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大学新传考研er必看！传播学总论中的那些隐藏考点（第二期）

后院篱笆法则是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著名新闻节目主持人丹•拉瑟曾经提出的针对选择新闻的一种原则。他说，电视新闻最应该选择的题材是什么？应该是两个家庭主妇在后院篱笆处聊天时最关心的话题。随着市场化驱动的新闻娱乐化的出现，重要的新闻开始难以引起人们的关注，反倒是那些鸡毛蒜皮的奇闻轶事更能博得人们的关注。新闻媒介开始把目光转移像这些事件，导致大众传播内容具有娱乐性色彩，最终转移人们对重要事件的注意力。这类新闻的选择是市场对大众媒介侵蚀的产物。

梅尔文·德弗勒（Melven L. Defleur），是美国著名传播学家，社会心理学家。他提出了趣味理论，认为大众媒介传播的内容分为低级趣味内容、无争议内容和高级趣味内容，低级趣味内容是这个系统的核心，是通俗文化的主要内容。他创造了德弗勒传播模式(美国大众媒介体系模式），揭示了受众、社会和大众媒介的紧密依附关系，并由此提出依附理论，在此基础上，他还提出了媒介系统依赖关系的波纹效果，认为社会各系统的变动都会对媒介依附关系产生影响。他在《大众传播理论》中，对受众理论做了总结，归纳为个人差异论、社会分化论、社会关系论、文化规范论等。

趣味理论将美国大众传播内容分为三类：1、低级趣味内容：指拥有广大受众，却起到降低情趣、败坏道德等副作用的内容。如暴力、色情影视等。它受到批评者的强烈批判。2、无争议内容：指拥有广大受众，且不涉及争议问题的内容。如天气预报等。它较少受到批判。3、高级趣味内容：指虽然广泛传布，却不一定有大量受众的内容。如古典音乐、政治性评论等。它拥有高雅趣味，能起到提高教养、道德的作用，但受到批评家的称赞。“低级趣味内容”是大众传播内容的核心。它受到市场利益驱动，能吸引到最大量的受众。虽然它们趣味低下、含有色情、暴力，但它能够保持在道德标准的范围内，既不至于招致监管机构的反对，又能够带来经济利益。

在传统上，美国学者和评论家习惯将大众传播内容分为“信息”(information)和“娱乐”(entertainment)两大部分，认为两者泾渭分明,各自承担相应的社会功能。但是,在20 世纪 60 年代之后，尤其是 80 年代后期，随着市场力量的日益增强政府管制的逐步解除，一种“市场驱动的新闻业”正在使两者之间的界限不再那么鲜明，导致一种新型的“信息娱乐”(Infortainment)的出现。这成为当代西方大众传播内容的最明显特征。

信息娱乐是指那些以信息为基础，但同时又包含有娱乐成分以吸引受众的媒介传播内容。这种信息传播日益娱乐化的媒介发展倾向，被称之为信息娱乐化。这种现象主要与电视等大众媒体中的软新闻等内容相关，这些形式的信息内容侧重于报道明星人物的緋闻和各种猎奇性信息， 并通过强化报道的文字表达和节目包装形态来突出信息的娱乐性。

所谓互文性，指的是某个文本与其他文本所分享的模式、角色、内容、对白、道具等要素,或者直接衍生自其他文本。互文性使得文本不是单独存在，而是互相连接的。互文性分为水平维度和垂直维度两种互文，在大众传播内容产品中，几乎所有的文本都必然与其他文本产生互文。在广告中，互文尤为常见，我们经常可以发现一个广告在借用另一个流行文本的角色或者叙事互文性对于受众来说，可以更容易进行解读、获取某种意义，甚至得到一种特殊的愉悦。对于生产者来说，互文性可以便于生产和促销。而对于研究者来说，探讨互文性能够理解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是如何在文本的连接中被加固的。

媒介即中介或中介物，存在于事物的运动过程中。传播意义上的媒介是指传播信息符号的物质实体。面向大众传播信息符号的物质实体，我们称之为大众媒介，包括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电影，书籍，网络等。从传播媒介的定义来看，传播媒介是一个非常宽泛的存在。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需要一个较为精准的范围，即传播学中的媒介。传播学中的媒介具有以下特点：1.媒介是一种物，而非人；2.媒介与传播形式不同；3.媒介与符号不同；4.媒介与媒体也应该区分开来。传播媒介的发展也经历了由单一到综合，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符号媒介、手抄媒介、印刷媒介、电子媒介、网络媒介。

多伦多学派是20世纪60年代由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学者哈罗德·英尼斯和马歇尔·麦克卢汉共同创立的。后继工作由多伦多大学麦克卢汉文化与技术研究所而得以开展。多伦多学派提出了一种在人类文化结构和人类心智中传播居于首位的新理论和新的媒介分析技术，对后来的传播学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多伦多学派的媒介文化理论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即：奠基人英尼斯提出的“传播偏向论”、核心人物麦克卢汉倡导的“媒介讯息延伸论”和20世纪80年代以来戴瑞克以新电子现实为研究框架所倡导的“文化肌肤论”。

传播政治经济学派指以政治经济学取向研究传播问题的学派。传承了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的学术精髓，将传播现象放在一个更广泛的历史、经济和社会背景下来研究，探讨媒介和传播系统如何强化挑战或影响现有的阶级与其它社会权力关系。传播政治经济学中心任务之一是“研究资本的逻辑是如何塑造文化工业的结构与内容”，认为媒介生产与传播过程具有“经济’和“政治”双重特征。传播政治经济学派以加拿大学者达拉斯·斯密塞和美国学者赫伯特·席勒为先驱，以1968年成立的英国莱斯特大学“大众传播研究中心”最为著名。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的代表性理论包括受众商品论、文化帝国主义、数字劳工等。

《权力的媒介》一书是美国批判传播学者赫伯特·阿特休尔于1984年发表的著作，探讨了新闻传播媒介与政治、经济、文化各种权力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作用，认为一切媒介都不是独立的，自为的，媒介历来都是受到某种权势控制的工具，都是为某种权势卖力的鼓吹者。经过对比分析后，将世界的新闻媒介划分为三种模式:马克思主义计划经济模式、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和第三世界国家模式。还指出了权势集团操纵媒介的四种方式:官方形式、商业形式、利益形式和非正式形式。此书为美国新闻界继《报刊的四种理论》之后一本全新的理论著作，对施拉姆等倡导的“社会责任论”进行了驳斥和挑战提出了对“四种理论”构成挑战的独家之见。

20世纪40年代拉扎斯菲尔德在伊里调查和后来的个人影响研究中发现意见领袖的存在，提出两级传播模式，引入社会群体的概念来分析受众，发现受众并非是孤立的个人，而是具有一定社会背景的群体成员；受众对媒介的接触虽然是个人活动，但这种活动通常受到群体归属、群体规范和群体利益的制约。 顽固的受众观认为大众传媒不可能随心所欲地操纵和支配受众，并由此产生了社会关系论受众理论。

达拉斯·斯密塞提出了“受众商品论”(AudienceAs Commodity)，并提出“免费午餐”(Free Lunch)概念。他在 1977 年发表的论文《传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盲点》中指出，大众媒介的运作过程，就是媒介公司生产受众,然后将他们移交给广告商的过程。大众媒介的广告时段或版面价值是传播产生的间接效果，它们不是广播电视或者报纸媒介生产的真正商品。媒介的节目编排是用来吸引受众的，这和以前的小酒店为了吸引顾客饮酒而提供的“免费午餐”没有什么差别。根据他对广告驱动下大众传播商品形式的研究，受众的人力(注意力)才是经营大众传播媒介的主要产品。斯密塞的观点极具启发性，拓展了我们对于受众的认识。根据这种说法，受众成为了商品。任何大众媒介，只要拥有了受众，就拥有了市场。作为商品，受众资源的分配也应该是由市场来完成的。

美国传播学者约瑟夫·克拉伯在《大众传播的效果》中将受众的选择性心理分为选择性注意、选择性理解和选择性记忆三个层面。受众的选择性行为如同三个防卫圈，由外至里分别是注意、理解和记忆。选择性注意是指受众一般会选择能够支撑其价值观的信息。选择性理解是指受众对信息的解读具有主动性，会根据个人心理和所处环境来对信息进行理解。选择性记忆是受众往往只记忆自己感兴趣或与自己意见一致的内容。传播者在传播信息时要对受众心理进行研究，提供符合受众需求的信息，以提高传播效果。

社会关系论强调的是群体关系在传播活动中的作用。它将注意力放在了群体压力、合力对个人接收传播信息所产生的影响上,认为受众所属团体的压力和合力对于受众接受信息时的态度及行为产生的影响很大,而媒介通常难以改变人们固有的信念和态度。

这一理论是拉扎斯菲尔德、贝雷尔森和卡茨等人的研究成果。他们认为，个人差异论和社会分类论都忽视了受众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而这种社会关系对于受众研究是极为重要的。受众的社会关系对受众有着巨大的影响,在受众的媒介接触中,社会关系经常既能加强也能削弱媒介的影响。事实上,媒介的效果经常为受众的社会关系所削减社会关系主要包括人际网络、群体规范和意见领袖等，具体到受众的社会关系则主要有他们所处的工作单位、社会组织以及各种非正式的群体等。社会关系论为大众传播和人际交往提供了一个结合点，而结合的桥梁就是社会关系。

文化规范论以传播媒介为出发点，认为大众传播的内容会促使接收对象发生种种变化。

受众的文化规范论认为，受众能够从媒介内容中学到新的观点，这种观点可能加强或改变原有看法。这种理论强调大众传播间接和长期的效果。可以说，现代社会里，大众传播充当着文化的选择者和创造者的角色，传播媒介为社会树立了文化规范。而人们在社会文化之中生活，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与这种文化相符合的社会观、价值观。在这一点上，文化规范论与“议题设置”理论有一定的联系。总的来讲，文化规范论肯定了大众传播对受众所造成的影响，并认为如果这种影响增强,会造成社会的“一体化”，为未来社会制造新文化。所谓社会“一体化”，指社会所有的个人、集团以至国家都从大众传播中获取不同的信息，从而相互了解、认识和鉴赏他人的生活条件、观点和愿望。

该理论由美国学者J.A.巴伦在 1967 年发表的《对报纸的参与权利》一文中最早提出的。他指出:为了维护传播媒介受众的表现自由,保障他们参与和使用信息传播媒介的权利,公民对传播媒介的参与权必须在宪法中得以确认。

社会参与论的主要观点可以归纳如下：(1)大众传播媒介应是公众的讲坛，而不是少数人的传声简；(2)时代在发展,受众在变化,许多人已不满足消极地当一名接受者，一种试图传播的自我表现欲正在增长；(3)让受众参与传播正是为了让其接受传播，因为人们对于接受他们亲身参与而形成的观点，要比他们被动地接受从别人那里听到的观点容易得多；(4)参与传播也是受众表达权、讨论权的具体表现。

随着社会的进步，受众积极参与大众媒介信息传送的要求日益强烈。大众传播媒介应该本着尊重受众、提高传播效果的原则，在传播形式上尽可能地考虑和照顾到受众这种积极参与的愿望、要求和权利。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受众的参与热情得到了极大的满足。读者来信、听众点播、观众热线、特邀节目嘉宾等传播参与形式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传播活动中，密切了传受双方的联系。

《人民的选择》作为美国学术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之一，为大众传播研究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设计上做出了开创性贡献。《人民的选择》以194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为分析案例，试图阐释在大众传媒及人际关系的影响下，选民如何做出投票的选择。作者通过对1940年美国大选中的民意进行研究，深入浅出地阐释了媒介效果、人的社会属性和选战期间的人际联系，提出了在今天新媒体时代越发受重视的“两级传播流”和“意见领袖”等概念，从而成就了本书的学术价值，奠定了主要作者拉扎斯菲尔德作为“工具制造者”的传播学先驱地位。

根据《人民的选择》，大众传播并没有直接左右选民投票的力量，只是众多影响因素之一，并非主要因素。

（1）“政治既有倾向”假说——人们在就政治问题进行决策之际，这种决策的性质并不取决于一时的政治宣传和大众传播，而基本上取决于人们既有的政治立场和态度。

（2）“选择性接触”假说——人们的既有政治倾向在很多程度上影响他们的媒介接触行为。即：受众并非不加区别地对待任何传播内容，而是更倾向于“选择”那些与自己既有立场态度一致或接近的内容加以接触，其结果更可能强化原有立场而非导致其改变。

（3）“意见领袖（opinion leader）”和“两极传播（two step flow of communication）”——大众传播并不是直接“流”向一般受众，而是要经过意见领袖这个中间环节，即大众传播→意见领袖→一般受众。“意见领袖”即在传播活动中为他人提供信息、观点并对他人施加个人影响的人物。特征：社交范围广、信息渠道多、传媒接触大。

（4）大众传播效果类型的概括——无变化、小变化、强化或“补强”（对受众既有态度的巩固和加强，主要）、结晶（使原来意向未明、态度未定者的态度明确）、改变（使受众传者的立场和态度发生逆转性变化，较少）。

创新与扩散理论是传播学的重要理论之一，是由美国传播学家罗杰斯在《创新扩散》（1962）中提出的。该理论认为传播是社会变革的基本要素之一，并把新观念、新事物的普及看作是一种特殊的传播状态，社会变革过程就是创新和发明的推广和扩散的过程。创新与扩散理论对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作用进行了比较，研究了社会进程中创新成果是怎样为人知晓，又是如何在社会系统中得以推广的。

“创新”指的是个体所认为的新的事物，包括观点、行为、实践、物体等。“扩散”指的是一个传播创新的过程。当一种创新持续了一段时间后，经由不同的方式在社会中产生影响并广为传播，就可以说创新经过了扩散。“创新扩散”的过程包括五个阶段：知晓、说服、决定、实施、确认。创新与扩散理论中有两项重要结论值得注意：(1)在创新扩散的过程中，相对来说，大众媒介渠道和外地渠道较之于人际渠道和本地渠道的传播，对于早期采用者比晚期采用者更有影响。(2) 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传播的过程通常呈 S形曲线，即在采用开始时很慢，当其扩大至总人数的一半时速度加快，而当其接近于最大饱和点时又慢下来。

劝服理论又译为“说服理论”, 是传播者试图利用传播的信息来改变他人的态度与行为的一种努力。对说服性传播效果的研究，是传播学的重要课题。说服性传播效果也被称为传播的说服效果，指的是受众的态度沿着传播者说服意图的方向发生变化，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一种“纯效果说服性传播效果”。

研究肇始于二战期间，代表性的研究是霍夫兰团队二战期间的的“新兵观看电影研究”及二战之后的“耶鲁研究”，从事说服性传播效果的成员以霍夫兰为核心，包括威廉·麦奎尔、凯尔曼、拉姆斯丁、贾尼斯等研究成果包括睡眠者效果假说、一面提示与两面提示、恐惧诉求、免疫效果、自信心假说诉诸理性与诉诸感性等一些理论假说，这些研究成果揭示了效果形成并不单单取决于传播者的主观愿望，还受到传播主体、信息内容、说服方法、受众属性等条件的制约，为否定魔弹论的效果观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议程设置(Agenda Setting)是用来说明媒介有意无意地建构公共讨论与关注的话题的一种理论。这一说法最先是由马克斯韦尔·麦库姆斯(Maxwell MeCombs)和唐纳德·肖(Donald Shaw)于 1972 年提出的,但其实这种观点早在此之前已经出现在政治学的有关文章中。

议程设置理论认为：①大众媒介往往不能决定人们对某一事件或意见的具体看法，但是可以通过提供信息和安排相关的议题有效地左右人们关注某些事实和意见，以及他们议论的先后顺序，新闻媒介提供给公众的是他们的议程。②大众传媒对事物和意见的强调程度与受众的重视程度成正比，该理论强调：受众会因媒介提供议题而改变对事物重要性的认识，对媒介认为重要的事件首先采取行动。③媒介议程与公众议程对问题重要性的认识不是简单的吻合，这与大众接触传媒的多少有关，常接触大众传媒的人，其个人议程和大众媒介的议程具有更多的一致性。④该理论不仅关注媒介强调哪些议题，而且关注这些议题是如何表达的，对受众的影响因素除了媒介所强调的议题外，还包括其他因素，这些影响包括对态度和行为的两种影响。

1973年诺依曼发表《重归大众传媒的强力观》初步阐释了沉默的螺旋机制，1980年在《沉默的螺旋：舆论——我们的社会皮肤》系统阐述了该理论。该理论认为，大众传播媒介在影响公众意见方面有强大的效果，并把舆论生成中起重要作用的因素称为“沉默的螺旋”。

主要观点包括①个人意见的表明是一个社会心理过程。②意见的表明和“沉默”的扩散是一个螺旋式的社会传播过程。③大众传播通过营造“意见环境”来影响和制约舆论。该理论把对舆论形成过程的考察从现象论的描述引向了社会心理分析的领域。同时对重新评价大众传播效果有启迪意义。但理论前提之一是个人“对社会孤立的恐惧”，以及由这种“恐惧”所产生的对“多数”或者“优势”意见的趋同行为，这一点仍有待推敲。

人们在判断大众传播的影响力之际存在着一种普遍的感知定势，即倾向于认为大众媒介的信息（尤其是说服性信息或宣传以及负面信息）对“我”或“你”未必有多大影响，然而会对“他”人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由于这种感知定势的作用，大众传播的影响和效果，通常不是在传媒指向的表面受众中直接发生的，而是通过与他们相关的“第三人”的反应行为实现的。“第三人效果”理论的提出人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戴维森。

1983年，他在《公共舆论季刊》上发表了一篇论文，题目是《传播中的第三人效果》。其一，人们在判断大众传播的影响时存在着双重标准：倾向于“高估”媒介传播对他人的影响而“低估”对自己的影响。其二，“第三人效果”也是一种说服或宣传技巧，定位的致效人群并不是作为内容对象的“表面受众”，而是与他们相关的“第三人”，以影响“表面受众”的形式，来实现操控“第三人”行为的意图。其三，“第三人效果”指的也是大众传播的现实影响的一种发生机制。

心理学依据：对自己的盲目乐观、虚幻的优越感、自我服务式归因。制约因素：信息的性质、信源的性质、社会距离、个人因素。有两种社会显性行为可能与“第三人效果”有关：一种是对限制媒体的舆论支持；另一种则是与抢购、挤兑等群体现象有关的集合行为。

心理学家海德最早提出认知平衡理论。海德的认知平衡理论可用POX模型来表现:P代表的是人，即分析的对象；O代表的是另外的某人；即一个物质的客体、观念或事件。海德关注的是在一个人(P)的心目中,这三个实体间的关系是如何组成的,研究人们如何知觉行为的原因在一致影响着我们对别人的反应。在海德的图表中,如果三者关系在所有的方面都是正面的,或者,如果两种关系是反面的，一种关系是正面的,那么,平衡状态就会存在。除此之外,所有的组合都是不平衡的。

在海德的理解中,喜欢的程度无法区分,其中的关系不是正面的即是负面的。他还假设,平衡的状态是稳定的,不受外界影响的,而不平衡的状态被假设为不稳定的,个人会产生心理紧张。这种紧张只有在状态发生变化、达到平衡时才能缓释。这个论点便是传播者对该理论感兴趣之焦点所在，因为它包含着一个态度改变和抗拒态度改变的模式。由于不稳定,不平衡状态便容易向平衡状态改变。由于稳定,平衡状态便抵制改变。

“认知不协调理论”是美国心理学家费斯廷格提出的一个理论。其前提是每个人都努力使自己的内心世界没有矛盾，然而所有的人都无法使自己达到无矛盾状态。费斯廷格把"矛盾"和"无矛盾"换为"不协调"和"协调"，并据此对认知现象进行分析。

认知不协调理论包含两个认知要素:一是关于自身特点和自己行为的知识;二是关于周围环境的知识。认知要素之间的关系有3种:无关系、协调一致的关系、不协调的关系。引起两种认知不协调的原因有:自相矛盾；文化习惯不同；特殊与一般的冲突；已有的经验作怪。改变认知不协调的办法主要有:改变与认知者行为有关的知识，以改变行为；改变与认知者环境有关的知识，以改变与环境的关系；增加新知识，全面接触新信息。

两面提示的免疫效果是由拉姆斯丁、贾尼斯等人提出的是指两面提示由于包含着对相反观点的“说明”，这种“说明”就像事先接种疫苗一样，能够使人在以后遇到对立观点的宣传时具有较强的抵抗力。两面提示在这种效果，就被称为是免疫效果。而两面提示指的是，在提示己方观点或有利材料的同时，也以某种方式提示对立一方的观点或不利于自己的材料。由于给对立观点以发言机会，给人一种“公平”感，可以消除说服对象的心理反感，但由于同时提示对立双方的观点，论旨变得比较复杂，理解的难度增加，如果把握不好分寸，反而容易造成为对方做宣传的结果。

社会认同模式指出,对群体成员身份的认同主要是一种认知的过程,这个过程通常是人们在回答“我是谁?”这样的问题时产生的。这个问题可以根据个人所属的或所确认的群体的立场来回答。因此，一个人从其赞赏和确认归属的群体中获得一种社会认同感。不仅如此,这种社会认同感似乎并不经常起作用,而是不时地在某种特定的情境中出现,又在某种特定的情境中消失。它一旦出现,个人的言行会试图与他所属的社会类别的规范一致,并配合相关的情境采取行动。

依附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基于对拉丁美洲国家发展状况的研究而形成的。用于解释第三世界国家不发展以及沦为西方国家附庸的原因。依附理论与现代化理论是相对立的，现代化理论的衰退也主要源于依附理论对它的质疑与批判。

依附理论将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归入“中心”国家，而将经济欠发达的国家归入“边陲”国家，认为世界经济体系是一个“中心—边陲”的经济体系，并认为欠发达国家之所以不发达和未能实现现代化，是“中心”国家利用不平等的经济秩序对“边陲”国家进行经济控制和剥削的结果，而这种控制和剥削主要是通过跨国公司垄断全球贸易实现的。跨国公司不但控制着全球市场和贸易规则，同时也控制着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这种不平等状态加强了“中心”国家的统治权，从而使“边陲”国家始终处于依附状态，无法独立自主地发展本国经济。由于依附理论的研究从欠发达国家的内部经济关系，转向了发达国家的外部经济关系上，认为发达国家的发达源于不发达国家的不发达，因此依附理论有时也被称为外在因素决定论。

知识沟理论最早是由蒂奇诺、多诺霍和奥里恩在1970年的一篇名为《大众传播流动和知识差别的增长》的论文中提出的。该论文指出，“随着大众媒介向社会传播的信息日益增多，社会经济状况较好的人将比社会经济状况较差的人以更快的速度获取这类信息。因此，这两类人之间的知识沟将呈扩大而非缩小之势”

该假说预计，由于信息的不断输入，因而社会经济状况好的或差的人均能长进知识，但是社会经济状况好的人将获得更多的知识。这就意味着,穷人与富人之间的相对知识沟将会扩大。蒂奇诺、多诺霍和奥里恩指出，在人人都感兴趣的领域，如公共事务和科技新闻，知识沟特别容易出现；而在与某种兴趣有关的特定领域，如体育和园艺，知识沟出现的可能性就较小。

约翰·费斯克是当今文化研究特别是大众文化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之一，著有《解读电视》、《理解大众文化》、《电视文化》 等多种影响广泛的著作。

费斯克高度强调受众的能动性，强调受众在媒介文化中的积极作用。认为大众文化并不是文化工业生产的，而是消费行为产生的，并且是人民颠覆和反抗资本的有力武器。《理解大众文化》一书中，费斯克还提出“两种经济”理论，认为金融经济重视的是交换价值，流通的是金钱，而文化经济重视的是使用价值，流通的是“意义、快感和社会认同”。 

费斯克的积极受众观承认受众的主动性，关注受众的反抗价值，从而肯定了大众文化的积极功能。但他高估了这一力量，把消费主义的身份认同和政治身份的认同混为一谈。

文化霸权是由葛兰西提出的，指一定阶级联盟为了自己的利益对整个市民社会的统治。葛兰西把社会分成两个部分，国家和市民社会。对于国家的统治，可以通过暴力或强制，但对于市民社会的控制，则不能单纯依靠外在的武力，必须诉诸文化。这种文化的领导权是建立在公民的“堂识”和同意的基础之上的因此，领导力量并不是一味地动粗用强，还会通过-定程度的让步和妥协，寻求咬合点，与被统治者达成一致。因此，霸权的根本问题在于维护文化上的霸权，这是种“虚假的合意主要观点]该理论的宗旨是揭露这种“虚假的合意”，唤起受众觉醒，推动社会变革。

文化工业是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阿多诺和霍克海姆在《启蒙辩证法》中提出的概念，用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下大众文化的商品化及标准化。

所谓文化工业，即大众文化产品的标准化、齐一化、程式化，从而导致艺术作品被彻底世俗化、均质化、商业化。这种工业模式把人类塑造成能够在每个产品中都可以进行不断再生产的类型，个人在不知不觉中就被消融到文化产品的程式化和齐一化模式的表现中，每一个体极富有生活情趣的个性特点以及创造性都因顺从这种齐一化模式而变成了泡影，取而代之的是大众媒介极力推崇的样板生活的拷贝。

批判学派是在社会科学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下，以欧洲学者为主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学派。它萌芽于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开始兴盛，80年代成为传播学研究中的主流之一。

其核心是在社会和文化的境遇里分析与理解传媒的内容、运行机制及其效果。其主要组成包括文化研究学派、政治经济学派、意识形态霸权理论和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等。

批判学派持不同于美国实证分析、经验研究派别立场，坚持以批判的观点和方法进行研究，其具有以下三个特点：（1）他们都对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持否定和批判态度；（2）他们着重考察与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相关的宏观问题；（3）在方法论上以思辨为主，反对实证主义态度，但近年来也采用辩证分析和经验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并不总是排斥经验调查和量化研究。

源于发展传播学，“发展新闻学”这一概念的逐步成形与“新世界信息秩序”的进程密切相关。早在20世纪60年代，建立一个更公平的信息秩序的想法就出现。

197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6届大会召开的政府间会议上，几个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明确提到了新闻媒介分布不平衡的问题，从而揭开了有关世界信息传播秩序大辩论的序幕。由西方一批学者和发展中国家一批学者共同探讨得出。主要在发展中国家盛行，其核心是，国家的发展尤其是经济的发展是一切发展中国家的首要任务，新闻媒介必须服从、服务、促进国家发展尤其是经济的发展。从核心内容出发，发展中国家的新闻媒介都程度不一地和政府保持一致，宣传政府的施政纲领。十分重视新闻媒介的守望、整合和教育功能，即，把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到国家的发展项目上；缓解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强调教育大众遵纪守法，竭力促进人的现代化，推广新技术。

构建中国发展新闻学的意义

① 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新闻的理论与实践无法脱离发展新闻学的发展范畴。以发展新闻学的视角来审视中国的新闻理论与实践，有助于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

② 以发展新闻学视野来探讨国家社会发展，有助于更好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③ 发展新闻学作为新闻学的一个新的形态，与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并不对立。相反，中国发展新闻学的发展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进程紧密相关。

从历史研究来看，媒介理论首先要讨论的“文化”议题，意指新兴的大众文化（popular culture）o大众是新兴的社会集群形式，大众传播使大众文化成为可能，而大众又通常被视为没有属于本身的文化。这种特有的“媒介文化”的兴起，也刺激了对“大众文化”本质的再思考。

1. 大众文化的定义

我们今天所说的大众文化是一个特定范畴，主要是指兴起于当代都市，与当代大工业密切相关，以全球化的现代媒介，特别是电子媒介，为介质大批量生产的当代文化形态，是处于消费时代或准消费时代，由消费意识形态来筹划、引导大众，釆取时尚化运作方式的当代文化消费形态。它是现代工业和市场经济充分发展后的产物，是当代大众大规模地共同参与的当代社会文化公共领域，是有史以来人类广泛参与的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文化事件。

2. 大众文化的特征

（1）非传统性；（2）非精英性；（3）大量制造；（4）流行色彩；（5）商业取向；（6）同质化。

3. 法兰克福学派关于大众文化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主要派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它的理论家本雅明、霍克海默、阿多诺等人都曾对大众流行文化下过定义。

以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为代表的大众文化观认为，大众文化与商业有着无法也毋庸避讳的关系，大众文化即商业消费文化，是那种用于大量消费的，为商业目的“有意迎合大众口味”而大批量生产的消费品，是“商人雇佣技术人员创造的”。

4.伯明翰学派关于大众文化

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伯明翰学派的霍加特、威廉斯、霍尔、汤普森从张扬大众文化起家，成为当代大众文化研究的奠基人。威廉斯在《关键词》一书中界定了大众文化的四种含义，第一种就是“众人喜好的文化”。（其它派别观点：）英美理论家杰姆逊、费斯克以及法国学者布尔迪厄、鲍德里亚等也对当代大众流行文化发表了不少观点不同、意义却十分深刻的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