘开，我又从改造落后队工作组抽调回来到大甸子配合考古所考古发掘工作。7月28日唐山大地震，大甸子考古队也因此散去，但几个主持发掘的专家们还在工地坚持一个多月，至9月初才结束。我回到旗9月9日下午，正在家搭建防震棚，听见街里大喇叭放出的哀乐，一细听是毛泽东主席逝世的噩耗。我于第二天回到单位，见全馆都在沉默不语，集中在美术组大屋里做花圈。戈扬也在场叠纸花，她见我回来便站起来同我一起回到我们的办公室，没说几句话她就悲痛哭起来，她对主席的感情更深，更会有一些不同的滋味。其后，在单位学习印象比较深得是她领学邓小平在全国恢复工作后的一篇讲话，经戈扬一讲都很是振奋，中国迎来1978年的春天，也预感到戈扬可能要结束下放的生活。我和戈扬同住一个家属院，是隔一条道的左右邻居。在日常生活中免不了就互相接触，相互照顾，有几件记忆犹新。她与画家胡考结婚生了一男一女，男孩子的名字我忘记了，在鞍山钢铁厂工作，每年春节前后才来到敖汉看望他母亲。有一年的正月初三、四，她儿子领着叫甜甜的女朋友来敖汉，接风那天把我也叫去她家和她儿子喝酒，男孩子个子很高，很结实。戈扬跟我说这个“甜甜”名字不好听。戈扬的女儿叫胡小米，在新惠读高中，女儿高挑的个子，很白净。跟随母亲来到敖汉时还在读小学，母女俩相依为命。胡小米承续了其父亲的基因，有美术天才，业余和节假日都会参加文化馆的美术班练习绘画。戈扬不会熬玉米粥，叫我教她咋熬，有些菜不会做就请馆里做菜好的当大厨。家里有客人吃饭她也会请我去帮忙陪客人，如她也请从沈阳同来的一些五、七战士，如宣传部长白云涛，副部长欧水利等人和戈扬多有交往。每次请他们让我们去做菜陪酒招待这些领导。我每年出差，多数路过北京，她总是让我给她捎蜂王浆。在那个物质极度缺乏的年代，众多的人往血管里打鸡血，戈扬的肝脏不太好，喝蜂王浆保养身体。戈扬下放的李家营子地处于科尔沁沙地西端，东距敖润苏莫苏木（公社的所在地，汉名为羊羔庙）约30公里，整个路径是在沙丘间绕行，途中很少有村庄，全苏木其他几个嘎査均是蒙古族居住的牧区，只有李家营子是汉人居住的农区，因为征集李家营子出土唐代栗特银壶等珍贵文物，我曾1975年先后三次步行走过这条路，在沙地绕来绕去十分难行。在沙子上走路，走一步要倒回半步，每穿行一次要大半天的时间。戈扬从来没有讲她遇险的事，还是我们下乡听当地农牧民们讲述的。事情发生在1969年冬春之交，那时每有重大事件都要集中在苏木开会传达，五、七战士也不例外。戈扬走不动，只能借助于畜力，骑不了马，村里只有找了一个毛驴给她骑，成了她往返苏木与村的代步工具。这个毛驴还真识途，只要骑上它就会走到羊羔庙，哪怕绕那么多的弯路。在苏木开完会吃完午饭后，她就往回赶。走到半路天突然阴下来，随即飘起了雪花。这里是塞北苦寒之地，冬春之际天气变化多端，往往是一会晴空万里一会阴云密布。由于风雪交加，戈扬眼睛很难睁开，骑在驴背上任其行走。沙丘间的羊肠小道也很快被雪掩盖，当到了离村还有几里路时，她的手脚已冻得不听使唤的半僵状态，毛驴身子一斜，戈扬就从驴背上摔了下来，躺卧在雪地里。驴却没有停，好像有一种灵物赶着它继续往回走去报信。大队干部们看天色已晚，仍不见戈扬回来，正在大队部焦急等待，当他们发现毛驴跑回大队部的院子里来了，但不见戈扬，大队干部这才感觉到事情的严重，便组织一部分社员和村干部一起，打着手电筒奔向通往回村的路，他们边走边呼喊戈扬的名字，却不闻回声。在距村约2公里的路上终于找到了戈扬。此时戈扬只有头还露出一小部分，整个躯体被雪掩埋，如果再晚来半个小时就会将头部也掩住，那就很难找了。没有这头毛驴及时报信，再拖延几十分钟时间，就会将整个躯体冻僵，就很容易出现意外。戈扬算是捡了一条命。她大半已冻僵了，也说不出话来，村民赶紧回村拿木门板呆着棉被，将戈扬抬回村。吉人自有天相。戈扬，在抗日期间，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出生入死，抢救伤员，参加战斗，经受了战争考验。在重庆，这位经常出入周公馆的“红衣少女”巧妙的逃脱特务追杀。此次又经受一次风雪的摧残，得到了农牧民的搭救，又一次从死亡的边缘上脱险，也显示出戈扬坚韧不拔的特质。这次僵卧风雪地也记录在《大姐您好》一文中：戈扬说“我和大姐二十多年不见，这是怎样的二十多年啊！回想在河北山沟里喂猪时候，在辽宁盘锦农场挖泥运土的时候，在内蒙古沙漠僵卧在雪地里的时候，还有，还有在一次次的批斗会上低头、弯腰、“坐飞机”的时候......每逢这样的时候，是一股什么力量支持着我经受考验呢！”她下放二十多年间，经历的苦楚归结为河北喂猪、辽宁挖泥运土、内蒙古僵卧雪地这三个节点上，前两地是劳累之苦，后一地则是濒临死亡的险境。（文见《大姐您好》第5页，人民日报出版社，1985年3月第一次印刷）。![]()
她女儿该读初中了，加上这次雪埋事件的发生，苏木领导决定将戈扬从李家营子村安排到苏木所在地——羊羔庙村，住在公社家属院内，与我同学徐殿合住对面屋。据徐回忆说，我们两家虽然是对面屋，但很少交往，戈扬为写作新闻稿件深入到农村牧区采访，或连续几天都不回来的事常有的。在旗文化馆工作期间，她向馆捐了两件文物即一件端砚和一件“大清康熙年制”的印泥瓷盒。端砚长方形，无题款，有紫檀木盒。印泥盒为青花白瓷，子母口，盖顶及盒壁近底部绘有百子童戏图，矮足，露有黑泥胎。直径13.6厘米，高4厘米（见《敖汉文物精华》第225页）。馆里要给她奖励，她推辞不要。馆原有两件砚台，被收录在我主编《敖汉文物精华》一书中，戈扬捐的这方砚台便没有收录。瓷盒虽选录，但出处仅写“捐献”二字，没有写何人所捐，也是因为编书时的政治氛围所碍，作为该书主编的我终是一件憾事，但愿后人记住她为敖汉所做的义举。这是戈扬所留给敖汉旗的纪念。我未见过戈扬写毛笔字，是否用过这套文具，有一个细节可以证明她是用毛笔，她写的稿子最后的修改稿的删减部分全是用毛笔塗抹一遍，字较少的则点塗，字较多的则是打黑框内填斜黑线，这样显得文稿更清楚，也给打字的人能集中精力看稿。她的这一习惯也是我写稿坚持至今，是从戈扬那学来的。从北京下放至辽宁，又将之带到敖汉，可见这两件文物是戈扬难以割舍的珍稀之物，或是有纪念意义的。能捐给敖汉旗，说明她对敖汉旗有感情，也信任敖汉旗能够保存好她的宝贝，以供社会各层观众鉴赏。![]()
随着各项政策的落实，安排在敖汉“五.七战士”自1978年下半年陆续回沈阳，谈今于1979年春天就回辽宁省图书馆，我也赶在家，还帮其装车，送他一程，在图书馆姓王的老太太和戈扬离开时我都没有赶上送行。戈扬走的最晚，1979年的冬天才离开敖汉旗回沈阳，也偏偏我正在承德整理和编写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的发掘报告未能送行。我回到馆，她从辽宁省科学院又打来电话跟我说，因为她的档案中在文化馆一段工作给了差评，等于加进了黑材料，院部政审通不过，她很着急，让我想办法给解决。我安慰她说不要着急，我来处理。按理说戈扬给敖汉旗群众文化事业作出贡献，还捐献那么珍贵的文物，不会遭此冷箭。乘人调动之机，在个人档案加黑材料除受当时极左思潮的影响外，也是完全出于个人恩怨，而类似的事在文化馆也不只限戈扬一个人一个事，这种阴损之法是整人最毒的手法。我是总支部委员，副馆长，就召开一次馆内全体职工会议，一个议题就是评价戈扬6年来在文化馆的表现，全体馆员均纷纷发言，给戈扬很高的评价。戈扬刚直不阿，敢于直言和全馆人员建立了很深的感情，她的工作大家也有目共睹。将现场会议记录后全体签名，加盖机关公章寄给辽宁社科院党组织，方才解决这一难题。接到她给我打的电话说她已经在辽宁省社会科学院上班了，并且动员我也调到那工作，她已向院部领导说了，他们希望我调过去，而我觉得我没有那样的能力还太年轻就谢绝了戈扬的好意。从此以后，我们便书信联系。1980年我当了旗文化馆的馆长，说也巧，那年全国县级文化馆评比，内蒙古有评上两个馆，一个是敖汉旗文化馆，另一个是喜桂图旗文化馆（即现在的扎兰屯市），我与时任敖汉旗宣传部长于庆一同去呼和浩特参加表奖大会，返回时在京停留，主要是去看望戈扬。戈扬于1979年冬天在回沈阳后又于年底回到北京复刊《新观察》，也恢复了她总编的职位。《新观察》杂志编辑部就在王府井大街东侧的《农民》杂志编辑部。我们俩找到那，一打听才知道戈扬出差了，得好几天才能回来，我们只能悻悻而归。又过了几年，1983年7月份，我去贵阳开文物普查工作会议，路过北京，晚上7点在北京火车站，整个下午无事，我便去沙滩附近的文化部找戈扬。当时文化部大门有士兵站岗，在会客厅填表后便等待，不一会，士兵便示意可以进院会见。要去的地方是文化部院内的，全国作家协会是一栋小平房，协会的牌子很高，在侧边的一个门口挂有“新观察编辑部”牌子，我便敲门后进去了。编辑部是一间大办公室办公室里除了戈扬外，还有几个工作人员。戈扬见是我，便迎上来一边和我握手，一边说：“我们有几年没见面了”，她激动地流出泪花。我也很感动，看到她终于又回北京工作，又觉得很安慰，我们坐下谈了很多各自的情况。快到下午4点多，我必须赶晚上去贵阳的火车，只得和她告别了。我们新惠一别已有5年未曾见面，谁知这也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这次见面后，我们还是书信来往的。接到她最后一封信是1989年的春季，她访欧五国，回国后一到办公室首先看到的是摆在她案头一叠信，最上面的一封信是我寄给她的，她也第一个给我回了信，回信中把这一情节写给我。她的回信写有两页纸，还夹有一张出访时黑白照片，即她个人照。随信还寄来《新观察》复刊后的最后两期。这中间又一件事与戈扬有些关系。1988年秋，李家营子村与翁牛特旗一个村闹边界纠纷，时任敖润苏莫苏木党委书记的常青请我帮他们李家营子村写申辩材料。村料写完后，村党支部书记孟显铎和乡领导去北京有关部门递交申辩翁牛特旗蚕食李家营子村土地材料，他们请戈扬帮忙。听孟书记说戈扬请他们到家里吃饭。1989年在公开的文章中几次见到戈扬名字，并获知她那年5月份始定居于美国纽约，从此也断了我们之间的联系。后来才知道她于2009年病故于美国，享年93岁，是“五朵金花”中最高寿的一位。戈扬在敖汉十余年，经历的事情很多，受过的苦也很多，作出的贡献也很多，我写的几段文字不能囊括她在敖汉的全部。在那物资缺乏、极左思潮泛滥成灾的十年浩劫大背景下，所受的精神折磨更难表述。我能够在同一个单位的同一间办公室与这样的名人共同经历一段美好时光，格外珍贵。从年龄上说，她是我的长辈，从知识层面看，她是我的老师，那时我参加工作不久，遇上这样的一位良师益友，潜移默化的影响到我，有些甚至是一生。戈扬于1983年在《报告文学》等刊物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自有清辉千古在》，是在回忆潘汉年和杨帆的文章，题目是摘用1941年杨帆写的一首诗中的一句。我也想以此诗作本文的结尾，以颂戈扬先生对祖国和人民而奋斗的经历和漫长而曲折的人生中的一个片段：漫漫长夜独巡行，高处寒凝慎莫惊。
浴水徒怜成洁癖，拔云犹见嫉邪心。
晦明昃晟随人眼，雨露风霜铸尔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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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邵国田，1947年6月生于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王家营子乡北洼子村。1968年新惠师范毕业后，先后任旗总工会宣传干事，旗文化馆副馆长、馆长，旗文管所所长、旗博物馆馆长等职，副研究员；旗政协第二、三届委员，赤峰市政协第三届委员、文史委员会委员；赤峰市首届考古学会副理事长，内蒙古自治区考古博物馆学会理事，自治区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内蒙古红山文化研究会理事；中国辽金史研究学会理事，中国收藏家协会玉器委员会顾问。2008年受聘于上海工会管理学院专家,2014年又受聘于赤峰学院博物馆馆长，并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红山文化社会形态研究”的成员之一。1986年6月，邵国田被评为全区文博战线先进工作者，出席了自治区文化厅在包头召开的表彰大会并受到表彰；1989年，被评为全区文物普查先进工作者，受到文化厅表彰；2002年月，被评为全国文博系统先进个人，受到国家文物局表彰，并作为先进个人代表赴京参加了表彰大会。现任内蒙古红山文化学会理事。退休后受聘于上海城建学院任教，赤峰考古四十年的见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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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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