诞
诞生三十年来，电影《活着》已经高坐神坛之上了。
可我有时，希望它挨点骂。
1994年，世界电影百岁华诞，神作频出的奇迹之年。
那年5月的戛纳电影节，各国电影记者们，见到一位有点陌生的中国男子：
瘦瘦高高，白白净净，光头，小眼睛，人一多就不太爱说话。
跟他一起的巩俐，大家倒是熟。去年她随《霸王别姬》剧组来过，在街边随便买了件白衬衫穿，就在海滩上留下一组照片，被大家念叨了三十年。
可这哥们儿是谁啊？
有人记得《霸王别姬》里也有他，但一时未必能对上号。
直到影展闭幕那天，所有记者都要把他的名字，写在第二天准备发出的娱乐版报道上：
他叫葛优，是第一个捧起戛纳影帝奖杯的亚洲人。
他和巩俐主演，由张艺谋执导的那部中国电影叫《活着》，在影展第六天（5月17日）首映，与米哈尔科夫的《烈日灼人》分享了评审团大奖。
电影同名原著，多年后成为超级畅销书，并被翻译成数十种语言行销海外。
作者余华曾因此打趣说：“我靠《活着》活着。”
确实，《活着》不单广受赞誉，在经历过大退潮的中国当代文学图书市场，更几乎是门面级的存在。
而电影《活着》，同样在三十年中经历了经典化。
与《霸王别姬》《阳光灿烂的日子》一样，它被无数观众视作内地电影空前绝后的巅峰，以及永远的照妖镜——
言外之意是，当下这个“烂片如潮”的时代，对不起它。
有趣的是，这个“当下”的语境是在不断变换的。
00年代骂到10年代，现在20年代都快过半，大家口中的“烂片风潮”其实次次都不一样。
从古装大片风到低质喜剧潮，从遍地青春片到综艺咖跨界，从“资本捣鬼”到“明星塌房”……其因，其果，其起源与其影响，从来都不是一码事儿。
就拿张艺谋自己说吧，从“大师”到“国师”，从《黄金甲》“土豪审美”到《满江红》“别有用心”，这标签能是同一拨人贴的吗？都两三代人了。
所以，说任何一个时代“烂片如潮”，本质上都不科学。
可《活着》就成了永远的白月光，哪怕一年又一年的蚊子血糊满发黄的白墙，住在屋里的人只须举头望望明月，一切复归天朗气清。
这场景，细想想有点荒唐。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电影《活着》起初在内地的传播范围并不广。
它诞生时，适逢内地盗版VCD盛行，才得以面向内地观众——
然而一开始，买碟对多数人来说，还是一笔认知之外的奢侈消费，何况同样两张碟钱，多少没见过的好莱坞大片都看不过来，《活着》不还得往后稍稍？
所以，最先对《活着》作出反应，并留下只字片语的，还是学界。
而当时，质疑声并不亚于欢呼。
头一个问题：张艺谋去哪儿了？
这就有意思了。
张艺谋至今最受好评的一部电影，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太不张艺谋了！
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教授、《巫山云雨》和《冥王星时刻》的导演章明就认为：
张艺谋电影一贯的方法和支点，在《活着》中消失了。
这部电影，依靠小说原著和故事中的当代史背景在驱动，导演的自觉，他一贯的艺术风格，看不到。
导演章明
确实，说起张艺谋，大家第一个想起的就是色彩。
你能记住遍野的红高粱、高高挂起的大红灯笼、秋菊的红棉袄，还有浸泡着菊豆家的大染坊。可《活着》有这样一种代表色吗？没有。
张艺谋好像突然放弃了他一贯对视听的高度掌控权，把更多交给了演员，甚至干脆服从于情境和故事本身——
比如，凤霞临死前，家珍抱着女儿，撕心裂肺。
伴随着失焦的特写长镜头，足足半分钟，换以前的张艺谋，绝不会这么拍。
这一点还好说，因为这正是张艺谋刻意追求的效果。
不去炫技，不去雕琢，把一切交给时代和人物的命运自身。
时至今日，关于《活着》影调与风格的讨论，已沉寂得多了。
但另一种质疑，到现在还萦绕着它：
《活着》作为叙事艺术的表达，和小说原著是一码事儿吗？
其实，这背后有个天大误会。
电影，并不是根据咱们手中那本《活着》改编的。
正如那个著名的故事所说：当张艺谋来找余华商讨《河边的错误》改编事宜时，看到了《收获》1992年第6期清样中刊载的《活着》，是一篇5万多字的中篇小说。
张艺谋读过很喜欢，决定改编的同时，不但邀请余华出任电影编剧，也建议他将小说作为单行本出版，余华都答应了。
于是，在参与剧本创作的同时，余华也将小说扩写成近11万字的长篇，基本框架没有太多改写，但增补了大量情节和一些人物，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活着》。
也就是说，电影《活着》的原著，不是长篇小说《活着》，而是中篇小说《活着》。
1992年第6期《收获》书影
这一下，很多问题就解决了：
将电影文本与长篇小说比较，是完全错误的。
有人说电影的叙事节奏不似小说舒缓，因为那是中篇小说《活着》的节奏，而不是长篇的。
有人诟病，电影把故事背景由农村改写为城市，失去了小说中人与土地角力的关系，传达不出底层农民挣命的残酷。
那也是因为中篇版里，福贵一家的农村生活，原本着墨就不太多，更集中在福贵一家接踵遭遇死亡上，叙事中心是人与命运的遭逢，与电影是一样的。
而同时写就的电影剧本和长篇小说，彼此之间又有着深厚影响：
两者都加深了福贵一家命运与时代的牵连，对时代背景大书特书。
电影与长篇小说中，1958年至1976年间的大量历史性细节，在中篇版都未出现，包括作为福贵一家与时代背景联系纽带的村长（电影中为牛犇饰演的镇长），中篇版里也并不存在。
所以，并不存在“电影把长篇小说《活着》改坏了”这回事，它们不是“父子”，而是双胞：
文本出自一人之手（余华参与前期剧本撰写，后来芦苇参与），几乎同时创作，各自对发表版《活着》作了扩充与改写，同时相互影响。
这关系，比一般电影和原著的关系还微妙。
肖全 摄影
一方面，小说与改编电影（包括其文学剧本）固有的联系，不免让人拿来比较。
可另一方面，小说与电影毕竟是两种不同的艺术体裁。
从改编电影诞生的一刻起，它就是一部独立的艺术作品。
一味以是否“忠于原著”作为电影衡量标准，无疑是机械的。
如与剧本相比原著最大的改动，便是让故事在凤霞死后，戛然而止。
片尾的固定长镜头中，家珍、二喜和馒头（小说中名为苦根）活了下来。
这背后就不单单是文学逻辑，更是电影面向市场的商业逻辑了：
原著中家珍早早去世，电影也让巩俐早早退场，观众买账吗？
如果电影如小说一样，在不断的死亡中只剩下福贵和老牛，观众又是否能承受？
所以，当年对电影《活着》的许多批评，放到今天看，很难成立。
如今，《活着》已经高坐神坛之上了。
可我宁可它挨点骂。
就像我们开头所说的，《活着》不单是90年代内地电影的一面旗帜。
在很多人看来，它甚至可以代表内地电影的某种最高成就。
上面我们提到的，学界曾经对它的诸多批评，今天都已消弭无形，大众层面更是一边倒的赞扬。
确实，从《活着》身上揪不出什么严重缺陷，尤其是技术上的。
但是，它好歹遭受过批评。
如今，《活着》成了不可动摇的一尊神像，当年那些认真的批评，如今无人再认真提起。
一部作品，往神龛里一搁，就不再碰它，只顾着早晚三炷香，都不敢拿出神像看一看，擦一擦，唯恐触犯神灵。
这不叫评价，这叫迷信。
它哪儿好，哪儿差，怎么好又怎么差，咱们多久没思考过了？
以及，咱们的眼光能不能在神龛之外，放远一点儿？
让我们回到开头，1993年第47届戛纳电影节的现场。
那些天除了葛大爷，还有一张各国记者从未见过的面孔。
是个三十出头的美国小伙，天生异相、骨骼清奇，令人过目不忘——
曼哈顿音像店前店员昆汀·塔伦蒂诺，一战成名。
当《低俗小说》夺得当届金棕榈大奖，无人不服——全世界都没见过这么讲故事的电影。
没必要去比较《活着》与《低俗小说》的优劣。
将两者并置，一切就能直观地显现出来：
当两个故事、两部影片同样面对“人与命运”这一母题时，它们各自采取了什么样的表达？
它们各自的叙事艺术，又是如何与母题在表达上相结合的？
它们各自又凭借什么，带给了评委和观众新鲜感？
最后一问，它们讲故事的方式，是不是同一时代的产物？
这就能说明很多问题了。
正如前些日子，网上热议的一个话题：
国内某档音乐竞技节目，作为“华语歌后”的选手，对战欧美歌手时，不那么舒适了。
那位国内歌手实力强吗？名列华语乐坛第一梯队，不成问题。
可一比之下，发现国门内外，竟有那么大的差距，而所有人此前从未意识到，这就成大问题了。
总抱着一尊神像不动，是要出毛病的。
三十年来，国内外电影市场、电影类型都在变化，新观众、新作者、新审美、新书写，层出不穷。
对作品的评判标准不进步，比作品不进步更可怕。
因为前者，极可能是后者的源头。
比起一味拿《活着》去要求今天的国产电影，或是强求第二个《活着》出现，我们有太多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余华老师可以靠《活着》活着。
可中国电影，要也把《活着》作为某种吊命的仙丹……
恐怕，会活得不太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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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冀 翔
排版：肖可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