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祝平 博士，苏州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在《外国文学评论》等期刊发表论文60余篇，出版专著、译著4部、教材多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项目3项、省部级项目多项；获省级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项，厅级科研成果奖多项，获第五届全国“戈宝权文学翻译奖”英语奖一等奖（第一名）、韩素音青年翻译奖。担任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英语）负责人。入选江苏省“333高层次人才工程”和江苏省高校“青蓝工程”。兼任中国外国文学学会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分会常任理事、中国外国文学教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江苏省翻译协会副会长等学术职务。
原文载于《当代外语研究》
2024年12月第6期
摘要:中国文学的翻译与传播在中国之崛起及中国文化“走出去”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文学外译时该译什么、由谁来译、怎么译,如何才能在国外获得理想的传播效果?朱振武教授的“汉学家与中国文学英译”三部曲回答了这些问题,为中国文学外译与传播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启示:首先，在指导思想上,要有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其次,在翻译主体选择上,做到中外译者通力合作,各扬所长;第三,在内容选择上,须认真甄选备译作品;第四,在翻译策略上,要做到归化异化兼用,力图归异动态平衡;最后,从传播效果考量,从事翻译及传播的各方要达到最佳配置,形成传播合力。
关键词:汉学家;中国文学;翻译;传播
引 言
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显著增强,国外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希望了解中国。同时,“我国面临的国际舆论环境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严峻。我们的国际传播任务艰巨紧迫,迫切需要从传统对内宣传思维拓展到面对世界讲话”(黄友义 2021:48)。因此,中国政府希望中国文化能够“走出去”,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实现从输人型的“翻译世界”向输出型的“翻译中国”之转变(黄友义 2022)。在这种背景下,作为中国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文学必然是向外翻译和传播的重点之一。而且,中国文学必然是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理应在世界文学舞台上获得应有的地位。由此观之,中国文学的翻译传播在中国崛起及中国文化“走出去”中的作用就变得举足轻重。
中国文学“旅行”至他国现象由来已久。比如四大名著之一《水浒传》在1728 年就传人江户时代的日本(郑公盾 1985:234),之后是朝鲜、越南等周边国家(李晓艳 2018:215)。19 世纪中叶,《水浒传》开始在西方传播,1850 年出现法文译本(郑公盾 1985:238),后又有英、德、意、俄、捷、波兰等多种文字版本在西方国家出版传播(王丽娜 1998:63-71)。二三百年来,中国文学作品在国外的翻译传播一直绵延不断。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从译介动因而言,大致有两种，即海外汉学家自发的对中国文学的译介和中国政府主导的对中国文学的海外译介(耿强 2014:66)。但是“外国人选择翻译的中国作品为了满足其国内读者的阅读需要带有相当的片面性局限性”(李朝全 2007:3)。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具有代表性的中国政府主导的中国文学海外译介行为主要有以下三种:(1)1951年创办英文版期刊《中国文学》,翻译发表中国文学作品,1958 年起改为定期出版,最后发展成月刊,并推出了法文版。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中国文学》是新中国向外译介中国文学最主要的渠道。该刊在“文革"期间停刊,“文革”后复刊,于2000年再次停刊。(2)20世纪80至90年代,由著名翻译家杨宪益主持编辑、组织翻译、出版的《熊猫丛书》。该丛书出版了195 部文学作品,此出版项目于 2000年终止。(3)进人21世纪以后,政府推出了旨在让“中学西传”的汉英对照版《大中华文库》丛书,拟译选题达 200种,几乎囊括了全部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和传统文化典籍。然而遗憾的是,这些政府主导的以“走出去”为旨归的译介项目效果并不理想,有些甚至是无效的(谢天振 2014:2;耿强 2014:77;王宁 2014:23;季进 2014:29;高方、许钧 2010:7)。
那么,中国文学外译时该译什么、由谁来译、怎么译,如何才能在国外获得理想的传播效果?这是中国文学翻译与传播必须解决的现实问题。
1. 汉学家之中国文学外译与传播之术
为了探寻上述问题的答案,上海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国家重点学科负责人朱振武教授在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当代汉学家中国文学英译的策略与问题研究”结题成果的基础上于 2022—2023年推出了“汉学家与中国文学英译”三部曲:《中学西渐:汉学家与中国古代文学的英语传播》《他山之石:汉学家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英语传播》《归异平衡:汉学家与中国故事的英语书写》。
虽然近年来中国文学英译研究的论文数量庞大、研究主题多样,但多集中于对中国单个作家作品的英译研究,且重心在译作,不在汉学家。而汉学家的“这些翻译活动给中国文学'走出去'带来的启示意义则更是鲜有问津”(朱振武 2022a:4),此前更未见探讨此问题的学术专著。因此,本三部曲的问世,及时地填补了汉学家中国文学英译综合研究的空白。学界名流、上海外国语大学查明建教授将此三部曲与冯友兰的“贞元六书”相提并论,称之为“壬寅三书”(朱振武 2023:642),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此“三书”全面系统地梳理总结了作为译者的海外汉学家的“成长背景、心路历程、文化认同、译介发生、译介理念、译介策略、存在问题及产生的影响等”(朱振武 2022a:17)。其中前两部侧重于汉学家们的“成长背景、心路历程、文化认同、译介发生”研究,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第三部则是对汉学家们“译介理念、译介策略、存在问题及产生的影响”所作的理论探讨和个案研究,体现了“三部曲”在中国文学翻译传播研究上的理论建树和应用价值。
《中学西渐》按文体分类探讨了25位汉学家对中国古代诗文、长篇小说、短篇小说、章回小说、史传文学、戏剧及说唱文学的英译贡献,而《他山之石》则研究 21位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英译中做出重要贡献的汉学家的成就。这两部论著的每章按汉学家出生年龄先后顺序排列,分别讨论他们的贡献。例如《中学西渐》第三章“汉学家与中国古代章回小说的英语传播”(上)部分依次讨论了英国汉学家霍克斯(David Hawkes，1923—2009)译《红楼梦》、美国汉学家芮效卫(David Tod Roy，1933—2016)译《金瓶梅》、美国汉学家罗慕士(Moss Roberts，1937)译《三国演义》。而在第四章“汉学家与中国古代章回小说的英语传播”(下)部分则依次介绍了英国汉学家亚瑟·韦利(Arthur Waley，1889—1966)译《西游记》、美裔汉学家沙博理(Sidney Shapiro，1915—2014)译《水浒传》、英国汉学家詹纳尔(W. J. F. Jenner，1940)译《西游记》、英国汉学家霍布恩(Brian Holton，1949)译《水浒传》。《他山之石》第一章“汉学家与中国现代文学的英语传播”讨论了莱尔(William A. Lyell,1930—2005)等7位英美汉学家对鲁迅、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等现代作家作品的翻译。而第二、三、四章则分别讨论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1939)等 14 位汉学家对莫言、苏童、阿城严歌苓、吉狄马加、余华、阎连科、王安忆、王小波、麦家等当代作家作品的翻译。
《中学西渐》和《他山之石》每章既对汉学家生平及翻译活动进行宏观介绍也归纳每位汉学家各自的独特之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每章标题均采用章回体小说形式,而且高度聚焦,仅从每章标题便可看出本章精华。比如，《他山之石》第五章研究的是美国汉学家金凯筠(Karen S. Kingsbury，1961)译张爱玲,而作者给这一章命名为“倾城恋迷二金锁,半生缘聚一爱玲”(朱振武 2022a:78)。此章标题中巧妙地镶嵌了译者金凯筠之汉语姓氏“金”字与被译介者张爱玲的名字,还有张爱玲的作品“二锁”(《封锁》金锁记》)、《倾城之恋》和《半生缘》,真可谓匠心独运,鬼斧神工。
如果说《中学西渐》和《他山之石》重点研究的是有关汉学家中国文学译介活动的总体状况,那么《归异平衡:汉学家与中国故事的英语书写》的亮点则是具体解决怎么译和如何传播的问题,它集中体现了作者对中国文学英译与传播理论的思考与实践探索。
《归异平衡》从译者与作者对等角度把翻译文学与文学创作进行系统地多维比对,对中国古代、现当代文学和港澳台地区及海外华语文学的英语书写进行深人细致的学理探究,厘清英语世界二十余位有重要影响的汉学家的翻译动机、翻译发生、选材标准、译理念、翻译策略、存在问题及副文本的贡献等问题,以期更好地探讨中国文学文化在域外的翻译发生机制和不同时代域外读者的文化旨趣、文化追求和文化消费,进而更有效地讲述中国故事,为实现文明互鉴和世界文化多样性提供文本依据和策略启示。本著术道兼治,微观个案研究与宏观理论探讨相得益彰。在汉学家中国文学翻译实践的个案研究上下足了力气,通过对中英文版本及译本对比研究,发掘汉学家们的翻译策略和技巧,提炼其翃译特色。比如,第一章第一节花了大量篇幅探讨罗慕士故意“误译”的问题,通过大量例证总结出罗氏故意误译的四种情形:刻意保留源语语言异质因子以推广源语文化、丰富译人语表达法:弥合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之间的不可通约性;迎合译语读者认知心理以提升阅读体验;强化原著文本特质中的诗学美学内涵等等。因而,所谓的罗慕士“误译”实乃“悟译”。正是这些特征使得罗慕士译《三国演义》成了一个以“异化”为特色、以“学术性典范”而著称的英译本。正如本节小结所言,“'有意误译’如同“似非而是’的隽语,表面乖张、变形乃至荒诞,但细品之下,却“意料之外,情理之中’,有着直指事物本质的犀利,更能烛照两种语言、两种文化之间的对峙。因为它深刻反映了两种异质文化内在肌理的天堑鸿沟和历史语境、时代需求、文化诗学、阅读品位等外部环境对文本的制约以及译者为克服此种差异、衡量此种制约所做的自觉性努力”(朱振武 2023:43)。
就读者阅读体验而言,“三部曲”可谓读者友好型学术著作。全书绪言部分提出问题,主体部分结合各位汉学家的中国文学英译详细述,结论部分则给出问题的答案。比如，《中学西渐》以绪言“他乡的归化与异化”始,主体部分六章按文类探讨汉学家们的中国文学英译工作,结论部分提出了“翻译活动就是要有文化自觉”的主张。同理,每一章的安排也尽量方便读者阅读,获取本章内容。每章开头都有三、四百字的卷首语,提纲挈领介绍本章要点,每章结束后往往又从文学理论和翻译理论层面上升华本章主题。例如《中学西渐》第一章“汉学家与中国古代诗文的英语传播”的卷首语中就有这样的文字:“本章所涉及汉诗英译之大家皆为“道’中人:刘若思洋为中用,以中律西:康达维寄情辞赋,情韵兼修;赤松取法禅宗,一片冰心;宇文所安黄唐在独,落落玄宗;而享顿则从古代山水诗中提炼出现代文明的生态智慧,标举起独树一帜的翻译'荒野诗学观’”(朱振武 2022b:13)。寥数语就为读者预置了有关四位汉学家翻译特征的“图式”(schema),可谓要言不烦,一语中的,为读者阅读本章提供了人门的钥匙。且此段提要的内容涉及古今中外多个学科,文字典雅,用典自然,落落词高,飘飘意远,非中西文化文学登堂人室、学优才赡者不能为之。而“本章结语”部分则将对汉学家英译的实践提升到了理论高度:“这种对文化诗学异质性的深人把握和尽力再现的意识,突出表现于译者在翻译策略选择中的平衡与变通。他们的译作也因此呈现出既深人中国文化肌理,又顺应译人语诗学美学规范的特征,不仅令原诗的历时内涵和审美价值得以充分保留,更帮助其获得新的意义和多重阐释空间,大大提升了中国古典诗歌的开放性和延展性,最大限度地补偿了汉诗英译'味’之失”(朱振武 2022b:93)。这体现出本书作者对翻译美学深刻的思考和跨文化传译理论独特的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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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文学外译与传播之道
在回答如何做好中国文学外译及传播的关键问题时,“三部曲”进行了系统的思考,形成了完备的体系,具有诸多有益的启示。
首先,在指导思想上,要有文化自觉意识和文化自信。在中国文学外译过程中应摒弃对译人与译出持双重标准的“奴译”观念,自觉清理与反思无意识的“西方中心主义”,增强中国话语建构意识,实施中国文化传播、文化外译之“走出去”“走进去”和“融进去”三步曲,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其次,在翻译主体选择上,要做到中外译者通力合作,各扬所长。中国译者有母语理解优势,可以做到“听话听音”,读懂语言背后的文化内涵,确保理解的正确性和深刻性。而外国译者则具有在译人语表达上明显的优势,可以使用目标语(译入语)读者习惯的地道表达,准确传达语义。另外,外国译者的“他者”视角往往又能发现源语者习以为常、但目标语读者而言觉得特殊迥异的新质内涵,并据此调整表达,更好地服务目标语读者。在大部分情况下,翻译工作应以目标语译者为主,以源语译者审核为辅。源语译者的主要作用是负责审核目标语译者对源语的理解是否有误。而在一些中国文化意蕴深厚的作品外译时,也可以采用以中国译者为主,以目标语译者为辅的形式。中国译者确保对作品中中国文化的理解不走样,而目标语译者则负责中国译者的译后编辑及润色工作,确保译人语的准确性和可读性。
第三,在内容选择上,须认真甄选备译作品。选材既要考虑目标语读者的喜好和关注度,但又不唯市场马首是瞻,还应考虑国家战略意图。要中外相关人员共同会商,尽量把既叫好又叫座的中国文学作品外译出去。但对于树立国家正面形象特别有利的作品,即便海外市场预期暂不理想,也应该选译并下大气力推广传播出去。
第四,在翻译策略上,要做到归化异化兼用,力图归异动态平衡。归化或异化策略的选择往往因目标读者、翻译传播目的以及时机而异。在中国文学外译与传播工作中,既要依据不同时期、不同场合的目标读者和翻译目的的不同而发扬归化和异化各自的优势,也要注意归化和异化策略的有机结合。
最后,从传播效果考量,从事翻译及传播各方须形成传播合力。影响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走出去”涉及的因素众多,“走出去”之任务绝非仅仅是狭义的翻译活动所能完成的。这涉及意识形态等政治因素、翻译动机、国外市场需求、被译作家总体被接受情况、作家与译者的配合度、翻译策略选择、译本质量国外代理人和赞助商的推广能力等诸多因素。要尽力使这些因素达到最佳配置,形成合力,助力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扬帆远航,顺利出海,在海外落地生根。
3. 结束语
三部曲涉及数十位汉学家的中国文学英译活动,资料丰富,文献全面,具有极高的学术史价值,也显示出作者非凡的文献爬梳与提炼水平。当然,也正是因为研究工作体量巨大,资料浩繁复杂,难免出现百密一疏的情形,偶有印刷错误,有些表述也可以更缜密些。比如，《中学西渐》第三章介绍罗幕士的生平时指出早在1983年罗慕士就曾作为外国专家来华访问。但本文笔者读硕士研究生期间得缘亲炙罗慕士教授,曾听到他提及过自己作为青年学生代表团成员受到周恩来总理接见之事,也在他纽约的寓所里亲眼见到过这张集体合影照。周恩来总理于1976年1月逝世,所以,罗慕士访华应该是早于1976年,自然也早于1983年。因此,其最早访华日期尚有待进一步考证。另外,此章所提及的“罗慕士退而不休”之说也欠严谨。2022 年《他山之石》和《中学西渐》出版时,本文作者通过邮件向罗慕士问安时,他还说新冠疫情期间自己在新泽西暂住一段后又回校教学了。现查询纽约大学网站也发现,罗慕士目前依然在职。笔者发邮件询问时,他也确认自己还在职。又如，《他山之石》第一章第七节介绍美国新生代汉学家雷勤风(Christopher G. Rea)时提到其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形成的专著The Age of Irreverence: A New History of Laughter in China(2015),并给出汉语译名《大不敬的年代:中国新笑史》。这个翻译自然是正确的,但雷勤风这本英文原著出版时在封面上英文书名前给出了该书的汉语繁体字书名《破涕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自译书名,还是沿用雷勤风本人所给的汉语书名,做个必要的注释和说明会有利于读者获得更全面的信息。当然,这些只是白璧微瑕,断不会减损“三部曲”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
统而观之,“三部曲”彼此关联,相互交织,逻辑自治,体系完备。正如朱振武教授在“中国文学英译研究三部曲”《归异平衡》之跋中所言:“有西学东渐,自有中学西传;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文学文化具有多样性,才能实现真正的文明互鉴。一百多年来,中国外语学者孜孜吃吃,为文学文化的有效传播不懈努力着;几个世纪来,西方学者在中国典籍中寻寻觅觅,在归化与异化之间寻求着平衡”(朱振武 2023:639)。可见,朱振武所呈现的大部头“三部曲”实乃中国文学英译之路之“三步曲”。它们无疑显示出了一个中国学者强烈的文化自觉意识、文化自信情怀以及巨大的学术创新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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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家中国文学英译研究三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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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公众号：交大文渊
