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可10月热点合集｜预制朋友圈、哀牢山、24中国新媒体大会、听泉鉴宝...听说每年考研的重点事件都在十月！

互联网可供性为社交提供了从未有过的便利，也带来了新的社交礼仪，其中，“在场”便是最基本的要求。学者特罗蒂尔曾通过访谈研究发现，受访者基本达成了一种观念上的共识：他们加入脸书并在上面维系一种积极的存在状态，很大程度上出于一种社交压力。在中国，微信也许扮演着类似的角色。同时，借用戈夫曼提出的拟剧理论，时至今日，随着社交媒体的出现使得原先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变成了社交媒体中一场盛大的展示。

戈夫曼在其著作《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现》中对拟剧理论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释，且试图用它来解释人们之间互动的一些基本过程和原理。

戈夫曼认为，人与人在社会生活中的相互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作一种表演。生活中的每个人，总是在某种特定的场景，按照一定的要求，在观众的注视下进行角色呈现。在表演过程中，表演者往往想要给予某种印象或尽量避免与给予的印象相抵触。对于他们而言，正在扮演的角色是其最重要的角色，他们声称具有或被赋予的品性是他们最为本质和特有的品性。也就是说，当演出结束，演员回到后台才显现出真实的面目，恢复本来的自我。后台就是观众止步、闲人莫入的地方。用于分隔舞台（前台）和后台的屏幕把通过表演展现出来的世界与真实的世界隔离开来，也把演员与观众分隔开来，从而造就出一个表演中的世界，使观众暂时忘记现实的存在而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个表演的世界中去，跟着演员所呈现出来的那个角色去体验另一种生活。

在当今复杂的网络社会中，“拟剧理论”诸元素在网络社会中的界限难以定夺，完美的表演框架难以界定，个体活动区域的“前台”与“后台”的界限早已模糊，网络社会中场景的迅速转移早已打破了信息传播的“原始位置”与“现实位置”的界限分割，后台区域已成为前台表演的“新演示”，前台表演已成为后台区域的“真场景”。

在互联网环境下，媒体机构部分被迫、部分自觉地做出自我披露，原本“前台 后台”的传受场景二分法被打破，转而呈现出更加多元的光谱式结构。媒体“后台”的开放将原本处于“前台”的新闻文本推向“前前台”，开放后的“后台”成为“中台”，仍然隐藏在幕后的要素组成“深后台”。可以肯定的是，在重构的传受关系场景下，“前前台”“中台”“深后台”各自被赋予了不同特征，媒体内容生产及受众与文本互动的形式也变得更加复杂。

9月28日，抖音博主“山取”发布去哀牢山收集颜料的视频。长达21分钟的视频完整记录了“山取”从驾车进山、寻找颜料，其间“偶遇”野兽的全过程。

哀牢山被蒙上了一层神秘、危险的影子。作为世界同纬度面积最大、人为干扰最少、最完整的亚热带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森林生态系统，哀牢山地形多变，生态资源复杂，时常出现暴雨、暴雪、冰雹等恶劣天气，雨雾天气下森林更是会释放大量二氧化碳，也就是传说中的“瘴气”，人类长期居于这种环境下，会导致缺氧失去意识，进而失温。在彝语中，哀牢山是“虎豹出没的地方”的意思，但这也丝毫阻挡不住网友们因为一条视频激起的热情，“就算有瘴气，这么多人一人一口都不够吸的”。

在社交媒体上，人们俨然不再畏惧未知的恐怖，反而形成群体的狂欢。

哀牢山事件中，网友的争论其实暴露出两个当下文旅行业问题：一是引流的不可控性，二是计划的不可预期性。

拿前者来说，哀牢山的火爆，某种程度上来说并非当地政府所想。毕竟哀牢山是原始森林，自然情况复杂，游客如果贸然前行，人身安全极易受到影响。在游客扎堆涌进哀牢山后，10月6日，哀牢山自然保护区楚雄管护局发布《云南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楚雄州辖区访客须知》及《关于禁止进入自然保护区开展各类未经批准的人为活动的告知书》，其中明确：未经批准进入自然保护区或者在自然保护区内不服从管理机构管理的，由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责令其改正，并可以根据不同情节处以1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但在互联网上，谁也说不好什么内容就会火，这种引流的不可控性对于各地文旅局是一个“随机考验”。

从哀牢山的爆火中，我们看到当下文旅产业的三大变化：平台放大化、景观聚焦化以及游客圈层化。从网红城市到网红景点，如今游客们奔赴一座城市的理由越来越简单，而如何满足游客们的需求与体验感，是各地文旅政府需要面对和解决的新难题。

一、 社交媒体对于文旅景观的“放大化”。

过去一年，社交媒体在一座城市的塑造上，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尤其以抖音为代表的短视频平台，城市正在拥有不同的互联网叙事以及“人设”，以强情绪、重叙事、快更新的手段出现在各路游客面前，其推陈出新的速度堪比一批又一批的网红。在人们涌向哀牢山的时候，还有谁会记得去年的淄博？

二、 景观的“聚焦化”。

社交媒体如果是一个放大镜，那么被观察的景观则开始越来越“小”，也就是说，过去火的是城市，现在火的是“景点”。游客们被种草的理由也越来越简单了。过去一座城市还需要在特定节点的成体量传播内容带动，而现在，网友们可以因为一位博主的一条视频，或者一个游戏中的场景就奔赴远方，内容对文旅的带动作用越来越明显、直接。

三、 游客的 “圈层化”。

哀牢山吸引的是对自然险境、神秘文化感兴趣，同时又能接收短视频平台传播的新一代。这对各地文旅提出新挑战。比如要如何辩证地使用互联网流量，在最大承载范围内吸引用户，不被流量“反噬”；对于圈层化用户是否需要改变传统的文旅运营思路，进行更深度的定制化服务，以满足游客需求。这些表层问题背后，其实所指的是一个共性问题。即如何在更新迭代异常迅速的当下，充分发挥文旅魅力，留下“回头客”，让景区体验不再是人挤人的“打卡游”，而是能够为游客赋予更过深度体验，尽情游览的时间，真正将“流量”变成“留量”。

“饭圈”指的是一种独特的文娱社群（Community），是粉丝群发展的新阶段。粉丝研究的代表学者费斯克曾经用“粉都”（Fandom）定义粉丝群，他认为粉丝群是工业社会中的通俗文化的一个普遍特征，粉丝们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文化信息，有内在的生产和流通体系，形成了特有的“影子文化经济。

饭圈文化即新媒介环境下饭圈粉丝借助数字终端接收文化产品，通过社交平台将符号和意义即时地转化为声明生产力，并且通过海量资源创造出更大体量的文化文本，然后借由各个发布平台实现超越时空限制的传播和发行。

中国的饭圈文化是粉丝文化伴随着互联网对文娱产业的介入和偶像工业生态改变所发展出的新样态，是粉丝群体以网络社交平台为主要空间，围绕特定明星所展开的生产和消费行为，以及由此所形成的特定的圈层传播模式和群体内部的运作机制。纵然以爱为名，也不能无底线。

近年来，“饭圈”滋生畸形形态，不断挑战道德伦理和法律底线。扭曲的“饭圈”文化还侵入竞技体育等领域。

9月6日，北京市网络舆情和举报中心发布北京市互联网举报受理情况：巴黎奥运会期间，该中心受理处置涉体育领域“饭圈”化问题举报，属地平台网站累计清理不良言论30.1万条，处置违规账号4600余个。

近年来，针对“饭圈”乱象，中共中央宣传部、公安部、中央网信办、国家广电总局等部门多次发声，对此行为进行坚决抵制、惩戒和组织引导。

2021年8月27日，中央网信办发布进一步加强“饭圈”乱象治理的通知，明确硬性规定各方落实责任，包括取消明星艺人榜单、严禁新增或变相上线个人榜单及相关产品功能，严禁呈现互撕信息，及时清理有害信息并从严处置违法违规账号。

2021年9月2日，中央宣传部印发通知对“饭圈”乱象整治作出专门部署。坚决抵制造星炒星、泛娱乐化等不良倾向和流量至上等畸形价值观，探索构建“饭圈”管理长效机制，引导青少年健康成长。【政策积累】

同时，专家表示，涤清“饭圈”乱象，不仅需要监管部门重拳出击，也需要经纪公司、平台机构和影视制作机构等各方奉公守法、承担责任，形成行业、市场多重监管机制。

CP30可以理解成一个同人漫展，比如说你很喜欢《西游记》，就在自己的理解下创作孙悟空取经后的故事，并制作相关周边，那就可以申请成为展会的摊主。所以这个展会可以算得上是所有二次元人梦想中的“朝圣地”。

据悉，这是CP漫展首次落户杭州，吸引了25万漫迷前来打卡。“在漫展上碰到领导检查，感觉破次元壁了！”更值得一提的是，不少网友在社交平台“刷屏”点赞这次展会的组织与服务保障，“杭州速度”“入场丝滑”“宾至如归”“贴心服务”等成了漫迷对这次展会的评价关键词。

CP30的现场，不仅有各色摊位和coser，还有杭州市长本人所带领的“领导团”。不少参加漫展的网友表示，自己不仅回答市长的问题，还亲自赠送给市长自己制作的“无料”（‌‌漫展上的一种免费发放的‌同人作品，包括‌画稿、‌小说、‌周边等产品），甚至还专门给市长普及同人创作的知识。事后得知市长的真实身份，除了尴尬，大家感到的更多是惊喜。

2020年，央视《新闻1+1》主持人白岩松就疫情相关问题，连线时任温州市市长的姚高员。在直播专访中，姚高员全程脱稿，发言条理清晰，数据明确。该节目播出不久，“白岩松对话温州市市长”的话题登上微博热搜，阅读量达1.1亿、点赞308万。

“与民同乐”既可以是“阳春白雪”的提倡，也可以是“下里巴人”的体验：进入现场，拥抱新鲜生动的二次元文化，与活力四射的年轻人面对面交谈，并大方地接受他们的科普。杭州市长在给CP30带来惊喜的同时，也让人们直观地感受到二次元文化的魅力和生机。相较于高高在上的口号式宣传，放下身段去接触自己所不熟悉的事物，也许是更为开放、也更为有效的城市文化建设之路，亦是多元文化建设的重要一步。

可以发现，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领导干部在互联网“火出圈”，那么领导干部“出圈”意味着什么呢？

一是可以充分利用短视频“短平快”的传播特性，通过迎合热点，为地方发展赢得更多“知名度”。随着社会不断创新和进步，抖音、快手、哔哩哔哩等短视频平台发展迅猛，注意力经济已经成为一种全新的经济模式，有价值的不仅仅是货物和信息本身，而是如何抓住受众的注意力。当下，领导干部在网络上的种种“出圈”行为，其核心都指向一点：通过“蹭热点”为地方发展赢得更多“知名度”。自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理塘县的丁真在网上意外爆红后，“为家乡代言”的基层“网红”们开始得到更多关注，其中就包括领导干部。在直播和短视频里，县长们或一展厨艺推介家乡美食，或穿上汉服游览家乡美景，诸如“贺县长说昭苏”“向县长说古丈”“唐县长爱太湖”等活跃账号的粉丝量已有几十万到上百万不等。

二是独辟蹊径展示新时代领导干部的创新创业热情，通过“内卷”秀创意，既为公众提供了“诗与远方”的现实画卷，也为社会树立了或诙谐、或飒爽、或睿智的良好形象。四川、湖北、新疆等多地的文旅局局长们，复原了普通民众对于饱览祖国大好河山的无限遐想，以人们喜闻乐见的cosplay形式，把只存在于典籍、武侠小说和影视剧中的场景，通过短视频的形式，呈现在公众的手机、平板上。他们或如解伟轻舟绿溪之上，乘风打太极；或如刘洪素袍斗笠，仗剑走天涯；或如贺娇龙身披红斗篷，策马驰骋雪原。他们扮相出镜为家乡代言、为旅游助力，不再是西装领导大背头式，有点拘谨的传统干部形象，而是可感、可亲、可交流的“江湖儿女”。

三是以互联网+专业领导干部的模式，既为当地农文旅产业节省了营销费用，也为当地土特产的销售提升提供了全新渠道。之前因一句“山东菏泽曹县666”火出圈的曹县，是全国最大的汉服生产基地。曹县县长梁惠民通过直播带货，把曹县原创汉服积极推向全国消费者，他说，作为曹县政府的主要负责人，必须抓住直播带货“出圈”的机会，向世界展示曹县品牌产品。他的直播吸引了超过160万人次观看，半小时内售出汉服3000余件。还有像陕西省商洛市山阳县副县长金雪华在直播间里卖山货、吃挂面，河南省信阳市光山县副处级干部邱学明直播拍摄农家散养鸡，介绍土鸡的各种吃法。领导干部“出圈”参与直播带货土特产的行为，既展示了当地的风土人情，更通过成本不高的直播，让广大网民群众发现了、购买了、享用了最正宗的原生态土特产。

豆瓣上的“脱口秀大会小组”里，组员“但是还有脱口秀”统计了《脱口秀大会》第一季至第五季女演员的占比：10%，26%，24%，22%，31%；今年，《脱口秀和Ta的朋友们》女演员占比27%，《喜剧之王单口季》女演员占比24%。

相比相声、小品这些传统喜剧形式，脱口秀无疑对女性更友好。女演员不用再扮丑搞笑；也不用作为“女神”（欲望对象）或煽情桥段中的“母亲”这种笑料包袱里的功能牌出现；更不用被贬为伦理哏中的“嫂子”或“妻管严”角色关系中的悍妇。她们只是说出自己成长中的阻碍、日常里的困难就足够好笑。

今年《喜剧之王单口季》的亚军小鹿，早在上节目前已是线下颇有口碑的女演员。作为入行最早的一批演员，经过早期的各种探索，她慢慢觉得文字游戏式的段子过时了，太浅了。她建了一个《你到底要表达什么？》的文件夹，认真思考生活里什么事困扰自己？从小到大遭受了哪些恶意？她开始关注女性困境，容貌焦虑、月经羞耻，甚至写自己的奶奶、嫂子，写封闭村落里女性的处境。有一次，她上台讲了30分钟关于月经的段子。

这样的表演不仅能激起女性观众的共鸣，也会对男性带来启发。相声演员阎鹤祥今年也参加了《喜剧之王单口季》，他曾在直播中说：“相声里的很多东西，是我们很多年来把中国人的幽默视角彻底带成了男性视角。”女性演员的广泛参与正在改变这种情况。阎鹤祥说：“我从脱口秀中获得的最多的就是女性视角、女性话题，包括所谓的冒犯。”

在传统的性别设定里，男性被赋予更多的公共表达和领导角色，社会也普遍认为男性更擅长讲笑话和幽默。脱口秀在国内兴起后，最初也被默认为是更适合男性的舞台，观众和从业者对女性脱口秀演员的接受度较低。男性主导脱口秀之后，在话题选择、表演风格等方面形成一定的规范和标准，更倾向于男性视角和表达方式。

近年来，女性脱口秀演员的崛起逐渐改变了这一现状。越来越多的女性涉足脱口秀领域，凭借女性视角、深刻的洞察力和出色的表演技巧赢得观众的喜爱和认可，证明女性同样可以成为优秀的脱口秀演员，不应受到任何形式的歧视或限制。这为行业注入活力，也为更多女性从业者树立榜样和信心。

更多女性进入行业，也在根本上丰富了脱口秀的视角和深度。她们纷纷将目光投向与女性紧密相关的话题，如月经、催婚、催生、性别刻板印象等，以幽默且犀利的方式揭示这些议题背后的社会不公与性别偏见，展现出强大的批评与抗争力量，推动性别平等的进程。

正如脱口秀女演员山河在赛后分享的：“请肆意生长吧！等有一天女孩越多，就会有更多的女演员走进决赛的舞台，就会有更多的女生的困境被看到。这个舞台女演员还是太少了，我们的对手不是那些人，我们的对手是这个世界的规训和刻板印象。面对规训和刻板印象，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赢，但是我们多了一个武器，就是这个话筒。”

尼日利亚女性主义作家阿迪契在《亲爱的安吉维拉》里写：“悲哀的事实是——这个世界满是不喜欢女性拥有权力的男男女女。我们惯性地将权力认作是男性的，强大的女性是反常的，于是她要承受各种检视。我们对强大的女性会有各种苛求——她谦虚吗？她会微笑吗？她是否知恩图报？她有居家的一面吗？我们评判强大的女性的标准是要比评判男性的苛刻得多的。”

根深蒂固的观念是可以改变的。这些女演员在做的就是这样的事。她们在努力“上桌”，让自己的故事被听到，挖掘一片沃土，沃土里还有很多宝藏。

以“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为主题的2024中国新媒体大会国际传播论坛15日在长沙举办。

论坛期间，知名媒体人士、专家学者、出海品牌企业代表等领域人士就适应复杂国际舆论环境、提升国际传播效能、把握国际传播规律展开交流，以增强中国国际传播影响力、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服力和国际舆论引导力。

传播力决定影响力，话语权就是主动权。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是对外宣传一项重要而紧迫的战略任务，加快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形成同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可让中国声音在世界上传得更广，赢得国际舆论斗争的话语权、主动权，更好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维护中国国家形象和国家利益。

中国外文局副局长于涛指出，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既要紧紧抓住新媒体时代的机遇，也要主动应对新技术变革带来的挑战，全面加强在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渠道等维度的协同协作，推动专业化传播手段和丰富的传播资源相结合，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凝聚更多智慧和力量。【语料积累】

“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叙事体系，需创新表达、改进技巧，推动国家形象由‘他塑’转为‘自塑’。”湖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明办主任赵成新举例，比如，湖南广电率先在全国搭建芒果TV国际APP，实现2.6亿海外用户目标，建强非洲“金芒果”卫星频道，覆盖精准用户超1000万，做实湖南国际传播中心，以实施外宣项目为抓手，以“平台建设+精品创制+渠道合作”为重点，着力打造具有湖南特色的国际传播体系。【案例积累】

地方媒体如何担当作为服务国家外宣大局，积极主动做好国际传播工作？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张琼表示，讲好中国故事，既要用好现有渠道，又要推陈出新。例如，西部国际传播中心构建城市国际传播工作体系，大力助推内陆开放综合枢纽建设，重点打造“一网一端一平台”，构建了“3+N海媒账号”传播矩阵，“外媒+央媒+省级国传”多层次媒体合作体系，扩大国际交流。【重庆本地案例积累】

“科技“是今年中国新媒体大会上绕不开的关键词，以“科文相融 新智相生”为主题的中国新媒体技术展也是此次大会的重头戏之一。在湖南国际会展中心，人民日报社、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旗下国家重点实验室集体亮相，向参观者展示具有创新性、前瞻性的先进技术研发成果，引领新媒体技术发展风向。并排放置的三张智能椅上，参观者佩戴着VR眼镜，沉浸式体验“遨游月球”，这种多感官联动的沉浸式体验，正是新媒体技术的研究热点之一。也有参观者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佩戴AR（增强现实）眼镜，感受虚拟环境和现实环境交叠的奇妙体验。

如今，媒体融合已经不是简单粗暴地将传统媒体与新媒体机械地结合，或者仅仅是形式主义地让地方电视台办一个融媒体中心，而是不断将内容的创作与传播与新技术紧密结合，积极拥抱科技发展，并让科技发展推动内容创作、呈现形式、传播方式的变革，以触及更多人群、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进而实现经济效益或者社会效益。中国石油报、湖南日报、新华报业、浙江日报、湖北广电、湖南广电、南方报业、等主流媒体在展会中展示了智慧媒体赋能社会治理现代化、人工智能重构新闻生产流程等方面的创新应用和落地场景。展会中，湘潭大学新闻学专业大四学生王梓赫体验了由新华社研发的“新华本源”AI知识助手。【案例积累】面对记者采访，王梓赫对该系统赞不绝口，表示不仅消息源权威准确，策划内容还新颖丰富，能够极大提高工作的效率。由此，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对于新闻生产流程的优化作用可见一斑。华为盘古大模型、腾讯混元大模型等国内先进大模型也悉数参展。据了解，近年来混元大模型在文生图、文生视频等新闻生产与传播领域崭露头角，由腾讯混元参与制作的《江山如此多娇》《珍AI地球》等AI原创视频，收获了千万级别阅读，获得受众积极反馈。

主流媒体的系统性变革也是本次大会的热点话题。十多年来，媒体技术突飞猛进，中国已经步入全媒体时代，传媒格局、舆论生态、传播方式等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因此，主流媒体面临着巨大挑战，但同时也意味着新的机遇。参会嘉宾普遍认为，应当坚持内容为王，以内容生产机制的创新来推动内容质量提升。新媒体技术的应用意味着内容生产机制的革新，为了充分发挥新技术的优势、适应网络平台的特点，就要建立新的生产组织形式。“新媒体工作室”成为了参会嘉宾所共同认可的组织形式。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院长汪文斌认为，新媒体工作室打破了传统媒体部门之间的壁垒，直面市场打造产品，这是推动媒体产品生产机制创新的有效探索。除了内容生产的创新，参会嘉宾也认为应当建立新的传播渠道，打造具备先进技术、自主可控等特点的传播平台，打造科学的、社会化的传播矩阵。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社长刘启宇认为，媒体融合转型必须强化用户思维，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样化需求，持续提升主流媒体的“新闻+”服务能力、拓展“传媒+”新领域，也说明了主流媒体在变革的过程中，也要坚持正向的社会效益，在新时代中承担好相应的社会责任。

文物不仅是历史的见证者，更是承载着民族情感与价值取向的重要载体。从一言九鼎的青铜礼器到蜿蜒千里的长城遗迹，从敦煌壁画中的飞天形象到“君子比德于玉”的哲学理念，每一件文物背后都蕴含着丰富的故事与深邃的文化意义。

传统文物鉴赏行业因其专业知识要求高且实践难度大，通常与普通大众保持着一定距离。然而，“听泉鉴宝”等自媒体人利用网络直播的形式，成功打破了这一壁垒，使文物鉴赏不再局限于小众圈子内。

一、“听泉鉴宝”爆火背后的多重因素

1、文化需求的觉醒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对精神层面的需求越来越高。尤其是年轻一代，他们渴望从历史中寻找文化的根源和认同感。根据《中国青年报》的一项调查显示，超过70%的年轻人表示对传统文化有浓厚的兴趣。通过观看“听泉鉴宝”的视频，观众不仅可以学习到丰富的文物知识，还能感受到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满足了他们的求知欲和文化归属感。

2、新媒体技术的赋能

移动互联网和短视频平台的兴起为内容创作者提供了广阔的舞台。高清摄像设备、直播技术和算法推荐等技术手段使得“听泉鉴宝”能够以更直观、生动的方式呈现内容，同时也能快速触达目标受众。此外，社交媒体上的即时互动功能增强了用户的参与感，使粉丝更加紧密地围绕在他周围。 

3、个性化与娱乐化的内容制作

“听泉鉴宝”在内容制作上注重个性化和娱乐性。他将专业知识与趣味故事相结合，用轻松幽默的语言讲述文物的历史背景和价值，打破了传统教育中的严肃氛围。这种形式更容易吸引年轻人的关注，并且能够在短时间内抓住观众的兴趣点。一项针对网络鉴宝节目观众的调查显示，约65%的受访者表示喜欢这类节目是因为其兼具知识性和娱乐性。例如，在介绍一件宋代玉佩时，“听泉鉴宝”不仅讲述了玉佩的材质和工艺特点，还穿插了一个关于玉佩主人的爱情故事，使得整个讲解过程充满了趣味性和情感共鸣。

4、个人魅力与专业素养

作为一个成功的网红，“听泉鉴宝”具备独特的个人魅力。他的形象亲民、语言风趣，很容易与观众建立起情感联系。同时，他也展示了扎实的专业基础，这使得他在众多内容创作者中脱颖而出，赢得了观众的信任和支持。据不完全统计，“听泉鉴宝”在过去的三年里发布了超过500期视频，涵盖了从青铜器到书画等多个领域，每期视频都经过精心准备，确保内容的准确性。这种专业性和责任感让他成为了许多人心目中的“文化推手”。

二、网红鉴宝面临的三大隐患

1、内容真实性与权威性的坚守

在追求流量的过程中，部分网络鉴宝节目可能会牺牲内容的真实性和权威性。为了增加娱乐效果或迎合市场口味，有时会出现夸大其词或误导性的信息。这对于真正希望了解文物知识的观众来说是一个隐患。一些网红通过自学或短期培训就进行文物鉴定，缺乏系统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这可能导致他们在讲解过程中出现错误，甚至传播不准确的信息。为了吸引更多的观众，一些节目会采用夸张的手法来描述文物的价值和历史背景。这种做法虽然能够短期内提高点击率和关注度，但长期来看会损害节目的公信力。一旦观众发现内容的真实性存在问题，他们可能会对整个节目甚至整个领域失去信任。

2、商业利益与文化传承的平衡

随着“听泉鉴宝”商业价值的不断提升，如何在保持内容质量的同时实现商业盈利成为了一个需要谨慎处理的问题。过度商业化可能会损害其作为文化传播者的公信力。在追求商业利益的过程中，创作者可能会更多地关注那些具有较高商业价值的文物，而忽视了一些更具文化和历史价值但商业潜力较小的文物。这种倾向会导致观众对文物的认知片面化，无法全面了解中华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商业利益的驱动还可能导致创作者在内容创作上偏向于某些特定的品牌或商家。例如，推荐某些高价文玩手串或艺术品时，可能会过分夸大其价值和收藏意义。这种做法不仅影响了内容的客观性和公正性，还可能误导观众，使他们在消费决策上做出错误的选择。

3、娱乐至上与知识传播的碰撞

鉴宝直播的爆火，可能会导致文物宝藏文化内容的同质化。许多节目为了追求高点击率，往往会模仿已经成功的模式，选择类似的题材和表现手法。这种现象可能会限制文化的多样性，使得观众接触到的文化内容趋于单一。长此以往，可能会削弱人们对不同文化形式的兴趣和理解。另外，为了吸引年轻观众，一些节目过于注重娱乐性和趣味性，而忽略了对文物背后深层次历史文化内涵的挖掘。这种浅尝辄止的做法可能会导致观众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停留在表面，无法真正领略其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文化价值。

不招“疫情班”应届生，一种赤裸裸的求职歧视|新京报

客观而言，三年疫情确实对大学生的学业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由于缺乏完整的大学生活体验，不少学生的社交能力、动手实践能力不如以往的大学毕业生。但也要看到，疫情下的网课学习，培养了学生更强的自主学习和自主管理能力，疫情防控也给学生进行了生活教育、生命教育与生存教育。

事实上，每一届大学毕业生，都存在用人单位所说的“分层”“良莠不齐”问题。用人单位不能因为这些问题，就给某一届的毕业生贴上标签，进行“一刀切”处理。理性的态度是，要关注具体求职者个体的实际情况，考察求职者是否具备胜任本单位招聘岗位的能力与素质。

不要“疫情班”毕业生，意味着用人单位的选材面受到局限，而且，也没有尽到用人单位的社会责任。对于学业受到影响的大学毕业生，用人单位可以通过进行有针对性的入职培训、岗位锻炼，提升其职业素养。如果所有用人单位都对这几届毕业生贴上“疫情班”标签，对其另眼相看，这无疑是不公平也极不负责的。

近年来，有一些用人单位在招聘时，就以“提高招聘效率，减少筛选成本”为由，对毕业生贴标签。如不要非985、非211、非“双一流”院校的毕业生，认为985、211、“双一流”院校毕业生，整体素质高，用学历作为筛选标准，简单、高效。

但如果深究就会发现，这种观念和做法的本质就是“唯学历”人才评价。这不会真正提高招聘效率，反而会影响人力资源队伍的整体素质。毕竟，“唯学历”评价会引导求职者只关注学历提升，而高学历并不等于高能力、高素质。

不要“疫情班”毕业生，是这种招聘观的另一种表现。这首先是对这几届毕业生的不公平，否定了具体个体的努力；其次表明，用人单位并没有建立科学的人才评价体系。因此，这不过是求职歧视的老套路罢了。

或有人认为，不招“疫情班”毕业生，是用人单位的自主权。用人单位当然有招聘自主权，但具体招聘行为却不得违反《就业促进法》等法律法规。而对求职者进行年龄、性别、身份等进行歧视，显然就属于此列。

也因此，不招“疫情班”应届生的偏见，不该是一家成熟企业应有的态度。对这样的用人单位，相关的法律法规显然要“长出牙齿”，依法纠偏这种就业歧视，尽量降低这种刻板印象对相应毕业生带来的负面影响。

用人单位歧视“疫情班”，既不理性也不合法|中青评论

顾名思义，这几届大学毕业生之所以被冠以“疫情班”之名，无非是因为他们的大学时光，多半都在新冠疫情“乙类甲管”时期度过。在大学时代遭遇疫情，既不是学生们的责任，也不代表其能力存在任何先天的短板。在这种情况下，要求他们在求职市场上为此付出代价，显然是不公平的。而就社会整体利益而言，这种“毕业年份歧视”也不利于做好青年就业工作，其潜在负面影响不容小觑。

站在用人单位一方的视角上，我们不难理解，雇主为何会对部分近年毕业大学生的职业素养有所担忧。一方面，疫情期间，大学生不便离校，因此与外部社会的接触较少，获取实习经验的机会更少；另一方面，相对封闭的大学环境，也对部分学生的学习状态和心理健康造成了一定影响。

然而，面对这一现实，用人单位还应本着就事论事的原则，对每一位求职者的个人能力严加考核、择优录取，绝不能随便给大学毕业生扣上“疫情班”的帽子，以“一刀切”的方式对其施加歧视性的待遇。

其实，不管是不是在疫情时期读的大学，任何一批大学毕业生之中，都必然有优秀的，也有不那么优秀的。用人单位想要找到符合期待的人才，就必须自行对其能力加以细致甄别，这是其最起码的职责。不看求职者的个人能力与单位需求是否匹配，而单纯以某些“身份标签”将人分为三六九等，是典型的就业歧视。这类行为一方面并非理性决策，无助于用人单位招录优秀员工，另一方面也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人员、职业中介机构从事职业中介活动，应当向劳动者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和公平的就业条件，不得实施就业歧视”。

对此，各个用人单位还应有所自省，最好不要再做那些既坑年轻人也坑自己的事。近年毕业的大学生如果遭遇此类就业歧视，也不妨鼓起勇气维权，积极主张自身的平等就业权，必要时向有关部门举报违法企业。社会应当努力让年轻人看到：是金子总会发光，有能力的人才终将得到大展身手的舞台。这不仅是年轻人应得的机会，也有利于整个社会的进步。

“疫情班”就业遭歧视？一种不应存在的偏见｜锐评

学成求职却被打上“疫情期间培养出来的大学生整体素质差”的标签，从而被某些企业拒之门外。这种基于片面认知的招聘策略，剥夺了部分应届生平等竞争的机会、折射出企业招聘过程中的短视与偏见，更触及了就业公平与招聘机制、人才评价等议题。

事实上，任何一届毕业生中都会存在能力差异和分层现象，这是教育过程中的普遍规律。将这些问题简单归咎于“疫情班”，不仅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推诿和逃避，更是在缺乏科学依据的前提下对教育体系的误解。疫情前的毕业生也存有能力高低之分，这是招聘单位在招聘过程中需要辨别和筛选的，“疫情班”属实是一场不应存在的偏见。

诚然，疫情期间，学生们确实面临了线上教学、缺乏实践机会等挑战。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没有学到技能或没有努力。相反，许多学生在逆境中更加珍惜学习机会，通过自学、参加线上课程等方式不断提升自己。因为经历了疫情，大多数青年也更懂得生命的可贵，更懂得如何面对未来的困难和挑战。这种经历的沉淀，让他们更加坚韧、更加成熟。

打上标签“一刀切”的招聘策略不仅不公平，也不明智，它忽略了人才的多样性和潜力。求职过程中需要的不是标签与偏见，而是全面、客观、公正的人才评价机制。企业应该增强识别人才的能力，通过简历筛选、笔试、面试等环节，全面评估求职者的能力、潜力、学习态度以及未来的发展前景。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招聘到真正适合岗位的人才，为企业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此外，“疫情班”这一标签与学历歧视、地域歧视等社会现象有着相似的根源。它们都是基于片面认知和偏见而形成的标签，是对某一群体的刻板印象。这种标签式歧视不仅损害了被歧视者的权益和尊严，也阻碍了社会的公平与进步。因此，我们应坚决拒绝这种标签式歧视，倡导公平、公正、包容的就业环境。同时，社会各界也要合力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合理的招聘机制，共同构建更加和谐、美好的就业环境。

余华英案重审宣判：愿天下无拐 | 人民锐见

我国刑事案件追诉期最高年限是20年。但现实中，不少孩子被解救已是成年以后，一些犯罪分子为逃避制裁百般躲藏。刑法规定，如果案件已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以后，犯罪人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余华英案重审判决充分说明：正义可能迟到，但绝不缺席。我国始终对拐卖儿童犯罪保持零容忍态度。“人贩子”切莫心存侥幸，无论跑多远、藏多深，哪怕不配合、不认罪，真相终将大白，犯罪必遭严惩。

对待拐卖行为，要严打、严惩，也要严查、严防。社会治安水平改善，加之生育理念发生变化，拐卖儿童现象明显减少。但不少积案仍未告破，犯罪土壤仍未完全铲除，并衍生出借助培训、依托互联网进行拐卖等新手段。打拐防拐仍然在路上，加强儿童权益保护仍不可掉以轻心。

今天还有一个令人欣慰的消息：另一起备受关注的拐卖儿童案件“梅姨案”中第9名被拐儿童已成功找到，标志着该案涉及的被拐儿童全部找回。健全常态化打拐防拐机制，各部门形成合力，各组织发挥作用，全社会从共识到行动，才能携手筑起安全网，杜绝悲剧发生，实现“天下无拐”，让“被拐走的人生悲剧”不再重演。

余华英重审被判死刑，是对所有被拐卖儿童的告慰 | 新京报快评

拐卖儿童是一个古老的犯罪，即便在古代封建社会，这种突破天理人伦的行为，也会被严惩。而在法治理念趋向“少死化”的文明时代，拐卖儿童罪也是目前国内刑法当中少有的最高刑为死刑的罪行。

拐卖儿童行为本身虽没有直接伤害他人性命，但被拐卖的孩子其生命轨迹发生改变：犹如死亡“重生”一般，再也不是原来的自己了。

余华英罪恶之路的起点恰是自己的亲生孩子，在庭审中，其对受害者的表现一直是冷漠和麻木的，感受不到对于自身罪行的忏悔。2004年，余华英曾因拐卖儿童作案时被抓，但余华英隐藏了自己的身份，只被判刑8年。而这一次，余华英没有逃脱法律的审判。

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中一位受害者，来自贵州织金县的杨妞花。她在5岁时被余华英从贵州拐卖到河北，因而余华英的样貌被她深深地记在脑中。2012年，杨妞花开始寻亲，2021年通过短视频平台找到亲人，但父母早已不在人世。2022年，杨妞花报案，通过杨妞花的线索找到了中间人，最终牵出了余华英。

有些受害者由于被拐卖时年纪尚小，生活完全改变，长大之后对于寻亲的动力不足。但是作为直接受害者，他们大都见过人贩子的样貌，因而是找到人贩子的关键。每次庭审或宣判，杨妞花和姐姐都会到场。她希望通过热点案件的影响力，让那些不敢站出来的孩子看到，找到家并不会影响现在的生活。

“一个人称之为孤勇，一群人称之为群英，我们今天的所作所为就是群英，所以我们明天见证的就是法治中国。”杨妞花喜欢的这句话，其实也是在激励那些受害者，只有积极站出来，才可能震慑人贩子，才会让他们知道，自己的罪行总有暴露的一天，不要有任何侥幸的心理。

余华英终究要为自己的罪行付出代价，但也有人贩子至今仍下落不明。此前媒体关注的广东“梅姨案”，至10月24日，被拐9名儿童都已经找到，但绰号“梅姨”的女子仍逍遥法外，足见打击拐卖犯罪的难度之大。

现如今，像余华英这样拐卖儿童的犯罪行为已经较少，但将孩子物化为商品的行为并不绝迹，甚至一些医院也参与其中。从刚出生不久开始，在孩子尚未形成记忆的时候，就已经成为“受害者”。这一类的犯罪更为隐秘，暴露更为困难。

因此，对于被余华英拐卖的儿童及其家庭而言，余华英被判死刑，是一种正义的实现和精神上的慰藉。但这个死刑判决不仅仅代表一个个案的终结，其更向社会传递出一个明确的信号，即拐卖儿童必将受到法律严惩，法律对这一违法犯罪行为始终秉持零容忍态度。

余华英重审被判死刑，以极刑彰显正义的震慑|澎湃新闻评论

死刑是最严厉的刑罚，是法治社会、文明社会对抗野蛮犯罪的最强“底牌”，也是坚守正义的最后“防线”。对犯罪分子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属于主刑和附加刑同步“升档”“置顶”。司法机关用掷地有声的判决，表明了对拐卖儿童罪行严惩不贷、绝不宽恕的坚决态度。

什么样的罪行，对应什么样的刑罚。对十恶不赦的罪行，理当施以最重的刑罚，这是人类社会的常识，也是共识。为谋取非法利益，余华英十年间拐卖儿童17名，造成12个家庭骨肉分离、亲情断裂，被拐卖的孩子命运被彻底改变，一些家长因失子之痛过早离开人世，人世间最大的悲剧莫过于此，让人痛心、遗憾。

人岂能被买卖？拐卖儿童与人类文明相逆，与人伦道德背离。这是最残忍的罪行，也是最不能饶恕的刑事犯罪。

在我国刑法中，明确对拐卖儿童犯罪予以严惩，量刑幅度最高的就是死刑。多年来，公安部多次部署开展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专项行动。在司法实践中，对相关犯罪团伙和主犯、犯罪分子，多有死刑判决案例。以余华英拐卖儿童之多，时间跨度之长，社会危害性之大，以及拒不悔改的态度，必须给予最严厉的惩罚。

之前余华英曾表示，自己还不想死，还要上诉。求生欲望人皆有之，不法分子也不例外。我国法律保护公民的合法诉讼权利，但不会容忍犯罪分子利用法定程序，逃避应有的惩罚。从一审到二审，再到再审一审，每一个程序都经得起推敲，都符合法律规定，将之办成经得起检验的“铁案”，就是对正义呼声的最好回答。

从诉讼程序来讲，下一步可能还有二审，以及核准程序等。而且在今天的死刑宣判后，余华英当庭表示上诉。但铁证如山、事实确凿，我们坚信，正义会迟来，但不会缺席。

对于杨妞花等受害人及家庭而言，随着法槌的郑重落下，死刑判决固然解气，但如何帮助他们修复创伤、抚慰心理，重回正常的生活轨道，也离不开社会各界的关心和帮助。

重审人贩子余华英，每一笔罪恶都不能被放过 | 新京报快评

从被害人视角审视本案，更能发现重审的价值。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孩子被拐卖，往往意味着灭顶之灾，现实中，因此家破人亡的并不鲜见。人贩子被抓到，属于被害儿童及其亲属的正义即将实现，这令人欣慰，也令人期待。

原审和重审，即便结果都是死刑，正义的实现范围也并不一样：因拐卖11名儿童被判死刑，死刑判决蕴含的是11名儿童及其亲属的正义；因拐卖17名儿童被判死刑，则蕴含了17名儿童及其亲属的正义。同样是死刑判决，“正义含量”并不一样。

也就是说，只有将案件发回重审，将余华英拐卖6名孩子的犯罪事实纳入法律评价，属于6名孩子及其亲属的正义才能实现，其被伤害的情感才能得到慰藉。相反，一旦满足于“已经是死刑”，对6名孩子被拐卖的事实失去痛感，不将其纳入法律评价，正义将有缺失。

值得注意的是，最新报道显示，余华英缺钱时，曾5000元把自己儿子卖了。这种洞穿人伦的案情细节，更进一步地凸显了“对其所犯罪恶的事实认定和法律评价”的必要性。

拐卖人口犯罪被称为“古老的罪恶”，其本质是对人的物化。在本案中，原审一审判决用最严厉的刑罚，对这种丑恶犯罪做了最严厉的否定。相信重审判决，也不会让公众等很久。

“代炒”服务火爆，释放传统菜市场新活力|荔枝时评

菜市场“代炒”服务的出现，不仅为消费者提供了便利，也为菜市场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传统的菜市场面临着电商、超市等新型零售业态的冲击，亟需寻求转型升级的路径。而“代炒”服务的引入，无疑为菜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让菜市场从单一的生鲜销售场所，转变为集生鲜售卖、代客烹饪、厨艺课堂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消费场所，提升了市场的吸引力和竞争力，也让烟火气重新回归。

当然，“代炒”能不能持续将市场炒热，还得经受市场的考验。目前，“代炒”有显而易见的挑战和限制。例如，厨师资源的短缺，靠一两名厨师代炒，出单量有限，难以扩大规模。此外，还面临成本控制压力及食品安全监管等问题。如何在保证服务质量的同时，降低运营成本，提高盈利能力，成为“代炒”服务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菜市场“代炒”服务能不能做大，根本还在于市场需求有没有被真正激发。毕竟菜市场受属地市场的影响非常之大，如果周边居民“代炒”需求少，那也不可能真正做大。为了提升服务质量，菜市场也可以提前磨好“菜刀”，通过加强厨师团队的建设和培训，优化成本控制、降低运营成本，强化食品安全监管，迎接逐渐火爆的市场需求。

菜市场“代炒”服务兴起背后，是菜市场寻求新转型升级的时代机遇。而一个新的产业链兴起，必然会牵引一系列问题出现，炒出菜品如何标准化，安全监管如何体系化，售后服务处理如何规范化等等，都需要考虑。

至于“代炒”如何实现标准化、规模化乃至互联网化发展，还有待观望。至少目前来看，“代炒”是为了解决外卖送餐服务无法保障食物健康安全的痛点，它的特殊需求之一，就是人与人的线下沟通与交流，通过现场监督做菜过程以保证安全与健康，让人们吃得放心。如果未来“代炒”业务也能够进行线上线下的融合，那无疑在技术和模式上还要继续探索。

总之，菜市场“代炒”服务的兴起，绝非一种从线上服务回到线下的“倒退”，而是一种出自人们对健康便捷的需求“升级”。在新技术、新场景、新模式的赋能下，“代炒”服务作为新兴业态，将为传统菜市场注入新的活力和可能。

“你买菜我帮做”，菜市场“代炒”为何火了？丨中青评论

按理说，现在实体餐饮业和线上电商都比较发达，不想自己亲自下厨，可以点外卖或出门外食，丰俭由人；想吃顿健康家常菜又没时间到超市采购，也完全可以线上选好食材，等待送货上门。那么，为什么有人会在做饭、外食和外卖之间，选择到菜市场“代炒”？

主要原因还在于：当下，不少餐饮模式虽成熟发达，却也有些不尽如人意的痛点。点外卖时，人们难免心生顾虑：这家出餐这么快，会不会是充满“科技与狠活”的预制菜？餐品使用的食材够新鲜可靠吗？后厨环境卫生过关吗？慢慢的，学会点外卖前先看看店家的资质，通过月销量、出餐速度、网友评价等蛛丝马迹判断其是否靠谱，或者索性自己先线下光顾一趟，确定店家不是“三无”小作坊才敢点外卖，就成了很多“外卖党”的必备技能。

到餐馆外食虽美味省心，可一餐人均动辄几十至数百元，积少成多，对钱包来说也是不小的负担。自己做菜呢，哪怕可以线上采购，但从选品、凑单、收货，到找食谱、做菜、煮饭，再到餐后的刷锅洗碗，“战线”也会拉得较长。一些上班族本就时间紧张，如果不能到点下班，还要经历“极端通勤”，回家可能就要到晚上七八点钟。饥肠辘辘之下，尽快吃上热饭才是当务之急。

更何况，并非人人都有厨艺，人们对美味的鉴赏水平与实操能力很可能不成正比。不少年轻人就自嘲：在外点评起美味头头是道，但自己一上手，看似一顿操作猛如虎，成果却只能算“维持生命体征餐”。

菜市场“代炒”，为什么火了？|澎湃新闻评论

菜市场代炒，“火”的时间节点可谓微妙。按道理说，今天的人们吃饭不再是个问题，即便没时间自己做饭，遍地的餐馆、随手的外卖，都已经足够方便。但或许正是在这种“工业化生产”的语境下，人们更有一种返璞归真的愿望，想重新找回属于家常菜的“锅气”。

说白了，在菜市场兴起的“代炒”，就是在外卖和与餐馆就餐之间，蹚出了一条新路。无论是频频登上热搜的外卖“翻车”新闻，抑或是人们对预制菜质量的担心（虽然很多担心未见得科学），加之现代人忙碌的生活节奏，都为“代炒”创造了生存空间。于是，这一“新赛道”应运而生，成为破解都市人餐饮痛点的新选择。

而对于传统的菜市场来说，“代炒”也不失为一种新生的契机。在商超、网络配送的夹击之下，菜市场急需拓展业务，去重新赢得消费者。“代炒”这种既实惠又方便的服务模式，自然容易在菜市场落地，成为一种增量服务。

当然，“代炒”能不能获得长足发展，甚至成为主流，还需要解决一些问题。比如垃圾处理、油烟排放、价格是否合理等。特别是卫生问题，即便消费者是自己备菜，但油盐佐料、烹饪器具等依然是商家提供，这些材料和器具的卫生是否过关，或者说发生食品安全事故后如何界定责任，目前还没有明确的界定。这些都需要在今后逐步探索解决方案。

不得不说，近些年围绕菜市场涌现了不少新闻热点：有的菜市场因为颜值高变成了网红，有很多年轻人爱上了逛菜市场，如今又因为“代炒”再上热搜。可见，对于网络时代这一容易被忽略的角落，人们重新寄予了特别的关注。

这种心情可以理解，菜市场凝聚了多少回忆和乡愁，人们希望这里可以红红火火、生机勃勃。这象征着一种“传统价值”的胜利：一种关于烟火气和生活实感的哲学，在一个日新月异、滚滚向前的现代社会里，重新找到容身之地。

确实也有越来越多的地方在响应这种服务需求和情感诉求，在大力推动菜市场改造。比如，上海普陀区桃浦镇TAO爱吧生活体验馆（真南市场），就从马路摊位逐步演变成最潮的“智慧菜场”；青岛发布了农贸市场专项规划，提出要打造“旅游新型网红打卡地”；义乌新马路邻里市集，正探索“传统型菜市场”向“智慧邻里市集”转型升级。

那么对于新近出现的“代炒”，相关部门的支持和配套服务也应及时跟上。无论是价格厘定、卫生管理、证照合规等，都可以进一步细化规则，让这一新行业的发展有规可依。目前来看，“代炒”的风评不错，很多网友呼吁“全国推广”。看到这一满足普通民众需求、又适配小商小贩生意的新业态，就不妨给予更大的呵护。

人生就像一场修行，也许结果会慢点到来，但永远不要停止向上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