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一个童生通过院试成为生员（秀才）后，理论上是要进入各省的府、州、县学进行深造，以备来年的乡试。秀才要想在乡试中脱颖而出，靠自学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必须要在名师的指导下，尤其是需要有丰富科举经历的老师予以教导，通过系统的训练才有机会成为举人。清乾隆年间，顺昌学子求学热情高涨，彼时顺昌城内仅有一个二贤书院，学位有限。面对这一矛盾，新建书院和增加现有书院学位数就是唯一的解决途径。从事实来说，顺昌也是这么做的：清乾隆十四年（1749），时任署令张元芝建华阳书院于县治右（即今县政府北面）；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知县陈锳扩建了二贤书院。
新建的华阳书院实行官学管理模式，是清代顺昌县内规模最大的书院。“华阳”主要取义华阳山，华阳山地处双溪街道下沙村黄坑畲族自然村，距顺昌县城仅6公里。历史上华阳山被顺昌人尊为“祖山”，乃落入“仙源”（仙源都）之地的神山。宋代山脚下设有驿站名高沙铺，故华阳山也早为人们所熟知，并成为当地官员文人登临玩赏之地，留下数十首咏颂华阳山的诗词。将书院与祖山并列，可见当时官府对华阳书院建设的重视，书院一经建成就当之无愧地成为了顺昌的最高学府。在书院院长人选上，重金聘请乾隆六年举人考试第4名的萧文光为山长。从县志中“扩修华阳书院，甚著力。”的描述可以看出是一位爱岗、敬业、有为、有才的好校长。
在书院的选址上，筹建班子也进行了集思广益，经综合比选，大家一致同意选址于原六贤书院旧址上（即今文博苑小区）。从历史传承上来说，明正德十五年（1520），知县马性鲁迁六贤书院于县治西资胜寺旧基，并易名为二贤书院，原六贤书院则辟为乡贤祠，该地自古就是书院用地，因而能得到广大学子的认同。从地理位置上来看，书院南面为县衙所在地（即今县政府），书院紧贴县衙，官学地位一目了然；东面为儒学所在地（即今县实验小学），顺昌儒学自北宋元丰元年（1078）一直在此，系古时教育主管部门，左为孔子庙，右为儒学，教谕、训导等教学之官皆在此办公，书院的教育、教学活动一直在教育主管部门的眼皮底下，因而教风正、学风浓。书院北面为顺昌最古老、规模最大的两个寺庙东岳宫、正识寺，方便学子择清幽处刻苦攻读或与若干同学研讨交流。
基于上述因素，华阳书院一经建成，就成了当之无愧的顺昌最高学府。从清乾隆《顺昌县志》附的华阳书院手绘图(见图①②）来看，书院四周筑以围墙，自书院大门入，正对着的就是书院主体建筑，主体建筑呈“回”字形结构，教室主要分布于主体建筑北面，有三进连廊式。校园环境优美，主体建筑四周建有若干凉亭供师生交流思想、研讨学术。空地上遍植花草、名木，还建有观赏鱼池，供师生课余时间休闲、游玩。
图①
图②
书院一流的硬件环境、严谨的治学方针、优秀的师资团队、浓厚的学习氛围、较高的中举几率吸引各地学子纷至沓来，书院学位很快一位难求。面对供需矛盾，新建书院或增加现有书院学位数又成了摆在当政者面前的一道难题。时任知县陈锳“予与多士谋”，决定扩建书院。书院建成14年后，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知县陈锳对书院进行扩建。“适太学张君正源肩诸兴作，因请并任其事”，由监生张正源担任负责人，张正源在书院左侧独资捐建了涵清阁。在知县陈锳作的《重修华阳书院记》和《涵清阁碑》文中。说起扩建原因“邑故有华阳书院，湫隘不足以萃学子，且年久渐即倾圮，丹艧剥落”。在书院主体建筑完善上，前部萃英堂主要为老师授课之地，沿东西侧石阶而上在华阳书院中堂设六贤祠，左右翼两侧厢房则全部改为学员宿舍。在基础设施改善上，新建了步云亭、鉴亭、涵清阁，加固了与县衙紧邻的围墙。陈锳《涵清阁碑》还说明了“涵清”名字由来：望前山飞瀑，澄净若练，与阁之虚明，其气遥相吐纳，因颜曰“涵清”。道光十年（1830），因书院年久失修，知县陆嗣渊带头捐款倡议对华阳书院进行扩建翻新，在知县的带领下，顺昌城内的名士乡绅纷纷出钱出力，历时3月完成华阳书院扩建翻新工程，改涵清阁为魁星楼，“学舍倍增，藏修有地，见之者莫不怡然兴睪然望矣”，书院学位数翻倍，满足了学子求学之需。知县陆嗣渊作《重建华阳书院记》，说起翻修原因“顺邑华阳书院向本湫隘，久复倾圯。乾隆初年，太学生张君正源独任修之，焕然一新，视前轩敞。迄今六十余载，风雨飘摇，十不存一，岌岌乎其危，如一发引千钧矣”。说起扩建设想“余览其制，前为讲习之地，后为祀贤之堂，左有亭池，足以游憇。式虽由旧，而建悉从新。”
作为官办的顺昌最高学府，华阳书院既有财政资金支持，还有民间乡绅捐助，因此书院的办学经费总体是充足的，学生不存在为学费、生活费发愁的情况。在这志书里也是多有记述的。知县陈锳《书院膏火学田记》载“良马之在廐也，适其闲圉，丰其刍粟，乃可一日千里，否则不窃辔而奔直庸驽等耳。”，说明官府对书院经费工作的重视。在民间捐资助学上，乾隆二十九年（1764），邑监李尔荣捐学田四十六亩九分五厘一毛三丝入华阳书院为膏火。乾隆三十年（1765），知县陈锳查明泮池有张正源在负责修葺，因此乾隆十五年（1750）购置的专用于泮池维护的学田（年收谷一十六石）田租归入华阳书院，以为诸生膏火。乾隆三十年（1765），顺阳乡张廷根捐田米四十石，年收谷四十担。乾隆五十七年（1792），何德应捐膏火田谷九石七斗三升。乾隆五十八年（1793），杨声明捐膏火田谷十九石二斗。嘉庆五年（1800），监生李思贻捐膏火田谷一石三斗。清道光版《顺昌县志》载“书院现有公项银一百三十六两，输息为膏火”，也证明了华阳书院的办学经费是有保障的。
光绪三十年（1904）八月，高登鲤、卢榕材、游德仁、高世恩、吴绍贤等知道科举制度即将废除，开展新式教育才能顺应潮流，于是与县知事刘念慈商议，将华阳书院改为县立兴文完全小学校，推选高登鲤任校长。据统计，自乾隆十四年（1749）至光绪三十年（1904），顺昌共考中举人23人、恩贡33人、拔贡25人、副贡8人、岁贡150人、优贡3人、例贡284人。至此，华阳书院完成为封建科举制度培养人才的使命，转为国家培养全方位发展人才。
“走进闽北古书院”系列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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